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罗号”事件爆发后，对于英国人的抗议及所提出的要求，叶名琛选择回避，并加以蔑视。自此，中国海军在珠江上的保卫战便打响了。随着防线被一一攻破，英国海军上将迈克尔·西摩甚至想渗透到广东内陆，在内陆发展其势力，但是由于兵力有限，他打消此念想。叶名琛方面，他以每一首级30美元作为奖赏，鼓励人们去杀英国人，还烧毁了他们的厂房，甚至对一些外国人执行了死刑，并把他们的人头挂在城门上示众。接着，他把这些事件作为成功抵抗外国人的光辉战绩呈报至京城，咸丰帝对此兴奋不己。然而，中央政府并没有积极参与到广州人民反抗外国侵略者的斗争中，这使得只有少数军队驻扎的广州周边地区的反抗斗争士气不高。
面对这样的形势，英国政府决定采取措施。此时，英国找到一个可靠的合作伙伴--法国。法国与中国也曾经有过过节，法国传教士在广西因为政府一纸公文而身首异处，但清政府却拒绝对此进行赔偿。
英国政府指派额尔金勋爵与法国葛罗男爵组成一个代表团到中国并全权处理所有有争议的问题。此外，额尔金勋爵还带着另一任务，即：争取取得中国同意“让外国公民取得在北京的居住权，或至少让外国公使能够不定期地访问北京。”
由于额尔金勋爵极大的个人魅力，这一额外任务圆满完成了，在这方面，其他国家也是极为支持的，因为他们都想让中国从愚昧中醒来，对世界敞开大门（此为本书作者的观点，或许也是当时众多外国人的想法）。
英法两国为此配备了精锐的海军与陆军。由于印度起义的爆发，英法联军进入中国的日期推迟了一些时日，但是在1857年12月底，广州危机正式来临了。对此，叶名琛自我安慰道：“额尔金过去在香港时被我们气得直跺脚但也无可奈何”，然而最后他却被英法联军俘获了。被俘获时他正在奋力使自己臃肿的身体翻过城墙。随后，他被关押在位于加尔各答的监狱中，两年后，他在监狱中去世。
他的死对于清朝而言，并没有多大损失。大多数外国人认为，叶名琛应该为许多欧洲人的死亡负责，据统计，仅在1855年，在他领导下的广州人民反抗外国侵略者的斗争中，至少有8万名外国人丧生。
当清政府拒绝派代表与额尔金勋爵、葛罗男爵进行谈判时，英法联军把目光移到了北方，接着，他们溯白河而上，摧毁大沽炮台，攻陷天津。
咸丰帝与他那些无知的参谋们显然期望英法联军止步广州，实际上他们也确实下了相关的命令，只可惜事与愿违。现在，英法联军已经逼近北京，清政府派出三名官员为全权大臣与这些欧洲人接触，并全权处理相关问题。这三名官员中，其中一名是桂良--咸丰帝兄弟恭亲王的岳父。经过一段时间的磋商，《天津条约》初步成型。额尔金勋爵胁迫中方同意外国公使常驻北京、开放中国内陆的对外贸易，如果这些要求得不到满足，英法联军将挺进北京。
1858年7月4日，除了关税问题暂且搁置不议，其他一切谈妥，双方正式签署了《天津条约》。接着，英法联军立刻退回南方。签署《天津条约》后，清政府仍然没有对自己进行反思，没有从中吸取任何教训？。
在《天津条约》签署第二年的夏天，从北京传出不愿意履行《天津条约》的声音。这使得英法联军失去了耐心，并派遣一支船队快速驶向白河口。海军上将霍普也随着船队溯江而上，可没想到的是，这次行动却让他损失了三艘炮舰以及三百名士兵。随后，他要求清政府对此事道歉并赔偿，并且以此作为《天津条约》的附加条件。但是这次大沽的成功防卫使清政府士气大振，并因此拒绝了英法联军的要求。
接下来英法联军迅速召集兵力，准备入侵北京。这时，不过是1860年夏天。不久之后，大沽炮台被攻陷，天津再次落入他人之手。桂良再次出现在英法联军视野中，他向英法联军表达了要代表清政府妥善处理此事的愿望。英法联军在与清政府的交往中已经摸出了清政府的外交套路--回避问题、拖延时间，桂良此次前来商谈不过也是同样目的，因此，9月初，英法联军正式向北京挺进。
此时，怡亲王载垣出现了，并且全权代表清政府与英法联军进行协商。然而英法联军并不买他的帐，继续向前挺进，当他们抵达张家湾时，？对于清政府，我还有很多话要说。1858年英法联军以武力逼迫清政府签订《天津条约》并迫使其答应外国公使常驻北京；明确其在中国享有治外法权并允许外国人进入中国内陆游历；同意鸦片贸易合法化并向其支付每箱10磅为报酬。对于这些不平等的要求，清政府曾强烈反对过，但是它有没有想过为国为民它都有义务挺身而出以武力来反对这些不平等呢？对此，与清政府接触过的外国人冷笑道，当时的清政府怎么会有这样视国家兴亡为己任的觉悟。
受到了蒙古将领僧格林沁的强烈抵抗，僧格林沁在打击太平天国运动中立下赫赫战功，这使他闻名欧洲，欧洲人把他比作中国的“山姆·科林森？。”此时，英法联军不得不坐下来与清政府谈判。
然而谈判因一场严重的叛乱被打断了，这直接导致巴夏礼与洛克的被俘，参与此次会晤的一些外国人也落入清政府手中，他们将面对的是清政府残酷的折磨，一些人因此丧命。没有人站出来要对此负责，而蒙古将领僧格林沁始终认为对这些外国侵略者应该以酷刑对待。接下来，双方又进行了一场战役，最后以僧格林沁的惨败结束。
英法联军继续向北京进军，与清政府在八里桥激烈交火。八里桥是通州附近连接白河两岸的桥梁，这里距北京大约有10英里，是通往北京的大门。英法联军猛烈地攻击城墙，并要求清政府赶快释放被压的外国人，否则他们不会停止进攻。接着，清政府派出另一名代表出面与英法联军议和，这名代表是恭亲王，他是后来号召中国向西方学习的发起者。此时，恭亲王只有28岁，刚刚任职理藩院，在当时，理藩院也负责管理外交事务。他的妻子是桂良的女儿，他从他岳父那里学到了很多为官之道。
英法联军第一次与恭亲王接触是源于恭亲王的一封信，信中称其将代表中国全权处理相关事务。恭亲王给英法联军的这封信实是明智之举。僧格林沁曾信誓旦旦地说一定能将英法联军打回大洋彼岸，而出乎意料的惨败，使得咸丰帝和他的参谋们陷入深深地绝望中。由于害怕英法联军闯入北京将自己逮捕，咸丰帝决定逃跑。
在北京东北约100英里处，长城的另一面，临近内蒙，直隶省所管辖之处有一个叫热河的防御要塞，这里也是皇帝的狩猎场。为了皇室的面子，咸？译者注：山姆·科林森为反抗英国的爱尔兰冒险家。
丰帝放出他将要秋猎的消息，接着他带着朝廷要臣以及后宫嫔妃们仓皇逃离了北京。此时，恭亲王正留在离京不远的圆明园里，希望能以损失最小的办法让英法联军停止进攻北京。
把此事委托给恭亲王解决，这似乎是咸丰帝政治生涯中做出的最明智的决定了。
然而，恭亲王最开始的对策似乎不太奏效。虽然英法联军认为在没有援军帮助的情况下他们并没有足够的力量攻下北京，但是这并不影响他们高涨的士气。此时，英法联军正向圆明园进军，他们的首要任务是在恭亲王从圆明园后门溜走之前将其逮住，然后以此要挟清政府释放僧格林沁之前俘获的俘虏。接下来所发生的是欧洲与中国交往历史上意义深远的一幕。
幸存者对被俘生活的叙述彻底激怒了英法联军，这使得额尔金勋爵下令毁掉圆明园，在进攻圆明园的过程中，英法联军发现了一些关押战俘的屋子，其中散落着俘虏遗留下的衣服，从中可以看出他们在此所受的待遇。
圆明园其实是一个大型皇家宫苑，在其中我们不难看到中国的传统景观，湖亭交映成辉，寺庙在整齐排列的树木与低矮的灌木丛中若隐若现。园中的主要建筑西洋楼是18世纪时由耶稣会士设计建造。英法联军到达时，西洋楼及其附属建筑中藏有至少价值100万磅的奇珍异宝，包括历届皇帝收到的西方君主们的礼物、各地的贡品、多卷丝绸、金器、珠宝首饰、翡翠、瓷花瓶、华丽的皮毛以及价值连城的家具。
当英法联军第一批军队到达圆明园时，法国人和锡克骑兵开始第一轮洗劫，然而他们并不仅仅是洗劫，而是对圆明园进行大规模的毁坏和践踏。当额尔金勋爵到达圆明园时，眼前的一幕让他震惊不已，但是洗劫仍在继续。
由于之前清政府对英法联军战俘的非人待遇，最后英法联军一把火烧了圆明园，以此来泄愤。“几乎所有值钱的东西都被抢走了，”额尔金在日记中写道，“但是英法联军在那里所作的一切并不是抢劫，而是以一种庄严的行动来表达对穷凶极恶的犯罪的愤怒。”
额尔金的论据是站不住脚的。刚果暴行最后没以烧毁利奥波德国王在奥斯坦德的宫殿来泄愤，那么清政府对英法联军战俘的非人折磨，按理来说也不应招致圆明园这样一个历史名胜的毁灭。
从另一方面看，额尔金勋爵这么做也可以理解，因为他必须以实际行动给清政府以当头一棒。在火烧圆明园的同时，其他几座皇家宫殿也未能幸免于难。英法联军还扬言他们接下来要让整个北京城陷于火海之中。当然，这并不是清政府想要的结果。
在英法联军洗劫圆明园两天后，恭亲王告知英法联军，清政府将作出让步，对于他们提出的每个要求都会尽量满足，包括对英法联军战俘的死亡以及对公使和他们护卫队受到的折磨，清政府将会作出赔偿。1858年10月24日，中方正式批准了中英《天津条约》，包括英法联军新提出的要求，额尔金勋爵与恭亲王在礼部进行了签订仪式，翌日，中法《天津条约》也正式签订了。
现在，清政府同意英国、法国公使常驻北京，同意对其进行巨额赔款，也同意开放包括天津在内的一些新的口岸。在《南京条约》中，清政府把香港割让给了英国，而法国（在1858年签订的中法《天津条约》的附属条款中规定，传教士可以到中国内陆居住以及旅游，后来，清政府宣称该条款是不合法的）也得到了清政府一个意义深远的许诺，即对罗马天主教原来在中国的财产和土地的损失进行赔偿，这笔赔偿款后来在北京交给了法国代表。
在英法联军撤出北京之前，他们要求清政府将有关中英、中法《天津条约》的各项条款公之于众。为了让这些侵略者早日离开北京，咸丰帝很不情愿地答应了他们的要求；然而，随着英法联军的撤离，咸丰帝并没有急于回到紫禁城。毫无疑问，咸丰帝和他的大臣们对于英法联军这些“野蛮人”仍然十分恐惧，怕他们再打回北京，而在这些粗鲁残暴的西方人到来之前，北京城已经目睹了许多王朝的起起落落，似乎现在这样的情况，也不足为奇。
我们可以想象，此时的后宫嫔妃们正被强烈的仇恨包围着，仇恨的同时，又带有一点恐惧，这些穷凶极恶的恶棍正无视着她们的天子，正打算在北京常驻，这是对天朝极大的污蔑与不敬。
这是慈禧从来自大洋彼岸的西方人那里得到的第一堂生动的课程，这激发了她内心深深的仇恨。大家也许想知道，1900年她携光绪帝向西逃至离北京七百多英里的西安，这与她四十多年前逃亡的方向完全相反，但是她内心也跟之前一样恐惧吗？其实，两次逃亡的情况是相似的，正因为逃亡热河的不堪回忆使得她选择了陕西。但是在1860年时，她只是个受害者，而在1900年时，她却是自作自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