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仅仅是“一个人”的诗歌史
你写这本书的初衷是什么？
前些年，我发表过很多诗歌，发表得多了，就有些厌倦，想干些其他的事情，于是我想到了写一些与诗歌有关的随笔。通过思考，我发现，新时期以来，那么多优秀的诗人和作品涌现，对他们的作品的评论也不少，但就是没见到一本系统论述诗人们的成长经历和创作特色相结合的著作，于是我想试一试自己的能力，给自己一个目标，也让家人为我荣耀一下。
我看你太太的文章中提及，这本书中的文章从2002年就开始创作，从那时候起，你是否就已经有了这本书的轮廓？写作其间有哪些困难？
最初，我只是想写一个系列随笔，从个人阅读的角度出发，结合诗坛现象，系统地梳理一下新时期以来的代表性诗人、诗作以及诗坛事件，还没有清晰的轮廓。因此，收录进目前已经出版的两本《一个人的诗歌史》中的十篇长文，它们的最初模样仅仅是两三千字的小随笔，比较片面地谈论各位诗人的代表作以及我对这些诗人的阅读印象。2003年，《星星》诗刊以每月一篇的速度为这些文章开了近一年的专栏，当时我还不满三十岁，这是该刊第一次为“70后”诗人开评论专栏，引起了一些反响。严格地说，我作为一个评论家的身份，就是从那一批文章的发表开始的。
正因为《星星》专栏的推动，我的野心开始膨胀，开始有意识地收集资料，对原有文本进行充实。在后来的几年中，随着阅历的丰富、接触材料的增多，以及与所写的诗人交往渐多，那些文章逐渐从两三千字充实到六七千字，然后是一两万字，最终形成了目前这样的每篇三五万字的规模。到了2008年初，《一个人的诗歌史》系列图书的构架在我心里已经十分明晰了。
写作这两本书，遭遇过哪些困难？
写作的困难包括两方面。一是材料收集整理的困难。一篇三五万字的文章，背后的基础材料可能是三五十万字。关于这些诗人的自述、书信、回忆，以及别人对他们的作品的评论，对他们生活的介绍，等等，只要能够接触到，都必须认真地阅读，然后进行考证、甄别、归纳、整理，最后还要加入我自己对他们的采访、阅读理解过程以及对他们为人的印象、作品的解读等。一篇三五万字的文章，花费的精力足以完成一个长篇小说。所以，我在很多场合都毫不讳言我对这两本《诗歌史》的偏爱，因为里面有我太多的心血。我妻子在第二部的序言中透露我曾为了写作这本书而晕倒，朋友们很震惊。其实这并不算什么。2010年1月中旬，我刚拿到出版社寄来的《诗歌史1》样书没几天，身体扛不住了，到医院打了八天针；2010年12月初，我拿到《诗歌史2》样书刚好一周，旧病复发，到医院住了十五天。我觉得《诗歌史》是我的命，当我透支了它时，命运会适时地给予提醒。
另一个困难是文章形式的确定。阅读过我《诗歌史》系列作品的读者，对这两本书的定位有一些分歧，有的读者认为这是一本随笔集，另一些读者认为它是一部理论专著，还有一个记者把它当作一部新闻作品集，而当当网则把《一个人的诗歌史》同时列入了传记、随笔、文艺理论三种序列之中。也就是说，我的这一系列作品，到底属于什么文体，比较难以定位。用我在后记里的话说，“它不仅仅是谈诗，还有诗人的成长故事、作品细读、诗坛状况介绍等，总体而言，它是一部随笔集，但它又兼容了文学评论、人物传记甚至新闻报道的特征。而书中引用的那几十首诗，也足以构成一个优秀的诗歌选本”。那么，既然同时拥有这些特征，如何平衡它们，就成了一大难题。2008年年底和2009年年初，我曾经花了将近半年的时间来思考文章的形式问题，最后我将其定位为随笔集。既然是随笔，它就应该有一个中心，我把每篇文章的中心定位为“命运”，通过“经历+作品”的方式反复展现——从一个诗人的成长经历，读者可以看到时代的背景和一代精英的命运；从他们的作品，你可以看到他们的思考和思想深度。
既然名为“一个人的诗歌史”，当然是以个人角度来审视和阐述诗歌史，请问您选择代表诗人的标准是什么？
其实，虽然说是“一个人的”诗歌史，但对于我的同龄人（“70后”）而言，我所写的这些诗人同样也是“他们的”，顾城、海子等诗人的作品已经形成了一个小小的传统，在影响着我们、纠正着我们。目前，这些诗人的大部分已经成为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座上宾，可见，对人物的选取，读者、诗歌界同行以及文学史研究者是有一些共识的。当然，也有例外，比如黄灿然，很多普通读者对这个名字不熟悉，近几年出版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和当代诗歌史中对其也很少提及，但在我看来，黄灿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最重要的诗人之一，他的诗歌、翻译和文论的价值，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步增强。给黄灿然以海子、西川等人同等的地位，是我对自己的认知能力的一个赌博，我相信自己不会看走眼。正因为我在尊重大多数人的共识的基础上，作出了个人的选择，“一个人的诗歌史”几个字才更为名副其实。因此，要我说选人的“标准”，我可以归纳为：对读者的影响力、作品的创造性以及所达到的深度。
当然，可能有人会问：另一些诗人同样具有巨大的影响力，作品同样优秀，你为什么不写他们。对此，我只能回答：一个人的能力和精力是有限的，我不可能面面俱到。在我正在写作的《诗歌史3》中，还会写到一些诗人，甚至会写一些具有实力但还未获得广泛关注的诗人，但这仍然远远无法概括诗坛的全貌，这是没有办法的事。好在我写的仅仅是“一个人”的诗歌史，以后应该会有另一些人撰写他们眼中的诗歌史，这样，几种“史”结合起来，读者对诗坛状况的了解就更为全面了。
我注意到，你写的诗人都是当代的，实际上你是在写一个自己同时代的诗歌史，而且其中很多与你相识，这样会不会出现一些粉饰性的曲笔呢？
严格地说，虽然我和我笔下的人物都是当代的，但不是同时代。我是20世纪70年代出生的，我笔下的诗人绝大部分是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前期出生的，与我相差10—20岁。他们亲身经历了“上山下乡”和风起云涌的20世纪80年代，而1986年徐敬亚等人在《深圳青年报》和《诗歌报》操持现代诗大展时，我还在读小学。因此，对于诗歌写作来说，他们比我早一代甚至两代，我们这一代人，是读着他们的诗歌长大的。
但是正如你所说，我和他们共同经历了诗歌之火逐渐冷却的20世纪90年代和新世纪，而且随着我的成长，我和很多前辈诗人成了朋友，或者成为“熟人”，时常能在各种场合见面，这样一来，怎么样“写”他们，的确成了一大难题。首先，我不能乱写，因为除了那些因意外去世的诗人，大家都还健在，对同一个诗歌事件，很多人都亲身参与过，要是乱写，马上就会被人质疑。但也不能粉饰笔下的人物，如果是这样，那这本书就仅仅是我一个人的“私人致敬文本”，没必要出版。所以，我得为自己的行文把好“度”。我自认为我的立场是客观公正的，书中对一些诗人和诗歌的赞扬，是发自内心的，因为他们的确优秀。如果一个读者面对欧阳江河的《玻璃工厂》、《傍晚穿过广场》等作品，面对顾城和海子的绝代才华，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不过如此”，我会认为他不够诚实。一个读者，对好诗人和好作品要有尊重的态度。事实上，书中有很多地方对我笔下的诗人是批评的，只是比较委婉而已。
就像你自己所说，有几个诗人是你从来没有接触过的（譬如张枣），仅仅通过资料的整理而成，你觉得写他们和写认识的诗人有何异同？是否会担心二手资料影响真实性？
我写已故的诗人和写健在的诗人时，心情没有什么变化，更不会因为死者不能反驳便以为自己可以妄言，毕竟，我持的是同一个标准。
在目前已出版的两本《诗歌史》所写到的十位诗人中，除了顾城、海子、张枣三位英年早逝的诗人与我没有接触过，我与其他几位诗人都有或多或少的联系。对于与自己没有联系的诗人，我的确主要依靠收集到的材料。至于真实性，则需要依靠多方面对照、求证了。我比较自信的是，写张枣一文的史实，由张枣生前最好的朋友柏桦专门审订过；写海子一文，审订者则是海子生前最亲密的朋友西川；写顾城的文章，顾城的姐姐顾乡也在百忙中阅读了一部分，并提出了几个意见。所以，真实性问题，应无大碍。
另外，虽然这几个诗人去世了，但并不意味着我所了解的都是二手材料，我在写作的过程中，仍然通过自己对他们的亲属好友的采访而获知一些相对新鲜的情况。比如说顾城，他1986年带谢烨到过我所在的城市，参加著名的漓江诗会。当时我才读小学，自然无缘与其见面，但当时接待他的一些桂林作家后来成了我的朋友，他们向我透露了当年顾城在桂林的一些表现，而这些情况，朋友们一直都没有形成文字。就在前两天，朋友王布衣还告诉我一个顾城当年在桂林的趣事：顾城在和王布衣结识后，递了一张顾工的名片给王布衣，说，对不起啊朋友，我没有工作，不能印名片，所以我给一张我父亲的名片给你吧。
您自己也写诗，书中对于诗歌的评论也不少，在你看来，谁是当代最优秀的诗人？
这倒真是一个很大的难题，所谓文无第一武无第二，我所写的，都是具有标志性的诗人，要从中挑选出一个“当代最优秀的”，我下不了手，而且也太容易滑入片面了。我只能说，通过我对顾城诗歌、讲演稿和散文的全面接触，我认为顾城不仅仅是“童话诗人”这个范畴所能界定的，他是一个厚重的诗人；欧阳江河的诗歌，不管是现在还是再过五十年，人们也无法绕过，人们应该对他的《傍晚穿过广场》等作品脱帽致敬；于坚正在成长为“信手拈来即是诗”的大诗人；西川作品中的雍容气度以及他为人的平和，让我对他持有最高的期待。还有多多、王家新、韩东、柏桦、黄灿然、李亚伟、陈先发、雷平阳、蓝蓝……都是优秀的诗人。
《一个人的诗歌史》还有3、4等后续作品吗？如果有，计划什么时候出版？
在我原本的计划中，《一个人的诗歌史》系列会有六本，但鉴于前面谈到的每出版一本《诗歌史》我都会生一场病的“惯性”，我打算把自己的“野心”缩小了一些，把原本六本的计划精简为三本或者四本。正在创作中的《诗歌史3》，涉及一些20世纪80年代中期成名的诗人，但更多的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成名的诗人。如果还有《诗歌史4》，将不再以“人”为主，而是全面梳理新时期以来的诗歌出版物、争论、事件、关键词等。至于何时出版，不是我考虑的事情，我只能说：不出意外的话，《诗歌史3》应该能够在今年年底完稿。
提问者：《深圳晚报》记者刘琨亚
2011年1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