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吧？后来经常有人问我，创作为什么会选择工业题材？哪是我选择工业题材，而是工业题材选择了我，人的一生中总会碰上那么几次鬼使神差、歪打正着的事情。“人”字是由两根棍子斜搭在一起构成的，这就是说，一个人的命运要由别人横插上一杠子才能完成。当别人的命运介人了你的生活，并决定着你的命运时，是很无奈的。当时我在会上脑子里想的全是自己将要承担的生产任务，有天下午工作人员把我从会场上叫出来，《人民文学》的老编辑部主任许以来找我，说毛主席批示《人民文学》要复刊，约我写篇小说。
我听了有点发蒙，《人民文学》是“中国第一刊”，我从没敢把它跟自己联系起来。当时没有问许以何以会来找我，又是怎么找到我：
的？可能是不敢问，编辑约稿一般都是撒大网，有鱼没鱼的先捞一网看看，光是在天津就不知约了多少人，我又何必问得太多泄了自己的劲？生着闷气，可鼓着点劲，但心里是一点底都没有，只谨慎地答应试试看。宾馆的条件太好了，两人一个房间，有写字台，有台灯，那时候开会要不断地写材料，发言必先写好稿子，我就以写材料和写发言稿为名，没黑没白地干起来了，夜里干个通宿都没人管，白天到礼堂里找个清静的角落还可以继续写，困了在哪儿都能打个盹儿。
就这样鼓捣出了短篇小说《机电局长的一天》，发在1976年复刊的《人民文学》第一期上。这下可给我惹了大麻烦，先是体验了“在全国范围内批倒批臭”的滋味。当时国内的刊物不是很多，凡能见到的都参加进来对《一天》口诛笔伐，甚至连离我那么远的广西，一家社会学类的刊物和一个大学的校刊，都发表了批判《一天》的长文。新华社1976年6月25日的《国内动态》清样上转载了辽宁分社的电稿：“辽宁文艺界就批判《一天》的事请示省委，省委一领导说中央有布置，你们不要抢在中央的前边，蒋子龙是反革命分子，《一天》作为大毒草批判，编辑部敌我不分……”最令我想不到的还有人打上门来，他们穿着绿军装，胳膊上戴着红袖章，拿着内蒙建设兵团的介绍信，自称是一个排长带着两个战士。声言“天津阶级斗争的盖子没有揭开，要彻底査清蒋子龙的背景以及跟邓小平的关系，不把他彻底揪出来我们不走！”那个时候天津主管文艺的部门叫“创评室”，如临大敌，年轻人赶紧找出当年的红袖章，也戴在胳膊上，以示对等。奇怪的是那三个反潮流的勇士只在市里闹腾，明知我在天津重型机器厂，却不到厂里来揪我。有人猜测，他们听说工厂在保我，一万多人的大厂没有把握就闯进去，那可不是闹着玩的。后来我在《文艺战线动态》第三十一期上见到了当时《人民文学》主编写的“交代材料”，相信这才是“真本”：1976年3月18日，于会泳在西苑旅社召开创作会，“于说，蒋子龙的错误主要责任在邓小平，作品受邓的流毒影响，小说中有些话都是邓的。胡说什么在天津开工业学大庆会，刮风就是这个会……小说配合了右倾翻案风，把走资派当一号人物来写，影射美化邓小平，把主人公霍大道写成平头，个儿不高，老战友姓刘，老婆叫庄林，还有小万的名字也影射。霍大道就是豁出去不怕被打倒……”我真佩服那个年代的政治想像力，而且让你有口难辩，越描越黑。我为什么让一号人物姓霍记不清了，八成是姓这个姓的人少一些，显得新鲜。大道是我当兵时副大队长的名字，他自小给地主放牛，有小名无大号，丟了牛为避祸就拦住部队当了兵。当了兵就得有个名字，接收他的营长当场说：你在大道上参军，就叫王大道吧。如果非要找一个霍大道的模特出来，应该是我们厂的第一任厂长冯文斌，偏巧他也是“平头，个儿不高”，我给他当过秘书，冯头讲话极富鼓动性，每逢他作报告，大礼堂里比看电影的人还多。我有个非常尊敬的老大姐叫庄欣，就改个字搬来做了他的妻子。至于为什么要把“走资派当一号人物”，非常好理解，那个时候的文艺作品几乎无一例外的都是用“小将”、“年轻的造反派”做主角，我只是想出点新。还有什么老刘就是影射刘少奇，小万就是万里等等，简直匪夷所思，现在说起来像闹着玩儿，那个时候却可以借此就能毁掉一个人。
1979年10月底，全国第四次文代会在北京召开，那是一个文学的庆典，象征着一种结束，也是一种开始，真正地更新和换代。邓小平在开幕式上致祝词，强调不应要求文学艺术从属于临时的具体的直接的政治任务，更不能对创作横加干涉……我在台下反复端详着他的容貌，也反复掂量着他的话，心里说，若不是受阁下牵累，今天说不定还坐不到这儿。“鞭子”的争论似已有了结论，所谓创作自由，其实就是想象和虚构的自由，允许我让自己的人物留个小平头。有空间才有想象，现实提供的空间毕竟是有限的，真正的自由是在想象的空间里，自由的心态才是美梦般的圆满。自由就是灵魂的呼吸，当灵魂无法呼吸时，环境一定出了问题。
回过头再说1976年，《人民文学》编辑部代我起草了一份关于创作《一天》的检查，在发表这个检查的同时再配发一篇我的小说，以示编辑部还想保我。这体现了文人的幼稚和无奈，新华社的《运动清样》里说他们“敌我不分”，他们自身尚且难保，还能保了我？我也一样，当时妻子刚生下小女儿，市里派来让我在检查上签字的两个人，一个堵在医院门口等我，一个到产房恐吓我妻子。她原本奶水充足，精神一紧张奶水竟突然消失，以后再怎么想办法也催不下来了，真苦了我的女儿。尽管如此，我仍然给她取名叫“一巍”：《机电局长的一天》岿然不动。其实我怎么可能岿然不动？紧接着便是七千多人的现场批斗大会，还登上了悔兰芳、马连良多次演出过的中国大戏院的舞台，有些我所崇拜的名家居然寻根找据地批判我的作品，不知是灾难还是荣幸？我渐渐知道了什么是文坛，什么叫作家。
有一次我从车间的二十四米热处理炉上摔下来，暖风擦过我的脸，火光在身边一闪而过，跟着就失去了知觉。如果就那样死了，也很惬意，并没有什么可怕的。没想到文革结朿后《一天》没问题了，当初配合检查发的那篇小说又成了大毒草。我好像是在一个错误的怪圈里写作，开始和结束是同一个点，只要动笔就是错的。但，生活的不稳定感和危机性刺激了我的精神，加深了我对生活的理解：“没有学问的经验，胜过没有经验的学问。”心会随境而变，却务必要由心做主。
1979年夏，《人民文学》编辑部就《一天》事件派人到天津向我道歉并约稿，意思是一样的，如果我不记恨编辑部，就再给写稿，稿子一发，《一天》的事情就算了结啦。于是，《乔厂长上任记》又出笼了。这下更不得了，《一天》事件的压力是来自上面，全国批天津。这回是“窝里反”，天津的机关报连续发表了十四块版的批判文章，伴随着各种各样的谣言铺天盖地压过来。一位曾被打成过右派的老作家，在报纸上发表了声计我的长文之后，又带着介绍信亲自到工厂查我的老底，看我历史上有没有什么问题，是不是造反派或打砸抢分子，倘若能抓住点什么把柄，那就省事多了，可动用组织手段解决我。工厂的领导对他的大名并不熟悉，只是公事公办地接待了他，说我除去出身不好还没有发现其他问题，“文革”前是厂长秘书，后来又调到四清工作队，因此“文革”一开始就被造反派打成保皇派，下到生产第一线监督劳动……有人说经历就是财富，是经历让人有差别，让作家有差别。我经历了那样一番从领导层到文学圈子，从组织手段到文学手段，特別是同行们知道往哪儿下手可以致我于死地，有文学上的公开批判，有政治上的上纲上线，有组织上的内查外调，“他们相信只要摔出足够多的污泥，总会有几块沾上！”如果我身上真沾上了，那就真完了。这就叫“经受战火的洗礼”，经过这样一番揉搓，就是块面团也熟了，心里稍微有点刚性也就成铁了。文学再不是东西也得跟它標上了，即便我不摞它，它也得標上我。
写作不是好职业，却是一种生命线，是精神的动力。既成了写作的人，不写作生命就会变得苍白无力。不是有人说，一个作家的价值可以用其挨批的程度以及树敌的数目来衡量吗？创作是一种欲望，要满足创作欲自然得付出代价。偏偏文学这种东西又只会热，不会冷，在生活中老想扮演一个讨厌的求婚者，自以为已经肝脑涂地，却常被怀疑不忠；本来想借写作实现自己，写作反而使自己变成另外一个不同的人。个人的灵魂走进小说的人物中去，笔下的人物渗透进自己的灵魂中来，个人生活和小说混为一团，分不开哪是自己写的小说，哪是自己真实的生活，你分得开别人也不想分开，硬要把你的小说套在你这个人的身上。
到底是享受文学？还是在文学中享受自己？生活的本质，就是不让所有入都能得到他们想要的所有东西。经历了这种种精神上和道德上的考验，包括自我冲突，仍有责任感，连我自己都觉得是一种生命的奇迹。老挨打老也被打不死，就证明有着特殊的生命潜力。
那么，我所在的城市对我闹腾到这般地步，为什么还能让我参加第四次文代会呢？本来不可能，就在开会前一周胡耀邦专为《乔厂长上任记》做了批示，市委宣传部的人向我传达并给了我一份批示的电话记录稿。后来在公开发表的《王任重同志在全国文艺期刊编辑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也有大致相同的意思：“蒋子龙同志的小说《乔厂长上任记》和《后记》我认为写得好，天津市委的一位同志给我写了一封信，说《乔厂长上任记》有什么缺点错误，我回了他的信。我说，小说里有那么几段话说得不大恰当，修改一下也不难。整个小说是好的，怎么说也是香花，不能说是毒草；说有缺点，那也是有缺点的香花。”热闹吧？就为一篇小说竟惊动了这么多人。其实这并不是单纯的小说事件，它触发了时代的潜在的历史情结，有着更为复杂的社会性。小说不过是碰巧将历史性潮流和历史性人物结合在一起，造成了一定的社会轰动效应，并非是作者对生活和艺术有什么了不得的发现。
其实，经常在严重的打击下，反而会带来清醒认识和深刻反省，何况磨砺也总是最具积极意义。走过那样一段漫长而坎坷的文学经历，回过头去看如同一次远游，一个远游的人归来，总会有故事可说，于是就又写下来了。仍然还有是非，还有风波。但，写得好坏越来越无所谓，它成了保持做人的尊严的手段。
人是什么？无非是一种格。有格，就有内在的定力。神定则气闲，文章得失便无足轻重，进而有可行之道，退而有内守之固。
小龙也是龙
我名子龙，怎么可能属蛇呢？一定是某个环节出了什么差错，总觉得自己应该属龙。因为我自小就敬畏龙，此瑞兽是民族的图腾，上天行官，足踏祥云，呼风唤雨，神秘莫测，被人们夸讲不尽，却不让任何人见到真面容。蛇则太具体了，而且凉森森，软乎乎，滑溜溜，站没站相，坐没坐相，“坐也卧，行也卧，立也卧，卧也卧”。隐伏潜行，不声不响，惯于偷袭，我无法容忍将自己跟这样一个爬虫联系起来。小时候只有在犯了错的时候才会用属相来安慰自己：我是属蛇十四岁之前我生活在农村，有年暑期下洼打草，有条大青蛇钻进了我的筐头子，不知不觉地把它背回了家，在向外掏草的时候它吱溜一下子钻了出来，着实吓了我一大跳。一气之下决定见蛇就打，当下便找出一根一米多长的八号盘条，将顶端砸扁，磨出尖刺，第二天就带着这武器下洼了。塌下腰还没有打上几把草，就碰见了一条花蛇，抡起盘条三下五除二将其打死。这下可不要紧，以后三步一条蛇，五步一条蛇，有大有小，花花绿绿，我还从来没有见过那么多的蛇，几乎无法打草了。只觉得头皮发紧，毛发直立。它们不知为仆么不像往常那样见人就逃，而是呆呆地看着我不动弹，好像专门等着受死。我打到后来感到低头就是蛇，有时还两条三条地挤在一起，打不胜打，越打越怕，最后丢掉盘条背着空筐跑回家去了。我至今不解那是怎么一回事，平时下洼只是偶尔才能碰上一两条蛇，怎么一决定打蛇就仿佛全洼里的蛇都凑到我跟前来找死！自那以后我不敢再打蛇。说来也怪，心里不想打蛇了，下洼就再也见不到那么多的蛇了。
一九四一年的蛇，披着熊熊火光，顶着隆隆轰炸，搅得天翻地覆。日本人像蛇一样偷袭了珍珠港，美国人宣布参战，全世界变成了大战场。我一生下来就被家人抱着逃难，今天听到信儿日本人到了东乡，村民们就往西跑。明天又听说日本人过了铁道，大家又掉头向东逃。由于我老是哭个不停，不仅搅得人心烦，还危及到乡亲们的安全，家人估计也养不活我，便狠狠心把我丢在了高粱地里。是大姐跑出了半里多地似乎还能听到我的哭声，就又跑回来把我抱上。于是今天就多了一个姓蒋的在谈本命年。
这一年里香港还出了一条蛇，也同样取名叫龙：李小龙。大概跟我怀着差不多的心态，羨慕龙，却不得不属蛇3其实龙蛇原本一体，龙的形象很有可能就是先民以蛇为基干，复合其它动物的某些特征幻化出来的。神话中的人类始祖伏羲、女娲夫妇，不就是人面蛇身之神吗？所以中国人把蛇年又称为小龙年。凡有人问我的属相，我连小字都去掉，就取一个龙子。
随着年龄的增大，属相不是越来越淡化，而是越来越强烈了，它就趴在你户口簿里和身份证上，时刻在提醒着你和组织部门。光你自己说属龙不行，龙年我想退休人家就不给办手续，今年想不退也不行。拉来十二种动物和地支相配本来是古人的一个玩笑，人和这些动物没有任何遗传或血缘上的关系。今天，属相却不是无关紧要的了我一直口称属龙，却一辈子被蛇管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