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伦比亚卫生部把2035美元赠给他作医疗费用。
今天，夫妻两人居住在雪雷，马尔克姆开饮食店，拜波做行政工作。
他们相敬如宾，美满和睦。
有人经常问拜波，她嫁给马尔克姆是否迫于道义的压力，她回答说：
“过去我爱马尔克姆，现在我仍然爱他。生活绝不会一帆风顺，伤痕不能改变人的品德。
心胸坦荡，没有一毫私欲，就可以谈论大事了。
一间房的家
子敏
窗户外面是世界，窗户里面是家，我们的家只有一个房间。我们的房间有两道墙。
第一道是板墙，上面裱着一层淡红色的花纸，那是特为我们的洞房花烛夜布置的。
这一层墙纸虽然已经褪了色，但是它曾经映过花烛的金光，使房间比独身时代显得温暖。第二道墙是家具排列成的圆形阵地：床、衣架、缝衣机、茶几、藤椅、柜子、书架。房间的中央是我们的广场，二尺见方。我们不能每天在家里老站着或老坐着，我们要走走，走动的时候就专靠这一片二尺见方的广场。
下班以后，我们从街上走回来，我们走过一座一座的建筑物，然后拿钥匙，开了锁，推门一看，每次我们都觉得家这么小！我们站在广场的中央，面面相觑，广场已经满了。
我们费过很多心血来布置这个房间，对待这个房间好像对待一个孤儿，既然它在这个世界上是这么凄苦可怜，那么就只好用我们的一点热情来补救它一切的缺憾。我们在窗户格子上添一层绿油漆，窗玻璃上贴着雪白的窗纸，多多买镜框，挂几张彩色鲜艳的生活杂志插图。我们花三百多块钱给它钉一个全新的天花板。总之，我们尽我们的力，尽我们的钱，呕吐我们的心血来装扮它，我们像贫寒家庭的父母，因为不能供给自己的儿女享受童年应当的衣饰和欢乐，就竭诚献出他们所能有的爱！
我们并肩环顾这个五光十色的小房间，觉得它装扮得过分，但是值得怜爱。就只有这么一间了，能多疼它一点就多疼它一点。巴，溺爱也不再算是过分了。新婚之夜，我们听到邻居在炒菜，胡同里两部三轮车在争路，宿舍里的同事在谈论电影、宴会、牌局和人生。我们惨淡地笑一笑，知道房子太小，环境太闹，此后将永远不能获得我们梦寐中祈求的家的温馨和宁静，但是没有怨恨。即使它只是一个小小的薄纸盒子，我们两个人总算能够在一起了。
我们要做饭，就在公共宿舍的篱笆旁边搭了一个更小的厨房，像路边卖馄饨的小摊子。我们在那边做饭，端到卧室来吃，这样就解决了生活问题。我们有钱的时候，买两根腊肠，几块钱叉烧，在煤油炉上热一热，就放在书桌上相对细嚼。我们在闹声里找到只有我们两个人感觉得到的安静，我们的耳朵也学会了关门。
下雨天，她到厨房去的时候，我心里有送她出门的感觉。我打开窗户，可以看到她淋雨冲进厨房，孤独地在那里生火做饭。雨水沿着窗户格子往下滴，我的视线也模糊了，我想过去陪陪她，但是厨房太小，容不下我进去切菜。我在屋里写稿，等着等着，等她端着菜盘冒雨回到我们的家。她的衣服湿了，脸上挂着雨珠。总有一天，我们会有一个像家一样的房子的，那时候她就不会再淋雨了。这个日子也许还很远，但是我看见她擦去脸上的雨珠，仍然在微笑，我就有耐心去等候那个日子。
我们的房间在宿舍的大门边，隔着板墙是公家的厕所，窗下又是别人的过道。
我们夜里常常被重重的门声惊醒，有时也为头上频频的脚步声而不能合眼，但是一想到我们的誓言：虽然过一生贫贱的日子也不气馁。于是我们把手握在一起，不让哪一个人发出一声叹息。
最感激的是朋友们并没有把我们忘记，常常到这个小房间来探望。
他们虽然只能贴墙挤在一只藤椅子里坐着，但是都有了对我们这个家的尊重。朋友们高兴我们已经建立了家，没有人计较它建立在多大的房子里。我们换衣服的时候，就把朋友留在门外。我们有一个人午睡的时候，就把朋友请在厨房里坐。但是我们一样邀朋友度过周末，虽然吃饭的时候四方桌在小房间里堵住我们的胸口，拥挤得像一口小锅里炖四只鸭，我们仍然不肯让快乐从我们中间溜走。
我们夜里看到万家灯火，看到一个一个发出光明的窗户。我们把它们比做地上的星星。
我们知道我们这个只有一个房间的家，夜里也有灯光，我们的窗户也会发出光明，成为星群里的一个。这对我们是一种无上的鼓舞！
我们既然不和生命的长流分离，我们就已经满足。我们既然不能有一个像样的房子，就让我们尽心尽情爱这个只有一个房间的家吧！
男子汉大丈夫心中所想应当如同晴天中的红日一样，使每个人都能够看得清清楚楚。
我的奶奶
朱述新
我的奶奶是大前年去世的，活了80多岁。奶奶病重的时候，我因为忙于工作，没有回故乡看她老人家。当奶奶逝世的噩耗传来时，我哭了，先是默默地流泪，后来忍不住号啕大哭起来。哭过之后，我痛苦地闭上眼睛。我仿佛清楚地看见奶奶了，看见她瘦小的身躯，她的一头白发，她永远微笑的慈祥的面容……奶奶一辈子不知道受了多少苦，为了我，为了我们。就说我吧，这条命就是奶奶抢救下来的。抗战胜利后，蒋介石挑起内战，“还乡团”杀气腾腾地来到我们家乡，抓“抗属”，杀干部，连孩子也不肯放过。母亲去微山湖找我们的队伍去了。奶奶带着两岁的我和不足周岁的弟弟，东躲西藏，吃没的吃，住没处住，日子怎么过呀！隆冬腊月，奶奶抱着我们小兄弟俩，坐在冰冷的破屋里，把讨来的煎饼一口一口地嚼烂，喂我一口，喂弟弟一口。小弟弟不肯吃，又饿又冷，哭个不停。奶奶一边一个紧搂着我和小弟，用她的体温暖着我们，她自己也瑟缩发抖。那天夜里，小弟没气了。奶奶便更紧地把我裹在衣襟里，同时想把小弟冰凉的小身子暖过来……她要保住活着的孙子，又要救活死了的孙子！以后，我懂事的时候，就常听奶奶说：“生生把你小弟弟冻死了，饿死了！”说着泪流不止。哪能怨奶奶呢？没有奶奶，我能活下来吗？我懂。
从那以后，奶奶时刻不离地抱着我，领着我。奶奶的脚裹得很小，但她领着我走过了那黎明前最黑暗、最寒冷的路。奶奶是坚强的。到后来才知道，正是在那段岁月里，她最心爱的儿子——我的二叔牺牲了，我的十几岁的三叔被反动派抓去了。敌人抓三叔的时候，奶奶抱着我追赶着，一路斥骂那些匪徒，引得四面八庄的乡亲们都来向匪徒要人，吓得他们朝天放枪。不久，我的爷爷也被反动派抓去，折磨了很久，含恨而逝了。在那兵荒马乱、家破人亡的日子里，奶奶保护着我，哺育着我，坚强地挺下来，熬过来了。奶奶的心是最软的，可那时候她从未哭过；可谁知道她吞下了多少悲愤的眼泪啊！
大军南下的时候，奶奶带着我，日夜在村口看我们队伍向前方进发。
她常常看花了眼，指着队伍对我说：“那个，骑高头大马的，就是你爹！”
再一看，不是。她撩起衣襟擦眼泪。
解放了。家乡的人们都劝奶奶：“该跟你儿子进城享福去了！”奶奶总是摇摇头。她不愿离开这洒着自己亲人鲜血的故土，也不愿丢下我。
一些老人们都说奶奶“憨”、“没福气”。老人们说：“这江山可有您的份啊！”“那年鬼子进村，把您绑在石磨上，刺刀压着脖子，您可眼皮也没眨！”“您儿子可当大官了，他知道您受的那些苦吗？”奶奶听了，什么也不说，只是微笑着，那是多么美好、多么慈祥和宽厚的笑容啊！
奶奶是勤劳的，我从来不记得她有闲着的时候。解放初期，军属的土地是由政府负责，找人“代耕”的。可奶奶总也不让人家帮我们干活。她成天在地里劳动。有一次，她去锄地，我去给她送水，见锄过的地上留下奶奶一排排窄小的、深深的脚印。我心疼极了，跑去抱住奶奶，再也不让她锄了。奶奶却说：“好孩子，庄稼人哪能不锄地？不种地还能长粮食？”
这样朴素的道理，我很快就接受了，并且由奶奶手把手教会了锄地。
60年代初，我来北京上大学。奶奶年纪大了，不能种庄稼了，也来北京住在姑姑家，姑姑和姑父都是工人，奶奶和他们相处得很好。进了城，她老人家还是闲不住，家里的活总是抢着干。我就读的人民大学离姑姑家很近，有空就跑去看奶奶。奶奶总要给我下面条吃，削萝卜吃，还给我洗衣服、补袜子。姑姑笑着说：“您把他惯坏了！”奶奶也笑着说：“哪是惯他呢？我是教他呀！”真的，我后来就学会自己洗衣服、补袜子了。
奶奶永远都是宽容的、慈爱的。记得有一次，父亲从南方某省城来京开会，来看了奶奶一次，一会儿就坐小汽车走了。奶奶一直看到小汽车没影了，回来后忽然又懊悔又担心地说：“看看，也没给他做点儿吃的，饿着他了吧？”我第一次跟奶奶发火了：“他是什么人物？能饿着吗？
连一块饼干也没给您带哪！”奶奶也是第一次嗔怪地说我：“瞎说什么？
他是你爹！”
“文化大革命”起来了。在家乡当生产队长的三叔也成了“走资派”，挨了批斗，逃到北京避难来了。奶奶说：“你到这里，一个村子谁管？
走，我跟你回去！”说走就走，谁也劝不了。后来听说，奶奶回去后，坐在大门口纳鞋底，“造反派”们谁也不敢揪三叔。一个愣小子硬要冲进我们家，被他爷爷劈头盖脸狠揍了一顿，还是奶奶拉开的。村里的“造反派”怎么也闹腾不起来。后来三叔又带着大家抓起生产来了。
奶奶从那以后再也没有进城来。她晚年在家乡，能干的活都干，能吃的苦都吃，从不向在“外边”当干部的儿孙要钱。在我们故乡鲁西南平原的黄土地上，奶奶走完了她一生的路。奶奶，我永远忘不了，您锄地时踩下的那一串串深深的脚印……心里没有对不起人的负罪感，脸上就不会有惭愧的表情。
等待生活
［美国］阿尔·马丁内斯李玫译
我是一个没有耐心的人，我要求和我交往的人也必须雷厉风行，不然的话，我就不高兴。我从不错过时间，约会从不迟到，上帝帮助了每一个在超级市场排队算账时想要插到我面前的人。
我这样谈自己的不耐心，也许你可以想象，当我碰上了交通阻塞时，是个什么样子了。这事发生在南佛罗里达州靠近我的家乡的山路上，一位年轻人在防栅旁拦住了我，告诉我可能要耽搁半个小时。“为什么要耽搁？”我问。“因为路被挖开了，”他回答说，“我们在装水管。”“见他的鬼吧，排水管。”我说，情绪马上低落了。
他耸耸肩：“那你就绕过去吧。”
我觉得他的话也有些道理。我还不太清楚这个坑的情况，但是我相信我不会掉进坑去的。
接下来的五分钟是在烦乱中度过的：文件在我的手提箱里，收音机和一些东西在工具袋里，我把所有的东西拿出来又放回去，然后长吁短叹地盯着窗外。
不一会儿，在我的车后停了一大串汽车，司机们纷纷下车。看来那小伙子的主意不是个坏主意，我该试试，总比坐着干等强。
就在这时，一个年龄比较大的人走过来，说：“真是个阳光明媚的早晨。”他穿着工装裤，花格子衬衫，像是开出租车的。
我看看四周，远处朦胧的溪流从圣·莫尼克大山上流下来，银灰色的水线接着蓝天，是个开阔清爽的秋天的大自然。“不错。”我说。“下大雨的时候，瀑布就从那边流下来。”他指着一块凹进去的断崖接着说，我想起我好像也见过洪水从那块断崖上倾泻下来，在山脚激起很高的水花。
我很可能只是急急忙忙地经过这里时匆匆地看了一眼。
一位年轻姑娘从车上走下来问道：“有上山的路吗？”老人大笑着说：
“有几百条，我在这里已经22年了，还没有走完所有的路。”我想起这附近有个公园，里面有一块很凉爽的地方。在一个炎热的夏日里，我曾经在里面散步。“你看到那只山狗了吗？”一个穿着大衣打着领带的年轻人叫起来，吸引了那位女士的注意力，“在那里！”“我看见了。”她突然大叫起来。
年轻人兴奋地说：“冬天快来了，它们一定在贮存食物。”
司机们都跑了出来，站在路边看。有些人拿出照相机拍照，耽搁变成了愉快的事。我记得上次洪水暴发的时候，道路被淹没，电灯线被破坏。我的邻居们，有些聚在一起议论纷纷，有的点上灯笼一起喝酒聊天，还有的就一起烤东西吃。
是什么把我们聚在一起了呢？要不是风在呼啸，洪水暴发，或交通阻塞，我们怎么会把时间分配在这里而和人交谈呢？这时，一个声音从栅栏那边传过来：“好了，道路畅通了！”我看了看表，55分钟过去了。
我简直不敢相信，耽搁了55分钟，我竟然没有急得发疯。
汽车发动起来了。我看见那位年轻姑娘，正把一张名片递给那位打领带的小伙子。也许他们将来还会在一起散步。
那位老人向出租车走去时，向我挥了挥手。“嗨！”我叫道，他转过身。“你说得对，”我说，“是个阳光明媚的早晨。”
人生来应当正直坦荡，心灵美好行为自然会光明磊落，这样可以立足于不败之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