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奘有听说,没参与。
625年的时候玄奘已经抵达长安,住在大觉寺。这场斗争的影响极深,传播又极广,闾巷间、酒桌上无不传闻,老百姓都知道,玄奘不会没有听说。但是这场争论中关于玄奘的记载,史书上没有看到。
玄奘在干什么呢?学习。每个人做好自己的事情,这就是对法琳最大的支持,对反对者最大的反击。
玄奘先在大觉寺跟随道岳学习《俱舍论》,然后又跟随当时首都地区最有名的两位法师法常和僧辩学习《摄大乘论》。法常和僧辩据《慈恩传》的记载是“上京法匠”。第一,有学问,“解究二乘,行穷三学”;第二,有名望,“道振神州,声驰海外”,所以拜师的人很多,“负笈之侣,从之如云”。但是虽然很多,这两位大师却对玄奘是情有独钟。而且僧辩是点名要做玄奘的导师。
原先玄奘跟法常学习,法常和僧辩的关系很好,两人又讲同一门课《摄大乘论》,而且都是“上京法匠”,所以经常交流。法常就跟僧辩说:“哎!知道吗,玄奘,现在是我的学生,正跟我学着呢。”僧辩一听,那哪成啊,你都做他导师了,我也要做他导师。说完就把玄奘拉过来,不管玄奘同不同意,就拉着玄奘的手称“吾之徒也”。这是什么?爱才心切。玄奘当然不会不同意了,他高兴还来不及呢,不用排队就进门了。这叫求学心切。
学习的重点,不在于老师教了什么,而是你领悟了什么,要“转识为智”,将知识转换为智慧,能够举一反三,学一知十。玄奘的学习就是如此,他能看到别人所看不到的内涵,发现别人所不能发现的深意。法常和僧辩就说他“汝可谓释门千里驹”,只可惜我们年纪大了,看不到那天。这两位法师的称赞,让玄奘一下子从一个地方名人变成了一个全国名人,“誉满京邑”。
不光佛界关注,政界也关注,朝廷里有一个人就非常欣赏玄奘,谁?萧瑀。
萧瑀是什么人?当朝宰相,尚书左仆射。高祖李渊称之为“萧郎”,就是萧兄弟、萧爱卿、萧心腹,就是铁哥们、自己人。
“郎”不是随便称呼的,更不是皇帝称呼臣子的,古代君臣关系中这种称呼非常少见,甚至说罕见,能称之为“萧郎”,这是一种什么关系呢?这是一种“情深意浓”的关系。可见萧瑀深得李渊的赏识、信任和器重。这是非常难得的。因为有些人受赏识,但不受信任,受信任,但不受器重,总之就是不能把赏识、信任、器重并为一体。但是萧瑀做到了,或者说李渊和萧瑀做到了,可见他们君臣关系不一般。不一般到什么程度呢?不一般到不管大事小事,政务还是家务,李渊都要和萧瑀说。怎么说呢?上床说,有时候说着说着就说到床上去了。在朝堂上聊不够,私下里还让萧瑀坐在床上说,这是不常见的,也是不成体统的,很少有皇帝把臣子引入卧室同榻而坐,对膝而谈的。皇帝的床叫御榻,不是随便谁都可以坐在上面的。一般臣子见皇帝,好一点的是赐坐,这是恩赐;最多的是平身,站着说话,这也算优待。不让跪就已经不错了。因为封建时期,礼仪是很重要的,它表示的是一种距离,是一种等级,是一种尊颜,是一种设防,是一种臣服关系。一般来说跪着算正常,站着就不错,能有“坐”那都是相当奢侈,“卧铺”就不敢想象了。等于说在这个时候李渊已经为萧瑀撇弃封建礼仪了,可见不一般。
不光坐在同一张床上,而且说话很温柔,谈话的时候都是郎啊郎的称呼。即便在朝堂上,萧瑀也是要比一般臣子高出一节的,高在哪里呢?高在站位上。封建社会的朝堂是有台阶的,一般情况下,臣子站在下面,仰视皇帝,皇帝是坐在龙椅上,俯视臣子。距离不大,但它表明的是皇帝高高在上。萧瑀是站在台阶上的,甚至有时候就坐在李渊的旁边,每次上朝的时候,李渊都要赐他在自己旁边,或站或坐。可见萧瑀的受重视程度。
当然,这个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也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一个人受重视,肯定有原因。李渊为什么重视萧瑀呢?三点原因:
第一,萧瑀出身好,有工作经验。萧瑀是名门之后,累世金枝玉叶,高祖是梁武帝,祖父是后梁宣帝,父亲是后梁明帝,萧瑀自己又是前朝重臣。这些经历都让萧瑀对国典朝仪最为熟悉。而李渊刚刚建立了一个新王朝。一个新王朝的建立,政权一旦得到巩固,首先要做的就是打破旧制度,树立新规范,改变原来旧的那一套,让自己和旧王朝有所区别。比如改元,易服,变旗帜,选定官话,颁布新的历法,制定新的礼乐制度和法律规范等等。李渊也不例外,李氏政权要有所区别于隋朝政权,这就需要一个有工作经验的人,而萧瑀就有这方面的工作经验,所以李渊很重视他,让他主持“国典朝仪”。
第二,萧瑀人品好,为人正派,有才能。隋炀帝即位以后,娶了萧瑀的姐姐萧氏,立萧瑀为重臣。但是萧瑀不但没有因为此事就对隋炀帝感恩戴德,反而整天对杨广品头论足,惹得隋炀帝很不高兴,一脚就把萧瑀踢出中央政权,调离政治中心,贬到京城之外做了一个河池郡守。但是萧瑀上任之后,把这个地方治理得一片大好,在隋末这样一个乱世实属难得。而且萧瑀这个人识大体,能看清形势。李渊建都之后,萧瑀马上宣布归顺大唐,这让李渊非常高兴。萧瑀这个人做事认真,为人正直,这就让李渊不用担心他有异心。据史书记载,萧瑀这个人性子直,偏于严厉,不讲情面。当然这也符合他的工作要求。萧瑀这个人的工作除了主持“国典朝仪”之外,还有一个工作就是“绳违举过”,是个搞检举的。这就要求这个人必须铁面无私,公平公正,而且能顶住压力。萧瑀就能胜任这样的工作,也因此得罪了很多人,引起了很多的不满,就有很多人向李渊告联名状,弹劾萧瑀。但是李渊不但不撤萧瑀的职,反而把他从右仆射升为左仆射,可见萧瑀在李渊心中的地位。
第三,萧瑀和李渊以前是同事,现在是亲戚。隋炀帝时期,萧瑀和李渊就同朝为官,以前关系就很好,相互了解,彼此欣赏。而且萧瑀娶的独孤氏女子,和李渊的母亲独孤氏是同宗,所以萧瑀就是独孤家族的女婿,这就让他们之间有些亲戚关系。
工作需要,私交甚好,这些理由都让李渊非常重视和赏识萧瑀。但是,一个人一开始受器重,不一定永远受器重,一开始在这个位子上,不一定永远在这个位子上,需要不断地拿出理由来证明自己能够胜任。所以也是萧瑀后来的表现让李渊更加信任和器重他。
萧瑀不但和李渊关系很好,和李世民关系也不错。唐初的时候,李世民领右元帅攻打洛阳,萧瑀是府司马,相当于总参谋长这样一个角色。大概萧瑀这个府司马做得相当称职,以至于后来李世民做雍州牧的时候,专门申请萧瑀去做他的州都督。而且玄武门之变的时候,李渊问萧瑀的意见,萧瑀就建议李渊让位给李世民。所以这两个人关系是不错的,李世民也同样信任和赏识萧瑀,但是却不如李渊时期那么器重萧瑀。什么原因呢?
领导人变了,政治环境变了,但是萧瑀没变。李世民一上台就有了自己的政治舞台,领导班子,比如房玄龄、长孙无忌、魏徵、杜如晦等等,这些人是李世民的心腹,所以萧瑀只能归于第二梯队。而且萧瑀这个人自己有问题,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恰恰是萧瑀的优点,成了他的缺点。萧瑀善恶太过于分明,而且不讲方式。有时候需要模糊处理的事情,仍然是一本正经地处理。其实人无完人,每个人都有优缺点,有缺点的人不一定都是坏人,有优点的不一定都是好人,但是萧瑀容不得缺点,“绳违举过”不管大事小事一律批评,而且是不分场合,不分时机,不讲方式地批评。本来批评就没人喜欢,检举就得罪人,再不注意方式,就更没人喜欢了。
就连萧瑀自己当初推荐的那个右仆射封伦,也不太喜欢萧瑀。按理来说,封伦是萧瑀推荐的,一个是左相,一个是右相,两人关系应该不错,可惜不是。封伦太聪明,聪明得狡猾,狡猾得奸诈,是个小人。《旧唐书》说隋朝政治日渐败坏,就是封伦一手造成的(而隋政日坏,皆伦所为也)。你想想,一个人能把王朝搞垮,国家搞毁,这个人的危害应该有多大。
封伦是个马屁精,老是拿萧瑀开涮,说好的事情马上就变。
每次上朝前他先和萧瑀统一意见,说哪些事情可以说,哪些事情不要说,哪些事情要怎么说等等,但是一上朝马上就变。萧瑀说完之后,封伦一看李世民脸色不对,马上就改变立场,和萧瑀唱反调,这就搞得萧瑀既郁闷又没有办法。这两个人一个讲真话,但不善于言说;一个善于言说,却不讲真话。所以这两个宰相,让李世民不爽的总是萧瑀,让李世民高兴的总是封伦。
而这个时候房玄龄、杜如晦这些人又亲近封伦,疏远萧瑀,这让萧瑀忿忿不平,上书弹劾房玄龄等人,言辞激烈,说这些人都是小人,在害陛下。但是房玄龄亲近封伦并不代表他们就是一伙人,疏远萧瑀也不是他们意见不合,而且封伦是坏但不是没有可用之处。李世民是听了封伦的话,但也不是一个糊涂的老板。作为一个精明的老板,他懂得怎么利用臣子,而不被臣子利用。李世民的高明就在于他不以个人喜好作为评判臣子的一个标准,他清楚地知道封伦是个“闹”钟,萧瑀是个警钟,房玄龄绝不是小人。但是萧瑀把这个事情提出来,那就必须有个说法。而李世民也不可能因为萧瑀一个人去得罪很多人,皇帝也必须是团结一部分人的,所以有时候有些人是必须牺牲的,即便这个人是好人,是忠臣。所以萧瑀这么干就只能跟自己说拜拜,李世民就说萧瑀触犯圣意,让萧瑀回家去了。
可是没多久李世民又把萧瑀请回来了。原因是什么呢?第一,萧瑀无错;第二,封伦死了。萧瑀被贬的原因不是因为他有错,而是要照顾到某些人的利益。同时李世民也是想用这种方式警告萧瑀,让他注意方式,什么话该在什么地方讲,该用什么方式讲。
但是萧瑀这个家伙死性不改,他不认为自己有什么不对,我提醒陛下注意小人我有什么错,没有错我改什么。一上来还是“大闹朝政”,声色俱厉,这个就不受欢迎了。后来即便他说得对,大家也不听他的(心知其是,不用其言),所以萧瑀连“敌人”也没有了,成了孤家寡人。一个人没有朋友是可怕的,没有对手也是可怕的,所以萧瑀很寂寞。一个寂寞的人是可怕的,尤其是一个不习惯寂寞的人突然寂寞了,那他就要爆发。终于有一次萧瑀就在朝堂上和陈叔达“干”上了,两人含怒争辩,惹得李世民不高兴了:这是朝堂,不是你家客厅,岂容你如此放肆,行了,行了,你们都回家去吧。又以不敬免。所以李世民只能忍着萧瑀的“正直”用着萧瑀,就在这样的矛盾之中,萧瑀在李世民时期三起三落。
虽然后来出现了种种问题,在李世民刚即位的时候,萧瑀的实际地位还是相当高的,仍然是当朝宰相,左仆射。而且即便后来遭到贬职,萧瑀在李世民心中的地位也是很高的,贞观十七年,李世民把萧瑀、长孙无忌等二十四名功臣的画像挂于凌烟阁,而且经常对房玄龄等人说“此人(萧瑀)不可以厚利诱之,不可以刑戮惧之,真社稷臣也”。并赐诗说:“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这些都足以说明萧瑀在李世民心中的分量。
所以得到萧瑀这么一个牛脾气的人的欣赏是非常难得的。第一,萧瑀地位高,当朝宰相,一般人他看不上。第二,萧瑀看得上的也确实没几个,因为每个人都有缺点,而萧瑀又是一个痛恨缺点的人,所以能让萧瑀看得上的大概就是“完人”了。而在萧瑀看来,玄奘就是这样的人。
公元627年,唐太宗贞观元年,春,长安庄严寺的住持慧因法师因病辞世。慧因一辞世,萧瑀就奏请朝廷,建议由玄奘出任住持一职。这对一个二十八岁的年轻人来说是一个莫大的荣誉,但是玄奘拒绝了。
这就有两个问题,第一,萧瑀为什么要推荐;第二,玄奘为什么要拒绝。
萧瑀为什么要推荐玄奘?因为萧瑀信佛,玄奘脱颖。
萧瑀这个人从小信佛,是个居士,有很高的佛学造诣。他和傅奕之间有一段对话。当年傅奕上书高祖主张废佛的时候,萧瑀就说:“佛是圣人,非圣人者无法,而傅奕这样对圣人妄加评论,恶意诽谤,就是目无法纪,应该受到惩罚,处以严刑。”这是引用《孝经》的话“非圣人者无法”来驳斥傅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