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见是一种艺术，能发现那些不能看见的事物。”
这是18世纪中叶，一个名叫江奈生·斯威夫特（1667—1745）的不得意的英国神职人员说的话。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对于未来的思虑，其实也就是远见。一个鼠目寸光、鸡零狗碎的作家，大概是写不出大作品的。倘无高瞻远瞩的气概，出乎眼前功利的考虑，迎合什么人的需要，也许能写出一些应景的、凑热闹的、纯粹为了邀好的作品。但历史却像一面无情的筛子，凡缺乏太久远意义的文学作品，很快会从筛孔里跌落下去。因为文学史本是一艘承载重量有限的船只，它不可能无止境地把那些车载斗量的三等品、等外品都留存着的。
斯威夫特所说的这种作为一种艺术，能够发现那些看不见事物的“远见”，既是作家对于客观世界的外部观察，恐怕更是作家对于主观世界的内在认识。有的人，善于他见，而不善于自见，议人时喙长，道己时嘴短。因此，对待别人的事情还能指点江山、挥斥方遒一番，对待自己的问题就难免懵懂，感情用事起来。于是，不免要纠缠于身边的是非，眼前的得失，瞬刻的长短，而莫衷一是，或陷入于狗屁不顶的褒贬扬抑，吃饱了撑的说三道四，纯系小儿科的喜怒哀乐、无聊透顶的争嘴斗气之中而无法自拔。
真是应该铭记牧师先生这句有关远见的箴言，犯不着把艺术生命消耗在无用功上，实在是不划算的。因为，斯威夫特还说过一句醍醐灌顶的话：“为真理而发的火热心，十之八九可能出自盛烈的火气，或强暴的野心，或满盈的骄傲。”明白了这一点，就知道干正经事是多么迫切和只争朝夕了。
这大约在17、18世纪说的话，在20世纪即将结束之际，还挺有针对性的，正好说明这个斯威夫特的“远见”。他就是写过一部如今大家都知晓的《格列佛游记》的英国作家，这部小说1726年出版以后，受到英国人民的欢迎，两个多世纪以来，译成几十种文字，流传世界，深入人心。《大不列颠百科全书》称他为“英国最杰出的讽刺作家和古往今来屈指可数的讽刺大师之一”。
而在稍后一些时期的东方，中国有位叫李汝珍（1763—1830）的穷酸文人，在书斋中忽发奇想，写出一部《镜花缘》，称之为中国文学史上最富于幻想力的小说，不算过分。在人类文明史中，常常发现各个不同时期、不同种族、不同语言系统中的不约而同的文学现象，遂产生所谓比较文学的研究，成为一门学科。两个地区，哪怕隔着大洋，一个在地球的这面，一个在地球的那面，即使在毫无沟通的古代社会里，也会在各自的文学传统中，找到令人惊奇的彼此呼应之处。虽然那时中国的茶输入英国，英国的钟表也成为皇朝的贡品，但英国人对于中国文学，或中国人对于英国文学，所知道的情况基本上是零状态。
《格列佛游记》里的大人国、小人国，与《镜花缘》里的君子国、女儿国，两位作家的艺术构思，竟是如此吻合，真叫人拍案叫绝。而且这两个绝对隔膜的作家，所写出同属海外奇谈的作品，都产生了划时代的意义。说明随着时代的进展、视野的扩大，人类已经不再满足视野所及的疆域，触角开始向海外延伸，也就是“远见”在作家的头脑里发生作用。于是，便展开了想象的翅膀，为文学史掀开新的一页。
那时候，世居北京郊区大兴县的李汝珍，断没有办法和那位住在都柏林的斯威夫特取得联系，从他那儿得到借鉴或者启示什么的。而且那时的中国文人，自恃天朝人氏，不屑与夷人打交道。不像时下某些出息不大的作家，一见洋人，马上立正，不敢稍息，脸上五官挪位，两肩胁起谄笑，面开莲花，拼命巴结，对外国人放的每一个屁，都如聆纶音地引为圣旨；然后转过脸来，像上海租界里的红头阿三一样，狐假虎威，用那些洋名词轰炸中国文坛，作假洋鬼子状。李汝珍一没本钱雇几个评论家给自己鼓吹，二没资本组织一帮加里森敢死队，为自己冲锋陷阵，荡平天下。所以，斯威夫特也就无法知悉中国的北京郊区，有他一位同道。不可能向他发邀请函，或者签发一张绿卡，请这位穷儒生到英伦三岛一逛，尝一尝烟火腿，喝一喝下午茶。然而，他们这种文学家的远见，在探索的领域里，却于无意中碰撞到了一个题目上。
但是，细细品玩，《格列佛游记》是毫无疑义的世界级作品，而《镜花缘》即使在中国古典文学宝库中，也不可能与《红楼梦》等四大名著并肩媲美，这其中颇有耐人思索和令人丧气的地方。
应该说，李汝珍是一位了不起的文人，第一，他具有高深的文化修养，绝非那些墙上芦苇、山间竹笋、卖狗皮膏药和大力丸者可比，鲁迅称他“于学无所不窥”，我想我们当代作家能当此评价者，几乎是凤毛麟角。他所洞悉的那些学问，有的已经失传，连他同时代人都未必了了，何况我们这些浅薄的后辈。第二，更令人赞叹的，是他能在那样一个闭塞禁锢、礼教束缚、文网罗织、不敢越雷池一步的封建社会里，居然臆造出君子国、女儿国等等充满无比想象力的，对冬烘先生、道学之徒来说，纯系无稽之谈的神话故事，实在称得上是一种启蒙意义的行为。值得钦佩的倒不是他善于幻想的能力，而是他的勇敢精神。对由盛世而走向衰败的满清政权来说，虚弱到已经经受不住任何离经叛道的思想，恨不能将老百姓束缚得像僵蚕一样，除了官方规定的一种声音外，任何浮想联翩的文字，都被视为异类。不但非礼勿听，还要非礼勿想，既不许有错误的思想，也不许有正确的思想，要不然，就很难理解义和团的刀枪不入，如此被深信不疑。所以，李汝珍能跨出这一步，告诉他的读者，天外有天，世外有世，有皇帝力量达不到的所在，有誓不回头愿终老于域外的先行者……这种鼓吹开放、走向世界的精神，在闭关锁国的时代，着实是难能可贵的。
但他终究是在中国文化土壤上成长的知识分子，难免有其先天的不足，和依附于强力阶层的软弱。“知识分子”这个词汇是五四运动时期，从英文Intellectual翻译过来的，在古汉语中只有相类似的“士”这个单字。而一代一代的“士”，虽是中国文化血脉薪火相传的主力，但封建社会的统治者，对于称之为“士”的这些人，从来十分敏感。像烫手山芋一样，扔也不是，拿也不是。尤其忌畏那些启迪民智的作家与诗人，是须臾也不敢放松警惕的。皇帝通常采取的办法，倒也简单，和对待地里的萝卜白菜差不多，要是你按我的意思长，成为御用文人，给你吃香的喝辣的；要是你不按我的意思长，对不起，倘在地头边角，不怎么碍事，也许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若是成势连片，形成气候，有可能给统治者带来麻烦时，好则薅掉枝叶，孬则连根铲掉。那些不大肯驯服的“士”，要是不想成为文字狱的对象，就必须懂得谨言慎行的必要性。
于是，我们也就知道李汝珍的脚步，到底能走得多远了！
大清王朝这块土壤，和提供给那个都柏林人的英国早期工业革命的社会基础不同，资产阶级革命冲破中世纪的黑暗，使斯威夫特拥有的思想自由度和对社会的批判权利，要比李汝珍不知大多少倍。这部《镜花缘》才跨出去不太坚实的一步，刚刚开始对封建礼教的批判，甚至还没有拓展开来，那灵魂中的宪兵就站出来，叫他止步，很快就一脸正经地收兵了，又回到三纲五常的正统中来。首鼠两端，虎头蛇尾，写到最后，也就只有莫明其妙，而不知所云了。
当然，我们没有理由责备他，也没有理由要求他和斯威夫特一样，不是他没有远见，而是不敢有远见，这也是文网如磐下所有中国文人的悲剧。要命是第一位的，成为钦犯，绝不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如果查一查梁山泊忠义堂前的那块碣石，在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罡中间，称得上为“士”的好汉，在众英雄中是少数。因此，回想自己少不经事读《红楼梦》时，很难理解曹雪芹为什么老是念叨皇恩浩荡，老是表态不敢犯上作乱？而如今当我年逾花甲，也经历了一番人间沉浮以后，才悟到这正是旧时文人之可怜可悲之处。之所以具有这种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精神状态，就因为怀着弄不好要杀头的恐惧呀！如果曹雪芹没有这种时代的局限，没有心理上的障碍，能够汪洋恣肆地写去，那么我们现在读到的，将不知是一部怎样辉煌的《红楼梦》。李汝珍的《镜花缘》虽然填补了中国文学史上一个空白，但非常遗憾的是，它的二等品的文学评价，是无法与斯威夫特的《格列佛游记》相比拟的。不是李汝珍的错，而是这块文学土壤太过于板结的缘故。
斯威夫特始终是一个具有锋芒的批判者，他把握住文学的这支最主要的武器，虽然“他是教会的圣职人员，但对宗教的伪善、横蛮、贪婪、腐败及其负面影响却攻击不遗余力。他也不放过政治圈内和社会里头人、事、物的不义与丑恶”。因此，他在非故事性的论著中，更有许多“下笔明快之外有时更不乏犀利”，“幽默讽刺意味相当浓厚”的文字。他说过他的《格列佛游记》在于：“使世人烦恼，而不是供他们消遣”，他主张文学家应像蜜蜂一样博采古今精华，制成蜜和蜡，为人类带来“甜蜜和光亮”，而不是一面自吃自吐、肮脏无益的蜘蛛网。所以《格列佛游记》的生命力至今不衰，一方面是他创造力的迸发，另一方面也是时代的赐予。
其实，李汝珍的内心世界，并不比斯威夫特差池到哪里去，但时代对于他的局限却远胜于斯威夫特。作为道光年间的一个皓首穷经的儒生，一个治黄衙门的小官，一个不能不循规蹈矩、甚至还要道貌岸然的中国人，即使这些微的突破，也是件艰难的事情。李汝珍在书中展开那一点点非正统的想象，敢于说出一句或者半句决不是圣上提倡的话，也就难能可贵。譬如他主张男女平等；譬如他反对迷信；譬如他对八股文、科举制度的歧议；譬如他希望真诚，对假道学、伪君子深恶痛绝等等，都是与大众径庭，甚至是犯忌的见解。平心而论，你我要是生在大清道光年代，说不定连个屁也不敢放的。这也是我们无法向曹雪芹，向施耐庵，向李汝珍，向所有的前人要求更多的隐衷所在。
在文学领域里，能够具有远见卓识的作家，也许并不少，但是有勇气突破时代局限的作家，终究是不多的。而能够在压力和限制下写出极致的顶尖作家，那样的天才和大师，在一部文学史上也是数得过来的。因此，联想到时下一些动辄指责前人软弱、窝囊、怯懦、卑劣的“英雄好汉”们，大可不必求全责备，恐怕这是最起码的唯物史观了。
站着说话，不嫌腰疼；事后张目，不算英雄。要不然，你单兵出列，做一个示范的样子，让大家瞅瞅。
不过，上帝给了风华正茂的人一张说大话的嘴，也就只好听他们信口雌黄了。稼轩词曰：“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为赋新诗强说愁。而今识透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只道天凉好个秋。”斯威夫特也说过：“如果从年轻之日开始，把自己对爱情、政治、宗教、学问等意见全部登记下来，到老年的时候，人眼的会是一大堆何等样的前后抵牾和自相矛盾。”然后，必定如他所说的那样：“智者用他一生的后半段治疗他前半期所养成的愚昧、偏执和错见。”
20世纪即将过去，斯威夫特所说的这些话，如“远见是一种艺术，能发现那些不能看见的事物”，也还值得玩味。恐怕与毛主席诗云“风物长宜放眼量”，大致精神是相通的。若是从鼻子底下一亩三分地解放出来，无论对人对己，还是对事对物，都能够把目光放远一点，时代给我们多少，我们就充分用够多少，不斤斤计较于过去，不锱铢必算于现在，肯定会茅塞顿开，豁然开朗，而有所发现，有所收获，肯定会写出自己的极致。若鸡毛蒜皮，没完没了的话，恐怕就要陷入画地为牢的怪圈之中。但光阴似箭，时不我待，艺术生命不是一张可以无限透支的信用卡，一天到晚，如东坡先生所形容的那样，“蜗角虚名，蝇头微利，算来着甚干忙”，那才是对不起自己的极大浪费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