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学的基本品格是尚自然、尚超脱。超脱，本应脱俗，但魏晋一些士人却以人俗为超脱。这是玄风之下文人性格的又一特点。
这一性格，仍要从阮籍讲起。任诞的性格，阮籍是领先的代表，人俗为超脱，也首先体现在阮籍身上。
在处世态度上，他和嵇康不一样。嵇康厌弃世俗又厌弃仕途，避物而处。阮籍虽厌弃世俗却未能弃绝仕途。他是人于仕途而又寻求超脱，在险恶政局的夹缝里寻找生存的空间。因此在入仕为官的问题上，他极为谨慎。人仕为官，必然卷入政治纷争，特别在当时险恶政局中，容易招致杀身之祸。完全不为官人仕，又会让人觉得你不与当权者合作，觉得你于他们有害，至少无用，也容易从另一方面引来杀身之祸。嵇康就因为过于清峻，最后导致被杀的悲剧结局。对入仕为官问题，阮籍简直是小心翼翼，慎之又慎。一切顺着来，躲得过就躲，躲不过就不妨先依顺，依顺之后再想办法躲，处处多一个心眼。能不做的官尽量不做，没办法非要做的官则尽量远离政治纷争的中心。总之，既要做官，又要避祸，他一生就是这样在错综复杂的政治格局中寻找极小的夹缝，在这样极小的夹缝中寻找自己的生存空间。三十岁以前他没有做官。三十岁以后，做太尉的蒋济要辟他为吏，他不是愤而拒绝，而是顺着来，写了一个奏记，虽然拒绝，但说得很客气，很委婉，对蒋济大加奉承，让蒋济觉得很舒服，甚至以为他答应了。当然蒋济最终知道他拒绝做官，还是大怒。这时，乡亲们劝他出仕，他仍然是顺着来，不是断然拒绝，而是姑且依顺着答应下来，然后第一次托病辞退，第二次又托病辞退。三十八岁时，曹爽辅政，召他为参军，他已看出曹爽败亡的迹象，于是托病屏居田里，没有应召。不久，曹爽果然败亡，他得以免祸。
司马氏当政，要他出仕，他不敢不做，只好依顺着来。先做了从事中郎，后又做了散骑常侍，一次也没有公开拒绝，但又在想办法远离政治纷争的中心。他自请去东平为官，说他去过东平，觉得那里风土很好，愿到那里去做官。其实，他对东平一点好感也没有，他写有《东平赋》，写东平的风土极为污秽，民情极为险诈。他自请去东平做官，既使司马氏高兴，以为他乐于为司马氏所用，而阮籍的真实意图，是东平偏僻，远离京师政治纷争之地。司马昭初当政，他担心司马昭让他做别的更危险的官。后来他又自请为步兵校尉，理由是步兵厨营人很会酿酒，他去那里目的是想喝那里酿的美酒。而其实，他是目的也是避祸。司马昭为儿子即后来的晋武帝司马炎求婚于他的女儿，他从内心厌恶司马集团，但他不敢拒绝，又不愿答应，于是便喝酒，一醉六十日，让司马氏没有办法开口，让这事不了了之。
与出仕为官相联系的是与名教礼法之士交往，他也是处处小心。阮籍从内心鄙视名教礼俗之人，这从他骂他们是藏在开裆裤里的虱子，从他的青白眼可以看出。他所鄙视的人中，包括司马氏。他登楚汉战场，说“世无英雄，使竖子成名”，他连刘邦项羽都不放在眼里，司马氏在他眼里更是不值一谈的“竖子”。他对司马氏始终保持一种距离，这从他拒绝司马昭的求婚可以知道。但他不敢公开过分得罪名教礼法之士，特别是司马集团的核心人物和权势人物。他给嵇喜以白眼，但钟会来了他还是要接待。钟会来了，嵇康不予理睬，阮籍态度不同，虽然对钟会所问的时事不加一句议论，但还是和钟会一起喝酒。前面说过，司马昭为儿子求婚，他不敢公开拒绝，采用喝醉酒的办法，让司马昭开不了口。他从内心厌恶司马氏，但他和司马氏交往很密切。应司马氏之召人仕，就是一种交往。即使后来由于种种原因辞去了官职，他还是“恒游府内，朝宴必与焉”。他的苦心，是让人们看，他对司马氏没有丝毫对立不满情绪。
阮籍政治上非常谨慎。凡政治上的是非得失、当前时事、当时人物，他决不发表任何议论。这是他从小就养成的习惯，也是他终生遵奉的准则。十几岁时与叔父一起去见兖州刺史王昶，阮籍就可以终日不开一言。他可以言及玄远，不对具体事情发表任何具体意见。钟会几次找他，问他对时事的看法，想从他对时事的看法里找一个罪名。钟会的居心是险恶的。但阮籍对此非常清楚，他知道对时事表示任何态度都可能获罪。惟一的办法是借酣饮酣醉加以回避，不加议论。他终生对于政治都采取了这个态度，是非得失，都不置可否。
阮籍为人谨慎当时是很有名的。《世说新语·德行》注引李秉《家诫》，其中说到李秉和司马昭讨论的一些问题。其中说到：
“为官当清、当慎、当勤，修此三者，何患不治乎？”司马昭非常赞同李秉的看法：“必不得已，慎乃为大。”说：“然天下之至慎者，其惟阮嗣宗乎！每与之言，言及玄远，而未尝评论时事，臧否人物。可谓至慎乎！”阮籍的谨慎，表现在“未尝评论时事，臧否人物”。
阮籍内心当然一切都清楚，尽管对名教礼法非常厌恶，不愿做的事情很多，但他都做得很顺从。几次做官他都不愿意，但最后都顺着来。包括54岁时，他为郑冲写劝进表。劝司马昭接受曹魏的禅让，这实际是劝司马氏篡逆，当然是政治上大是大非的事情，这是他最不愿意做的事。这是公卿劝进，公卿们让他写劝进表他是没法推辞的。他想喝醉酒赖掉，公卿们派人找他取时，他正伏案酣眠。使者告诉他，他推辞不了，还是写了，不但写了，而且当着使者，一挥而就，一字未改，辞清语壮，得到大家称赞。可以说，他是参与了司马氏的行篡逆，因为劝进表就是他亲笔写的。从写劝进表可看出，即使事涉政治上的大是大非，只要于自己生存有危害，他也不得不违心去做。
不“评论时事，臧否人物”，正是司马集团所需要的。政治上不评论时事，于当时人物无所臧否，对他们的政权就没有妨害。只是在生活上不拘礼法，任诞不羁，有悖于名教。阮籍靠他的谨慎，靠他对政治是非得失的超脱、不闻不问得以自全。对政治上的是非得失从不加议论，即使写劝进表这样的实际参与篡逆的事他也不敢拒绝，这实际已没有任何是非。是也好，非也好，作腾飞于九天之高的大鹏也好，作蓬蒿间飞来飞去的小鸟也好，在阮籍看来，l已没有任何区别。世间的一切是非、物累，他都可以不顾，可以超越。正是靠着这样一种处世态度，他得以在险恶的政局中自全。
这样的处世方式，并非是阮籍的发明。《庄子》早就作过探讨。庖丁解牛遇到大骨头不去硬砍，遇到骨头结聚的地方，就要“怵然为戒，视为止，行为迟，动刀甚微”，小心翼翼，视力集中，动作慢一点，动刀轻一点。庄子又说要“缘督以为经”，人体身后中脉日督，中脉是人体至虚之处；要“为善无近名，为恶无近刑”，在名与刑之间，在至虚之处钻空子，这就是“缘督以为经”，这就是养生之主。庄子借以说明的是，养生要善于在错综复杂的人世社会中找生存的缝隙。庄子说，要“就不欲人，和不欲出”，接近又不要太陷入，和顺又不要太显露。要顺，“彼且。
为婴儿，亦与之为婴儿；彼且为无町畦，亦与之为无町畦；彼且为无崖，亦与之为无崖”。意思是他像婴儿一样天真无知，你也跟着像婴儿一样天真无知；他没有什么限制，你也跟着没有什么限制。庄子说，你见过螳螂吗？“怒其臂以当车辙，不知其不胜任也”。你知道怎么养虎吗？人触犯了它，它就要伤害人；你顺着它，它也媚顺于你。要“乘物以游心，托不得已以养中”，心神任随外物变化而遨游，而不强加任何主观作用。要“安时以处顺”。要坐忘，心斋。忘一切名利，忘一切是非，要“吾丧我”，要“外物”，要齐同万物。既然万物齐一，何必计较什么是非得失？没有任何矛盾，没有任何得失是非，这就可以无待，可以游于无穷，可以游入无何有之乡、广漠之野，可以与天地为一，可以逍遥游，做到这一点就成了至人。
庄子有傲世的一面，也有顺世游世的一面。阮籍主要走的顺世游世的道路。或者说，他是内心傲世，而实际处世则顺世游世。他是进入了庄子所说的没有是非、外物无累乎己的“无何有之乡”。口不论时事，不论是非，谨慎的顺世游世，游于无何有之乡，人俗而极力寻求超脱，阮籍在自己的人生实践中将庄子的顺世游世哲学发挥得淋漓尽致。庄子逍遥游的境界，或者说“无何有之乡”，只是一个哲学的境界。阮籍把它变为实有的人生境界，从而找到了在险恶政局中得以自全的处世之道。后代很多士人如苏轼受到挫折时，都借庄子“是非齐一”、“物我两忘”的思想而得到解脱，都表现出这一品格。这实际已成为一种文人性格。阮籍是这类性格的典型代表。
谨慎超脱的性格特点在西晋文人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当然他们和阮籍不一样。他们入俗是纵情享受世俗的一切，他们的超脱，是以为称情即自然，是不婴事务。
世俗的物欲恶性膨胀，一些人的嗜利如命、尚奢侈，令人难以想像。何曾厨膳滋味过于王者，每朝廷宴会，不食太官所设，连皇帝也要品尝他带来的美食。食日万钱，犹日无下箸处。何劭又超过了他的父亲何曾。史称何劭“骄奢简贵，亦有父风，衣裘服玩，新旧巨积，食必尽四方珍异，一日之供以钱二万为限，时论以为太官御膳，无以加之”。
石崇无疑是斗奢呈靡的强手。他是连厕所也常有十余婢女侍列，丽服藻饰，并且甲煎粉、沈香汁之属无不毕备，还有绛纱帐、大床、茵缛，极为华丽。如厕者须换新衣而出入。连客人都多感害羞，不能如厕。有刘定者诣石崇，如厕，竞以为误人石崇卧室内。
石崇为了奢靡享乐极为残忍。《世说新语·汰侈》一说他每邀客燕集，常令美人行酒，客饮酒不尽者，便使黄门交斩美人。
王济不但丽服玉食，而且于寸土寸金的洛京之地买地为马埒，且编钱铺地，时人谓之为“金沟”。王恺与何曾都曾“莹牛蹄角”。莹是似玉的美石，又为珠玉的光彩。“莹牛蹄角”，一说是用珠玉装饰牛的蹄角，使之有珠玉的光彩；一说是将牛之蹄角雕琢成美玉的光彩。不管哪一种，都奢侈得出奇。王恺以帝舅奢豪，“莹牛蹄角”名“八百里驳”的牛，则以钱千万与王济对射而赌。王济一发破的，便一刀刺中牛心，须臾一割便去。王济还以人乳蒸豚，一说以人乳喂猪，若为后者，更是骇人听闻。因此连晋武帝听了，也“色甚不平，食未毕而去。”(《世说新语·汰侈》三)
王恺和石崇斗奢。王恺用饴米燠釜，石崇用蜡烛作炊；王恺作紫丝布步障，碧绫裹四十里，石崇作锦步障五十里以敌之；石崇以椒为泥，王恺以赤石脂泥壁；王恺为帝舅，晋武帝每助王恺，赐恺一珊瑚树，高二尺，世罕其比。恺以示崇。王崇竞以铁如意击之，应手而碎。王恺非常惋惜，以为石崇疾己之宝，石崇说，这算什么，马上还你，于是命左右悉取珊瑚，或三尺，或四尺，均绝世之宝，竞令王恺惘然自失。以帝舅之贵盛斗富而不能胜于石崇！
景献皇后从父弟羊瑗，以炭和作兽形以温酒，使洛下豪贵咸竞效之。贾谧歌僮舞女，选极一时。任恺极滋味以自奉养，过于何劭，一食万钱，犹云无可下箸处。
他们广占田园，广占财富。一些士人都是守财奴。王戎广收八方园田水碓，周遍天下，还亲自执牙筹，昼夜算计，恒若不足。石崇是靠他为荆州刺史时劫夺远使客商而致巨富。王衍据说是不爱钱的人，但他的妻子郭氏聚敛无厌，极为贪鄙。
元康年间鲁褒作有《钱神论》，对当时士人的财富占有欲有生动描写。他说：“有钱可使鬼，何况于人乎？子夏日：‘生死在命，富贵在天。’吾以死生无命，富贵在钱。何以明之？钱能转祸为福，因败为成，危者得安，死者得生。性命长短，相禄贵贱，皆在乎钱，天何与焉！天有所短，钱有所长。”
他们政治上则不仅不厌弃仕禄，简直是不择手段趋世利、求仕禄。王沈《释时论》说当时“京邑翼翼，群士千亿，奔集势门，求官买职”，依附权贵成风。大部分士人都走过这一条路，而典型的则是依附于贾谧的“二十四友”。元康元年(291)诛杨骏后，贾后专恣，贾谧因此权过人主，而“贵游豪戚及浮竞之徒莫不尽礼事之”(《晋书·贾谧传》)。石崇、欧阳建、潘岳、陆机、陆云等皆依附于贾谧，这就有了所谓“二十四友”。“二十四友”中不乏正直之士，但也确有躁于仕进，卑琐谄媚者。石崇和潘岳都每候贾谧出即“望尘而拜”，这已成了士人无行的典故。
虽然记载有矛盾，但无法证明此事为乌有，因为有潘岳对贾充的谀颂之辞在，有潘岳之母对他的诮责之语在。还有远比这更卑劣低下者。刘琨之兄刘舆，其妹嫁赵王司马伦之子，得与依附司马伦。而赵王伦是“八王之乱”的首发者。伦败之后，刘舆又依附于东海王越和范阳王境，为越、境的谋士，依违四方，只要有利可图，什么事都可以做，诬陷近臣，无所不至。史称“人士多为所构”。“所构”，就是陷害、诬陷。
很多士人从依附权贵中得到了好处。潘岳依附贾谧之前仕途坎坷，投于贾谧门之下后，先为著作郎，后迁黄门侍郎。陆机此后为殿中郎，补著作郎，迁太学博士，不就，迁尚书郎。刘琨依贾谧后避太尉掾不就，迁著作郎；迁太学博士，不就，迁尚书郎。这些是否为贾谧直接提携，虽史无明文，但可以揣知贾谧在其中当起了作用。
西晋士人形成这种生活追求，原因是多方面的。汉魏以来，士人个体走向自觉，向内发现自我。他们要寻找实现自我的方式。到西晋，已没有其他实现自我的方式。求个人之高洁如嵇康已不可能。建功立业，求政绩也不可能。这可以说是士人自我意识觉醒之后无可选择的一种思想走向。
它也与门阀士族的发展有关。门阀政治本身，就是占有。豪门世族的形成，就政治上说，因世代高官厚禄，把持选举。就经济上而言，则因他们广占田园山泽，掠夺积聚财产。肆无忌惮的争竞和占有，是门阀制度本身的特点。
但是它也与玄学的人生哲学有关。向秀就提出过，“有生则有情，称情则自然”；“且夫嗜欲，好荣恶辱，好逸恶劳，皆生于自然”。按照郭象的说法，适性即逍遥，按照乐广的说法，是名教内自有乐地。因此，荣华富贵，声色欲望，世俗一切享乐，一切物欲的追求乃至放纵，都是“天地之情”，都各适其性，都是人的自然本性，都合于自然。只要内心不为所累即可。因此，人俗即脱俗，是这一部分文人的心理性格。
三
他们尚超脱的另一点是不婴物务。
多数士人忠节观念淡薄。忠节观念淡薄，重孝不重忠，是晋代士人的一个特点。从名士群体来说，从内心深处就没有忠于晋室的感情。从信奉名教的士人群体来说，他们事实上也没有认真奉行忠节。高平陵事件参与司马懿诛曹爽，废魏帝，后来位居丞相、太尉的何曾，可以说是司马氏的第一重臣，对晋王室的生死存亡，却并不太关心。他早已看出晋国初建孕含败乱的征兆，但他明哲保身，从来没有向晋武帝进谏过，只是在家里和儿女们说说而已(见《晋书·何遵传》)。这种心态，在当时士人中实很普遍。正因为君臣纲纪失去约束力，最终导致了“八王之乱”。“八王之乱”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晋武帝立国之初就急于分封宗室王，名义上全国统一，实际上军阀割据。军阀割据，实际是君臣纲纪失去约束力。“八王之乱”说到底就是臣弑君，完全不顾君臣纲纪的一场大乱。
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德行》四十二笺日：“盖魏晋士大夫止知有家，不知有国。故奉亲思孝，或有其人，杀身成仁，徒闻其语。王祥、何曾之流，皆不免党篡。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竞成虚语，六代相沿，如出一辙，而国家亦几胥而为夷。”很精辟地概括了这一时期忠节观念淡薄的特点。这是整个魏晋的问题，而西晋尤甚。
重孝不重忠与门阀制度的确立有关，六朝时代世局动荡多变，士族也只有“奉亲思孝”、“止知有家”，方能保持门第地位的稳定性和延续性。就西晋来说，还与其时政风有关，与其时君臣纲纪的沦丧有关，就思想来说，则当与玄学尚超脱有关。
与忠节相联系的是政治责任、社会责任感的问题。这时士人对世事往往不负责任，往往只求自全，放弃社会责任，甚至以牺牲国家利益为代价，却常常美其名日“不以物务萦怀”。王衍是一个典型。他是清谈领袖，也是不问是非、只求自全的人物。他还在下面做小官时就一味清谈，“不论世事”；后来官至中书令，又拜司空、司徒，地位极高。这时祸乱已经起来，已有亡国的危险。但王衍只是精心策划自己的退路，推荐弟弟王澄为荆州刺史，族弟王敦为青州刺史，为自己的安危费尽心思安排了狡兔三窟的计策，而把国家的安危放在一边。后来战乱起来，司马越又死了，军中无首，众人推王衍为元帅，史称“衍以贼寇蜂起，惧不敢当”。王衍说：“吾少无宦情，随牒推移，遂至于此，今日之事，安可以非才处之？”不愿担当责任。兵败之后，众将众臣被石勒俘虏，石勒问他晋朝的事，他仍说自己“少不豫事”，希望荀免。石勒最终把他杀了。在一份弹劾他的奏词中，有司称他“志在荀免，无忠蹇之操”，可以说很好地概括了他一生的品格。
这时期不婴事务，不负责任，不问是非的人，远不止王衍一个。“竹林七贤”进人西晋者多也是如此。王戎“转司徒，以王政将圮，荀媚取容，属愍怀太子之废，竟无一言匡谏”，“自经典选，未尝进寒素，退虚名，但与时浮沉，户调门选而已”(《晋书·王戎传》)。向秀“在官不任职，寄迹而已” (《晋书·向秀传》)。
乐广也是如此。史称“广与衍俱宅心事外，名重于时，故天下言风流者，以王、乐为首焉”(《晋书·乐广传》)。名重于时而“宅心事外”，故对一代士人影响极大，此风以王、乐为首，而天下俱言风流，所谓“风流”，就是“不婴世务”。还有庾散。《世说新语·赏誉》引《名士传》说他“虽居职任，未尝以事自婴”。
他做过司马越的参军事，史称司马越府中多有隽异之才，只有他“常自袖手”。天下乱起，他也是“常默然”，“忧喜不至”。裴楷的儿子裴宪，史称“历官无干绩之称，然在朝玄默，未尝以物务经怀”。后来他在石勒那里做了官(《晋书·裴宪传》)。
此外杨济者与傅咸书也是如此。傅咸为身正直，为官认真，杨济为傅咸之友，便致书劝他说：“江海之流混混，故能成其深广也。天下大器，非可稍了，而相观每事欲了。生子痴，了官事，了事正作痴，复为快耳。”(《晋书·傅咸传》)劝他办事不要那么认真，办事认真是“痴”。
关于晋人之不婴事务，不负责任，后人多有批评。代表性的有干宝《晋纪·总论》，其中谈到当时“仕进者以荀得为贵而鄙居正，当官者以望空为高而笑谨恪”，“其倚仗虚旷，依阿无心者，皆名重海内”。如果像周文王那样勤勤恳恳，为了公务忙得连饭也顾不上吃，都嗤笑他是“灰尘”，“秉钧当轴之士，身兼官以十数，大极其尊，小录其要，机事之失，十恒八九”，身兼十几个官职，负责朝廷重任，公务之事却十有八九不认真办。
没有社会责任感，也就没有是非感。贾谧专权，八王之乱，士人基本上没有任何是与非，邪与恶的政治准则，没有起码的道德节操。为篡逆者，为争权夺势者出谋划策，助桀为虐者，为保全自己，为获得官位而依附权贵者不可胜数。即使原来比较正直的士人，也常常丧失是非心，甚至不问是非曲直，卷入了奸诈的政争之中，如张华。贾后乱朝，贾谧专权，张华明知道将会祸国乱天下。裴颁找到他，商量要想办法废贾后而立比较贤淑的太妃谢淑妃。张华说，圣上没有废黜的意思，我们提出来，恐怕会引祸杀身，身死国危。裴顾说，如果听任他们无所忌惮，“乱可立待，将如之何？”张华竞说： “幸天下尚安，庶可优游卒岁。”(《晋书·裴颁传》)完全是荀且偷安的想法。
一些士人因而沦于圆滑。靠着圆滑，在险恶的官场上游刃有余。何劭是这样，“赵王伦篡位，以劭为太宰，及三王交争，劭以轩冕而游其间，无怨之者”(《晋书·何曾传》)。三王交争，轮番当政，谁当政他都是太宰，而且谁都不怨他。卫王莲，史称“时权臣当政，卫璀优游其间，无以亲疏”(《晋书·卫瑾传》)。还有我们提到过的山涛。和迪和钟会、裴秀争权夺利，势不两立，山涛对两边都相处得很好，“各得其所，而俱无恨焉”。担任选职，每次选官，山涛总是同时拟好几个人，看皇帝的脸色行事，皇帝喜欢什么样的人就报什么样的人，很得司马氏欢心(《晋书·山涛传》)。
这时的很多士人没有忠节观念，没有政治、社会责任感，没有是非感，有避祸远害的原因，因为他们对这个政权并不忠心耿耿，也有崇尚超脱的原因，以世务为俗务，以不婴世务为超俗。
不婴世务，崇尚超脱，有玄学的影响，《庄子》就一再讲到“不以物为累”，“孰弊弊焉以物为事”。而正是在这种玄风下，加上其他原因，形成了一些文人这一共有的性格特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