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太后向这位官员说道：‘对于义和团运动的目的，你作为地方人民的衣食父母，理应知晓。你对在直隶省的义和团怎样看待？难道你认为义和团会与清军共同对付洋人吗？’‘尊敬的陛下，我认为义和团一定会联合清军共同御敌。而且，义和团的教义中有忠君的思想，即：至死保？端亲王，他常常自诩为学者，如果真是如此，那么他一定知道孟子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长君之恶其罪小，逢君之恶其罪大。”
？刊登日期为1900年5月10日。谈话的日期并不明确，估计在慈禧太后动身前往颐和园之前。
卫天朝，消灭洋人。作为义和团成员，我深信他们会致力于消灭洋人，现在，义和团中，不管男女老少都在努力练习咒语，每一个人都想为保卫天朝，将洋人驱逐出境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如果我被赋予这样的力量，我将十分愿意带领义和团前往战争的前线，在此之前，我愿意协助组织和武装义和团。’慈禧太后点头以示赞成，经过反复思考，太后说道：‘原来义和团就是一个我们可以利用的团体！但朝廷从未有过带领类似于义和团这类民间团体进行斗争的经验，我担心在一切尚未准备好之前，义和团一些轻率的举动会给朝廷带来麻烦。’思索片刻之后，慈禧太后说：‘那就这样吧。但是直隶和山东必须派出专员对义和团运动进行监督与指导。’第二天一早，慈禧太后下了一道诏令，这名王姓官员被任命为北京巡抚。“慈禧太后最终被各个官员说服，开始相信义和团对朝廷的反洋人运动极为有利，并决定公开支持义和团运动。外国公使却迫切希望颁布一道抵制义和团这类组织的诏书。1900年1月11日，慈禧太后发布了一道诏书，诏书指出，对待不同性质的民间团体应区别对待。慈禧太后说道：“面对外国入侵，热爱和平、遵纪守法的人便会为保护自己和家人开始练习兵器，或者和当地居民联合起来共同抵御外贼，这就印证了孟子的一句名言‘得道多助’。但地方政府并没有领会诏书精神，而是听信谣言，对所有民间团体均一棒子打，不分青红皂白的残酷屠杀。如此残酷的屠杀让所有人心中充满了疑惑和愤怒。这并不能说明这些人蔑视法律，只能说明地方政府的失责。”
慈禧太后的态度令在华的外国人十分不满，他们把这看做是给予“义和团的特许。”除了俄国，其他西方列强使臣决定要求清政府发布一道关于专门镇压义和团和大刀会的诏书。但一件事的发生使得他们的希望破灭。1月23日，《京报》刊登了一条关于几个主要亲王、内阁大臣和其他高官第二天在宫中集合的命令。这样的命令通常在国家面临重大危机时才会出现，例如皇上突然驾崩或者指定新的皇位继承人时。
人们对此议论纷纷，但第二天，又出现了一份以光绪帝名义发布的诏书，具体内容如下：
“在朕还是一个婴儿的时候，托同治帝之福，朕被选为皇位继承者，负担起了整个国家的责任。同治帝驾崩后，朕日夜找寻能够负担起责任的信念和能量。朕十分感激太后，是她教会朕刻苦勤勉，如果没有她，我们也难以拥有如今的美好生活。正如大家所知，当朕被挑选为皇位继承人的时候，就意味着朕也也要负担起延续皇族血脉的义务。但直到去年，朕一直身体抱恙，正因如此，在去年8月，慈禧太后才大度地同意了我冒昧的请求，重新回归朝政，开始训政。现在，一年已经过去了，朕的身体依然没有好转，朕深知，朕至今尚无子嗣，也无法指定皇位继承人，但为了大清和大清列祖列宗，现在有必要指定一个合法的皇位继承人，我再次请求慈禧太后，希望她能够帮助朕从皇家子嗣中挑选出一个适合的人选。最终，端王载漪之子溥儁脱颖而出。朕宣布，端王载漪之子溥儁被立为皇储。”
这一道诏书的颁布，其实也意味着光绪帝的退位。
这道诏书发布的原因是显而易见的。端王尽心尽力地帮助慈禧太后处理各项事宜，对抵御外国侵略者一事更是不遗余力，因此，慈禧太后将他九岁的儿子立为皇储作为回报。赫兰教授对慈禧太后的做法提出了质疑，他认为选择溥儁为皇储并非她真正意愿，但由于溥儁是极端保守分子的血脉，这将极有利于她对他的掌控。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慈禧太后也是自愿把自己放在保守派的手中。
这一决定引起了全国上下的强烈抗议，尤其是国外已经受到保护的华人。上海电报局总办经元善向总理衙门发了一封一万两千多位维新人士和绅商署名的电报，希望慈禧太后能够收回成命。然而，慈禧太后无视一切反对声，坚持让溥儁入住西宫，并由她对溥儁进行训练。除此之外，她坚决支持端王的万人“神虎”营，承诺友善对待俄国。
但是慈禧太后对溥儁的悉心栽培似乎成效不大。他仍然是一个无礼、举止粗鲁的孩子，慈禧太后最终还是废掉了这个皇储。
1875年，光绪帝正式即位时，就已经进行过相关求子嗣的祭拜仪式，但是至今这个愿望还是没能实现。光绪帝没有子嗣被迷信者认为是老天对大清的惩罚。光绪帝是以咸丰帝的继子身份登基的，根据辈分关系，光绪帝的继承者应该是同治帝的后辈。立溥儁为皇储违备天意。
1900年，关于光绪帝病重的谣言再次兴起，由于担心光绪帝突然驾崩，皇位继承人的话题再次被提起。人们并没有怀疑光绪帝日渐消瘦，甚至还常常咳血这一消息的真实性。沿海外国人对此也深信不疑。
1901年2月中旬，光绪帝接受了外国使臣的觐见，他病容满面，看起来是真的生病了。3月初，太医被召到宫中为光绪帝看病，太医建议光绪帝搬至热河的宫殿中休养，自从咸丰帝逝世后，慈禧太后在那里新修的宫殿还从未使用过。3月底，有传闻称，光绪帝已经生命垂危，随时有可能驾崩，朝中文武百官为此已经开始订做丧服。
随着时间流逝，这些谣言不攻自破。必须承认的是支持光绪帝的一些人被慈禧太后杀害之后，慈禧太后对谣言的产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如果她对那些帮助光绪帝变法、被光绪帝视为朋友的人心怀仇恨，那么，她就不可能原谅光绪帝，人们依然非常担心光绪帝的安危。
北京的民众认为，慈禧太后决定立皇储，逼迫光绪帝退位后遭到的骂声一片会使她打消废帝的念头。1901年4月7日，朝中大臣向慈禧太后呈交了几份奏折，恳求她为了避免引起全国性的骚乱，不要将光绪帝送离北京城。
接着，关于慈禧太后给光绪帝下毒的传闻开始遍布京城。我们还听到了关于慈禧太后想要废掉溥儁的传闻。
还有一个插曲是这样的。据说，在溥儁学习时，一位太监带了一杯茶给他，说是慈禧太后赐予的。溥儁在喝茶之前赶紧谢恩，但实际上，慈禧太后对此一无所知。后来，人们发现这杯茶是被下了毒的，在经过一番调查询问之后，两名太监被斩首。但为什么这两位太监想将皇储置于死地我们已不得而知。
在立帝、废帝之事闹得沸沸扬扬的时候，外国公使要求镇压义和团和大刀会的请求得到了回应，总理衙门在接到直隶总督和山东巡抚全面禁止开展义和团运动的“密令”后，在3月1日将这一消息通知了窦纳乐。第二天，德国公使指出，这道“密令”中并不包含大刀会，总理衙门答道，义和团和大刀会两者几乎已经合为一体了，因此总理衙门拒绝了德国公使的要求。面对如此窘境，外国公使向国内请求军舰支援，并在大沽口举行了一次示威活动。然而此事最终以德国放弃自己的要求告终。4月13日左右，各地民众聚集起来公然抵制在华基督信徒。外国公使对此向清政府发出了严正警告，并要求各地总督和巡抚保护外国在华基督信徒。
后来直隶总督荣禄在《京报》中公开了一份关于要求清军镇压直隶省义和团拳民的奏折。然而，在直隶和山东，大多数人对义和团都持支持态度。
事态越发的严重起来，最后各国公使联合起来要求清政府对义和团进行严厉打击。
此次联合声明是天主教北京教区主教樊国梁通过一封信提出的。在京的外国人对于北京的了解不会比在此已经生活了四十年的樊国梁更深刻。就在此时一位传教士在距北京四十英里处被杀的消息传到了外国公使们耳里。各国公使经过一番商议之后，决定再次向总理衙门表达他们对此事的严肃认真的态度。对此，清政府发布两道诏书，但诏书的发布并没有阻止义和团袭击丰台附近的外国人。
5月29日，也就是事件发生后的第二天，总理衙门发布了一道冗长的指令：“大量被遣散的士兵和民间秘密组织成员加入义和团，企图依靠义和团的巨大影响力，来达成自己的目的。他们甚至还谋杀军官、拔掉电线、焚烧电线杆、摧毁铁路。他们这样的行为和叛乱有什么区别？因此，荣禄和当地官员必须联合起来抓捕这些恶棍的首领。义和团运动的镇压将会煽动民众仇恨情绪，必然会让基督教徒身陷囹圄。因此，各地政府对基督教徒予以保护，以避免更大的灾难发生。”
30日，总理衙门发布的另一道指令中命令直隶省所有官员出动，揪出“真正破坏和平的人”，而那些追随这些暴徒的人则被警告“将会受到应有的惩罚。”
在这些诏书中，并没有对义和团进行谴责的相关内容。
同一天里，总理衙门又发布了一道指令：不允许外国公使的护卫军进入北京，因为如此重大的事宜，必须要首先得到朝廷众臣的同意。
然而，外国使臣对丰台事件再次提出严正警告。31日，361名英国、法国、俄国、美国、日本、意大利联军闯入北京城，朝廷命清军奋力抵抗，但清军却很快撤退了。三天之后，85名德国、奥地利联军紧随其后。此时，正在西山度假的所有外国公使被召回北京，而其他能够赶到的外国人也在一小拨护卫队的保护之下匆忙赶回北京。
如今的北京城城门外一片嘈杂，城内人们陷入一片恐慌。那些没有加入义和团的人此时开始相信义和团真的有能力做到他们之前声称能够做到的事（消灭洋人）。清军中，董福祥率领的甘军，也积极加入到义和团中。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现在就等待慈禧太后一声令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