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唐初的社会就是这样的一种处境，长安在烧与不烧之间，佛教在废与不废之间，都在皇帝一念之间，命悬一线，摇摆不定。
对于长安烧还是不烧，有三派意见。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赞同，这是一派，持支持票；另有一派保持中立，知道这样不行但是不敢说，持弃权票，基本上就等于赞同；最后一派就是以秦王李世民为代表的反对派。李世民什么意见呢？李世民说这是扯淡，这都什么逻辑呀。富裕不是别人侵略的理由，害怕和退让才是别人侵略我们的理由。主权不应该得到侵犯，财产不应该被侵占，国家不应该被侵略，我们不应该玩躲猫猫，你退一步他们就会进两步，你让一寸他们就会进一尺，这是得寸进尺，退让只会助长敌人的嚣张气焰。你如果是战略性撤退，那可以，但问题是你不是。所以我们不应该退，我们应该战，资源不能等着来抢，资源要利用。不就是个胡寇吗！怕他作甚。既然我们地大物博，既然我们人口众多，既然我们资源丰富，我们还有什么理由怕他，没有理由。这些都是我们的资源，可以利用起来打他，干吗还等着他来抢呢。但是人多并不代表力量大，老百姓只有成为兵才有战斗力。李世民马上就说：“何况我们还兵强马壮，陛下圣明英武，创立江山，统辖中国，拥有精兵百万，所向无敌，怎么能够因为胡寇骚扰我们，就迁都躲避呢，这不是给国家蒙羞，给陛下落下笑柄吗？陛下不还有儿臣我嘛，那霍去病不过是汉朝的一员将领，尚且有决心消灭匈奴，何况我还愧居藩王之位！希望陛下给我几年时间，我定把颉利的人头带来。如果不成，再迁都，也为时不晚。”这是何等气魄，对于这段话，李渊只说了一个字，“善”。
所以领导人的决策是很重要的。长安因为李世民的反对而没有烧，也没有迁都。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唐朝两任统治者对突厥的态度，李渊，“躲”，李世民，“战”，完全相反。但是对待佛教的态度是什么呢，佛教还在废与不废之间飘摇，而且那个“可怕”的傅奕还在继续。玄奘就是在这样一种环境中来到长安的。
公元625年，唐高祖武德八年，玄奘到达长安，住大觉寺。
然而就在玄奘到达长安的同一年，又一件事情一石激起千层浪。
公元625年，唐高祖武德八年，唐高祖李渊为三教定序，说：“老子孔教是此土先宗，释教后兴，宜从客礼。今天我就给他们定个位，可老先，次孔，末后释宗。”什么意思呢？老子是大哥，孔子是二哥，释迦牟尼是小弟。这一结论就使得道教成为唐朝的国教这一结论板上钉钉，道士这下风光了。虽然在唐朝建国的时候，道教是国教这个事差不多就已经是事实了，但是官方正式下诏，这还是第一次。
唐代统治者为什么要定道教为国教呢？因为唐朝统治者姓李，道教的道祖老子也姓李，而唐朝统治者想要借助老子的地位抬高李姓皇族的名望。李世民做了皇帝之后，让高士廉做《氏族志》排定天下姓氏。高士廉以为李世民开明，斗胆仍将山东崔姓排第一，皇姓排第二，结果李世民勃然大怒，说你不想混了你。硬是依靠皇权钦定李姓为上上姓，居第一等。外戚姓氏为上中姓，居第二等。崔姓等大姓为上姓里面的下姓，居第三等。这是魏晋留下来的风气，出身很重要，有个好祖宗很重要。他为了装点门面，就要在古代名人中找一个祖宗，找来找去，就找到老子，恰好老子姓李，便自称是李耳之后。而道教又尊李耳为道祖，所以道教自然就成了唐朝的国教。
隋朝的时候，佛教地位最高，到了唐代，佛教的地位最低。而这一排名的变化自然就使得佛道之争再次点火。
这个定论一出来之后，就马上有道士潘诞上奏高祖李渊，指责佛教学术造假，抄袭道家经典，把一学术问题上升到政治问题，推到皇帝那里。这个事到底是真的假的呢，佛教有没有造过假呢？有。但是这个事情是历史遗留问题，佛教在初传入中国时，就把自己伪装成“道教”，自附于鬼神方术，目的是扎根落脚，用现在的话讲这是一种包装，但是包装过度，这就和道教发生了很多关系。后来随着佛教的发展和教义的清晰，逐渐壮大起来。壮大之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摆脱道教，想把道教踢开，但是摆脱不掉，做过的事情，总会被人记起。
当然道教也不是没有干过这事，原始道教就俩特点，第一，土生土长；第二，炼丹。没有什么理论基础，“道基”不牢，所以在跟佛教交手的时候，没几下就败下阵来，理论上我打不过你，我就抄，抄不过你，我就吹。《老子化胡经》就是这样的产品，传说是西晋道士王浮的著作，讲的是“老子骑青牛出西关，过西域，到天竺，教化浮图，命令尹喜托生为释迦牟尼”。这么一来就厉害了，彻底地颠覆了佛教的说法，你说释迦牟尼厉害，他其实是中国人，而且是老子命令尹喜托生的。这个故事后来演变出多个版本，但是主旨都是类似的，比如唐高祖李渊听到的版本是这样的，道士潘诞说，“悉达太子久不成佛，六年求助于道教，这才如愿，所以说这是道能生佛，佛由道成，道是佛之父师，佛乃道之子弟”。悉达太子就是释迦牟尼，这个说法是不是有依据的呢？有，但是关系不大，牵强附会。老子出过西关，但没到印度这么远。在老子的正史记载中，有他出西关的这一段。《庄子》称老子“西游于秦”，但就是这条简单的记载给后人留下了巨大的想象空间。到《史记》中就成了西出关，到《列仙传》中，就成了入大秦过西关，到了《老子化胡经》就到了印度，而且成了释迦牟尼的老师。甚至到了后来，老子不光化胡，还化全球。
这事也被吴承恩记载在《西游记》中，而且是太上老君亲口跟观世音菩萨说的，太上老君其实就是老子，道教的鼻祖。观世音是佛教里最受欢迎的菩萨，这种场景安排非常有意思，一个是道祖，一个是观音。见《西游记》第六回“观音赴会问原因，小圣施威降大圣”，当时有两个人正在昏天暗地地厮杀，一个是小圣二郎真君，一个是齐天大圣孙悟空，打了整整一天，也不见分出个胜负。菩萨就打算助二郎神一臂之力，怎么个助法呢？偷袭，用净瓶砸孙悟空的脑袋，“这一砸，即便不能打死，也能跌他一跤，叫二郎小圣好去拿他”。这个方法好，但是有一个问题，距离太远，目标太小，而且在移动，不好瞄准，打偏了怎么办？所以老君就说了：“你那瓶不行，它是个瓷器活，砸中脑袋还行，要是磕着他的铁棒，还不打碎了。你先不要急着动手，等我老君助他一功。”菩萨就问：“你有什么兵器？”这下就打开了老君的话匣子，“有，有，有”，连说三个有，捋起衣袖，从左胳膊上取下一个手镯，就是一个圈子，看似普通，但却不平凡，说：“我这件兵器，乃锟钢抟炼，被我丹点二乘，养就一身灵气，善能变化，水火不侵，什么东西都能套住，名字唤作‘金钢琢’，也叫‘金钢套’。我当年过函关，化胡为佛，就多亏了这东西。而且这东西还能防身，实在是个好东西。等我丢下去砸那猴头，助二郎一力。”这实际上说的就是“老子化胡”。
菩萨对这个事是什么态度呢？吴承恩没说。虽然吴承恩没有安排菩萨说话，但是历史却记载了僧人的质疑，指出《老子化胡经》纯粹是胡说八道。现在也证实《老子化胡经》是部伪书。
这个事现在也说不清到底是谁杜撰的，有说佛教徒说的，当初为了攀附道教，自己说佛陀是老子教化的，有说是道教徒杜撰的。反正不管是谁说的，它只是一个神话，当不成真事。而且佛教和道教在争论的过程中，都不断地把自己产生的时间提前。比如，佛教在中国的时间就提到了周王朝，周昭王二十四年的那场地震，就是中国比较早的关于佛教的记载。
随后武德九年，即公元626年，傅奕再次上疏，请求废佛，说五帝三王时，无佛教，君明臣忠，江山持久；梁武帝因事佛，君庸臣奸，致使国亡。什么意思呢？给李渊出了一个选择题，两个选择：一、五帝三王，没有佛教，江山长久；二、梁武帝，因事佛，亡国。那么摆在唐高祖面前的就这两个选择，信还是不信，信，亡国；不信，江山长久。那么你是想江山长久呢还是亡国呢？先不讨论傅奕的结论是否正确，单是这个说法对统治者就很有震撼力。这个账谁都算得来，当然是江山重要。有听过爱江山更爱美人，没听过爱江山更爱和尚的。而且李渊连烧长安能平息突厥侵犯这样的事都“以为然”，这个事谁能保准他不信！
这个时候又有道士李仲卿、刘进喜联合傅奕，贬斥佛教。这无疑是火上加油，推波助澜。
这下又紧急了，佛教徒针锋相对，法琳马上撰写《辩正论》致书杜如晦，让杜如晦加点史料以资著述，针对傅奕、李仲卿等加以批驳，各有各的道理。双方争辩，一时非常激烈。
但是你们争得不可开交，决策权在李渊这里。李渊是什么态度呢？按照汤用彤先生《隋唐佛教史稿》的说法，“揣高祖本意，实欲从傅奕之议，全灭佛法”。想废，但是有顾忌，第一，“恐骇凡听”，担心动静太大；第二，念旧情，不忍心。佛教对李唐有帮助，当初李渊起义时，曾在华阴祀佛求福，李世民平定王世充，少林十三棍僧救唐王。
怎么办呢？李渊专门给太子李建成下了一道诏书问这个事，说：“朕欲废毁僧尼，担心动静太大。儿给个明白话，可还是不可？”
但是李建成没有给个明白话，没有说可以还是不可以，这个事情也没有那么简单。李建成怎么回答的呢？把佛和僧人分开来，把个人和组织划清界限，李建成说佛是好的，但是下面办差事的人就不一定了。僧人中有伪僧人，和尚中有花和尚，但是不能因为有几个伪僧人就说佛是虚伪的，也不能因为有几个花和尚就认为所有的僧人都是虚伪的，贤愚不分，一棍子打死，让他们全体还俗，这样玉石俱毁，是不合适的。而且历代贤王圣君对待三教的态度都是“咸共尊崇”，这实际上就是护佛，为佛教声辩。
怎么办呢？废还是不废，决定权还是在李渊。
公元626年，唐高祖武德九年，五月，唐高祖李渊下诏《沙汰佛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