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谈立身处世，有所谓“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的说法。穷并不是说没有钱用，没有饭吃，而是说得不到时君的看顾，就是不能够得君行道。那时候只好自顾自，勉力做个好人，这叫做独善。达是穷的反面，就是让时君看上了，居高位，做高官。那时候你有什么抱负可以施行出来，使民众得些好处，这叫做兼善。古代的知识分子，除开那些没志气的不说，单说那些极端有志气的，他们只能在穷啊达啊独善啊兼善啊两条路上走一条，没有第三条路可走。因为从前所谓天下是皇帝的私产，谁要对天下作什么事务，必须得到皇帝的任用，至少也要得到皇帝的默许，否则就无法作，硬要作就是违碍，非遭殃不可。譬如着书立说，启迪民众，也算是一种影响天下的事务，如果你循规蹈矩，不违反皇帝的利益，皇帝就默许你，由你去着书立说，不来管你；如果你要说些不利于皇帝的话，皇帝就不能默许，于是焚稿，劈版，杀头，戮尸，种种的花样都来了。你觉得如果碰到这一套挺麻烦，就只好把要说的一番话藏在肚肠角里，隐居山林，诗酒自娱，实做个独善其身。眼见生民涂炭，天下陷溺，也只好当作没有看见，哪怕你心热如焚，实际上还是形冷如冰。从来真有志气的人往往不得志，看他们写些诗文，往往透露出一腔牢骚，其故就在于此。再说那些达的，可以举历代得位当政的一班政治家为例，他们未尝不作些好事，使民众得些好处，但是也不过像牧人一样，好好看顾牛马，无非为了主人，使主人可以多挤些牛马的奶汁，多用些牛马的劳力罢了。无论他们怎样存心兼善，民众还是离不了牛马的地位，如果认定牛马的地位说不上什么善，那么兼善简直是空话。说句幼稚的话，古代要行兼善只有皇帝才行得通，他若不把民众放在牛马的地位，他就兼善了。但是，不把民众放在牛马的地位，他皇帝怎么做得成？有那样的傻皇帝吗？至于知识分子，注定的只好独善，没法兼善。并且，要能独善，总得有田有地，有吃有穿。得到那些供给，或由祖宗遗传，或由自己弄来，似乎毫无愧作；可是踏实一想，无非吸了牛马的血汗，与皇帝大同而小异。那么，独善果真是“善”吗？看来也大有问题。
到如今，皇帝的时代过去了，所谓天下是民众的公产。对于这份公产，大家自己来管理。就自己管理而言，见到民主的精神。就共同管理而言，见到组织的重要。“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情感，在从前是只属于伦理的，如今因为共有一份公产，从实际生活上见到彼此的相需相关，伦理的之外又加上经济的，关系的密切简直达到没法分开的地步。在这样的情形之下，事情干得好大家好，干不好大家糟，没有什么独善可言。也可以这么说，即使你喜欢独善，也得通过兼善才做得到真个独善。如今时代与从前不一样，如今是独善兼善混而不分，而且非“善”不可的时代了。如今无所谓穷，惟有知能不足，不懂道理，办不了事，那才是穷。那样的穷，独善兼善都淡不上。如今也无所谓达，懂得道理，办得了事，独善兼善双方顾到，也不过是尽了本分，没有什么所谓达的。虽然没有什么所谓达的，兼善却万万不可放松。如果一放松，你就是拆了大家的台，使大家吃亏。并且大家之中有个你在，也就是使你自己吃亏。自己吃亏是最为显而易见的，除了傻子谁愿意？
以上的话虽属抽象，对于如今的知识分子却有些关系。本志的读者是中等学生，在知识分子的范围里，所以我们要在这儿谈这个话。我们以为如今的知识分子固然要继承从前的文化传统，但是继承必须是批判的而不是盲目的，值得继承的才继承，否则就毫不客气，抛开完事。关于立身处世的传统，像“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的说法，就非抛开不可。若不抛开，就将一塌糊涂，做不得民主国家的公民。你讲穷达，无异承认社会上有个排斥你赏识你像皇帝那样的特权阶级，而这个特权阶级非但不该有，假如实际上有也要把它打倒，如何能加以承认呢？你讲穷则独善，达则兼善，无异说你有燮理阴阳、治民济世的大才，你没有看清如今作事，为自己也为大家，为大家也为自己，并没有一种特别叫作治民济世的事，这个错误又如何要得？认识一错，全盘都错，你受教育就不明白为什么受教育，你作事就不明白为什么作事，你成了个古代的知识分子，距离民主国家的公民却有十万八千里。我们想，如今的知识分子第一要不把知识分子看得了不起。知识分子了不起乃是知识封锁时代的现象，民主国家知识公开，知识共享，人人有了知识，人人成为知识分子，也就无所谓知识分子了。第二，要在实际生活中贯彻着“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感情，真正见到彼此同气，不能分开，于是各自去参加“大家自己来管理，大家共同来管理”的某项事务。见解如此，才算脱去了古代知识分子的窠臼。
单管认识与见解，不顾日常的实践，还是不济事。做个民主国家的公民，必须随时随地实践，随时随地顾到共有的这份公产，才能使国家真个成为民主国家，自己与他人并受其益。譬如政治，就不能不管，有些人以为政治是罪恶的渊薮，管政治是卑琐龌龊的勾当，不去管它才是清高。其实这是古来知识分子的想头，与如今全不相干。按如今的说法，管政治并不等于做官(进一步说，官也可以做，只要明白做官是为公众办事，并不是去作威作福，鱼肉公众，就好了)，只是管理自己与公众都有份的事而已，那些事太切身了，非管不可。选举保长乡长了，知道这关系到一保一乡的福利，就不该随便填个人名了事，更不该放弃选举权，不去投票。见到了什么意思，或者是积极的建议，或者是消极的指摘，知道不建议不指摘将会坏事，就不该想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让见到的意思在头脑里消逝。诸如此类，不能尽说。总之，凡是该管的样样都认真的管，才是实践。又如与大众为伍，要真个感到彼此为一体，这种习惯也不能不努力养成。从前的知识分子大多抱个人主义，喜欢超出恒流，即或有所交往，也只限于同辈，对于操劳力耕的工人农人，就看作下贱之徒，避之若浼，民胞物与，只在谈道学的时候那么说说，在作文的时候那么写写而已。如今彼此既同为国家的主人，无所谓高贵与下贱，而实际生活中又必须相济相助，搅一起，所以文艺工作者有深入民间的切需，知识青年有回到乡村的必要。其实说深入似乎未妥，深入了可能还有出来的时候，如果出来，岂不是仍在民间之外？若说“没入”民间，像一滴水，顺着江河归于大海，永不复回，那就更妥帖了。说回到乡村，也不是回去调查调查，考察考察，或者劝说一番的意思，大致也在于“没入”，乡间比之于大海，回去的青年就是一滴水。要真个做到如此地步，必须脱胎换骨，把沾染在身上的从前知识分子的坏习气完全消除，向大众学习，与大众共同学习。这又是非实践不可的事。
如今虽然有人嫌民主讨厌，又有人以为我国谈民主还早，可是我们相信民主是当前最好的共同生活方式，必须求其从速实现。就知识分子而言，其知识是可贵的，可是传统的精神必须革除，新的实践必须养成，才能够排除民主的障碍，促进民主的实现。这儿说了一番话，请读者诸君加以考核，如有可取，希望采纳。未尽的意思以后再谈。
执法特别公平，邪恶的人只能服法；行为光明正大，坏人也难有怨言。
为祖国，为人生
胡风
让我们记起伟大的罗丹(Auguste Rodin)留给后人的金言：“若绝对爱真性君临于人们之间，试想有怎样神奇的进步将于一下子实现！”
这“爱真性”，是文艺底灵魂；由于它，文艺作品才能够表现出真实的人生，由于它，文艺作品才能够创造出不死的生命。因而，自有文艺以来，虽然这“爱真性”一直还没有能够“君临”人间，但在艰难和困苦的道路上也依然对人类精神底发展(进步)尽了多么“神奇的”任务。
我们自己底情形就可以作证。
自五四运动起，我们这民族才对人类历史睁开了慧眼，开始了精神上的“铜器时代”，但这里面是以新文艺底辉煌的战绩为中心的。自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以来，中国人民经过了艰苦的试炼，得到了壮丽的成长，但新文艺也是这里面的精神力量之一。因为，只要人类不会回到野蛮时代，不肯自甘毁灭，那中华民族要有自由，中国人民要有幸福，就是铁一样的真理，而以爱真性为灵魂的文艺，除了为这真理服务以外，当然再也不会找到其他的生存意义。
我们从事这一工作，现在且开辟了这块园地，就是由于这一点忠实的信心的缘故。
但当然，和这神圣的任务相比，我们底力量是渺小的，但正因为自觉得渺小，所以愿意献示到能够汇成大流的工作里面。
有现实人生在鼓励我们。我们民族正处在抗战大的蜕变过程上面，它底内容有深广无比的丰富，这要求我们不断地发掘，不断地追求；只要信心不坠，应该有从宝山采得一砂一石的希望。
在这个大的奋战大的蜕变中间，有无数忠诚的战斗者，在生活里面体验真理，在搏战里面养育大的热怀，而他们有的就会成为用笔的战士，带着收获在我们中间出现，来加强文艺领域上的繁荣。
我们开辟了这块园地，也是由于这一点诚恳的希望的缘故。
但当然，在今天，文艺的道路是各种各样的，我们也只好摸索着前进。既不愿无深信而盲从或无所为而立异，也不愿被时习所慑或被私心所愚；为了向真理走近，只想在工作里面学习，成长。
就这样，向读者，我们伸出了诚恳的手，和你们一起，为光荣的祖国效命，向真实的人生追求。
志向正直，各种邪恶念头就不会产生；心境平静，处理事情就不会急躁。
理想与现实
贺麟
假如我们不愿意和现实妥协，为现实所束缚，又不愿意陷于幻想梦想，逃避现实，那么我们必须要应付现实、改造现实、征服现实。但是要达到这一个目的不能不有理想。第一，因为理想基于人类的本性。理想出于理性，人类是理性的动物，理想是构成人格的要素，人类所以异于禽兽，伟人所以异于常人，全看理想的有无和高下。人类能够凭借他的理智，构成一理想的世界，以提高其生活，改造现实，征服现实。在一个人用理想来指导他的行为的时候，也就是他发挥他最高的灵性以实现其自身的时候。第二，因为自由是人格的本质。要有自由的人，我们才承认他有人格。同时争取自由，争取政治、社会、宗教、经济上一切的自由，是西洋人近代的根本精神。然而理想是争取自由最不可缺少的条件。无理想就无自由的标准。行为合于理想，就是自由，不合于理想，就是不自由。一切外界的违反我们理想的事物，都是侵犯我们自由的事物，假如没有理想来作我们争取自由的标准，那我们就可以随遇而安，当然就无所谓自由。所以理想和自由是不可分的，和近代精神也是不可分的。第三，因为理想是认识现实的主观条件。没有理想，就无法认识现实。许多没有理想的人，在人世上厮混多年，奔走许多地方，但是并没有得着真正的知识，因此也不能认识现实。科学知识，就是对于现实的认识，然而没有科学上的假设——假设是假想的理想——就没有法子求得科学的事实。再如欲求得科学的事实，必须厘定其时间空间关系与因果关系，然而据康德所说，时空乃是获得经验的理想形式，因果乃是获得经验的理智范畴，足见没有主观的理想，客观的科学事实也就无法求得。第四，因为理想是征服现实的指南针。理想是陶铸现实的模型，是创造现实的图案，是建立现实的设计。现实是理想的材料，是理想实现其自己的工具。现实是被动的，受支配的，理想是主动的、支配的。由此足见离开理想，要想认识现实、应付现实，不仅事实上不可能，理论上也说不通。任何人类有价值有意义的政治社会的建树，文化的创造，都是理想与现实合一的产物。不过在理想与现实的合一体中，理想为主，现实为从，理想为体，现实为用，任何国与国之间的战争，人与人之间的冲突，不仅是现实的斗争，乃是理想与理想的斗争，现实与现实的斗争。就理想而论，要看谁的理想更合理、更高尚、更远大、更能支配现实。就现实而论，要看谁在实际方面、物质方面以及军事经济方面的设施，更有组织、更有力量、更遵循理想的指导。所以任何斗争，必然是精神力量与物质力量合一的斗争，也就是理想与现实合一的斗争，同时也可以说是两者配合与否的斗争。
理想与现实的合一，并不是垂手可得、不劳而获的。需要长时间的修养，精神上的努力，才可以达到这一种境界。要求理想与现实的合一，就智识方面而论，我们须要以理想去解释现实。对于现实的事物尽量加以最好的解释，对于他人行为的动机，表示最大的同情。浅近一点说，这种看法，是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小人之腹所有的，也许是利害卑鄙诡诈的东西，君子好像不知道他的动机之坏，反而加以理想的善意的解释，始终以君子的态度对待他，久而久之，小人也许不知不觉地受君子的感化，这就是以理想转化现实、改造现实的一种收获。当然抱这种态度，有时难免不受小人的愚弄欺骗，君子不免略有损失，然而君子坚卓的人格，理想的事业，决不会根本动摇，而小人损人损己，也不会占多大的便宜。王船山有句话：“奚以知其为大智哉？为人所欺者是也。”这句话语病也许很重，但是却颇具深意。试看，孙中山先生，从前被政客军阀欺骗了多少次，然而适足以反证其为大智大仁。曾国藩说：“与其见得天下都是坏人，不如见得天下都是好人，存一番熏陶玉成之心。”对于自己的灾难祸殃、困苦颠连，都抱一种“玉汝于成”的看法。普通所谓“多难兴邦”、“否极泰来”，实际上就是以理想解释现实，或者以理想感化现实的看法。多难否极当然是指现在的事实，兴邦泰来，当然是指将来的理想。孟子所谓“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将一切的艰苦困顿，认作上天给我们的锻炼，也可以说是一种以理想解释现实的看法。必定要采取这种看法，才能够忍受得住现实的艰苦的磨练，才能够把现实理想化。现实经过理想的熔铸改变，才算是理想与现实合而为一。在某种意义之下，要想把现实理想化，必须要有气魄、胆量、决心与毅力。缺乏这种条件的人，不能够采取这个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