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之春”，这个富于感召力的诗意命名，早在四十余年前，就与上海的音乐节庆联系在一起，经历这座城市的变迁，见证这座城市的光荣，现已成长为上海城市文化中的一个响亮品牌。按常人的生命年轮，四十余年的光景，已经算得上是阅历丰富的中年。因此，尽管这个音乐节因为“春”的呼唤而显得年轻、朝气，但与一般豆蔻年华的青涩、稚嫩不同，它却享有值得骄傲的历史，拥有饱满厚实的资质。
想当初，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就是从这里奏响第一个清亮的音符，开始了它走向世界的漫漫旅途；曾记得，闵惠芬、郑石生这些当时的上音青年学子，也正是从这个音乐节的赛事中脱颖而出，随后逐渐成长为享誉乐坛的名家大师。交响序曲《红旗颂》中的激情旋律，大型合唱作品《中国，我可爱的母亲》中的深情歌唱，也都是通过“上海之春”的首演，最终被公认为中国音乐的“红色经典”……转至新世纪，“上海之春”的理念中又增加“国际”的内涵，以更加切合“海派文化”的特色。上海与国际贯通，上海与世界交融。于是，“上海之春”呈现出更加开放的姿态和更加开阔的心态。
这样看来，“上海之春”这一城市文化的优质品牌，确乎值得上海珍视。作为上海所有文化节庆活动中的“老牌劲旅”，“上海之春”音乐节历经四十余年风雨，连通新中国音乐发展的主脉，从中不断涌现“新人新作”，并积极为中外文化交流提供通道，这俨然已是上海作为“国际文化交流中心”的一个标志性平台。
显而易见，本届“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在兼容并蓄的基础上，继续坚持“推出新人新作”的主旨路线，在前两届尝试“中外当代作曲家作品展演”的基础上，不仅进一步强调凸现上海本地作曲家和反映上海城市特点的原创新作，而且还以“向当代音乐大师致敬”为专题，安排中国上海的朱践耳、苏联的肖斯塔科维奇、英国的布里顿、波兰的潘德列茨基四位当代杰出作曲家的专场音乐会。我们欣喜地看到，这种关注中国当代作曲家的音乐新作、关注二十世纪以来的国际现代音乐的做法，实际上已经构成了“上海之春”这个音乐节进入新世纪以来不同于其他音乐节的一个显著特色。
然而，正如很多音乐界人士和音乐爱好者都注意到的，二十世纪以来的现代音乐，相对于已经进入“经典”行列的熟悉曲目，往往令听众感到难于接受，或不懂得如何去接受。这实际上就给“上海之春”如何坚持自己的特色提出了需要研究和解决的课题。如何在当下的条件下推进并鼓励中国作曲家的创作热情，如何在目前的音乐文化环境中推出更有意义的现代音乐品种与类型，又如何通过良好的运作与智慧的引导拉近当代新作与普通观众的距离——解决这些难题，大概需要音乐家、观众、机构、舆论等各方面的协同努力。毕竟，音乐是一个社会、一个城市的公共文化领域，音乐需要“人气”，民众也需要音乐。
至此，我们的话题实际上已经触及音乐的本质，以及节庆的本质。我们为何需要音乐？我们为何需要聆听音乐新作？我们又为何举办音乐节？针对这些问题，自然可以有长篇大论予以学理性的深入解答。但或许，回答也可以是简单而有效的陈述，即，所有这些努力，都是为了这个城市精神品格的提升和文化内涵的提高。我们不能想象，一个城市的文化建构中没有音乐的积极参与。我们当然期望，在上海这个具有国际性格的大都市中，音乐的现代想象力得到充分的施展。在这其中，通过举办高水平、有意义的音乐节庆活动，一方面，音乐家的聪明才智得到集中性的释放，另一方面，爱好音乐的公众得到享受性的“教化”——即，通过音乐的鸣响和文化的滋养，在一种愉快而自由的心境中，从一个独特的角度重新体悟生活，重新理解自己，重新认识世界。在这种理想状态中，“节庆”的本质得到了真正的实现：因为某种共享，原本彼此相异的人，现在自愿走到一起，心相通，归于“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