这是一篇随笔，原载北平《现代知识》二卷六期。
纪德怀着对生命的热忱一生几乎已跑遍世界的每一角落，独独还没有到过中国。他曾几次表示过他的向往，我给他回信说：恐怕还不是时候。
在国内先后翻译或介绍纪德的人还不算少，但我对《纪德在中国》这题目知道得并不够确切。
就我往日对书报的涉猎，似乎记得穆木天翻译《窄门》是相当早的事情，卞之琳介绍纪德很有成绩。他翻译过四种《解说》，此外还有《浪子回家》，《窄门》，《新的粮食》与《伪币制造者日记》。卞君说他也译全了《伪币制造者》，但原稿于战事期间已在香港被毁。
此外闻家驷也翻译过《浪子回家》，记得是发表在当年的《文学季刊》上。王了一翻译过《女学》，但他把书名译作《一个少女的梦》我觉得有点太花招；以后金满成与陈占元也都译了这本书，金译《女性的风格》也觉奇特，陈译《妇人学校》倒比较老实。我看纪德极少在书名上用工夫，往往借用原有的（如《女学》由莫里哀的剧本而来），或借用古代神话与历史中的人名。否则就是实实惠惠最不引人注目的书名。正这方面他有点像不修边幅的人，不愿藉外表去惹人注意，自然也由于他自信自己作品中确实有点东西的缘故。
丽尼从英文翻译了他的《田园交响乐》，并据说是国内纪德翻译中销路最旺的一本。此外黎烈文主编《译文》时似乎也翻译了他几篇论文。徐懋庸翻译了悼王尔德那篇纪念文的一部分（以后我自己也翻译过这篇文章）。我这点报导必然是不完全的，可能是很不完全的，因为我手头并无可查的文选，这只好等以后好事的读者们去补充了。
对了，譬如说，我就忘了一个很重要的名字“张若名”。杨夫人研究纪德可能要算国内最早的一人，但她的大作《纪德的态度》（LAttitude dAndré Gide）是用法文发表的，是作者在里昂的一篇博士论文，写得很好（因为在当年对纪德能有此认识实在是难得的）。以后我在巴黎时，纪德还提起“有一位中国女学生……”
纪德在中国
纪德研究
最近纪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金在国内也已引起广泛的注意。北平《益世报》出过整版专页，上海《大公报·文艺》出过半页专刊，其中有一篇短文是纪德得奖后在瑞士发表，《朝日新闻》驻瑞特派员把它译成日文寄回本国，国人又从日文翻译成中文刊在那半页专刊上。这是一篇短文，写得很有趣味，也很真挚。文中说：“追求名誉，在我是无缘的。但从年青的时候起，我却一向看重名誉。起初，经过相当长的时间，我的作品毫没有引起反响，但我并不灰心，因为我始终相信我的作品自有被读的价值……我获得诺贝尔奖金以后的感想很多，可以说，像一个获得称赞的孩子一样。如果我自己不以为做了适于受奖的事，那末这种孩子似的欢喜是不会如此大的……”
这是一个七十八老翁很天真的话。最近一个年青朋友从杭州写信给我说：“纪德的《我的感想》发表以后（即指以上那篇短文），东南人士颇有以为失身份者。”我读了这句话觉得很有意思，这十足是东南人士的观感（其实应说浙东人士，我自己也是），也即不易理解童心的喜悦。其实这一点又何止仅是东南人士，文化根深的地域都有这种倾向，纪德所以不易为他本国人接受，除其他各种原因以外，此也其一。
但我把话扯远了，我的主题仍应是“纪德在中国”，而且无可避免地还得谈到自己。我最早论纪德的文字发表于十四年前。我希望不太被误认作炫耀，如果我说我自己是这些介绍者中最带韧性的一个。这原因是纪德给我的影响太深，而我每喜对人说：纪德的影响是健康的（至少对我如此）。
我第一次接触纪德的作品是在一九三四年清华研究院温德先生所开的“纪德”这课程中。来谈纪德在我身上所起的影响显然还不是时候。我只说当时我念了他一本书就开始念他其他的书，以后到巴黎则整整几年花在这一作家的作品上。至今我还保留着当年读《纪德全集》时所作的一千三百十三页蝇头蟹文的笔记。当时我就想写一本论纪德的书。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在巴黎时的日记中：
第一天把白纸展展开在我眼前。足足一年半来的阅读，积下这一千三百余页的笔记，要清算这一盘账又将从何下手？
第一次我把钓竿整理就绪。坐下在这茫茫的湖边，踌躇不知所措。我所确实的是：湖的幅员（虽然仍不免有茫茫之感），鱼的种类……但有大有小，且引上你的钓钩的则不一定是你这一刻所正需要的。
我的玄想从而开始，但我此来非为玄想。
策略种种：
按年月的顺序去追溯一个作家：由其幼年的环境……从而形成其人的个性……从而其作品中的思想之演进。
按作家之各方面作纲要：为人，处世，道德问题，艺术问题，分项作述。
以作品本身为主，从而探讨作家之各方面。
以批评家自身的趣味为主，不作明显分类。理解与选择。一己之见。
法国论纪德者最大的错误在于以法国的文学道德的准绳去衡量纪德。挑拨多于理解。批评家高于作家。批评家所属（党或派）高于批评家自己。
在艺术上无标准的尺，也无标准的秤。
对一个伟大的艺术家应予以理解，而非衡量。他的作品本身即是他自己的尺与秤。
同年同月二十三日的日记中：
仍是茫无头绪。昨天上午继续阅读笔记，一时的兴致，开始翻起《地粮》来，成三四页，但重读时，对自己的译文无法满意。
我并不需要把湖中所有的鱼全钓上来（事实上且也不可能）。在未正式动笔以前我应预先记住这句话。
一篇精粹的论文，材料固然重要，但如何论法，则更重要。
自然我当年计划的这部作品至今并未写成。次年六月十三日日记中又说：
来欧洲以后，我的读《纪德全集》是我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这阅读整整花去一年时间，时刻想写的一本关于纪德的书却始终没有动手，慢慢竟觉得为自己，这种工作实在已没有什么必要。相反，去冬由于一时意兴却翻译起《地粮》来。译稿虽已完成，而这些日子一直忙着修改与誊清，但我对自己的译文中有的地方，自己读了也生气。在这修改的过程中，想另换一些新的替代，但思索半天，有时仍落得失望，竟至绝望。幸而我的工作并非为出版机关或书店，因此，自己愿意的话，尽有权永远让它留在自己身边。但无论如何，这译稿非在最近全部誊清不可，也算把这事告一段落。
这部《地粮》以后隔了四年在重庆出版。在内地时最初三年住在西北，每乘暑期，偷闲试译《伪币制造者》，这一部三十万字的长篇是以三个夏天一个秋天才译成的，又搁了三年始在重庆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伪币制造者》前曾写了一篇数万字的长序，这显然是一件荒唐的事情。但我常追怀写那一篇序时的心情。那一年我已在北碚，正值都匀独山失陷，贵阳吃紧，重庆人士纷纷打算逃往兰州的冬天，我且不知何故心境非常平静（或是另一方式的兴奋），每晚乘家里人安顿以后，拨旺了炭钵，然后顺着黑暗中的农场到沿嘉陵江畔的小摊上买回一大包通红的蜜橘，吃着通红的蜜橘，对着通红的炭火，便开始起我的工作直到后园鸡鸣。如是连续十五夜终于在圣诞节前夕完成了这篇荒唐的长序。但我不能不说在我论纪德的七八篇文字中，那一篇是算过得去的，至少我自己这样看。
以后也译过纪德的一部分论文以及一本小书《日尼薇》（实系《女学》续集），此外都是些尚未全部译成的稿子。我对这方面的工作大体如此而已。但我对自己已说得过分的多，原因自然由于我对自己比对别人知道得更为清楚。
复员后到上海还看到过两本纪德的译文，即：《从苏联归来》与《刚果纪行》，记得翻译者署的是笔名，以后又有人告诉我当时某书店印那两本书是多少有作用的，但内幕我并不清楚。自然纪德的《从苏联归来》当年在欧洲也大掀起一阵狂风暴雨，出版一月中再版数十余次，当时国内也像有几个人同时在翻译，至少我在某杂志上注意到戴望舒的译文，以后登完与否倒不知道。
上述这一类书自然也极代表了纪德的个性与人性。但对认为有失身份的仕女们，他们如果知道纪德还以名作家的地位实地到街坊陋巷去调查搜索几件社会新闻所引起的礼教（实在因改作洋教）吃人的案件以补官方记录之不足，诸如《博亚矶的女囚》之类的作品，岂非更当笑落了牙齿！这本报告文学式的作品记录法国一个有身份家庭的小姐因与人私通成孕，她那位虔信天主教的母亲与阿哥把她在一间漆黑的卧室中幽囚了二十余年，最后因家中新来一个女仆，而她却偏有一位情人，幽会之际，无意透露了这有身份家庭的秘密。这个外来的男子倒不愧是一个有情人，他得了这点风声立刻向警局告密，卒至败事。请想想把一个少女的青春为她虔信的亲生母亲紧闭在上了锁的百叶窗的卧室内达二十余年之久，天下这种疯狂教人听了是否还再有心情笑落牙齿？当警局派员去查察时：打开卧室的门，但见满床残羹浪藉，粪土满积，其上是老鼠，臭虫，虱子以及各种其他昆虫示威的行列，而那女囚——二十多年前与情人幽会的少女——都已成了一个骇人的活僵尸。我不说了，我有工夫，倒也预备把这本真切得荒唐的记录翻译出来。
一九四八年一月二日于清华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