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66年“文化大革命”兴起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这一时期为第三个时代。这一时期成长起来的一代青年被称为红卫兵——知识青年的一代，也是反叛的一代。这个时代则赋予其斗争气质。
从1966年到1977年11年间，66、67、68、69、70五届大学生和此间绝大多数中学生都参加了红卫兵组织，总人数远远超过1亿。
红卫兵是一个仿军事化的青年学生组织，红卫兵集体活动时，常常穿绿色陆军军装，腰扎皮腰带，头戴军帽，胸佩毛主席像章，手执《毛主席语录》，臂缠红卫兵识别标志红袖章，上印有毛泽东手书“红卫兵”三个字及所属红卫兵组织名称。
在1968年－1978年间，大约有1700万城市红卫兵中学生成为知识青年，他们散布在祖国边疆和农村各地，差不多全国大部分县、乡、村，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
从红卫兵到知识青年或回乡青年，是这一代人的共同经历。
这一代人生活在一个极其矛盾的时代。
从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到现在为第四个时期。这个时期的时代特征为建设，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人们的平民气质。
自1978年起，中国发生了一系列翻天覆地的变化。
思想解放、改革、开放、现代化。
这一切来得是那样迅猛，社会转弯的幅度又如此之大，历史仿佛发生了断裂。
农村改革的结果是解散了人民公社，实行包产到户的责任制，把二十多年前集中起来的土地重新分配给农民。
城市改革的结果是用物质利益代替政治鼓动，用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的经济结构代替以往单一的公有制结构。
改革在人格形象上留下了深刻的烙印。改革呼唤一种和以往完全不同的人格模式。
这一代人是追求独立的一代。
随着狂热崇拜时代的结束，新一代人开始向权威挑战。
他们开始厌倦成人社会的单向度的说教和灌输，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生活。
他们开始离经叛道，专门去搜索那些被成人社会拒斥的学说、艺术和生活方式。
他们对强调个人选择的存在主义发生了浓厚兴趣。
他们甚至向家长、教师、社会权威们频频发动进攻，在家庭、教室、公开场合与成人社会展开公开的冲突和辩论，一直吵出了“蛇口风波”。一批青年人无法接受外来名人的好心说教，公开向权威挑战。
这一代人把真正的自立置于自强的基础之上。
一时间，我们时常听到达尔文主义式的口号，“物竞天择，适者生存！”
一批又一批的青年在呼唤强者，崇敬强者，自己争当强者。
从身残志坚的残疾人，到发愤读书的学子，新楷模大多是一种出身寒微，勤奋刻苦，拼搏进取的形象。
他们不再沿袭长辈们靠在“铁饭碗”上的传统，开始自谋职业，创办属于自己的事业。
于是一大批年轻有为的青年企业家脱颖而出，成为当代实业家中的骨干。
总之，这一代人，冲破了思想禁锢，脚踏实地，积极向上，从而铸就了人们的基本气质：平民气质。
5气质与民族国家
既然气质具有先天不可逆性和后天的可变性，那么，我们也就可以回答一开始提出的第三、第四个问题了。
古代的人，与现代的人，既一样，又不一样。这个道理是不言而喻的，不必再多作解释。重要的是第四个问题。其实回答了第四个问题也就已经回答了第三个问题。
这第四个问题也就是，一个地方的人与另一个地方的人，他们的气质有什么不同吗？
这个问题可以转换成：生长在不同地方的人，是否就具有不同的气质？
再具体一点、或者再进行一下转换，就是说，不同的民族与不同的国家的人，他们的气质是不是有差异，如果有的话，那又是怎么造成的？
我们上面说了这么多，其实已经为这个问题的回答作了铺垫。
就我们所知，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他们的成员总会有一个大体一致的特征，也就是共性。
比如，我们平时常说，我们中国人一向隐忍、勤劳；而日本人呢，冲动、好斗，喜欢侵犯；法国人浪慢、多情；德国入理智、善于抽象思维；犹太人会做生意；美国人自由、奔放……等等等等。
这些我们在生活中都可以感受到。鲁迅笔下的祥林嫂，王朔笔下的李慧芳等等，都是典型的隐忍、勤劳的中国人；而日本人的恶劣好斗本性在二战中已经暴露无遗；而法国人的浪漫多情，我们则已从法国人本身、法国的小说和电影中看到。法国女作家玛格丽特·杜拉斯的《情人》，以其细致缠绵的笔触描绘了一种异常深刻的爱情，这种爱情看上去是非常现实、非常贴肉的，但实质上它有一种更为深入，更有力量的浪漫精神，这种切入骨髓的、异乎寻常的浪漫精神打动了无数人的心；而美国人的自由、奔放，我们更是有目共睹的，其典型人物十分多，像黛米·摩尔，她银幕上的形象正是她生活中的实际形象，《人鬼情未了》中那自由中见深情、奔放中见温柔的女性形象，曾使许许多多对美国尚不了解或有误解的人对美国产生了强烈的向往之情。而去年走红全球的《泰坦尼克号》，里面的男主角迪卡普里奥，他的自由精神、他的奔放性格，不但吸引了贵族少女温丝凯特，也吸引了无数少男少女。而这种自由、这种奔放，在一个落后，专制的非洲君主国里的苦难百姓身上，是很难看到的。那些在剥削者统治下的非洲人民，他们身上的特殊气质表现是沉静、坚强、百折不回，从南非总统纳尔逊·曼德拉身上，我们看到了这样的典型气质。
以上这些，都说明了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成员，往往具备一种同一集团成员都具备的共性。
这也说明，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人，他们的气质是有所不同的。
这正应了那句古话：一方水土一方人。
这种不同是怎么形成的呢？
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个是内在的，一个是外在的。
我们先来分析内在的原因。
每个民族都有其自己的生命之源，都有其自己的历史源头。
在人类诞生之初，自然环境就给他们提供了许多带有严格周期性和强烈对比性的事物和现象，四季的交替、月亮的盈亏、鱼类产卵、鸟类迁涉等等。
人类自身的体质特征也显示出种种不同，比如，年龄的不同、性别的不同、体质的强弱、容貌的美丑、血缘关系结构的不同等等等等。
动物与动物之间的差异、人与人之间的差别，凶残与柔弱、勇敢与怯懦，丰富的想象与思维的迟钝等等的区别都在人类等级、阶层、阶级形成的过程中得到发展，在诸如神诋、皇帝、贱民等等的概念形成过程中得到发展。
就是在这些简单而普通的线索的引导下，人类使自己进入了一种文化结构中。
在这种结构中，每一个人的生活都被形式化和意义化了。
人不再是作为一个动物而活着，不再是作为一个简单的生命而活着，而是作为一个概念的现实化身、一个群体的个体显现而活着。
在这种结构中，人也不再是一个单独的个体，而是一个分子，一个原子，一个组成部分。它是一个大生物体的一个分子、原子、组成部分，这个大生物体就是人类。
而大生物体又由许许多多小生物体组成。这一个个的小生物体，就是各种各样的阶层、集团、阶级、民族、国家……人既是大生物体的一个分子，也是小生物体的一个分子。
作为大生物体的一个分子，他和其他的人没什么不同；而作为一个小生物体的一个分子，他和其他小生物体的分子，则有不同。
各个民族都有自己与众不同的文化结构。在选择线索、突出重点、强调人类潜力的各个方面都会有所侧重，因而各各不同。
如果一种文化使用了脆弱的自为作为民族发展的主线的话，那么，这个民族的成员就会对羞辱所带来的损害与折磨习以为常。
这里仅举一个例子：
从上个世纪的法德战争可以看到，比起强劲的德国，法国显得多么顺从。任凭外国侵略者怎么样侵犯、掠夺、强奸，这些统治者总是一再地妥协、投降，反过来还割地、赔款等等。
这正是典型的集团性气质体现。
而如果一种文化选择了勇敢、不妥协作为发展导向的话，那个这个民族和前一个民族是截然不同的。
这里可举日本的例子。且不说日本的所谓“武士道”精神，仅说说这个国家历代以来对中国的侵略吧！
从唐代开始，它就已蠢蠢欲动，后来明代的倭寇、清代的甲午战争、在中国土地上打响的日俄战争，再后来的全面侵华，都可以说明日本有着一个极具侵犯性的民族气质。
所以民族与民族之间，文化与文化之间，往往不同。
这种不同始于最初人类对某些气质的钟爱与对另一些的放弃。
人类在开始的时候，就像一个儿童一样，具有无限的可能性，而后来，则走上了各自不同的道路。随着岁月的游移、经历的增多，人的可能性也就越来越少，这样，人类最初显现出来的特性也就越来越固定化，最终使人类分化成不同的种类，分化成不同的集团、民族、国家等等。
而最终从属于哪一类人，取决于他的最初的选择。
最初偏爱柔弱的人，最终成为了一个柔弱的人；最初偏爱刚强的人，最终成为了一个刚强的人。
民族也同样。
国家也同样。
当然，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也会有不同的具体情况。但大致上，这种说法是可以成立的。
这种最初的选择对以后的发展道路的影响，和荣格的“集体无意识”理论是不谋而合的。
荣格的集体无意识理论，就是说一个民族成员所作所为的一切，都是一个共同的源头，都有一个共同的支撑，这个源头与支撑点，就是这个民族最初时候形成、然后慢慢进入这个民族成员血液里和意识深处的东西。
每一个民族都会在不知不觉当中创造着与其它民族不同的某种社会网络，人类在这种网络中能够安全、明智地保护自己，有够各自重新编织或摈弃与其它民族共有的历史传统中的某些网络。
这是人类的天性，是人类害怕孤独、向往认同的一种天性。
人不都是害怕孤独的吗？人类不是像蚂蚁、蜜蜂这些瘦小的动物那样，是群居动物吗？
所以，人在其所出生、所成长的地方，和周围的人一起形成一个固定的集体，是不足为奇的。
这个集体可以是一个部落、也可以是一个民族；可以是一个阶层、阶级，也可以是一个国家。
而这个集体一旦形成，它和个体的发展就是相铺相成的了。
个体依赖集体而存在、发展，集体同样依赖个体而存在、发展。
共性一旦产生，便由了其独立的轨迹。因而，一旦一个个个体组成了一个个民族、国家等集体，这个民族或国家也就有了自己独立的轨迹。
而这独立的轨迹，反过在从属于它的个体身上烙下鲜明的烙印。
很简单，举个例子：A和B为了一个共同的利益而需要合作办一件事，为了办成这件事，他们两个人共同组建了一个公司。
自然，这个公司作为两个人的合作产物，在公司的组成、公司的方向、公司的决策等等各个方面，都有A、B两个人鲜明的个人印记，都可以从中看出A或者B的个性。
后来，为了公司有一个正规的发展，他们就必须制定严格的规章制度。
这个规章制度，在制定之初，也留下了A、B两个鲜明的个性。
比如，由于这两个人都爱睡懒觉，所以，在何时上班这一问题上，两人达成共识，规定他们公司上班的时间是上午10点。
这样，他们干了一年，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后来，随着时间推移，责任心的增长，A的工作干劲大为提高，而且生活规律也发生了变化，这时，他已经能够早上8点就起床了。而B则老习惯没变。这个时候，A和B在作息时间这一点上就有了分歧。有了分歧怎么办？为了工作，必须协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