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祎因为志向远大，而使得郑善果“品贤其貌”“深嘉其志”破格录取，在洛阳剃度出家，受十戒，成为沙弥。
沙弥是个外来词，指七岁到二十岁之间受过十戒但未受具足戒的初级出家僧人，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小和尚。为什么是七岁呢？按照佛教的说法，儿童七岁有能力在麦场驱鸟，这时就可以度为沙弥，叫做驱乌沙弥。十戒就是对沙弥所定的戒律，也叫做沙弥戒，共十条：
第一条，不杀生。“生”不单纯指人，而是一切有生命的东西，包括水里游的，身上爬的，地上走的，天上飞的，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都算，水里游的比如浮游生物，所以僧人喝水都是要经过过滤的，必须是纯净水。身上爬的比如虱子，唐代僧人道宣持戒就相当严明。虱子在身上随意走，眉头都不带皱。这事传到了印度，有个叫无畏的僧人就不相信，专门从印度跑到长安来，就为确认一下这个事情到底是不是真的。有一天无畏和道宣谈论中国戒律和印度戒律的区别的时候，道宣就从怀里摸出一个虱子来。估计是喝饱了，暗红色的身体鼓胀鼓胀的还发亮。这下无畏高兴了，我看你怎么办。道宣怎么办呢？左顾右盼，好像在找什么东西，始终没有把这个虱子扔在地上，也没有碾死，而是找了一个手帕把虱子包起来，放在地上，说“这虱子虽然无知无识，倒也有情有欲，或许还有佛性”。这下无畏就佩服得五体投地，“法师持戒精严，果然名不虚传，佛门有你这样的弟子，佛法肯定永世流传”。
这是看得见的，看得见的要避让，看不见的要假设。据说弘一大师持戒也相当严明，每次坐藤椅之前都要抓着椅子轻轻摇一摇。为什么呢？大师说“这椅子里头，两根藤之间，也许有小虫伏着。突然坐下去，要把它们压死，所以先摇动一下，慢慢地坐下去，好让它们走避”。这就是第一条，不杀生。不管你看见还是没看见，都不能杀生，不能造成实际伤害。
第二条，不偷盗。古代偷和盗是两个概念，偷是在对方不知道的情况下悄悄拿取，盗就属于暴力掠夺，是抢的意思，都不能干。
第三条，不淫。这条戒律，僧人和居士是不一样的，僧人是“不淫”，居士是“不邪淫”，区别就在于一个“邪”字上。什么意思呢？居士可以过正常的夫妻生活，但也仅限于此，不能再有其他发展。
第四条，不妄语。不妄语不是不说谎，而是以不造成实际伤害结果为准，以结果为导向，以利己还是利他为判断标准。比如说，一只受伤的野鹿跑过来，猎人问去向，僧人却指向另外一个方向，这就不是妄语，不但不是妄语反而还有功德，因为做了两件善事，一来保护了野鹿不被伤害，二来保护了猎人不实施伤害。而且按照佛教的说法，在菩萨戒里，为了利益众生，菩萨甚至可以杀人，可以偷盗，也可以邪淫，但是必须明确它的前提是没有丝毫的利己之心掺杂在其中，是为了众生的利益。
第五条，不饮酒。因为酒能乱性，让人失去原则，违背戒律。所以佛教说此五条“前三防身，次一防口，后之一种通防身、口，护前四戒”。就是说前三条是防身，防止自己对别人造成的伤害，也防止别人对自己造成的伤害，第四条“不妄语”是防口，防止祸从口出，出言不逊，污言秽语。话不能乱讲，乱讲话是对自己的不负责任，也是对别人的不尊重，对佛的不尊重。第五条“不饮酒”则是防止前面四条的，一喝酒天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前四条就无法保证，所以不饮酒。那你说我喝一点点，就一杯不喝醉可不可以？不可以。戒律说得很清楚是“不饮酒”，不是“不喝醉”。“不饮酒”什么意思呢？就是一点都不能喝，包括任何酒。这就像贪污一样，你不能说我就贪了一分就不是贪，贪一分也是贪，这是性质问题，不是数量问题。
前五条把第三条改为“不邪淫”就是居士戒，也叫做五戒，就是居士受的戒律，居士是指在家修行的佛教徒。相对比较自由，可以舍戒。比如有一天你想炖个鸡汤喝，想吃个武汉鸭脖子，怎么办呢？你只要对任何一个人声明我放弃持戒就可以了。但是不能破戒，破戒是你没有声明你舍戒却要喝鸡汤，这就不可以。破戒是要受到惩罚的。
第六条，不涂饰香鬘。不能涂脂抹粉，喷香水，搞化妆，浓妆艳抹。
第七条，不视听歌舞。不能搞文艺活动，比如说你想看个超女，想看个快乐男声，那不行，因为僧人要清心寡欲。
第八条，不坐高广大床。这里的床是指禅床，明明一个单人床就够了，你偏要搞一个双人床，那就不行。不能浪费，不能奢侈，不能享受过于豪华的物质生活，奢侈本身也是一种浪费。
第九条，不食非时食。什么叫“非时食”呢？就是过了吃饭时间就不能再吃饭，也叫“过午不食制度”。僧人有严格的饮食时间，不像我们一日三餐，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按照佛教制度和传统习惯，僧人一般只能在一天的中午吃一顿饭，要是错过了怎么办？能不能补呢？对不起，不能。可以喝一点汁水，也就是果汁类饮料，这就叫做“过午不食”。原因有两方面，一方面利于修行，另一方面利于减轻施主负担，因为僧人是吃斋饭的，如果你的进餐次数多了，施主们就要施舍得多了，这也是为了减轻寺外信众的经济负担。当然后来中国汉族的禅宗就没有这么严格了，因为禅宗僧人自己是要参加体力劳动，自己生产，自己食用，自给自足，所以一天吃一顿肯定不行，体力不支，还是要吃晚饭的。
第十条，不蓄金银财宝。僧人要清心寡欲，断绝财物，怎么能蓄财呢？钱财乃身外之物，金钱是罪恶之源，所以拒绝金钱，就是拒绝作恶。
这就是沙弥的十戒。陈祎这个时候受的就是十戒。从此十三岁的陈祎便有了一个新的称呼，这个他人生中最重要的一个名字：玄奘。被国家登记在册，持有出家许可证明，上书：
僧玄奘，洛阳净土寺。
然后加一官印，盖一大红章，这就是玄奘的“僧”份证，算是上了户口，有了证明，正式出家，国家认可，法律保护。
玄奘一出家，首先就学习了两部重要经典：《涅槃经》和《摄大乘论》，接触了一个佛教最重要的命题：佛性问题。
什么是佛性问题呢？就是人能不能成佛的问题。季羡林先生说：“在我们看来，这个问题就如同西欧中世纪基督教神学家讨论一个针尖上能够站多少天使同样荒诞不经，滑稽可笑。然而，在佛教徒看来，这却是一个天大的问题。为了麻痹善男信女，扩大自己的地盘，巩固自己手中的经济，必须提出这个问题，而且必须给以回答。”
《涅槃经》就是回答这个问题的。《涅槃经》的中心教义就是“一切众生悉有佛性，如来常往无有变易”，是如来生前所讲的最后一部经书，可以讲是现身说法，因为讲完这部经书之后如来就涅槃了。什么是涅槃呢？就是圆寂，灭度，死亡，但又不是一般的死亡。因为佛教讲灵魂不死，讲轮回，讲苦。一般的死亡灵魂还要轮回，还要重生为人，继续忍受这俗世间的烦恼。而涅槃不一样，涅槃是大圆寂，大灭度，灵魂不需要再轮回了，到了极乐世界成佛了。所以涅槃就可以看做是成佛的一种经历，到达极乐世界的一种方式。
虽然《涅槃经》说“一切众生悉有佛性”，但是关于是否一切众生都毫不例外地能成佛的问题，并没有说得很清楚，因为有佛性和能成佛是两个概念。这就好比说一个人聪明，但是聪明和能成功是两个概念，不是说你聪明就一定能成功，聪明通往成功的道路上还有努力。同样有佛性说明你有潜力，但是如何能成佛，《涅槃经》并没有说得很清楚，至少当时是这样子。而这个问题就留给了玄奘。其实佛性的基础是人性，一个没有人性的人，也没有佛性，一个没有大爱的人，成不了佛。
玄奘十三岁正式出家的这一年，正好有景法师讲《涅槃经》，这就为玄奘以后西行埋下了一颗种子。
紧接着玄奘又跟严法师学习了《摄大乘论》。《摄大乘论》是把当时大乘佛教所有教义汇集起来的一部佛学经典。大乘佛教是区别于小乘佛教的一个佛教派别。乘的意思是指运载工具，大乘就是大的运载工具，大船；小乘就是小的运载工具，小舟。
释迦牟尼圆寂以后，佛教内部就开始出现分化，原因是大家对教义理解不一样。后期派别为了区别原始派别，就把自己说成是大乘，把原始派贬称为小乘。但是这是大乘一相情愿的说法，“小乘”们并不接受。比如现在的泰国、缅甸等东南亚地区的国家，就不接受小乘的说法，自称为“上座部佛教”，认为自己才真正继承了释迦牟尼的理念，保持了早期佛教的精神面貌。今天的佛教史上的大乘和小乘，只是沿用历史说法，并不存在褒义或者贬义。
大乘和小乘的首要区别是在对释迦牟尼的认识上，小乘偏于无神论，大乘则是无限神化。小乘认为释迦牟尼是人，是一个彻底觉悟的智者，是教主、领袖兼导师；但到了大乘这里，释迦牟尼就摇身一变成了超人，法力无边，成了神仙，全知全能。
其次，在对佛的认知上，小乘们认为佛是智者，只有一个，是释迦牟尼；但是大乘们认为佛有无数个，释迦牟尼佛只是其中一个。比如说三世（过去、现在、将来）十方（东南西北、四维上下）就有无数个佛，释迦牟尼自己就有无数的化身。
在修行方面小乘主张通过戒、定、慧获得觉悟，也就是通过守持戒律，修习禅定而获得智慧。小乘们讲求自度，追求自我解脱；但是大乘们认为修行不能只是自度还要度人，普度众生。怎么普度呢？那就必须走出去，建寺院，办庙堂，把佛请出来让大家膜拜，所以大乘们就盖起了庙堂，办起了寺院，开启了讲法。把大家请到寺院里礼佛，最终都到西方极乐世界去，而西方极乐世界的概念也是大乘们首先提出来的。传入中国的佛教也以大乘为主。
《摄大乘论》就是这样一部把当时所有大乘教义集合起来的佛教经典。所以这部经典就决定了玄奘以后的学习是以大乘为主。
成就是努力来的，天上不会掉馅饼。《慈恩传》说玄奘学习《涅槃经》的时候废寝忘食，学习《摄大乘论》的时候“爱好愈剧”，看一遍就记住，看两遍就理解。这两部重要经典，玄奘都彻底领悟。当时很多人不相信，说你一个十三岁的孩子能理解什么呀，我们搞了几十年都没有搞懂，你能搞懂，让玄奘登台复述，结果玄奘讲得抑扬顿挫，逻辑清晰，微言大义，几乎和老师讲得一字不差。这下这个被郑善果破格录取的保送僧在洛阳这样一个高僧云集的地方名声传开了。
从此玄奘游走于洛阳各个道场之间，研读经典，听经受业，明辩微义，这一待就是六年。六年的洛阳生活，给玄奘留下了非常浓厚的洛阳情结，这种情结又可以看做是两部分：故乡情结和京都情结。
洛阳这个地方对玄奘来说，第一，是父母之邑，有感情，从祖父陈康起就在这里生活，根之所在；第二，是出生之地，有回忆，童年就在这里度过，忆之所在；第三，是事业之地，出家剃度就在这个地方，业之所在。所以玄奘对洛阳这个地方有非常浓厚的感情，这就是故乡情。
洛阳不光是玄奘的故乡，也是隋朝的京城，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在这样一个“皇权至上”的社会，京城就是一个皇帝想要什么就得有什么的地方，是一个举全国之力建设的地方。
杨广一开始就在洛阳建了四个道场，广召天下名僧，用最好的硬件设施和政策环境吸引最好的师资力量。比如讲《涅槃经》的就是四大道场的首席法师之一慧景法师。政府的支持和名僧的聚集带来的是佛法繁荣，给玄奘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而这种印象又在后来到其他地方后表现得更加明显。这就是京都情结，只有京都才有最好的弘扬佛法的环境，才是最好的弘扬佛法的地方。
而京都也往往是必争之地，一个王朝的灭亡首先是以首都地区的沦陷为标志的。公元618年的隋朝社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呢？是一个人民都没有什么吃，还有人发国难财的社会，“外为盗贼所掠，内为郡县所赋，生计无遗”。没有活路，没法生活。怎么办呢？采树皮，吃树叶，“或煮土而食之”，最后什么都没得吃，吃什么呢？吃人。“诸物皆尽，乃自相食。”所以这样一个人吃人的社会不倒掉才怪，不倒那才叫没有天理。
得罪了人民，神仙也保不了你。终于，各地起义不断。公元618年，瓦岗军攻陷洛阳东北的兴洛仓，与隋军展开了争夺洛阳的大战。洛阳这个隋朝中心，也随即陷入争战之中。这也应验了佛教的因缘之说。人的造化是自己修来的。做了坏事即便拜再多的菩萨也是没用的，因为菩萨自有公理。
没有规则就办不成事，因为人的需求是不同的，甚至是矛盾的，怎么办？所以作为一个有道德，有良知的神仙来说，他不会什么都答应。他要有自己的原则。要是得罪了人民，神仙也无能为力。自己种的恶果只能自己吃。
在这次起义中，李氏家族揭竿而起，李渊父子占据长安。
洛阳陷入战乱，义军也不是个东西，“入东都，俘掠居人，烧天津桥”。结果洛阳也待不下去，玄奘从两方面分析时事与兄长商议，第一，要不要走；第二，到哪里去。玄奘说“此虽父母之邑”，可惜“丧乱”若此，待下去的结果是“死”，“岂可守而死也”，所以玄奘说我们要走。到哪里去呢？玄奘说了：“今闻唐王驱晋阳之众，已据有长安，天下依归如适父母，愿与兄投也。”这是什么？识时务，知大体，识大局，不迂腐。
所以，公元618年，玄奘和长捷法师离开洛阳奔赴长安，住在长安庄严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