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子姐手可巧了，会扎风车，会做走马灯，还会糊风筝。她给我们糊的风筝特别好，爱往高里飞。风筝是用高丽纸糊的，鱼身子燕子尾巴，还有至溜溜转的眼睛。飞得越高转得越欢。放风筝的长线也是她用纺车“嗡嗡”纺出来的，纺得既均匀又结实，可以放得很高很高。我们一边拉着风筝跑一边放线，心也跟风筝上了天。天是蓝的，蓝得跟海水相似，云是白的，白得如同大海里翻腾的浪花。而风筝则像那大海里的鱼，上上下下漂漂浮浮游来游去……这只身上画着鱼鳞的风筝，正在云海里游得最欢的时候，突然刮来一阵风，吹断了线把风筝给卷走了。留下的是那望眼欲穿的眼睛。直到春子再给我们糊一个，才会破涕为笑的。
而后采蘑也是很有趣的事。沙坨子上的蘑菇很多，只要下过一场透雨，那些蘑菇便钻了出来，个个头上像打着伞。春子姐也是采蘑的能手，她不仅采得快，还会发现那些还未破土而出的蘑菇。她眼尖会看，一剜一个。那些蘑菇头是埋在沙地里的，跟表姐胸前的那两个鼓包一样，尽管拿花腰子和紧胸箍着，细看还是会看出来的。
春子姐还会讲蘑菇仙子的故事，讲的是一个穷苦的牧羊人去放羊，在草棵里发现一个大蘑菇，因为那蘑菇特别好看，就把它捧回家栽在盆里养着。后来蘑菇仙子就变成一个小媳妇。白天他出去放羊的时候，就帮他做饭，等他牧羊回来饭就摆好了，想吃啥有啥。一到夜里睡觉时，那蘑菇仙子便跟画中人一样走出来跟他作伴说话谈天。从那以后牧羊人就不再孤单了。
春子姐讲的这个故事是非常动听的，听得我们都入了迷。并且采蘑时也到草棵里去找，去找那能变成人的蘑菇仙子，却怎么也同找到。找来找去后来发现春子姐就像那蘑菇仙子的化身，若不为啥她手那么巧，心那么善，嘴那么甜？可是表姐那会儿已经有了婆家，到时候也会让人给剜走的。听说表姐的婆家在河东，跟姥家庄只隔一道河。谁知那条河是大滦河还是天上的银河？不管是哪条河我都舍不得她离去，跟风筝一样，只要飞走就不会再回来的。那时候我虽然是个小毛孩子，并不懂大人那些事，但却听人说过，说媳妇要按岁数挑。那年月讲究说大媳妇，当时的说法是：女大三、抱金砖；女大五，赛老母。金砖怎么好我不知道，只知道老母好，老母知道疼人，还会洗衣服做饭，打狗做伴，既是媳妇又是妈，有了孩子还跟你叫爸爸。
在那年月，我们是没心思念书的，尤其是七七事变以后，先是跟小日本打，不久又闹红军。
闹红军就是三八年那场有名的冀东农民大暴动。一夜之间便席卷了整个冀东二十二县。参加暴动的人有二十万之多，个个佩戴红胳膊箍。老百姓跟那场运动叫“闹红军”。
当年在我们那地方，曾流传着这样一个传说。
卢沟桥事变后，日本鬼子为了侵占整个华北，必须先控制北宁铁路线。滦县是北宁线上的一个重镇，那里不仅有火车必经之路著名的滦县大铁桥，还可控制整个昌、滦、乐（lào）地区，便派兵到这里来据守。人们一听说鬼子兵要到，连平时那些卖小吃卖烟卷的也不敢去火车站了。车站上冷冷清清一片恐慌。这时，有个卖熟鸡蛋的人，挎着篮子进了站台，嘴里吆喝着：“白果！白果！”日本人跟鸡蛋叫白果。
就在这时候，一列满载日本兵的火车进站了，从车上下来一个穿马靴的大官，在卫兵的簇拥下往出站口走。那个卖白果的人不但没有躲，还大声吆喝着上前叫卖：“白果！白果！”当他凑到鬼子跟前时，将篮子里的鸡蛋往上一扬，取出藏在下边的手榴弹，便一个接一个甩了出去，顿时血肉横飞，连那个大官也给炸死了。在一片混乱中，那个卖白果的人便跑出了火车站，向野外一片麦子地跑去了。麦地一侧是山，另一侧是河。很快就被追来的日本兵给包围了。可是顺着垄沟来回搜了几个过也未见到个人影。只看到一只黄狗在麦地里卧着。据说鬼子走后那个黄狗便站了起来，抖落抖落毛又变成了人了。于是在我们那里便传开了有关“天狗”的传说。说那个炸鬼子的人是天狗下凡。
这件事越传越神，并传说就是这个卖白果的人，后来又领导冀东农民暴动闹红军。传说毕竟是传说，而冀东农民大暴动的真正领导人则是李运昌。是他受党的委托领导发动这场声势浩大的农民暴动的。
有关李运昌这个人也有误传，我们那里的人当时都说他是李大钊的侄子，这是由于他们都姓李，又同是乐亭县人，传来传去，便将两个不同龄但又同姓的人说成是亲属关系了。
说起闹红军的事，这已是五十年前的事了。那会儿我才八岁，可是至今我还记得那么清楚。尤其是那两匹红马，在我眼前奔腾了半个多世纪。
记得那是个大旱年，就连四月十八关老爷磨刀的日子都没有见个雨点，旱得庄稼都耷拉脑袋了，叶子干枯，豆叶干得跟那阴叠纸那样，火烧火燎全都卷了边了，少有的大旱年。于是人们便擂着大鼓抬着关老爷去求雨。求雨时人们光着脚抬着关老爷走，或是跪那儿朝关老爷磕头。实际是把关老爷放在毒日头底下晒它，看你下雨不下雨？其实还是苦了那些求雨的人，头上戴的那个柳条圈帽是当不住挨晒的。求雨不成，那就只能等老天爷下雨了。可是雨就是不下，热得人也跟火烤似的，便都到村口庙台上去乘凉。那里通风又有树荫，比在家凉爽。
那天，我和小伙伴正在树下粘知了，忽然听到有马蹄声从远方传来，接着便看见两匹枣红马往这里跑来。那两匹是齐头并进向这里跑来的，像是两团火。再加上两个骑马的人全都是敝开衣襟，衣襟又如同翅膀那样不停地搧打，两匹马便成了火龙驹了，两匹飞马。当到了跟前才看清楚，骑马人也戴着红胳膊箍，挎着盒子枪。他们是亲哥儿俩，一个叫韩殿甲，一个叫韩殿乙。是我们邻村的人。前两天还有人看见他们哥儿俩在撸锄把子，今天就成了红军了。还骑上了马，谁见了能不另眼相看呢？
他们是在外边当的红军，骑马回来缴我村两户有钱人家的枪的。一户见事不妙，立即交出了枪。还落了个支持抗日，开明。而另一户则是个榆木疙瘩脑袋，是被拴在马脖子上带走的。他那马鞭子不打人，打马。让马拖着人走，马“嘶嘶”叫着人也叫，都变了声了。
由于那场运动带有盲动性，因此，那场农民暴动来得快走得也快。日本人的飞机在汀流河集镇上扔了一颗炸弹，炸死了一个正在剔头的人，便炸了集四处乱跑，钻柴火堆的钻柴火堆，跑进庄稼地的全在垄沟里趴着。那些舍命不舍财的人，拉着牛羊轰着猪往河里跑，嘴里还喊着：“往水里扎，炸弹落水里不响。”当时人们没见过飞机，更没有见过飞机扔炸弹。
过后不久，终于下了一场大雨，又是雷又是闪。雨来了，鬼子借着雨天也来了。拿刺刀开路，打着膏药旗。那膏药旗抖得“嘶喇嘶喇”响，被雨一冲血糊糊的红。当时听说小日本有一种“撸管炮”，专在头上炸，更使人感到恐慌。把雷声也当成是头上炸的炮弹了。而遍地都是的红军，却因众不敌寡“呼啦”一下也就散了，躲的躲，回家的回家，继续撸他们的锄把子去了。剩下那些真正抗日救国的队伍，便越过北宁线到了长城脚下的山区去打游击，那里是冀东革命根据地。
有关那场农民暴动，无论后人怎么评价，也无法改变我固有的看法。就如同沙丘上那闪光耀眼的物质一样，你说它是金子也好，说它是云母也好，多年来一直在我眼前闪烁……而姥爷一说到闹红军的事就咬牙切齿，“抗什么日？扛大包袱！”这并不是因为有个伙计当了红军，少了一个干活的，而是那个伙计走的时候骑走了姥家的一头驴。那驴不是“走驴”，好走驴赛过马。也不是值钱的大“叫驴”，而是一头拉了胯的“草驴”。可是这驴却成了宝贝，不让它推碾不让它碾场，连赶集上店也不骑它，成天麸子豆饼喂着，因为它有功，怀了骡驹子了。而且配种还没花钱，是在骑驴赶集时，遇上了一匹因犯性而脱缰的儿马（公马），这草驴也正在发情期，这也可说是不期而遇。拣的，白拣个小骡驹儿。结果连本也给搭上了。
那是多年少有的一场大水。据老人们说，比光绪十六年那场洪水还大，不但冲得房倒屋塌，连猪狗也冲走了不少，顺着河道往下漂，到处是一片汪洋。地里的庄稼全泡在了水里。
记得那是刚刚闹完地震的一天晚上，刚睡下不久，就被河水要出槽的喊叫声给惊醒了，接着又响起敲锣的声音。那锣声是又急又哑，把锣都快给敲破了。于是人们便都去护堤，去烧香祷告求河神保佑。害得我一夜没有睡好，只要一合眼，就想到那个会闹水的王八精，若是它也来闹水，拱出个大沙包来并不可怕，怕的是把房子也给翻了个儿，人可就被大水给冲走了。
大水冲走庄稼人的希望，却给我们这些不懂事的孩子带来了乐趣。每到发大水的时候，鱼儿便随着大水到处游。无论是高粱地里，还是车道沟里，有水的地方就有鱼。若是下大雾的早晨，有时在家门口都能拣到大黑鱼棒子。这种鱼会驾雾，驾雾时用嘴叼着尾巴在地上滚，等到大雾一散就回不去了。为了拣到大黑鱼，我和金锁再也不睡懒觉了，一连几天起大早去开门，但却回回落空。而最有效的办法则是截鱼，在流水的道口或地头垄沟挡一道埝，筛子或是柳条编的篮子下在扒开的口子里，人在小板凳上一坐，便可坐享其成等着拣鱼了。因为鱼有一种习性，喜欢顺水流或是顶着水游，就自动进入截鱼的工具里了。鱼还有随大流的习性，鱼走一条线，你过我也过，有时一下能提上小半篮子鱼。
这场大水撤下去之后，地里蒙上一层厚厚的淤泥，经烈日一晒，龟裂成一块一块的，如同摔碎的瓦盆，全都往上翘着，脚一踩“噶吧噶吧”响。这时我的心也碎了，因为娘出殡的时候我摔过盆，也是碎成这个样子的。从淤泥的缝隙里还钻出了再生的高粱芽，便成了鸟类的食物，常常可以看到老鸹在那里拔苗吃，一边吃还一边叫，“嘎！嘎！”比那出殡的喇叭声音还要刺耳。
这会儿，姥家的日子也不像过去那样过得有生气了，一家人全都耷拉了脑袋。姥爷一到上桌子吃饭的时候就唉声叹气，嘴里还说着：“省着省着，窟窿等着！我干吗还舍不得吃呢？”他话是这么说，可是连平时下酒的那花生米也不见了，只能用嘴去嘬筷子上蘸的那点卤虾油。我们那里的人有吃虾油的习惯，原汁儿卤虾油味道很香，带有海虾跟螃蟹的鲜味。因此，每当卖虾油的到来，人们便围上前去品尝。品尝的方式也很独特，每人从宅子上折一节秫秸秆儿，用它往卤虾油篓子里蘸一下，再插到嘴里去吧嗒味儿。其实真买的人却不多，尝尝也就够了。姥爷看不起这种人，说那是占人便宜，为香嘴臭屁股的人没出息。
吃饭时，姥爷的话也少了，酒也不怎么喝了。他说如今这酒也掺了水，喝了伤胃。可是在烫酒时，那燃起的酒火依然是那么蓝，飘散的酒味依然是那么香。下边他说的才是真话：“要省在囤尖儿上，别省在囤底儿上。”但到了秋收吃犒劳的日子，姥爷却一再嘱咐伙计们吃好的，吃压饸饹，有酒有菜鱼肉管够。
压饸饹是姥家常吃的一种饭食，因为这种面食是在饸饹床子上压出来的，长而不乱细而不断，压出来就到锅里去煮，吃起来既光滑又筋道。人们说荞麦面饸饹吃多了能撑死人，干活有后劲。可是一听要鱼肉管够姥姥不干了：“你这是不想过了还是怎么的？赶上发大水的年月，还吃哪门子的犒劳？”
姥爷一听这话，便又教训起人来了：“一个妇道人家，你知道个啥？赶集上店，先天晚上还得给牲口添把料呢！”果然吃得伙计们都很高兴。其实姥爷这种心情谁也看得出来，这顿犒劳也跟压饸饹一样，也是强努着劲儿压出来的。我们那里跟蹲茅坑也叫压饸饹。
尽管那顿犒劳没有白吃，地里的粮食按时归了仓，可是囤里的却一天天在见少，都说闹黄鼠狼了。姥爷也就更睡不着觉。一到夜里就咳呀呼叫烟一袋接一袋地抽。那烟袋锅一暗一明，像他那熬红了的眼睛。接着姥爷就该骂人了：“七个丫头八个贼！”比过去骂的“八个丫头八个没底儿的筐”还难听。但这也是因妈妈去世改的口，世上哪有当爹的不想闺女的？关于八个贼的提法我却百思不解。直到后来两个出阁的表姐们回娘家，我才闹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她们来时都是空着手来的，走的时候车上却装了很多东西。大大小小的粮食口袋。全是妗子偷偷塞到车上的。于是在老当家的眼里便成了贼了。其实呢？姥姥也应在其内。记得娘在世的时候姥姥也这样做，捣腾走的东西也是背着老当家的装上车的。等姥爷叼着烟袋出来察看，车早就出了门。若是细想起来姥爷骂的也对，那筐是永远也装不满的！
另一使姥爷睡不着觉的原因是年月不安宁。不光是日本鬼子占领了县城和集镇，歉年还闹起了匪患，劫道，绑票，多么可怕的事都会发生。那时候只要夜里一有风吹草动，姥家那条守夜的狗就叫，叫得好瘆人。每当听到狗叫，姥爷的烟袋就灭了火，然后便从被窝里坐起来，伸着耳朵听动静。狗是夜眼，人只能凭耳朵。而没有眼睛的瞎大舅却成了姥家的更夫，只要夜里一有动静就出来给牲口添草，借添草的机会来给狗壮胆。每天夜里他都要起来两三遍，并且还要咳嗽几声，用来告诉让家人放心，他在巡夜。同时也是给贼呀什么的听的。贼哪里知道他没有眼睛？
尽管夜里有黑子那条狗看家，有瞎大舅给壮胆，可是一到夜深人静的时候我还是不敢合眼，总觉得有一只毛毛手从窗户伸进来。这是过去闹土匪在我心灵上造成的恐惧。
记得在我刚刚记事的那年，妈妈带我到姥家去住，刚躺下不久就听说土匪来了。是拉着队伍顺河边来的，还吹着号。那马号的声音尖极了，一劲儿钻耳朵。那时候的土匪，一个两个的是劫道的，劫的是钱。成帮成伙的，不是明抢就是来绑票。专绑财主家的孩子。绑走你就得拿大洋钱去赎，若不就要你的小命。连香火也给你断了。于是姥爷就把我和金锁藏起来，藏来藏去又觉得藏哪里也不保险，便把我们塞进了狗窝。
我生来胆小怕狗，尤其是姥家的那条狗黑子，只要一到小孩拉粑粑的时候，它就摇着尾巴上前来吃，还用它那长长的舌舔你的屁沟子，舔得麻酥酥。姥爷说狗舔的比擦的还干净。狗吃了屎还省了喂了。可是我却吓得要命，真怕一口把我那两个蛋蛋给咬了去。所以把我一塞进狗窝就非常害怕。谁知姥家这狗通人性，只是用它那毛茸茸的尾巴扫了我两下，便趴到洞口听动静去了。说起来也怪，也不知是狗听到号声害怕，还是怕招来麻烦，结果却一声没叫。后来我们也就睡着了。足足睡了一夜，还睡得挺暖和。
那天土匪没进姥家院子，却把另一家的小少爷给掏走了。其实那是个破落户，落（lào）大家。那点产业早就让一杆杆大烟枪给抽干了。只剩下讲究的宅院在那里支着。过后才知道，那天绑票的是奔姥家来的，包子有肉不在褶儿上，认错了门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