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成功的三个常量
（1）健康的身体
这是每一位成功学者都特别强调的一个成功要素。因为从每个生命个体来说，成功作为其人生追求的目标，都要首先有一个赖以凭借其奋斗的健康的身体，这里的健康是指物质形体和人的精神两个方面。
熟悉历史的人都知道，很多伟人最终与成功无缘，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没有健康的身体，使得其英年早逝，这不能不使人为之扼惋。
从很多事例中，我们都可以看出健康的身体对人生成功的重要意义，可以说，随着生命的结束，基于个人所制订的一切计划和宏伟目标，个人所实施的一切未尽的伟大事业，都将付之东流。这就是悲剧——人生的悲剧。
（2）健康的道德情操
就健康而言，也许正直和荣誉比身体健康更为重要。我们这里所说的荣誉并不意味着一般的道德情操，如不偷盗、不撒谎，这显然是不言而喻的。我们的意思是，跟自己或他人的良好关系不容许我们对现代生活进行诅咒或者对误会进行诅咒。一位著名的法国社会主义思想家曾说过：“财富即偷盗”。针对这句话，可以说“诚实盗得最多。”这里所讲的诚实，指的是坚决抵制各种诱惑，以防滑入错误的境地，它是成功常量中最坚实的一环。诸如不全力投入、做些半慈善半商业性事务、做那些自己明显不喜欢做的事、渴望做自己做不到的事情、同自己其实不爱的女人保持关系等等，所有这些以及成千上万的不健康的类似做法都会导致成功的毁灭。
无数的少女没有建立起幸福家庭的主要原因在于她们落入了一个错误的境地，嫁给了一个她们并不需要的男人。正是由于这样一种对错误境地的恐惧，她们审慎地面对那些顽固坚持自己错误立场的人。对于那些生活中经受失败的人来说，自豪和自负之间并没有太大区别。他的自豪、他的成就，其实也就是他（她）的固执，他（她）的不宽容和难对付。
人们越早离开这种错误境地越好。决不允许找任何借口说自己不知道这个其实是错误的位置。没有人会不知道这个。凭着动物的直觉都能发现它，必须拿出真正男人或真正女人的勇气来解开这个死结。
（3）健康的经济状况
要想成功就绝对少不了的第三类健康因素是经济上的健康。对于这样一个广为人们感兴趣的主题，人们讲的和写的都已经不少了，也不乏有关节约、理财、谨慎的预期以及相类似的朴素而有用的关于素质方面的书籍。比如说很多人都相信：债务（用那位著名的德国诗人的话来说）是最大的罪恶，所有那些不量入为出的人最终都不会有好结果。严格说来，这并不能成为普遍适用的规律。
如果过于谨小慎微，则会有更多的人因为过于吝财而失去更多，反之亦然。举例来说，要是一个很明显（当然不是数学上的那种绝对）花钱过于大手大脚的人，比如在10年间，依据他的收入他多花了200镑到1000镑。这些钱当然就浪费掉了，但是没有别的太严重的后果。甚至由于他的大方、热情、好客的行为方式，他会结识很多朋友，这些朋友有时会给他赚钱的机会。
相反，连掏个子儿买张邮票都不舍得的人，生活会失去相当多的机会，从而因小失大。
所有涉及到成功的事物中都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道德勇气。把这个应用到经济方面的问题时，那些渴望成功的年轻人要敢于在经济方面冒点风险。毫无疑问，一个在各个方面都很健康和正常的人，把握人生的最好办法就是把自己置身于生命大潮之中，迎难而上。过于审慎是老年人的性格，而非年轻人的。为了争取事业的成功，适度的负债不应该受到责备。为了取胜，你必须不断地冒险；正因为钱债并不必然损害身体健康和个人声誉，它是所有债务中最易偿还的。不难发现，大多数已经取得巨大成功的生意人都是从开始就借债。尽管他们有时后来不承认这一点，然而事实就是这样。
2物质的成功由精神创造
对那些追求生命中成功的年轻人来说，除了智力上的学习外，与其并行不悖的还有一个重要精神因素——宗教。宗教不等同于这种或那种具体宗教。这里的宗教意味着对我们整个精神和心灵的态度，有了这种态度我们对自己就会有一种极为谦恭的感情和力量，任何能够唤起我们心中的谦恭、敬仰和责任的东西，就是真正宗教的组成部分。这些宗教力量通过什么途径唤起我们并不重要。宗教教育我们全方位地看问题，从它们的相互联系中去看问题，而不是在利己主义的驱使下围绕着自己的利益去看问题。当我们面临悲伤的时候，没有什么比谦恭更能帮助我们；对别人由衷的尊敬会增加自己的知名度；责任感融化了一些我们愤怒的感情。
正是从这种非教派的观点来看，你会对宗教在生活中所扮演的真实角色有一个正确的、充分的判断。每一个有真实经历的人都会承认，由衷的尊敬是处理生活事务最有效的工具之一。
有些民族，由于其历史发展的不幸，变得道德沦落，以至于实际上它们的成员根本就没有尊重。既没有对自己的尊重，也没有对别人的尊重；其结局是大多数人生活不成功，不论是作为丈夫还是妻子，政治家，商人还是作家。如果没有一个对自己的观点的尊重，没有任何诗人、艺术家会找到创造伟大作品所需的耐心、热情和高度的注意力。
在实际生活中，对别人的尊重是获取同情、鼓励和友爱的最可靠途径。十八世纪中叶，法兰西刮起一阵理性主义和无神论的思想风潮。这恰好是法国所谓的七年战争时期（1756-1763）。在法国，即使现在仍然如此。一方面，法国人忘不了1870-1871年同德国战争的可怕失败；另一方面，他们又不能鼓起勇气来修补由此而造成对民族自豪感的深深伤害。在那种优柔寡断和羞辱的糟糕状态下，萌生了民族勇气的可怕衰败，他们又一次丢弃了（至少是表面上）所有的信仰和宗教行为。
这里有一个简单而又印象深刻的例子。匈牙利大学有一位教师是耶稣会员，他是一个大约四十五岁，很友善、谦虚和寡语的学者。他对他那小植物园的热爱是大家都知道的。有一天，正当他在上课时，有人给他送来了一封信。在开封之前，他首先吻了这封信，然后征得我们的同意，才看了信，显然，信中包含着一些令他伤心的消息。但是，过了一会儿，他又继续讲话。这节课结束时，他合上书，收好植物盒，站起来并祝福我们，说道：“朋友们，这是我最后一次给你们讲课了，我的上司刚通知我，我要离开这个国家去南非，为实现传道目的去修荒。”你能够设想一下当时他肯定心潮澎湃。然而表面上看，在他的行动中，你一点都看不出来。他立即绝对地服从。由于他的这种深刻地谦恭，使他从来都毫不犹豫地认为他的上司是对的，他必须服从。
让我们把那些有着深深的谦恭和随时准备听取建议，用更开阔的视眼看问题的人同那些顽固不化，刚愎自用、完全缺乏谦恭精神或者说完全听不进别人的建议的人做个比较。抛开所有预想的成功理论不说，毫无疑问，我们国家的年轻人（在美国这类年轻人要少得多）都有一种挥之不去的冲动：按照自己美好的愿望和不切实际的想法做每件事。他们坚持自己的观点和决心不是因为他们已经认真仔细地证明过或者核对过，一点都不是，他们坚持这些观点和决心，仅仅是因为这是他们的观点、他们的决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