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这时候朝局已经变了，刘瑾手中控制了奋武、耀武、练武、显武、敢勇、果勇、效勇、鼓勇、立威、伸威、扬威、振威十二团营共计十万精兵，司礼监的几个秉笔太监被抓捕，司礼监掌印太监李荣被架空，丘聚又以司礼监秉笔的身份提督东厂，已经把这个与内阁对应的要害部门掌握在“八虎党”手中，谷大用新建的西厂虽然还未成规模，可这个特务组织却是挂靠在御马监之下，御马监又是内廷二十四衙门中仅次于司礼监的要害部门，直接与兵部对应。可以说，刘瑾这帮太监在皇帝的授命下掌握了团营、司礼监和东厂、西厂，就等于把北京城里的一切实权掌握在手中，整个大明朝在一夜之间陷于特务组织的全面控制之下，一切不同的声音都遭到彻底的压制和迫害。在这种情况下，上奏请求留下两位阁老的御史、给事中自然就变成了特务们打击的首选目标，于是正德皇帝在幕后操纵，由“八虎”太监集团和锦衣卫、东厂特务组织出面，下令逮捕了以戴铣、薄彦徽为首的二十一名上奏的言官，每人责打三十廷杖，下了诏狱。
从驱逐内阁重臣，到逮捕御史言官，这是皇帝对文臣的打击逐渐扩大化的标志。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王阳明这个小小的兵部武选清吏司六品主事因过于相信正直和忠诚的力量，给皇帝上了一道《乞宥言官去权奸以章圣德疏》，请求皇帝释放被收押的御史言官们，贸然上奏抨击朝政，为被冤枉的御史言官求情。本以为凭着一颗忠心给皇帝献上一勺清冽的甘泉，可以让僵持的朝局降降温，哪想到这疯狂的朝廷却是一口滚油锅，一瓢凉水浇上去，即时就炸了。这位朝廷下层官员的一片忠心不被接受，反而被正德皇帝朱厚照下令重重责打了五十廷杖，关进诏狱里等死。
此时是大明正德元年的十一月间，北京城的天气异样的冷，锦衣卫诏狱里更是奇寒彻骨，终年不见阳光的牢房里潮湿霉朽，腥臭难闻，狭窄的过道里昏灯如豆，恍惚照见砖壁上面目狰狞的狱神像。在坟穴般的囚室里，浑身是血的王阳明辗转挣扎，想为自己寻一条活路。
廷杖之刑自古就有，可在明朝，这套刑罚用得最多。
廷杖这种刑具多是用栗木做成，因为栗木够硬，打起人来特别有劲，而且这种木材天生就是黑沉沉的颜色，冷硬阴黑，凶神恶煞，这套东西用来镇压百姓是最合适的，连孔子的弟子都教鲁哀公用栗木雕刻神社里的“社主”，取一个“使民战栗”之意。从此以后，古代衙门的大堂上站的皂吏个个身黑皮，黑着一张面孔，手里提着一根黑硬的栗木棍子，囚笼、木枷之类的刑具器械也常用栗木制成，就连官府的正堂、刑部大狱的正门上悬挂的那个形似虎头、恶狠狠的龙子狴犴，以及监牢里供奉的狱神像，也多是栗木雕刻，凶神恶煞的样子，着实令人战栗。
在明朝以前，这根又硬又黑的栗木棍子只是使“民”战栗，倒是很少与官员的身体接触，因为历代王朝都讲究一个“君臣共治”，皇帝给大臣们留着天大的面子，这里还有个说道，叫“刑不上大夫”。
据孔子解释，周朝的法律规定贵族犯了罪，不必出动人手去捕拿捆绑，而是令其自己来投案认罪，如果犯了大罪也不必公开处死，只命其自杀，以保存贵族的“体面”，但据《春秋》记载，这些贵族犯罪之后来投案的不多，潜逃国外的倒不少，单是与孔子同时代的鲁国大夫臧孙赐、子家羁、阳虎、公山不狃等人，犯罪之后一个个都逃到别国去了。
到了后世，周朝“刑不上大夫”的成法被改成了“八议”，即所谓：亲（皇亲国戚）、故（皇帝故旧）、贤（德行出众）、能（才干过人）、功（立有大功）、贵（三品以上）、勤（勤于政事）、宾（尊为国宾），这八种人犯了大罪不能由执法机关定罪，必须奏明皇帝，再由大臣公议，如果判定犯有死罪，就命其自杀，或者“戮于朝”，而不必像平民百姓那样被绑出去砍头。到北宋神宗年间更是明文规定，黥、杖之刑不用于官员，只有普通百姓或者像押司宋江、提辖杨志之类的小吏才会受这样侮辱人格的刑罚。
可自大明王朝建立以后，在皇帝眼里，大臣们的人格降了一个等级，这凶狠的廷杖也开始叫官员们战栗起来了。最早使用这种刑罚的是太祖皇帝朱元璋，但他首次使用的却不是廷杖，而是鞭子。
朱元璋是个有趣的皇帝，刚得天下的时候，谋臣刘伯温劝他“古代公卿有罪，通常诣请自裁，不轻易施以污辱之刑，以存大臣体统”，这位草莽英豪出身的皇帝深以为然，在洪武三年（1370）建立了一个宗人府，专门掌管皇族赏罚诸事，对大臣们也一度表现出“存体统”的客气样子。但到洪武十三年，朱元璋以“谋反”之罪杀了宰相胡惟庸，从此永远废除宰相之权，把天下权力尽集于皇帝一身，到这时候，君为主，臣为奴，早先的“君臣共治”已经变成了一个大笑话，洪武皇帝再给大臣们留面子、“存体统”，似乎也就没必要了。
正在朱元璋狠下心来准备整治大臣的时候，却因为犯了一次糊涂，错杀了好人，恼羞成怒之下，回过手来杀了陷害好官的永嘉侯朱亮祖，而这次杀人倒给了朱元璋一份灵感，也从此开了廷杖之刑的先例。
朱亮祖是明军中出了名的猛将，打起仗来奋勇无敌，但人没什么文化，品行也不良，镇守广东的时候在当地横行不法，“作为擅专，贪取尤重”，被番禺知县道同弹劾，朱亮祖官高权大，哪肯示弱，当即反咬一口，也上奏弹劾道同。结果是朱亮祖的奏章先进了京，朱元璋远在京城不明真相，加之这一年正在处理胡惟庸谋逆大案，把一个谋逆案越审越宽，株连日广，问罪下狱者不计其数，前后杀人已达三万有余，杀顺手了，看了朱亮祖的奏章也没细审，一怒之下立刻下旨杀了番禺知县道同。
又过了些日子，朱元璋才接到道同的奏章，这才得知真情，可已经来不及了，县令道同已被朱皇帝错杀。朱元璋又羞又恼，又想起朱亮祖镇守广东正是胡惟庸推荐的，一气之下，立刻下令把朱亮祖逮到京城，未经审判，一顿鞭子活活打死。
鞭死朱亮祖后，朱元璋的气也平了，忽然灵机一动，想出了一种加强独裁统治的办法，于是借着“惩罚恶官”这个由头订下一项制度：但凡皇帝认为大臣有了罪过，可以不经审讯，立刻使用杖刑。
从朱元璋以后，皇帝不经审判就责打大臣渐渐成了“规矩”，草率野蛮、蒙古味儿十足的鞭子也被看着更“郑重其事”的栗木棍子所取代。这使朝廷百官战栗不已的廷杖之刑就此确立，并以这种方式正告世人：大明朝是朱皇帝一家的私产，而朱皇帝治国用的是“人治天下”的帝王之术，在这个国家和朝廷里，一切法律条文全都形同虚设。皇帝责打臣子就像主人打一条狗，没有原因，莫问道理，打残打死全由皇帝的一个眼色来决定。
这廷杖之刑通常由锦衣卫旗校执行，另有皇帝派来的心腹太监在一旁监视。和所有置于法律之外的东西一样，廷杖的刑罚也充满了“潜规则”，监刑太监有时秉承皇帝心意，有时则出于自己的私心，暗中操纵着廷杖的轻重，其办法早先是用暗语，比如要对某个犯罪的官员从轻用刑，走走形式，假打一顿，太监就会对用刑的人说：“打着问”；要把受刑人打得见血带伤时就说：“好生打着问”；要对受害人下死手的时候则说：“好生着实打着问。”这七个字一出口，锦衣卫就会下死手，受刑之人就算不死也要伤残。
到后来，这帮太监大概也知道早先定下的暗语已经被人识破，加之自明朝中叶以后，朝局越来越黑暗，皇帝和大臣越来越对立，把臣子往死里打的情况越来越多，“打着问”那种假打几乎没有了，只剩了下狠手、下死手两种选择，太监们也就与时俱进，干脆把暗语改成了暗号：行刑人偷看太监的双脚，如果脚跟并拢，脚尖张开，则为“好生打着问”之意，掌刑之人就要从重用刑，撕肉溅血，伤筋断骨；而如果太监的脚尖并拢，就是下死手的意思，受刑的人往往就难活命了。
明朝的锦衣卫使用廷杖的技术是非常有讲究的，平时训练的时候也很注重实战意识。据说他们用牛皮做成一个假人，往里面塞上砖头，先练怎么打死人，一直要练到打完之后牛皮上一点痕迹不留，而揭开牛皮，里面的砖头却已粉碎的程度。
练好这一层，再练怎么打而不“死”，要求是在牛皮上裹一层薄薄的宣纸，然后挥汗如雨用力猛打，打完之后，牛皮上蒙的纸都不破。想来殴打王阳明的那些锦衣卫还没练成这么深的功夫。那些锦衣卫要真能连砖头都打碎了，这五十杖打下来，想必王阳明早已内脏破裂而死，绝不会留有性命。
廷杖虽是一种蛮不讲理的残酷刑罚，早先却也稍稍顾着大臣的性命和体面，比如不剥衣服，还允许受杖之人穿上棉套裤，甚至可以往棉裤里多垫几层棉花，打的时候也不下死手，只是为了罚他，“示辱而已”，打疼了就行。可这一次王阳明受的廷杖却与众不同，竟是裸身受杖，也就是被拖到午门之内当着文武百官的面剥光了衣服打板子，这样做既是一种人格上的侮辱，同时又等于加重了刑罚。再加上皇帝给太监下的令是“好生着实打着问”，也就是说，要当着百官的面把这个犯颜上谏的六品主事活活打死，用他的血来警告官员，杀鸡儆猴。按理王阳明应该命丧杖底才对，可意外的是五十廷杖打下来，王阳明刑伤极重，几次昏厥，却留有一口气，没有死。
可见，王阳明骨头特硬，打而不死。但毕竟这顿棍子是“好生着实打着问”的，五十杖打下来，王阳明也只剩最后一口气，又立刻被锦衣卫拖走，投入了诏狱。至于他为了皇家利益而上奏劝谏的一番忠心，皇帝根本就不在乎。
忠而见弃，是一件极其残酷的事，很多忠心耿耿的大臣往往因为“忠而见弃”，精神受到极大刺激而崩溃。现在躺在黑牢里的王阳明也快要崩溃了，而他正拼命打起精神，强迫自己寻找一个继续活下去的理由，就像一只趁着夜色爬到树梢的蝉，已经不可能再退回泥地上的小洞里栖身，要想在这残酷的世界里生存下去，只有逼着自己的身体从坚硬的甲壳里挣脱出来，尽快学会飞翔。但能否活着挣脱出来，连他自己也不知道。
王阳明的苦痛，在于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挨这顿打。
阳明先生这次冒死进谏，在他想来，既是为言官们求情，也是一心想维护皇家的面子，对正德皇帝是一片赤诚忠心，所以他在奏章里说的全是劝人的话：“但铣等职居谏司，以言为责，其言而善，自宜嘉纳施行；如其未善，亦宜包容隐覆，以开忠谠之路。乃今赫然下令，远事拘囚，在陛下之心，不过少示惩创，使其后日不敢轻率妄有论列，非果有意怒绝之也。下民无知，妄生疑惧，臣切惜之！”
“在陛下之心，不过少示惩创，非果有意怒绝之也……”
一厢情愿，硬把皇帝的心思往善良之处设想，这才是王阳明挨打的原因。
但王阳明并不知道自己过于天真，做了傻事，在挨打之前他也不可能面对现实，承认自己的傻，所以他还是一味地劝说在皇帝说，“大舜之所以圣，以能隐恶而扬善也”，又说正德皇帝迫害言官，“今在廷之臣，莫不以此举为非宜”，如果皇帝肯听劝，释放被捕的御史和给事中，则“扩大公无我之仁，明改过不吝之勇，圣德昭布远迩，人民胥悦，岂不休哉”，又说“君者，元首也；臣者，耳目手足也”，说来说去，始终在强调皇帝和大臣都是同伙，“同伙”之间不要互相下死手，皇帝得给大臣留点儿面子……
王阳明写这道奏章时，朝局正处在暴风眼上，情势非常危险，阳明先生自己也很紧张，所谓“敢昧死为陛下一言，不胜干冒战栗之至”。可另一方面，阳明先生显然又觉得自己说这些话是完全正确的，就故意引用皇帝圣旨里的话“政事行失，许诸人直言无隐”来和皇帝抬杠。这么看来，阳明先生心里虽然紧张，却并不害怕，反而信心十足。
只可惜此时的王阳明还不是一位透彻明白的心学宗师，还没有擦亮“良知”这面明镜，所以他怎么也看不破皇帝和刘瑾本是一党，想不到刘瑾这个凶恶的阉奴，其实只是正德皇帝的打手而已。在王阳明想来，刘瑾是恶人，正德皇帝是好人，现在朝廷里发生这样的事，都是因为“恶人”用欺骗之言蒙蔽了“好人”，所以阳明先生上奏指责坏人，规劝好人，心里是坦然的，是理直气壮的。
正是这么一种善恶不分的愚忠和“理直气壮”的心态，给了王阳明上奏的信心和勇气，可也正是被这一片愚忠蒙住了眼睛，万万想不到自己会因为这么一道奏章而遭到残酷打击和人格侮辱。
忠而见弃，这让王阳明在精神上难以接受，随即产生了悲观厌世的消极情绪，准备退出朝廷，一走了之。
当然，眼下阳明先生还被锁在诏狱的铁笼子里。即使出了牢笼，他仍将遭到贬谪，接受惩罚。抽身隐退，逃回家乡去躬耕自食，平平静静混过下半辈子，这对身陷牢笼的他来说还是一件遥不可及的事。
而此时阳明先生的老父亲王华却已经先脱身走掉了。
三牢笼里的小算盘
王阳明受杖下狱的同时，礼部左侍郎王华也遭到正德皇帝的排斥，调任南京吏部尚书，被踢出京师扔到南京坐冷板凳去了。
明朝开国之时建都南京，后来明太宗朱棣发动“靖难之役”，夺了皇权，就把京城迁到了北京，但在南京还保留了一套官员的班子。这些南京的官员有官无权，有名无实，白领一份俸禄，整日无事可做。
王华现在从北京的礼部侍郎调任南京吏部尚书，就是典型的明升暗降，既夺去了他的实权，又割断了他在京城的人脉关系，把这位深孚众望的朝廷重臣架空了。结果王华这么一位顶级官僚在政治风暴中竟变得毫无力量，连自己正受到迫害的儿子都无力拯救了。
现在等待王阳明的是一个异常绝望的黑暗结局。他被关押在锦衣卫的诏狱里，这是全国最大最阴惨的一座监狱，连以残暴著称的明太祖都无法忍视。在洪武二十年，“以治锦衣卫者多非法凌虐，乃焚刑具，出系囚，送刑部审录，诏内外狱咸归三法司，罢锦衣狱”。但靠着“靖难之役”夺取天下的明太宗朱棣却在登极不久就恢复了锦衣卫，还扩建了诏狱，专以“勋戚都督领之”，从此锦衣卫成了明代最大的特务组织，横行无忌，终明一朝，害人无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