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藤的梦
！破晓，夜把包藏的一切还给了白天，四周又显出了清晰的轮廓。一束青白色的辉光颤颤地从窗帘外挤进车来，轻柔地抚摸着我的面颊，唤我起床。列车仍在向西安飞驰。我悄悄地坐起身来。忽然门外传来一阵吵闹，声音显然是极力压抑的：
“你给我进去！”是男人的强硬。
“不！”是女人的反抗。
“你！你！打人，为什么？”呀！好像是我的学生？声音里有极度的气愤。我赶忙拉开门。一看，有三个人挤成一溜儿，正撕撕扯扯地在狭窄的走道里扯过来，又拽过去。一个五十开外大腹便便的男人，脸红涨得像要炸开的紫茄子。他正气急败坏地抓着一个少妇的胳膊。那个少妇使劲地向后坠着身子，不说话，只是瞪大着一双眼睛。那是怎样的一双眼睛啊！
我忽然想起昨天。黄昏时分，就在这走道，就是这位少妇。她侧身倚坐在列车的折椅上，一只手托着她白净的面颊，久久地望着窗外……我这是在带留学生去西安的软卧上。一天一夜的火车，坐得浑身不舒服。走出包厢，正瞥见了身边的妇人。真的，从没有见过这么忧郁的一双眼睛：那里有亢奋、迷惘、失落、惆怅，或许还有着焦虑、期待、悲伤……这是一位着装入时，又有几分典雅的少妇。我说她是少妇，是因为我见她梳着一个发髻。其实，我猜她最多也不过二十来岁。
此时，她的头发被抓得散落下来，但仍不失姿色。她正用力地想从那男人的手中挣脱出来。男人死抓着她不放。两个大人中间夹着的是一个武藤加道。瘦弱的武藤，小嫩芽芽一样的。武藤完全被激怒了，她伸着两只胳膊，挡在少妇身前，大有不可侵犯之势。我一下惊住了。男人打女人，我见过，令人气愤，用不着惊。武藤加道如此威严，我第一次见。
认识武藤始于看选课学生名单。“武藤加道”一下叫人联想起日本的武士：膀大腰粗，横眉立目，个个一副决死的架势。可是上课点名，应声的却像小蚊子叫：
“哈伊——”
“应该答：‘到——’”
我一面更正学生的应答，一面抬眼寻找那学生。哈——哪是什么武士！全然是一个弱不禁风的林妹妹！武藤是日本名古屋大学东亚文化系来华进修的学生。她起立恭敬地站在课桌后。单薄的杨柳身材，瓜子脸上一双细眼睛，淡眉毛，樱桃小口。脸上和身上的皮肤都是白白净净的。她说话声音太小，我靠近了她，竟看见她的皮肤白嫩得几乎可以看到皮下细细的脉络。面捏的小人呀！真的，我们班来了个林妹妹。后来我很少能注意到她了，学生多，她又总是坐在角落里，也不爱发言，但堂堂课必到。
上专题讨论课。话题是“女人的出路在哪里”。说到女人，班上的男子汉们像喝足泡沫式Comtto（意大利咖啡劲大），个个精神焕发；女生也决不任人宰割，人人武装到嘴巴。争论的话语在煮沸。我这些外国弟子的思维都插着翅膀，而且谁都不肯被谁统一。他们给女人铺设的出路也纵横交错，四通八达：
“女人的出路是做职业女性，走出家庭！”
“女人的特点决定女人应该为家庭服务，服务家庭也就有社会价值。”
“女人生孩子是太大的麻烦，以后叫男人也生孩子。哈！都剖腹产。”（这可是个男生说的）。
“克隆孩子吧，就都平等了。”
还有人说，科学发达了，以后可以取消性别差异。没麻烦，没犯罪。还没发完，发言者就被大家赶下讲台。全班一律说：“删除！”
女生嚷嚷：“没有男女，不行！不行！生活没有诗意！没有浪漫！”
男子汉集体抗议：“没有女人，世界就没有了美丽！没有了激情！”法国男生说得更具体：
“我喜欢和女孩一起喝咖啡，喜欢看女孩。当然那女孩要有尊严。”
但女人怎样才有尊严？
奇思奇想，海阔天空。讨论原是一个个地上讲台发言，后来变成了七嘴八舌。正在“争渡，争渡，惊起一滩鸥鹭，”武藤加道“嗵”地一下站起来，然后“咚咚咚”地走到讲台前。我那天才发现，瘦弱得像一片小树叶一样的武藤，竟穿着一双大头皮鞋，活像一只大脚的米老鼠。我猜，那一定是小姑娘想用鞋跟的厚度，来增加一下自己的威风。很滑稽。我想笑，没敢，因为武藤一脸正气，已开始演讲了：
“同学们好！我的演讲题目是：‘我想做联合国妇女委员会主席！’”全班又开了锅，大家忍不住地问：
“武藤！为什么？”
“联合国妇女主席可不好当啊！你去难民营吗？去慰问艾滋病人吗？”
“武藤！你不怕那些裸体女人也叫你上街游行吗？”武藤谁的问题也不回答，她只是自己说。武藤的汉语并不怎么好，可说的事却动心动肝：
“在日本，如果男人向女人说：‘以后给我做饭好吗？’或‘你可以洗我的内裤吗？’你们知道这话的意思吗？这就是男人向女人的求婚。我的爸爸一定是这样向妈妈求婚的。”
“我的妈妈是我爸爸的第二次结婚的妻子。听说，爸爸第一次结婚的妻子自杀了。我没有看见妈妈结婚。（天啊！她能看见吗？）听外婆说，妈妈结婚时刚大学毕业，是小学的教师，漂亮极啦。后来有了我，还漂亮极啦。爸爸爱我，他不叫妈工作了。爸爸每天每天上班，每天每天喝酒。他回来时，我总是睡了。”
“一天，我被一阵‘噼里啪啦’的声音吵醒。我从门缝看见爸爸有意思的动作：他叫我妈给他脱鞋，我妈不给脱。他站起来拉我妈，然后坐在地上举起一只脚，还叫我妈给他脱鞋。我妈还不给。他又爬起来拉妈妈，然后坐在地上，又举起一只脚，再叫妈妈给他脱鞋，妈妈还是不给。他又爬起来……我不明白爸爸不是说太累吗？我忘了他重复了几次。后来，妈妈给他脱鞋了。妈妈奇怪地给他脱。妈妈搬起他的脚，用力一推，‘咕咚’一下叫爸爸向后翻了一个圈。”教室里也一下爆发出一阵笑声。武藤没有一丝笑意。仍是声音不大，像一个没有表情的解说员，一句一句慢慢地说，但她说的却是一句比一句牵人肺腑心肠。我们像在看电视剧：
“妈妈跑出门，跑到雪地上。我的家在大雪的札晃小镇。那天，是我把妈妈追了回来。后来妈妈告诉我，那是因为我还小，能把妈妈追回来。后来我长大了，上了大学的预科校，却不能把妈妈追回来了。后来妈妈回来了，却不能留在家里了，她穿着修女的衣服。她在一个英国人的修道院做帮助妇女的工作……那天，我哭了，但我又高兴，因为我的妈妈比一般的日本女性强。”
刚才还在沸腾的课堂，现在静悄悄。
“在日本，社会上认为，你是职业妇女做家务，照顾男人也是她们的本分。早上女人一定要比男人起得早，要给男人做早饭。晚上，妻子一定要等在门口说：‘你回来了！’第二句就是有名的句子：‘你先吃饭，还是先洗澡？’这还是幸福的，因为丈夫还能回来吃饭。许多丈夫很晚才回来，而且喝了酒，醉得不能吃饭，不能洗澡。就是这样，女人还会很高兴地想：‘把我的一生花在为他的服务上啦！’”
“唉！女人自己都这样想，日本以后也很难变成男女平等的国家。”
武藤那天交了讲稿，我可以一字不差地抄在这里：
“在日本，听说中国女人的社会地位很高，来中国，我非常吃惊，真的！中国的丈夫什么家务都做。我决心在中国找个会做家务的丈夫。当然他是尊敬女人的人。日本完全不一样。记得，我的爸爸擦了一次桌子，一个星期后他还对妈妈说：‘我给你收拾过屋子！’真不像话！”
“但妇女的问题不只是我们日本国的问题。新中国时，中国人站起来了，妇女也站起来了。新中国成立了三年就消灭了性毒病、吸毒病和买春（嫖娼）。妈妈说，那时日本人震惊，很大的震惊。老的日本女人非常羡慕中国妇女。现在我发现在中国，有些中国女人又倒下了。我在卡拉OK厅，看见男人对女人不礼貌，没有人保护女人。电视剧演政府官员带情人没关系，他们骄傲。没有敢曝光的人。女人命运令人哀愁。我想知道今天中国女人的社会地位……还听说中国小蜜情人普遍，她们都是职业女性啊！妇女的出路在哪？”
是啊，女性真正解放的路到底在哪儿？
那天的课，我们没有结论。我至今也不能回答，我是搞语言研究的，社会问题我一样是学生……但那天没想到的是，小姑娘却有如此大志向。无论是我当时听她的发言，还是我回家看她的讲稿，我都忍不住地激动。她今年只有23岁。她爱穿一双大头鞋，一条大背带裤，全然是个大女孩儿。站在人群中，你绝想不到她有那样深沉的思考。她对改造社会现实，寻求女性解放难舍的热望，她对女性独立人格不懈的追问，是那样一下一下敲击我的心。
那天课上，武藤并没把“真不像话的事”都说出来。课下她给我翻译了一份日本资料。那资料的数字是确切的。
日本自古就有“英雄好色”之说，至今流行“男性神话”：“不嫖不为男人”。1942年据国会议事录统计，当时国内人口8千万，而买春年人次1亿5千万！买春在日本是非公开的公开。悲哀的是，至今如此。有人在北海道带广市调查，400名高初中生竟有80%有过“交际援助”（卖春新词），年龄低到14岁！还不要说歌舞伎，还不要说女大学生的“勤工俭学”。这里也有中国女留学生的惊人痛迹（原谅我不愿抄上这个数字）。这里也有东南亚女学子的泪。可怜世界父母心！可怜天下女性！
武藤说：“我听爸爸常常对妈妈喊叫：‘女人是男人的一根肋条，女人就是供男人使用的。’这个看法在日本是大众的。我越来越长大，越来越知道从日本政府到民间都有这个观点。日本女性走出家门只是八几年才开始的事，不说同工同工资了，更不说做主事政府人。日本女人解放的路是太大的艰难。”
那天，武藤的发言不算通顺，我思维的路也磕磕绊绊，荆棘满途……
我想弟子们的心也不轻松。那天，欧洲学生提议建一个“妇女明天怎样？”的沙龙，因为欧洲的一些国家出现奇怪现象。像德国，政界近1/3议员为女性，但30家大企业董事局一名女性也没有（耐人寻味！）。高鼻子弟子们还说，探讨一定要黑眼睛的参加。武藤当场就给妈妈报了名。武藤告诉我，她妈妈很早就说：“一定到中国，看中国妇女的幸福。”
我的心那天，不但卷着花，翻着浪，又跳得“咚咚”的。在车上，我的心又“咚咚”地跳起来了……
不过，我没时间多想。眼前一个小树叶一样的女孩，面对这样的麻烦挺身而出。老师当然也要拔刀相助了。可结局却是蹩脚的。男人不敢打女人了。得助的少妇跟着老男人走了。我想她怎么也得说声“谢谢”吧。话还是真说了，不过不是“谢谢”，而是“狗捺耗子！”
我的洋学生大睁了一双细眼睛，迷惑了好几阵子（其实我何尝不是）。我这么解释，那么解释。弟子终于说：
“我明白了。”我不知她明白什么？明白了她自己行为的应该与否？明白了这女人真正的悲哀？还是明白了妇女解放真正的出路所在？
鲁迅先生曾把奴隶分为两种。他说，一种是不甘做奴隶的奴隶；一种是坐稳了奴隶的位置，甘愿做奴隶的奴隶。武藤的妈妈固然不幸，但她还是走了自己的路。然而，在男人实际上为主宰的世界里，她个人能走出男权文化的园囿么？
中国女性的悲剧，孔子为首席导演。他有许多伟大的名言，但他的“惟（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却无论如何也伟大不起来。那编织在一个民族心里的网，又经过两千年的织补，拆除它，谈何容易！
火车进站了。人的河流，那由男人和女人汇集成的河流，在向前奔涌。那里跳跃着各样的心与思；翻腾着各样的潮与情。男人和女人都在找着出站口。
我一边照顾学生出站，一边东张西望。不知为什么，我还希望看看那少妇。武藤也在翘首寻找。我想，她大概还想对她说点儿什么，但没有。不过我倒不失望，因为我又想起小武藤的大作：
“我要当联合国妇女委员会主席！”
而且我深信不疑：有此壮志的，绝不只日本的一个女孩！
1993年8月2日于西安外国语大学外宾楼
迈克眼中……
一
迈克是美国来华汉语短期班的学生，学汉语时间不长，爱说爱笑，说出来的中国话也常叫人莫名其妙。和他谈话，精神一定要高度集中。从北京大都饭店出来，迈克正在眉飞色舞地说：
“今天的饭好吃，我的肚子非常高兴。”
你听听，他的肚子非常高兴！说着说着猛然间，他活鼻子活眼的脸骤然凝固了，两只眼睛也一下凝聚了。他的手伸出一个指头，想指又没敢抬起，惊诧地问：
“这……这是什么？……”
我忙转过头去，原来是个女人。原谅我不能把“姑娘”这样美好的词用在她的身上，其实她非常年轻。她浓妆艳抹，脸上的脂粉好像一眨眼都要掉末，眼影青得吓人。她穿一身黑得发亮的什么料子的短裙，说不上什么式样，只是紧紧地缠在身上，加之她明显扭动的腰肢，使人立即想起S字母。那女人挎着个老男人。等她一扭一扭地扭过去时，迈克迫不及待地问：
“她是中国人？”我实在不愿承认，于是开了个玩笑：“也许是美国人。”迈克急忙摇头：
“NO， NO，在美国，只有很坏的女人才是这个样子。警察是要抓这种人的。白天她们也不敢出来。”
迈克又高又壮，走起路来像棵移动的大树。那天我们没来得及进屋，站在楼道里就谈起来了。迈克告诉我，他在美国看到的中国人不是这样，他的宿舍楼里住着各国来的留学生。中国留学生最忙，每天都有许多事要做，他们也有很多想法。我忙问：
“他们都想回国吗？”迈克竟朝我调皮地笑了：
“你真是老师。我也真的问过。我有20个中国朋友，他们中间18人想回国，只是他们大多想在美国多呆一段时间，以取得PHD（博士学位）。我觉得中国留学生和其他国家留学生都不一样，他们都有……”说到这里，迈克连比划，带翻眼睛地找了半天恰当的词，最后说：
“都有一个中国心。”我明白了迈克刚才那样惊奇的原因了，这使我的心舒展一点。迈克温和的蓝眼睛闪着诚挚的目光。他英汉语混用地对我说：中国人学习西方，不能只学吃穿打扮这些表面的东西。西方现在有很多问题，吸毒、犯罪、艾滋病、贫富分化，……中国人应该学习西方富强起来的根本。
那天，不知道是迈克那真诚的目光和他深深的忧虑，还是因为这个一向被我认为整天嘻嘻哈哈的学生，却有如此丰厚的思索，如此热切地关心着中国的命运，我的心颤动了。第二天去圆明园，我有意和他走在一起，我想知道他说的那个“根本”。
二
不知是由于这具有特定意味的地点，还是由于公园所呈现出的单调和荒芜，到公园，我一句话都不愿说。直到我站到那一片残石断柱之前，忽然觉得和一个洋人，来看洋人烧毁的中国建筑遗址颇值得深思。于是我轻轻地问迈克：
“你觉得怎样？”迈克是个聪明的学生，他的脸掠过一抹诡秘的微笑，像是说：算账吗？他的回答完全出乎我的意料：
“你们‘文化大革命’自己毁坏的比这多得多。这是历史。美国也有珍珠港，日本有广岛……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失误。重要的是人类在这些无谓的厮杀中，聪明起来。现在人民都在想：不要战争。”
我当时的表情一定是惊讶的，我确实没想到，这个刚刚21岁的美国青年却能讲出这番道理。
他那天大概也很激动，他用流利的英语像打开闸门一样，在我眼前涓涓另辟了一条蹊径。那意思是，中国人总喜欢看过去，其实不应该躺倒在历史上。中国在西方的第一次挑战下，叫西方的枪炮安排了命运。自己的身后留下一堆废墟，脑子里留下一片怨恨。只把自己贫弱的账记在西方的一把大火上，也不去想一想，一样的人，为什么你叫别人打了？（我看过美国学生来华学习参观的意见表，圆明园一处，分数最低。）迈克说，他们美国学生很服气日本人。日本人在西方的挑战下，挺起了胸膛，把西方人富强的法宝拿过来，又打回了西方。迈克告诉我，他们美国学生的照相机几乎都是日本造。美国罪犯连抢劫的目标都是日本人。
“现在，中国又一次面临西方的挑战，整个西方都在关注着中国的改革、开放；都在看中国人将以一种什么样的姿态，来写自己的历史。”
我沉吟了。看完圆明园的遗址，我们又沿着单调的小路走向公园门口。刚才，我在这里萌生的那种依稀朦胧的惆怅逐渐清晰起来。偌大的公园，几乎没有新的劳绩。大概是为叫人们只记住历史吧。“记住”是必要的，却不能“只”。这里没有崛起的新生，没有进击的声响，更没有未来，有的只是过去。我想这绝不应是中国的缩影。那天，我真想呼喊了。是啊，我从来都是把中国的贫弱的账记在西方的头上的，迈克却让我看看自己了。说也巧，我们正好碰上一个从美国留学回来探亲的学生，她对她老父的抗争颇叫人舒一口气：
“啊，爸爸唯恐我背叛。这不，我一回来，就来叫我想想过去了。开门叫我出去了，又嘀嘀咕咕，恨不得把我身上的每根毛翅都拔掉。殊不知我出去，正是为了回来。世界都进入向宇宙进军的时代了，我们还整日是煤球、白菜加彩电，力气花在你倒一把，我倒一把，票子不少，彩电还是一个。满脑子发财，可又什么‘父母在不远游’。”
迈克也说：现在许多中国人都想多攒钱，可又不想多干。不知道美国起初发明快餐，绝不是为了腾出时间去游玩。我听说迈克的父亲是美国一家航空公司的总经理，很有些钱，可是迈克却仍每周工作32小时，为自己攒学费。明尼苏达来华两期短期学员只有一个女学生不是一边工作，一边学习的。那还是因为她参加了一个类似贵族的什么社团。美国人大多十六岁就要为社会创造财富了。迈克告诉我：日本至今许多公司的职员还是晚九点半下班。迈克的午饭也很少能坐下来吃。来中国，他真担心他的体重又增加了。尽管如此，那天我并没完全同意迈克的观点。
中国人民从来不都是以勤劳、勇敢著称于世么？中国自古就不乏艰苦奋战的人，然而到底是什么羁绊了中国奋飞的翅膀？这个一直痛苦缠绕在心的疑虑总叫我困惑。
三
从毛主席纪念堂出来，我和迈克相互都猜出了彼此要问的问题。我平静地回答他：
“无论怎样，他是一个伟大的人。他把中国人民从灾难中解救出来，他叫中国人站立起来。”迈克点头。当我讲起“文化大革命”的时候，迈克却冒出一句：
“他也是一个‘新皇帝’。”
我一下失去了平衡，像遭了雷击。许久许久，我坐在天安门前。望着他那大概是全国唯一存留的巨幅挂像，而眼前浮现的却是1966年他接见红卫兵的盛况：
这里，天安门广场，集合着千百万燃得灼热的年轻人；这里也会聚着千百颗单纯而又虔诚的心。我和许多红卫兵一样，流着热泪从心里用劲地呼喊着：
“毛主席万岁！”我们跳跃着，用力伸着自己的手，希望他从那千百万人中看到自己的手。我们从心里热爱他，崇拜他，因为他是我们伟大的领袖，是人民精神的支柱。我敢说，我们绝没有一个人把他看作“皇帝”。我很近地看过他，至今历历在目：他有一张特别生动的脸，一双特别亮的眼睛。他的声音似乎带一种击铜的声响。我们呼喊：
“祝毛主席万寿无疆！”
他冲我们摆手，用湖南口音拖着长调回答我们：
“万寿也有疆哟——”
我当时只觉得他的话都是真理。
美国人的眼睛会说话，我从迈克的眼里看到一抹微蕴的同情。然而他还是动也不动，真诚地叫我思索：
“不同的是，历史上人民跪着喊万岁；文化大革命你们站着喊万岁。他总是叫人们只有一个思想，他不能叫人们富裕起来。”
天阴沉沉的，像一部打开的中国历史，过多地凝聚着风云雷电。中国的争斗是从中国的祖宗炎黄二帝起始的。于是从那文字的出世，人们便开始编织起人治人的礼教、道德。三纲五常捆绑起那黄土地生出的男人和女人。后来一朝一代由治人者细密缝合起来的科举制度，更是生产着驯良愚昧，乃至自相厮杀的仇种。而耗费的却是中华精粹男儿的才智和血汗，致使那为人类辟开新路的斧头，却没有几人能够举起。在这沉重的大地上，即使迸发出几束让自己长大强壮的科学火花，也一个个被旧思想的泥石流淹没，死在婴幼时期……
我没有再说什么，我只感到阵阵的疼痛，像把犁刀在我心上切割着小口，然而我又觉得那痛苦的犁刀，在我眼前正犁出一条新的地平线。我忽然想起一件有趣的事。
那是几个出国工作归来的知心好友，他们都是总工程师、工程师、技术人员，相聚一起痛饮。痛饮之后，不是畅叙、欢庆，而是大哭一场。因为他们辛苦奔波引进的，却是人家淘汰了的，只有一年使用寿命的设备。那原因极简单：就是领队一人说了算。一个人说了算，中国历史上不从来如此么？至于那“人”则无论是阿斗，还是慈禧了。历史的大小舞台有时也能如此惊人的相似。历史的沉积物又在改革的洪流中，堆积着新的大山，这大山之下仍是那些背负青天，挥洒着汗水种田，而强壮人类筋骨的人；仍是伏案灯下，呕心沥血生产科学文明，而赋予人类智慧的人。
下雨了，迈克催我上路。透过迷蒙的雨丝，我再次不舍地把目光投向天安门。尽管如此，我仍不能同意迈克的观点，我不知道是因为那画像上的人和新中国铸造了我，还是因为他种在人们心中的那种高尚信仰的凝聚力，至今叫我怀念。然而迈克还是叫我悟到了中国沉重历史车轮的惯性，克服这惯性走别一新路是多么困难。科学民主的大旗1919年就在这里举起，而扫去几千年堆积在人们心灵上的污垢，一样需要献上再造新生的气力。
四
迈克是个极为热情的青年。他总喜欢为我打开一扇一扇的窗子，又喜欢给我端来一面一面的镜子，叫我以各个角度看见自己。为说服我，他有几分神秘地对我说：
“我知道，有的官员和他们的儿子能多攒钱。权和依赖性都是世袭制。”
我又一惊，不知哪个名人说过：惰性和依赖可以送一个民族上断头台。我不高兴了，心像在紧缩，可我又不由想起去年来华的一个美国留学生。
当我知道，他就在他做经理的爸爸的建筑公司里工作时，我问：
“你做什么？在办公室里？”他忙否认：
“NO！在太阳下做水泥浇铸工。”他给他爸爸一年工作七个月，他的父亲给他交一年的学费。我原先想，那是金钱的冰冷。慢慢地我的想法被溶化了。我见到他们许多人，来中国两个月就能收到两个月的信（60封左右）。我常见他们中午（他们说，那是不该休息的休息时间）写信，给他们的双亲，双亲的爸爸、妈妈，兄弟姐妹、兄弟姐妹的朋友、朋友的朋友。写中国的新奇。他们回国，几乎都要给他们每一个亲人买去一样礼物。从价钱昂贵的字画、瓷瓶、玉器，一直到小孩穿的小老虎鞋……每到他们宿舍，都会使你感到，他们在爱的包围之中。可是你说：
“让你爸爸给你交学费吧。”他会立刻反对：
“不不，我脸红。”
我还知道，他们中间大都去过好几个国家，并非都是有钱，也并非都是为了游玩。一辆自行车几块面包，跑了半个中国的女学生也不乏其人。他们又在寻找祭慰魂灵的食粮。自立、拼搏，探求不正是一个民族站立的筋骨么？不正是一个民族迎战的身姿么？
那天，我和迈克又说起了在饭店前碰到的那个想美的姑娘。不知为什么，我想原谅她了。她至少想改变现状。然而可怜的姑娘，假若她受到应有的教育，假如她多见识一点，多学一点，多思一点，她或许能够真的美起来。
说到向西方学习的事，迈克那张生动活泼的脸顿时呆滞了。他一连说了三次：
“不要什么都学，不要什么都学。”我不知道他对此为何反应如此之强烈，直到在他临回国的告别宴会上，他才十分痛楚地告诉我：他的一个很近的亲属因吸毒而完全丧失了劳动力。还有一个亲属至今还在监狱里。西方的富裕症窒息了许多好端端的青年。迈克还给我画了一张中、英、美发展图：中国几经波折而向上，英美在高峰之后向下。我明白了，为什么许多外国学生是那样热切地关心着中国的改革。正如迈克诚挚的表述：
“我们都希望在这神秘的国土上，看见没有西方病症的富强中国。”
那天，我是那样强烈地感受着，是脓肿，无论是中国的，西方的，都当切去。凝聚中国的向心力决非只是钱，中国的现状也在佐证。
这回轮到我安慰迈克了。我又拾起了在圆明园的话题，我说中国也并非都是被人打耳光的历史。中国也有不少英雄壮举图，八路军的小米加步枪打出一个新中国。志愿军一把炒面一把雪把拿枪的美国佬拒之门外。过去有，将来也一定还有。
我也忽然杂然无序地想起了鲁迅的许多警世之言：
睁开蒙眬的睡眼！直起中国人的脊梁！向世界！有用的，拿来！大烟枪送进博物馆，婊子们驱散。无须反顾，中国人当创造别一样的中国，创造别一样的世界！
1988年10月23日于北京
猫咪敦子
！说来我的学生是真正的桃李满天下，哪个国家的都有，可真的从没有见过这样的学生。外表和内心反差之大，真叫你难以置信。说也真巧，她遇到的事几乎都那么背时。
在来南大的短期班学生中，有一个长得像可爱猫咪一样的日本女留学生，她叫敦子。她人和名字的发音一样，像个墩子，上下一边齐，敦敦实实。她那张娃娃脸上，五官几乎都成括弧形：眉毛、眯着的眼睛像向下弯曲的两道括弧，紧闭的嘴巴又像朝上弯曲的括弧。她静静地纹丝不动地坐在那里，总像在微笑。她不是我班的学生。结业，我替她班老师送她们班旅行。
一上轿车，第一次见她那笑眯眯的样子，我像也受了感染一样也想笑。她可爱得简直像只胖胖的小猫咪。然而没多久，这只乖乖的小猫咪，一下连毛发都要竖立起来了。
启程前，去银行换钱。进了门，我忽然发现少了个学生，忙出去找。远远发现敦子向我走来，只是她的走法极为奇怪。她每走一步，一只腿就像走正步走一样，向前高高踢起来再放下，然后再走一步。我的心立刻紧缩起来。真可惜，多好的姑娘，腿有毛病。我迎上去，只见她脸上原来括弧形的眼睛、嘴巴都变成了圆：
“为什么？为什么？”
我也不知为什么？我只觉得这个猫咪已经气得忍无可忍了。大概我也是圆睁了眼睛。她直着身子，眼睛盯着我，伸出一个手指，指着她抬起的一只脚。我低头一看，由不得又要笑，又没好意思笑。原来她的一只鞋，鞋面、鞋底竟像鲨鱼头一样大张着嘴。
我是老师，说了她，出一趟国，竟不带双结实的鞋。现在我只有去给她找条带子什么的，否则，她得一踢一踢地走，弄不好，还真得摔跤。我的学生却执拗地不肯放下她的脚，她仍然用一个手指指着，圆睁着眼睛，用生硬的汉语说：
“为什么？我刚买它，在商店。”
“在中国？”我的眼睛也圆了。
“在中国。”她使劲地点着头，我哑口无言。
我不由得想起我的一次作文课，作文题目是《来中国一件惊奇的事》。文章收上来了。十个学生，十个人都在惊奇他们“买的自行车为什么都病了？”一个学生这样写道：
“听说中国是自行车大国，我来中国看到了这真的景色。我羡慕了，都骑自行车。没有日本的污染，人人都锻炼身体，太好了。我也买了车，飞鸽牌的。我激动了，我也要飞了。可是我惊吓了。第一天下课，我的车就不能飞了，车锁不能开启。后来拆了锁，可是还不能飞，又因为车的踏脚又掉了。在日本没有这样的车，我惊奇了，我写信告诉我的家族。”
这回飞鸽自行车真的飞向世界了。
那天，我看了敦子的鞋，闪入我的脑中的第一个念头就是，敦子是不是也要把她的鞋告诉她的家族。于是，我竭尽老师之能事，说这个，说那个，叫她明白，什么叫偶然性。然而没出三天又来了一个偶然性。
在西安外宾大厦，晚饭后正在收拾行装，有人敲门。不用问，那响声都带着怒火。我忙拉开门，眼前立即出现了一位似乎浑身毛发都在根根倒立起的猫咪。猫咪的声音里都充满了怒气：
“中国只会生产假货劣质产品吗？请问，教授老师。”
我知道那“教授”的含义。我戴上了眼镜，画上是一张古香古色的腊月雪梅。漫天冰雪之中，一枝红梅傲然怒放。画的左上方题书主席的诗词：
“已是悬崖百丈冰，尤有花枝俏。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书画言志。我的心有些酸痛。这支象征着我们中华民族风骨、气节的梅，就这样被那些没有骨气的人出卖了。那画是复印后，然后再描上去的。糟糕的是，连描都不能描好！原迹有露。敦子2000元买的是一张假画。
我至今无以说尽我当时的心情，是因为敦子出门时真诚地对我说：
“我买它，因为我想，梅花是中国的国花，我向往中国。”
我的心海滚过一阵热浪，胸口又像压上块什么东西。我是那样强烈地感到：在外国人眼里，“中国产品”、“中国人”、“中国”是那样紧密地列在一个等式里。想起在天津的那番口舌，说什么“偶然性”，我就觉得连脖子都在发烧。
我无以作答，只好避开敦子那咄咄逼人的目光。没有时间了。半小时后，我和学生踏上了驰向上海的列车。
万家灯火之中，我禁不住向西安投去辞别的一瞥。这座著名的文化古城的文化古迹震惊了世界，又激动了多少人的心。我不知向谁说，真有在那绿荫如画的小路漫步，忽见有人吐一口痰的感觉。无法挽回的事真像小虫一样噬啮着你的心。我只有心里暗暗祈望着上海之行的顺利和光彩。
在上海，上午逛豫园，鲁迅博物馆，下午遛商场。学生买的小兜大兜、大盒小盒，琳琅满目。各个提着小包，顶着大包，像蚂蚁大搬家。有个学生干脆还买了一个大提箱，于是大家把那个大包小包尽量塞进去，谁知坏事就坏在这个提箱上。
在绿波浪餐厅，大家吃得酒足饭饱美美的，起身下楼。大家一边下，一边说笑。也不知怎么回事，那个大提箱一下从学生手中滑落下来，正巧砸到敦子身上，敦子一下便又砸到下一个学生，就这样一个砸一个，我在最底下。结果我们一行五六个，外加一个大提箱，“叽里咕噜”便滚进了大厅。我好久都没明白过来怎么回事。只看见敦子像一个揣足气的皮球一样“嘣”地从地上蹦起来，手里拿着一个提箱把儿，冲着我，眼睛一下又瞪成了两个圆。她直着脖子，直着身子，惊愕得两只胳膊像只母鸡奓起的翅膀。她站着不说话。这回我可学聪明了，我叫她带我去了卖提箱的商店。
柜台前，这个还不大会讲中国话的敦子，那天的话却说得句句铿锵：
“中国产品就是中国！质量，信誉才是最好的广告。假货只能赚一次钱，却不能总赚钱！产品的优质才是你走向世界的大桥……”
这个乖乖的猫咪，简直就变成了立起犄角的小牛犊，像一个斗士。假如我们消费者都像她一样认真，伪劣产品可能少得多。可说实在的，她说的都对，但面对一个外国人批评自己的同胞，心里又总不是滋味。可惜那时，我没有意识到产品质量有那么重要。现在修改这篇文章，我想起我在国外旅游的一件小事。
途经波兰华沙一个加油站。华沙没有法国那么繁华，但给人感觉大街宽敞、宁静。加油站和德国、法国的一样设施齐全：加油泵、洗手间，还有一个小超市。建筑没有德国那样现代。在那儿，司机加油，我们减轻体重，然后再到小超市补充给养。小超市幽雅、古朴，是间木屋。商品和装饰的鲜花一样多。在鞍马劳顿中犹如听一首小夜曲，温馨、优美。
面包、肉肠、饮料买了一大堆，最后买了口香糖（欧洲口香糖没有橡皮味，非常好吃）。银台口巴布什卡（俄语音：老奶奶）收费（俄国、东欧，有许多老奶奶工作）。她打完口香糖价格，我就剥开一块糖想吃，但糖沾在包装纸上，我用牙啃下来。老奶奶抬头看见了。她问我：
“Where do you take it？（在哪拿的？）”我领她到了货架前。她拿起一包打开看，糖也沾在纸上了，她又看包装上的字。这个温和的老奶奶生气了。她舒开两臂“噼里啪啦”就把那一木格子的糖，全都划拉下来，叫来一个男子把那一包包糖装在垃圾袋里拿走了。
那天我没买到糖，心里觉得有点可惜，可又很佩服人家。心想，以后有机会，我一定再来这儿买东西。我和我的朋友在波兰时间不长，但对他们为商的信誉却印象深刻。
那时在上海，我对为商的如何所给予国家的影响没有很深的感触。面对敦子这个小气包子，心里真不知如何是好。
敦子气气囔囔地回国了。很快我就收到了她的来信，原来她是爱知大学经济系三年级的学生，难怪她在给我的每一封信中，一说经济便是带棱带角。我似乎又看见了那个气愤的猫咪。
“您知道吗？我们新编的歇后语：
中国人打招呼——你赚多少钱？
中国人见外国人——宰！
中国物价——与日俱增。
中国商品——假货。
中国商人——漫天要价
……”
有时，是叫人揪心的信息：
“老师，日本的森林覆盖率占全国面积65%（真厉害！我觉得）。日本不允许任何木材加工厂使用国内资源。日本木材加工厂原料全部由菲律宾、中国进口。像一次性筷子原木都由中国进口。”
有时，她还要加上三个感叹号。
“老师，日本独资厂的中国工人不能没有工会！”
“蓟县乡镇企业不能只给人家做加工！要自己的名牌！”
“警觉！投资还是投机！外国商人也会骗人！”
这个貌似温柔的年轻姑娘，几乎每封信都叫我脸上火辣辣的，也叫我心里火辣辣的。说实在的，心里也气呼呼的。我并不认为她说的是中国的全貌。然而我又独独特别愿意读她的信，因为每每她都给我开一个窗口。我也似乎都听到了，她那为中国前途或喜或忧，“砰”然跳动的心声……
我不是研究经济的，我多么渴望中国的经济学家，听听这个日本姑娘的苦涩良言。
1994年4月20日于南开园北村
兰子的爱
！我的一个学生失恋了，我想写写她的事。她说：“不要说我的名字。”她告诉过我，她上南开是因为周恩来曾上过这个学校，她还知道周总理喜欢兰花。于是，在这篇文章里我叫她兰子。我的学生又担心地问我：“要写我的男朋友吗？”
我说当然。她无声地摇头，什么也不说，但眼睛里的痛苦告诉我，那里仍然有爱。
爱的容载是最重的，也是最复杂的。唉！好吧，不写真名。我就叫他帅哥，因为兰子也这样叫他。
“事儿”是这样的，兰子是日本留学生。日本留学生都比较内向，不苟言笑，但近来，她却像一只欢快的小喜鹊，一开口就“唧唧喳喳”没完。说话爽朗，笑得清脆，无论上课还是下课，她都喜欢和人搭话。我想兰子一定有什么高兴的事。我问她，兰子春风满面：
“我——恋——爱啦。”声音甜甜的、脆脆的。
我很快知道，兰子的男朋友是个中国大学生。
“他很棒！”
“挺不错的男孩。”
“是个帅哥。”
“长得很酷。”
兰子把她学的汉语新词都用上了。爱情从来就是神奇的。爱情可以把世上最为普通的变为不凡；最为匮乏的变得充实。兰子这个开始连一句汉语都说不利索的日本留学生，很快成了班上的佼佼者。常日不起眼的兰子一下变了一个人，浑身闪烁着一种特别的光彩。
实在，涉外婚中，中国女孩嫁给外国人的多，外国女孩找中国男孩的却少见。兰子是个相当不错的学生，朴实、刻苦、好学，又真诚、直爽。有五六十年代中国学生那种东方的含蓄美。我为兰子的男朋友庆幸。兰子真的就像一枝绽开的兰花，在晨曦中挂着露珠，清醇、自然。细细的弯眉下，两只细眼睛总是跳着亮点儿。一说话，嘴边还显出两个浅浅的小酒窝。她从不化妆，常日总穿着一件白色翻领衫，可是你看她一眼，就让你觉得醉了。其实兰子自己早就醉了。兰子告诉我，等10月1日放假，她的男朋友就带她到他的家去，回来就准备结婚。兰子还说，她“要结两次婚，一次在中国；一次在日本（举行两次婚礼）”。
假期结束了，兰子回来了。上课的第一天，我立即发觉兰子眼睛里的亮点儿熄灭了。姑娘不说，也不笑。晴转阴！当我问起了兰子，阴又加上了淅淅小雨。兰子痛苦地说：
“我吃惊啦！”
回忆的闸门是一点一点打开的，那里有许多的问。我把听到的展现在这里：
某小城火车站（兰子不叫说城名），出站口像一个张大的嘴，把疲惫而又兴奋的人们吐出了车站。人流里中国帅哥带着日本兰子兴致勃勃走着，向前张望着。他们很快就看见了接他们的人：那里有帅哥的姐姐、姐夫、姐姐姐夫的孩子、妹妹、妹夫，还有帅哥爸爸的秘书。出站上车，还有帅哥爸爸的司机。兰子一下落入了一大群人的包围之中，这种包围似乎还在扩大。兰子进了帅哥的家门，又见到了帅哥的爸爸、妈妈，帅哥家的保姆、帅哥家的邻居。好像还有爸爸的勤务员。兰子说，像开记者招待会。兰子问我：
“老师，为什么那么多人？他们问我好多问题。”
我说，这是中国人的好客和热情，应该理解。好奇是许多民族的共性。我在拉脱维亚常遇到高傲的俄罗斯人。在大街上，他们无论男女都一脸冷漠，和你擦肩而过，也目不斜视。可是有一次我都走过去了，忽然听到“砰”的一声，回头看，原来那人撞在树上了。显然，那人光回头看我，而没看路。他们也好奇，只是偷偷地“好”（那儿的中国人非常少，那时我大概是唯一）。兰子听完我的解释，宽容地笑了。她又问我：
“帅哥的家人向见我的所有人介绍：这是日本留学生某某某。他们展览我。”这场面我见过，能够想象出他们的声音里都带着炫耀。兰子说：
“我不愿叫别人知道我是日本人（我知道，到过南京抗日受难馆的日本留学生，谁也不愿说出自己是日本人。日本人很谨慎）。为什么一定要告诉他们我是日本人？”
我想，帅哥家，一定是把兰子看成他们未来的儿媳妇了。外出读书的儿子这样载福而归，当然是他家的大事，当然要荣光荣光啦。我这样回答了兰子的惊奇。其实我心里知道，还有另外一层。兰子叹一口气说：
“开始很惊奇，后来觉得真的不方便。帅哥的爸爸有很多服务的人，都为我们服务。”
我问：“帅哥的爸爸做什么工作？”
兰子答：“政府的官员，那个城的长。”
我只有长长地“喔”了。文化大革命时我去过我亲戚的亲戚家。那个亲戚是部队的高干，住睦南道。那时我就住他家附近。那个高干一家的吃喝拉撒似乎都由勤务兵照顾。我去的次数不多，但每次都赶上那个什么官的老婆在骂勤务兵。那时我就想，到部队，要是当了这种兵可真窝囊！现在我不去他家了，不知道当官的是否还有那么多人伺候。我没有发言权。不过我又想起我去瑞典斯德哥尔摩，参观他们的议政大厅很有意思。大厅分两层：下层开会议政，上层的座位就供关心施政的百姓就座，旁听。只要不带危险品，任何一个选民都有权利坐在那里。斯德哥尔摩市长办公室门外更有意思。墙上有一排人头雕像，除去有一个是大厅设计师外，都是此楼的建筑工人像。市长每星期一在办公室值班，其他时间他还要去做另一份工作，以便赚够养活自己的钱。他甚至没有专用小轿车，平时他和普通人一样坐公车。去拜见他们，也没有像我们这儿，有那么多手续要办，一堆挡驾的。有的头儿的秘书比头儿还要厉害。我一个学生说，有一次去农贸市场，可那里戒严。听说有官要来视察，结果他被“戒”了两个小时。在拉脱维亚，我在戏院看舞剧，遇见他们的外交部长（他接见过我），他像对老朋友一样，问候聊天，一起合影。没有人挡驾，没有手续要办，更没有人围观。真跟见寻常百姓一样。
想到此，我当然要“喔”了。兰子不满意我的“喔”。接着问：
“我在他家两天，两天都是去很高级的饭店，两天都是两桌人，两天都是买很多，吃很少。吃剩的也不带回家。太大的浪费。他们家有很多钱，也不应该这样啊！”
日本人是以吝啬为美德的。被请客，吃喝剩下，是不礼貌的。剩下的饭菜不带走，要交罚金。我这次连“喔”也“喔”不出来了。这种现象，我每次跟学生出去上饭店吃饭都能遇到。谁都明白那钱是谁的。不过盛情是中国人传统文化习惯。于是我讲了一下打肿脸充胖子的短语，兰子笑了。其实那些下岗的工人，一个月只400元。无论怎么“充”，也充不成胖子。不过，也许帅哥是真的爱兰子才使出浑身的解数。我劝兰子：
“那你就嫁给帅哥吧。”
兰子摇头，脸上掠过一抹很勉强的笑，她的眼望着窗外，若有所思地说：
“我要做自立的人。帅哥带我去了一套新的房子。那是帅哥的爸妈给他买的，里面家具也买好了。帅哥是大学生，他一元钱都没有赚。他的爸爸当着我的面给他钱。我想他一定是一个没有能力站立的人。”
唉！可悲！可悲！帅哥和帅哥爸爸，无非是向兰子显示帅哥的条件有多么优裕，而对讲求自立的外国人，这真是事与愿违。我向兰子说，节俭，拧出血来，也要荫惠子孙，这是中国自古的传统。兰子挺直了身子说：
“我们在2000年。”
是啊，传统不一定是美德。我只想帮帅哥留住兰子的心，但兰子却并不谅解帅哥。她说她有太大的担心：
“在帅哥家两天，吃饭、出去玩、坐车都有政府的人陪着。”
兰子问帅哥是家事，为什么有那么多办公的人？帅哥说，他的爸爸近年来经常接待外宾。兰子也是外宾啊。我明白了，兰子说，在日本，日本议员也假公济私，但不敢这么公开。
我佩服兰子，“不因知不义，得利而誉之”。我也真佩服某些官员的高明，真是兵来将挡，水来土屯，永远有招数。我不再劝兰子了。说实在的，中国有志气的女孩，谁喜欢那些太子族的公子哥们？我转换了话题的舵，讲了事与愿违的成语，总得内外有别吧。兰子的睫毛剪着泪花，笑了，但那里分明藏留着掩抑不住的痛苦，然而她仍是态度坚决地说：
“帅哥的爸爸是犯法的人。帅哥是一个不会站立的人。”
我只有感叹了。这位没有长大的帅哥，失掉了他人生中多么珍贵的机遇……
最后兰子动也不动，神情凝重地问我：
“老师，您教我那么多，您也告诉我，爱是什么？”
兰子这不寻常的一声老师，叫得我心里热热的，我也第一次这样感到为师的拮据。我诚实地告诉学生，我不能回答，因为爱太深邃了，爱的大厦需要的是一生的建树……我只能告诉她，坚强地读你生活的书，那里一定有你的真爱……
2000年7月2日一稿于南开园北村
2003年6月19日修改于南开园西南村
两位母亲
一
我的妈妈实在平凡极了，就像地上的沙石，天上的白云。妈妈是一个生于旧社会的农家女儿，一个顶普通顶普通的受尽了苦难的中国妇女。只有一样她颇为得意的事，就是她的生日竟和那位伟大的人一样——12月26日，不过她算的是农历。假如谁有异议，她也总是小声咕哝着：
“反正那日子一样。”
妈妈临终的时候又提起了此事。那天黎明，当太阳把它橙黄色的第一缕辉光抹在窗楣上的时候，妈妈已艰难地爬起身来。（妈妈死在她出生的家，我的家乡是一个依畔在大青河边的美丽的小村。）妈妈喜欢透过那支起的农家木棱大窗子，向外巴望。她说，那是她的电视。忽然，她叫着我的乳名：
“小菖！小菖！快看！”
大院里，高高堆起的麦垛上，一只肥大的芦花大母鸡正带着一群毛球一样的小鸡在觅食。大鸡“咯咯”地叫着，像在说：“快吃啊，快吃啊，孩子们。”而它的背上，竟稳稳地立着一只小鸡，我不由地说：
“那是妈妈驮着我。”
妈妈笑了。我永远也忘不了，她笑得是那样的生动。她笑着，又无力地摇摇头说：
“妈妈驮不动你啦，那是你驮着大飞（我的儿子）。”
我的心一下酸楚起来……
哦——我的妈妈，为我们吃尽了苦，受尽了累的妈妈。她生了十个孩子，活下来的只有四个。
记得，我还有一个干哥哥、干姐姐。那个干哥哥有肺病，妈妈用奶水养活了他，养大了他，我的一个亲哥哥却染病死去了。妈妈不但养大了我们，还照看大了我们的六个孩子。我知道她帮助过很多人。
妈妈对自己的生死早就淡然了。她说，人不能总活着。听了妈妈的话，我的眼泪止不住夺眶而出。妈妈却忙安慰我：
“哎，别担心。说不定，今年我又沾上老人家的光了，我还要吃那碗寿面呢。其实，我倒不重要，到时，你们可别忘了为他老人家煮碗面啊。”
妈妈一生最敬佩的人就是毛主席。然而，那年，她终没活到他的生日，她没能熬过酷暑。假如那时，我有间大房子，假如那时我有钱买个空调，假如……可是一切都没有用了。1985年8月的第一天破晓，我一觉醒来，她已悄然睡去了，永远地睡去了。我也永远听不见她带着乡音唤我小名的声音了，我永远地没有了妈妈。那时，我从没有那么切腹痛心地感到生命原是那样无价！我不止一次地想，妈妈能够起死回生多好啊！
有一天，我忽然又有了一位妈妈。
二
那是在南大的课堂上。下课了，我一边掸着满身的粉笔末，一边收拾桌上的书啊，教案啊。忽然一个学生从讲桌的那面探过身子来，她探着下巴颏，撅着嘴，竟要亲我一下：
“我的女儿，我爱你。”
我对这突然的举动一时没有反应过来，一边忙说：
“啊，谢谢，谢谢。”
一边又下意识地向后躲闪。我当时只担心那张涂满口红的嘴，会在我这为人师表的脸上，留下个红圈，竟忘了礼貌，结果弄了个哄堂大笑。但从那儿，我有了个总把我叫成她女儿的妈妈，一个美国洋妈妈。
她68岁了，叫艾里·靖宇。她说，我关照她的神情像她的女儿（我总怕她听不懂，总是多关照她）。其实，说心里话，我真不愿接纳她，因为我的妈妈和她有多么不同啊。我仍叫她艾里。
课间，艾里正在吃橘子。她吃的方法很特别，嘴翘翘着，像张开的鸭子嘴。她用两个手指捏着一个橘子瓣，从上边送到嘴里。她一边津津有味地吃，一边分配着大家什么事，而我的那些学生兵们围着她，像她包开的橘子瓣。
我不禁想起我的妈妈，我们几个孩子也常这样围着她。我小时，家境并不富裕，妈妈整日为我们的吃穿操劳着。倘若能吃上顿韭菜大合子，哎呀！就别提多香了。妈妈在锅台旁忙上忙下。我记得，好像是在我们的小院里垒的土灶。我们几个馋猫，像大蒜瓣一样围着锅台，眼珠盯在锅里，转都没空儿转一下。我们看着那软软的面饼（白面、棒子面掺和的）怎样慢慢地鼓成了个大气包，吹着热气，一会儿又神奇地烙上了焦黄的夹。妈妈一边烙，一边和声细语地给我们说着笑话。什么天上从前怎样有十个太阳；地上怎么支着四个大柱子；兔子怎么笑成了三瓣子嘴；傻姑爷怎样把米倒进河里，又怎么说：
“蛆哇！蛆哇！上笊篱，我媳妇还要呢。”
我们就这样一边美美地听，一边美美地吃着，一边不断地问着：
“后来呢？”
“后来呢？”
后来，妈妈一个个地烙完了菜合子，我们也一个个吃了个肚子圆。而妈妈在剩下的菜汤里抓上把棒子面，摊上了菜糊糊，那就是她的饭。假如我们之中哪个馋猫，因为自己贪吃而不好意思了，从自己嘴里掏出口面饼送到她嘴边，她常是拿着我们的小手，在那面饼上舔上一口，然后说：
“好香，好香！好，我吃饱了，你吃吧。”
要不，就说：
“我不爱吃，你快吃吧。吃吧。”
我小时，最美的事就是一边吃点儿什么，一边听妈妈讲故事。至今我觉得妈妈是一个真正的教授。天文、地理、文学、历史，简直无所不知。
其实妈妈没有正式上过一天学。她说，还是朱毛闹革命时，识了几个字。我家是地靠白洋淀的老区。妈妈说，那时可热闹啦。剪辫子，放裹脚。晚上大闺女、小媳妇上识字班。妈妈一提起这段，她就神采十足。她把围裙卷卷当作腰带系在腰间，然后给我们背上一段：
“手拿小石板，
先写一个人，
再写一个田。
我们是站起来的人，
人字两脚踩着地，
人字头上顶着天！”
妈妈总嘱咐我们：
“毛主席叫咱们做人，你们可得争气啊！好好念书，成才成德。”
妈妈就是这样教我知识，教我做人。
三
艾里妈妈，她哪里会知道这些。听说，她的丈夫很有钱。美国人也大多只管自己。艾里跟我的学生们也总是说：
“你自己——请——”
是啊，你自己吃，叫大家看着。哦，那个“请”字，如果连上“吃饭”二字，从外国人嘴里说出，你切不可高兴太早，因为那不过只是请你一道去，而吃后，各自付款。不过那天，我真的冤枉了她。她在组织一次为孤儿院的义演募捐，而且那次我才知道，她和几个美国学生，几乎每星期都去孤儿院，帮助那里的阿姨照料孩子。哦，我的两个妈妈习惯不同，心却一样。而她交的一篇作业，真的叫我一下跨过了情感的壕沟，对她另眼相待了。她写她为什么学汉语：
“从飞机上，我看中国是蓝蒙蒙的大地，我的心激动了。这就是神秘又神奇的中国吗？我知道在这个大地上，一个伟大的人只在三年间（五〇—五三年）就神奇地消灭了世界的三大丑恶：性病，吸毒，赌博。一个伟大的人叫东亚病夫站立起来，叫女人成为站立起来的人。这是世界任何国家都没有做到的……我想看许多，我想看，也想做一个自己站立的女人……”
我当时并不知道，她说的要作自立的女人的意思。只觉得有人一提起女人，我的心就一下颤抖起来，因为妈妈最遗憾的事是老天叫她做了女人。
妈妈天性活泼，逢年过节还要唱上几段。我记得最清楚的一首歌是《小秃卖豆腐》。妈妈唱的时候还摸着头，一边表演，一边唱：
“小秃卖豆腐，
卖得不够本，
回家打媳妇。
媳妇说别怨我，
怨你给的多。”
妈妈总是高高兴兴地唱，唱完又叹气，唉！女人啊，苦啊！可是，妈妈好像一有机会就露出她快乐的天性。记得我小时，又有一次，不知怎么的，我妈和姑姑比赛起来爬树。妈妈和姑姑像猴子一样，手脚并用地在树上爬。我们一堆小萝卜头在树下，开心地蹦呀，叫呀。比赛完了，妈妈和姑姑坐在地上，个个捧着她们的脚“妈呀，爹呀”叫起来。原来，她们的脚趾都在小时裹脚裹折了。妈妈感憾万千：当女人作孽呀，七八岁扎耳朵眼，十来岁就得裹脚。好好的脚，都要裹折了。一裹脚就疼得鬼哭狼嚎。就是那样，还得干活。脚一沾地，就跟针扎一样疼。十六七岁又要叫你嫁人，也不知给你找个什么主儿。
妈告诉我，我的三姨非常漂亮。出嫁时，她却投井自杀了。我的大姨老实，嫁了一个终年关在柴房里的疯子。我的妈妈命好一点儿，嫁给了一无所有的爸爸。他却满脑子相信他算的终为和尚的命。于是我的哥哥、姐姐一个接一个地死：他从不叫看大夫。妈妈生弟弟时，给他起名叫“龟子”。她希望他活下来，长命百岁，然而如果不是我的大姐有了点知识，在他发烧快死的时候，偷着和我妈抱他去看大夫，他也不能活命。我还有一个哥哥，只是因为拉肚子就死掉了。还有一个哥哥，是叫日本鬼子烧死的。愚昧、贫穷、战乱、天荒，妈妈就是这样在旧中国的苦海中挣扎着。后来爸爸有了点钱来到天津，却又忘了妈妈。
我永远也忘不了那些凄凉的日子。妈妈不再给我们讲笑话，她做什么事也总是呆呆的。妈妈那双好看的黑亮的大眼睛，总是挂着濛濛的雨雾。从那，妈妈常带着我们几个孩子去看火车。我们，你挨着妈，我挨着妈，争上一阵，然后挤在妈身旁，坐在清冷的旷野里。
残阳把它血一样的余晖，抹在那冰冷的铁轨上。我现在仍然依稀记得，当时我望着那向远方延伸的铁轨，觉得它多像一把长剑啊。我们的日子怎么这样冰冷？妈妈却不许我们说爸爸的坏话。她告诉我们，那是一个有钱人教坏了他。妈妈常喃喃自语：
“天津要是早解放一年就好了。”
听妈说，我出生时头发就是卷卷的，我又从不爱洗脸梳头。妈妈叫我犟球子。我不知道是因为我的头发，还是什么别的原因，妈妈把我的头发剪得跟男孩一样。由于去了负担，我出门居然敢上街站一站。我记得有一个叫小崽的男孩，他爸爸当过汉奸。他家住的，是我们街上唯一很像样的小洋楼。他总欺负我弟弟。有一次，他把我弟弟推在一个不用的大磨盘上，磨盘是平放在地上的。弟弟头上摔了一个大血包。于是我冲出门，就跟那个叫小崽的男孩揪在一块，扭在一块，大打了一场。
又有一次，我竟把教爸爸变坏的那个坏蛋，一拳打翻在地上。只可惜那只是一场梦。当我醒来却发现身边没有了妈妈。如果不是姐姐脑子快，妈妈真的就离开了我们。我们那时才一下明白，妈妈为什么总去看火车。我们几个孩子哭着，叫着，从铁道边拉回了我们的妈妈。当时，我害怕得觉得天都要掉下来，直至现在，我都不能忘记那时的感觉。我浑身颤颤地抖着，心里一揪一揪地痛。我第一次知道了什么叫痛苦。从那次，许久，我们孩子们总是左一个，右一个地拉着妈，扯着妈。可是我大了，才知道，真正救了妈妈的，并不是我们……
我想，艾里是决不会知道，在这块蓝蒙蒙的大地上，有过的这些苦难，然而我又错了。
四
一次，话题课，身材高高的艾里一抬手在黑板上头，歪歪扭扭地写上一行字：“我看到的旧中国”。我的心怦然一动。原来艾里的第一个丈夫是军医，就住营口道兵营（大概是现在的天津一中旧址）。
那天，我像看无声电影。艾里慢慢地说，而我的眼前是满目疮痍的旧中国。
那时，到处是破旧的泥土屋、岗楼、铁丝网。街头小巷饿殍遍地，吸大烟而死的人，整日整夜地都在用排子车往外拉。寒路上，醉鬼、妓女、乞丐、伤兵到处可见。酒楼饭店，绿灯迷影下，阔人却在醉生梦死。艾里说的和我妈妈说的一样。
中国啊，苦难啊，我又想起了我妈妈告诉我的事。
1940年我的家乡沦陷，日本鬼子的屠刀直指老区。妈妈的家因舅舅是共产党，而叫鬼子一把火烧光了。我的姥姥惊吓而死。舅舅在大青河桥头险些被抓，跳水逃走了。
不久我又一个哥染了霍乱，叫鬼子活活烧死。妈妈说她是在人间地狱里，但妈妈毕竟活下来了。后来（1944年）她居然敢于帮舅舅运枪，（那是后来，一个乡亲告诉我的）就在金钢桥下，一个夹层小木船，上面坐着抱着我和姐姐的妈妈（我那时还不到1岁），下面就是舅舅给队伍上买的枪。
妈妈后来说，她并不知道共产党是谁，也不知道舅舅是共产党。当时也不知她坐的船底有枪，她只知她的弟弟在帮穷乡亲。她见的八路也不像现在的电视留着大背头，系大皮带。他们穿的和老百姓一样，都是破衣烂衫，冬天露着棉花套子；夏天露着肉。他们都是些不论吃喝，不怕苦累，像舅舅说的，把脑袋别在腰带上的人。
那时我还不记事，但后来，刚解放，我见过解放军的队伍。我不记得他们穿什么，大概我看得最清楚的就是他们的脚。我个小。那大多都是赤脚，也有鞋，但都是什么样的鞋呀！草编的、布条编的。都是破的、烂的、沾着泥巴。还有一双双缠着带血的布条的赤脚。就是那一双双赤脚，迈着大步从我眼前走过。至今仍能想起那一双双赤脚的样子来。后来我才知道，正是这些人出生入死，踏冰踩雪地换来了百姓的解放，也给了妈妈新生。
说心里话，一想起这些，我就恨那些洋人，无论是东边的，还是西边的。但艾里叫我扔掉了这个偏见。原来，艾里的丈夫是那些要发战争横财的政客强令招派来的。他来了，也再没有回去，他染了伤寒死在兵营。艾里第一次来中国是为接运丈夫的骨灰回国而来的。
艾里的声音哽咽了，她只说了一句：
“我痛恨战争……”
就没有再讲下去。我只感到我的心，像被人扭着一样阵阵作痛。艾里平日爱说爱笑，我却从未想到她也有如此的苦难。然而，那天她并没有说尽她心中的一切。
五
艾里要回国了，我去看她。房间里大包小包到处都是。艾里给我扒了一块地方坐下，便立刻给我打包拿出照片来看。照相，看照片是美国人的一大乐趣。我真的从没有过那么多照片，足足一提箱，还有幻灯片。
那些照片都是在中国拍的。有一大部分都是孩子、女人、家庭。有一家围桌吃饺子的，有丈夫帮妻子背书的，有夫妻一起驮着孩子的，有男人下厨做饭的。艾里兴致勃勃告诉我，回国她要搞一个规模宏大的摄影展览，介绍中国的女人，中国的家……我不由得问起了她的家，她的丈夫。谁知她那欢快的蓝眼睛一下熄灭了火花。她只告诉我，她现在的丈夫给她许多钱，却不给她时间。我明白了。艾里反问我，西方世界为什么狗多，首饰多，化妆品多？艾里神秘地告诉我，有那么一些男人，送给女人的项圈，不过就是用来套住女人的缩小了的锁链。在男人为权的世界上，耗资千万的化妆品是为了涂抹女人的外表，而谁想到，她们最需要的是要充实她们魂灵。
我感到窒息，因为我手上的几张照片，就是些大款搂搂抱抱的小蜜们。她们个个都珠光宝气。我不知道，她们知不知道自己的可悲。但，她们都是中国人。
鲁迅曾总结说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史，是大摆的人肉宴席。其实，那宴席绝不只是在中国，因为那宴席上，何尝没有妈妈和艾里的心和血。我忽然觉得，这宴席今天似乎又支起了一角，而首先被吃的仍是女人，特别是那些年轻的，漂亮的，也有那些不怎么年轻，不怎么漂亮的……因为有一次我和学生在上海雅安饭店，我亲耳听到，亲眼看到，一桌大款怎样唱着、嚼着，又怎样用最污秽的语言，炫耀他们夜里，怎样花五百元地尽兴，而回家却又怎样地欺骗他们的糟糠之妻……
我要下了那几张照片，不是因为爱，而是因为厌恶。聪明的艾里立刻明白了我。她忙告诉我，她来中国，就是为了做一个自立的艾里，她办展览也告诉那些女人不要做花瓶。接着艾里一口气向我说了几个“中国”：
“中国不要进口美国的罪恶；中国的女人不要忘了自立：中国不要忘了毛泽东……”
“是啊！不要忘了毛泽东……”
妈妈一生最得意的事，就是解放了，她当了基层人民代表。我记得，那天街上特别热闹，到处张灯结彩。我和姐姐也在家里，用竹坯子扎五星红灯笼。妈妈回来了，她胸前戴着人民代表的红条，她那高兴劲是我那时从没看过的。是啊，就如妈妈说的，从前谁把女人当成人看呀！
没想到，艾里也是那样要做自立的人。
那天，我终于像女儿一样拥抱了艾里。艾里回国了，她留下了希望。我不由得又想起了妈妈，她一生最崇敬的就是毛泽东主席。因为是他，才使妈妈从那苦海中得以解放，是他在妈妈绝望之中，找到了她活命的光。是他造就了一个叫女人扬眉吐气的时代；一个叫中国人站起来的时代。
妈妈永远离开了我，她静静地睡在了大青河边。妈妈的走，没有任何仪式，只有天下的一场细雨，地下黑压压的一片送她上路的乡亲。他们说着妈妈有那么多的好处；说着妈妈怎样的命苦；说着妈妈怎么样的要强；怎么样在那苦日子里，挣扎着去做一个自尊自立的人。
妈妈走了，炕头上放着一本中药书，一个年历，上面写着她儿孙们的生日。一本毛主席诗词，一副老花镜，还有她抄的主席诗词的诗句。那字个个都有核桃大。妈妈活着时，总遗憾笔画写不直，字写不小。妈妈走了，妈妈一直说，没给我们留下什么，然而妈妈给我留下了最可宝贵的做人的追求；她用她的生命告诉了我，人应该怎样活着。
妈妈，我想念您！我真希望人能有在天之灵，因为我一定按您的期望煮上那碗寿面，为了您——我受尽了苦难的妈妈，也为他老人家——毛泽东的伟大的生。
1993年12月23日于南开园北村
为了不能忘却的追求
一
歌德米勒一米八几的大个儿，上课却总要坐在第一排，恰巧我班上的日本留学生多，女生尤其多，于是，他简直像座“珠穆朗玛峰”。不过“珠穆朗玛峰”有时也忽然地消失一下，那便是他脱口回答我问题时，声音之大不但使我为之一惊，连他自己也吓得忍不住地捂上嘴。那“珠穆朗玛峰”也迅速消失在他同座的身后。我常常一惊之后便忍不住地笑起来，“珠穆朗玛峰”也常常是一直等到看见我的微笑，这才重新又耸立起来。接着便忙着向我表示歉意：“对不起，老师，对不起……”接着班上便爆出一阵笑声。为此，我们上课，只要歌德米勒一来，就热闹非凡。可是有一天，我竟然忘记了微笑，我们班上也没热闹……
那天上课，我忘了，怎么一下说到去北京的话题。我只记得，我大概是讲到“正在灯火阑珊处”，忽然，米勒大声地说：
“不对！我不愿意去北京啦——”我立刻一惊。
这回不仅因为他声音之大，还因为他讲的是我自打教外国留学生，就从没听过的内容。我于是用手势叫“珠穆朗玛峰”起来。可话没出口，教室里又来了一句：
“我也不愿意去北京啦——”那声音是从最后一排座上满安亚那里发出的，这就更让我吃惊了。
哦，忘记了介绍，满安亚和歌德米勒都是联邦德国来华留学的，但俩人却没有一点共同之处：满安亚，女生，在欧洲学生中少有的文静。不打弯的黄头发剪得齐齐的，短短的。每天来上课，她似乎都刚洗过澡，那头发规规矩矩贴在脑袋上，像一只落汤的小母鸡。她个子最小，却总要坐在最后一排，说话也决不像米勒总是脱口而出。听她说话，你一定得耐心又耐心。她开口之前，一定先要小声咕哝一阵，不时还要加之以手势：“放前边？NO，放后边……”总之要编排一下她的句子。说实在的，把那些方块字排列成合适的句子，对于来中国刚半年多的满安亚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可我还是有些等不及，因为要是满安亚说她不愿去北京啦，那实在叫我难以相信。
记得，第一次见到满安亚，她就着急地问我：“老师，北京在哪？我喜欢去。”这个第一次到中国的学生，无论遇到什么，她都觉得新鲜得要命，嘴里不断地“啊！啊！”的。而那身子也总是挺得直直的，脖子也伸得长长的，像一只受惊的小黄雀。她什么都惊奇，什么都想看。果然没几天，上课，她急三火四地冲进教室，站在我的讲桌前竟忘了向我问好，而且也没先咕哝一阵，而是冲口告诉我：
“知道吗？老师，我去北京啦！在星期六。啊，不对，不对，放前边。星期六，我去北京啦。星期六，我去长城啦！我看见了太阳升起来啦！”难怪，我的学生满脸朝霞。
那天，不大爱讲话的满安亚跟我讲了许多话。我不但知道了她和她伙伴们一行九人去了北京，爬上了长城，而且还知道了他们还在长城上睡了一夜。要知道，那正是隆冬腊月！我问满安亚冷不冷，她立刻双手抱起肩头使劲地抖着，那样子更像落汤的小鸡了。她汉英兼用地说：
“冷，冷，太冷，太冷，but（可是）我还要去，wonderful！（神妙）great course！（伟业）！”
那天，我的学生不仅叫我感受着自豪，而且也叫我强烈地感受着，中华民族子孙后代的肩上是沉甸甸的。几千年前，我的祖先们用他们的双手缔造了对世界人民有如此吸引力的奇迹。几千年之后的我们又将怎样在这祖国的大地增添她的魅力了？……
哦——这一切似乎还都在眼前，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叫我们的满安亚变化如此之大呢？
二
“你知道，我去北京，一下火车就有人跟着我。在德国，晚上有；在中国，白天就有，我怕死了……”我的学生终于排列好了她的句子。
一边比划，一边一句一句地跟我说。慢慢我终于听明白了，我原以为跟在满安亚后面的人是流氓、阿飞，其实是一些找外国人强换外汇的小贩子。满安亚告诉我，他们穿着西装却又脏得要叫人吐。他们死跟着人，就差掏人家的口袋了。满安亚此刻讲起这些仍是满险惊诧，这越发叫我感到难堪。我知道那些人的样子，那些烫着卷发又污秽不堪的脸，我几乎天天饱览。只要上街……说实在的，听我的外国学生说这些，我真难以一下说清我的感受，有时真叫你啼笑皆非。满安亚汉英兼用地告诉我，她去北京的另一件事。
那是她和她一个长得很壮的女友从火车站去天坛公园。为了可以“慢慢地多多地看大街”，她们雇了一辆人力三轮车。双方说好价格，到天坛公园由乘客付30元。
“很久，很久，左边拐，右边拐，到了公园。”可是车夫要60元。女乘客们大吃一惊问：“为什么？”
车夫指着满安亚长得很壮的女友说：
“你太胖了。”唉，这个可气的车夫，真又太可怜了。他一定没上过什么学。如果他知道外国女人最忌讳的就是那个“胖”字，而扯点什么别的，或许还能多捞几元，可是这倒霉的车夫又在那最刺耳的“胖”字前加了个“太”字。于是，我们这位能说满口流利汉语的车夫，竟叫一位不怎么会说汉语的来华留学生问得张口结舌。她一字一句地问：
“我是太胖了。可是，是在你的车上长胖的吗？”满安亚对我的叙述整个都磕磕碰碰的，唯独她女友的这句话却是出乎寻常的流畅、有力。
我没有想到米勒倒是个颇有心计的学生。他去北京也遇到外汇贩子的包围，歌德米勒竟请了一位外汇贩子和他一起到了咖啡厅，于是他们进行了这样的一段谈话：
米勒问：“你们这么胆大，不怕穿绿衣服的人抓你们吗？”
小贩答：“抓，那风头下来，你就躲一躲，风头过去你就干你的，至于那‘绿皮’，我们都给他抽头了。”
米勒问：“什么是‘抽头’？”
小贩答：“好比我赚10张‘大团结’，那至少得给那小子3张。”
我听完了，没有说话，我无话可说。歌德米勒又给我讲了另外一件事：那是在北京的一个公园，1988年隆冬的一天，太阳无私地把他的温暖洒向大地的每一个角落。晶莹如镜的湖面似乎也春心苏动，在暖融融落日的余晖中，闪着玫瑰色的光辉。也许那辉光太诱人了，竟使一个七八岁的女孩忘记了，那冰下还藏着灭顶之灾。她兴高采烈地踏上了镜面。冰冷无情的镜竟然撕破了脸，戛然将那女孩陷入冰水之中，女孩立即伸出胳膊拼命呼喊。
湖边有男女情侣、游人玩客，但他们都没有听见，也都没有看见。然而，远在湖边一百多米远的歌德米勒和他的女友卡佳听见了，也看见了。于是在中国的大地上，一个外国青年飞身扑向湖边，俯身趴在冰面上，一段一段接近女孩并把她拉出冰洞。在湖岸边，米勒和他的女友寻找着女孩的父母，他们不在。原来女孩就住在附近，她背着父母偷着跑这儿来尽兴的。米勒又开始寻找“雷锋”；他拉住一个男人，那男人摇摇头，他又拉住一个女人，那女人也摇摇头；他拉住一个解放军，那解放军甚至没有表情地悄然离去了，倒是女孩的几个小伙伴拥拥抱抱地将她送走了。
“雷锋在哪里呢？”
我看见了米勒在讲起这些时，那双淡蓝的眼睛里隐藏的失望，而那微蕴的失望，却像尖利的齿轮啮咬着我的心。
“老师，你知道，马克思在德国，可是有许多德国人却不相信他，他说得太美好了。我在小的时候，姥姥就告诉我，有一个神秘的国家叫中国，中国相信马克思。马克思把那里的人变成高尚的人，他们都办好事，都叫雷锋。”
“老师，我从小就想来中国看看，现在我终于来了……”
那天，我的脸色一定不好，后来我在一个学生练习使用关联词的作业上，看到这样的句子：“老师的脸色，首先红了，接着青了，最后白了。”是啊，我的脑海也一片苍白，我许久许久竟不知如何去思想，从哪去思索。
许久，我的耳边只响着一个声音，雷锋在哪里？
三
有的人说：“雷锋出国了”。“不”，我说：“就在我的身边。”
我清楚地记得：1987年3月13日，南开大学有马克·克鲁格，迪朗·达斯等8位外国留学生，在天津中心血站，将他们每人400CC的血，无偿地输入中国血站的蓄血瓶。后来我才知道，他们在前一年已经无偿地献过一次了。而且为了在中国献血，他们还进行了好一番的斗争。因为校领导为照顾他们，而不叫他们参加中国学生的献血。他们多次找领导：“为什么不可以？世界的血都是红的……”是的，他们八个人，来自加拿大、美国、法国、瑞士、日本。我亲眼看见了，钱，在这里是苍白的，友谊却是赤红的。
还有一个人，他叫爱德华。我和他相识还颇有些戏剧性。
那也是1988年盛夏的一个午后时分。素来不大仔细的我，走路也不大仔细，结果差点和一个正在跑步的人撞在一起。抬头看，我又差点笑出声来。此人又高又壮，特别是他那个隆起的肚子实在像猪八戒。他只穿着运动短裤，赤裸着上身。骄阳烈日下，他早已油汗淋淋了。原来他是美国的明尼苏达暑期汉语班的学生，是3个男孩的爸爸。他每天都是在最热的时候到烈日下长跑，而且他每次到餐厅吃饭，都是最后离开餐桌。他帮助服务员收拾餐具，摆放桌椅，清扫餐厅。小服务员叫他“老外雷锋”。在那雷锋变得并不多的年月里，“老外雷锋”一下吸引了我，但他不是我班的学生，我只好等到出外旅游。
去北京的路途上，他一上车就坐在了一个靠窗的座位上，我也立即挨他坐下。可是整个的旅程，他除去和我礼貌的答话外，他那门扇一样的身体都始终对着窗外。大概，他为看清什么，他还常常把脑门贴在窗上。由于车的颠簸，于是他的头也不断“咚——”碰到玻璃窗上。“咚”的一下以后，他慌忙把头缩回来，对着玻璃窗小声咕哝句“对不起”。过一会儿，他又把头凑到窗子上，于是就又“咚”一下，又“对不起”一下。结果，不算短的旅途，我什么也没问成。我知道，他此刻想知道的“为什么”决不比我少。
在颐和园的长廊，我还想问他，可是他的头又开始冲上。颐和园长廊上精美多彩的画卷，不但使他不断地惊叹，而且不断地向我发问。结果，他又不断地和对面来人相撞，又不断地“对不起”，我又什么也没问成。不过，我理解他。每次出来旅游，我都像一个如展家珍的孩童，看到别人的惊讶，听到别人的赞美，我的心便像饱饮了一杯枣花的蜂蜜。可是回到旅馆，那杯蜜很快变成了一杯苦涩的咖啡。（他真的给我泡了一杯咖啡。）
原来爱德华是美国一家制作电话公司的雇员。广州还有这家公司的分公司。我们自然谈起了他对中国的看法。
爱德华：“开始，和中国人做买卖，美国人都怕中国人。”
我（立即来了兴头，忙问）：“为什么？”
爱德华：“美朝战争之后，美国人都说，中国的小米加步枪厉害，炒面加步枪更厉害。”
我：“美朝战争？哦，就是中国的抗美援朝战争，正是五十年代的时候。”
爱德华（方脸上忽然有一抹不好意思的笑意）：“我小时还以为，‘小米，炒面’是世界上最厉害的武器呢。”
我开心地笑了，没说话。
爱德华（一脸遗憾）：“可是……（他瞅着我）可是后来，一谈买卖，我们就不怕了。中国人只爱算小账，不爱算大账。”爱德华一边说，一边用手比画大方块和小方块。我明白那小账就是彩电，照相机什么的，我的脸在发烧。
爱德华（看了我一下）：“对不起。日本人厉害，我知道有个日本人不知跟什么人谈判受了骗，自己打了自己一个耳光就跳海自杀了……”
是啊，我们有些人只看到了人家国家的富有，他们又何尝知道，那富强是拼出来的。不少日本学生告诉我，他们许多公司的职员工作是从早七点到晚上十一点。如发现渎职或受贿便立即除名。西德学生说，他们是一周五天，每天八小时工作，但不能喝茶，不能打毛衣。一列列车只有一个列车员，不像中国一节列车就两个，一个柜台后三四个售货员打打闹闹，不理睬你。最后爱德华看我不高兴，大概为了安慰我，又给美国画了一曲线。他说，中国不要学美国，那里只为了钱。
那天晚上，不知因为爱德华的咖啡，还是他的话，我久久不能成眠。爱德华把他对中国人的看法形象地画了个2/3的w字母。看着那残缺的字母我的心里真有一种说不出的悲凉。我多么希望爱德华把那个w字母写完。我忽然想起我还有一个学生，他临回国的时候，给我画过一个完整的w字母。
四
别人把他指给我看时，他正在一块草坪上打太极拳。大概他太注意他手的姿势了，忘了他的脚，总是外八字。那样子使人一看就想起了卓别林。
这个长得颇为风趣的鬈发青年是加拿大留学生——马克·克鲁格。他一双温和棕色的眼睛，总闪着一种好像是极为兴奋的光亮。那眼睛似乎总在向你问着什么。或许因为他来自白求恩的家乡吧，他来华两年，为中国无偿献血800CC，他的心里有那么多爱。
一次，正上课，他忽然离座跳出窗外。他生气地拦住一个正在举枪打鸟的人说：
“NO，为什么？它是漂亮，他也是生命。”
一次，他在少林寺参观，他摸着残损的墙壁对我十分心疼地说：
“老师应该告诉他们，应该做特别的保护，它给世界人民漂亮。”
1989年，他在华的学业结束了，他向我告别并特意邀我去他的房间（他答应过我，一定找时间告诉我他为什么来中国）。然而那天的长谈一开始就叫我感到意外。
早8：30，我如约“笃、笃”敲门。里面分明是克鲁格的声音，分明有几分愠怒：“我不是美国人！”我不得不报姓名了。只听见里面“叽里咣当”地撞倒了什么，门忽地拉开了，克鲁格一脸歉意地请我进了屋。原来，他以为又是那个找他换美元的人。克鲁格告诉我，那个人两天来了三次，而且是不要脸地要换。克鲁格一脸困惑地问我，为什么这两年中国人像坐了滑梯一样。我们不知怎么又拾起了1987年我们一起去西安的话题。
那次，在西安，日本留学生上田文汇的高级照相机丢了，当夜三点，人民大厦工作人员把照相机完璧归还。今年，他又去了西安。他的好友上汽车还背着照相机，下汽车就光剩下一条皮带儿了。克鲁格棕色眼睛里藏着一种忧愁，但是他还是真诚地对我说：
“当然，我觉得在中国的这两年是我生活中最有意思，也是最有意义的两年。我还要在中国寻找。”
第一次交谈时，他就告诉我，他要到中国寻找，但寻找什么，为什么来中国，初知汉语的他无法向我表述清楚，少知英语的我又无法听清楚。也是从那天我们开始了长达一年的互相帮助课。
现在，他要走了，他忽然站起身来，凑到我面前小声请求道：
“老师，最后再教我一句汉语。”
“干什么这么神秘？”我莫名其妙。
“用汉语怎么骂人？”
克鲁洛一本正经问完了，又赶紧向我解释当然不是骂中国。我告诉了他鲁迅说的“国骂”。他立刻愤愤地骂：
“他妈的，德国佬（他在德国的老板）他是最坏的老师。他教中国人也只要钱，不要心。”
那一天，他真的走了，不是回加拿大，而是去丹麦。临行时他送给了我一本佛学的书。他说，他是在中国的佛学里找到了他一直要寻找的……我无论如何也没想到，我只感到周身的寒凉。我没有很快看那书，那是因为我知道我的妈妈年轻时信佛，然而没有新中国，她将一生苦难。
五
去年春，我终于有机会拜谒孙中山先生的墓地——中山陵。那天，铅灰的天空洒着濛濛细雨。天和人们一样为这位伟人的谢世有着许多的泪。
依山而筑的阶梯，高高的，长长的，像先生生前攀登的人生的阶梯。当我最终来到领袖亲手书写的“天下为公”的巨幅门楣之下，我的心一下涌进了倒海翻江的巨澜。我如同看到一个包容天下的博大的胸怀，一个把一切都奉献给人民的高大身躯。我不是因为他的名字，而是因为他亲笔、又亲身以生命书写的这人生崇高的美德而感到他光照日月，气震长空。他一生百折不回、殒身不恤，难道不正是为了打碎锁在中国这被人称为东亚病夫身上的枷锁，拓开天下人唯私的心田，去唤起民众求得天下人肉体和精神的彻底解放么？
那天，由于公务在身，非常遗憾，我没能去雨花台。但我还是设法买了一些雨花石，沉沉地压在自己的肩上，似乎觉得有无数生命的泉注入我的心头，似乎觉得股股热血在我心头奔流。我似乎觉得自己也站进了那切切实实，足踏在地上，为着现在中国人的生存而流血奋斗者的步伐之中，站进了那些不谋私利，不怕困难，不怕牺牲，唯一为着民族与社会的解放，而英勇奋斗者的行列之中。许久了我没有这样觉得腰板直直的，迈出的脚步也格外的高远。心里只是略略地遗憾，那些总是跟我一起苦苦思索的学生没在身边。
因为出差在外，反而有了时间。晚上，我终于打开了克鲁格给我的书。橘黄的灯光下，那由方块汉字排起的行列，把我带到既古老又遥远的印度。我第一次知道佛的原意竟是“大彻大悟”。原来佛祖释迦牟尼也并非是神。他原是古印度约公元前6世纪迦比罗卫田的王子，叫悉达多。他因不满婆罗门教的种姓制度而决意舍弃王位、美妻、娇子。为求得平等，普渡众生，超脱苦恼，而出家苦苦求索修行，最后终于成佛。
第二天，站在玉佛寺的大堂庙下，面对高高端坐的释迦牟尼像，我竟禁不住向他深深施了一礼。不是向那历代王权给他的金身玉体，而是向那个把自己的一切都奉献给了为众生谋求“普渡”的高尚魂灵。那一天，我和学生的许多疑问和思索终于连成了线，许多事又清晰地回到我的心头：
我忽然想起，有一次上报刊新闻课。当我的学生从报纸上读到“开展‘学雷锋活动日’活动”、“再次推向新高潮”、什么“纷纷走上街头，开展爱民服务活动”。我的学生立即来了许多问题：
“学雷锋为什么不是每天？”
“学雷锋为什么还有低潮？”
“学雷锋为什么要到大街上，不在商店里，邮局里？”
他们还为我表演在大街上的人怎样满面春风，在商店里的人却怎样横眉冷对。我终于明白了克鲁格所要寻找的是什么了。我也终于明白了，歌德米勒和许多外国留学生，他们为什么非要来中国。他们不是为找“什么日”，找“什么活动”，而是那永久、崇高的美。
我不得不又想起，那个曾使鲁迅先生仰视，而今又变得不幸的车夫。当我们久久关闭的国门，一朝大开。他的头一定像一个伸长脖颈的鸭，“嘻——我们整天为解放全人类苦斗。看人家，可是洋房早住上了，汽车早开上了。我们呢，还是煤球加大白菜！”于是他便只要钱了。我的这些来自富裕“天堂”之国的学生们在用他们的心灵提醒我们：泼掉盆中的脏水，难道连婴儿也一起抛掉吗？我忽然想起捷克斯洛伐克的民族英雄尤利乌斯·伏契克的一句名言，“人们！我是爱你们的，你们要警惕啊！”
那是他在法西斯的绞刑架下发出的呼喊！
1991年2月1日于南开园北村
寻找毛泽东
一
芦安梅是美国著名高等学府哈佛大学的高才生。她确实和一般的美国留学生不一样，那样子绝不像个大学生。如果不是架在鼻梁上的眼镜，她倒真有些像找不着妈妈的小姑娘。说话小声小气，走路也好像怕踩死蚂蚁。她爱穿一件苹果绿的连衣裙。棕黄的短发，白白嫩嫩的圆脸上，一双深陷的大眼睛躲在一副大眼镜的后面。眼镜大得占去半个脸，学问大呗。长睫毛一眨一眨的，似乎她总要问什么，又似乎总在想什么。每次上课，她的身子坐得直直的，大睁的一双眼睛也总是包裹着你，静静地又从不提问，然而她的作业交的却是最多的，也最主动。
一次外出旅行，她又交作业来了。“笃，笃”这是她的敲门声。一向生活简单的我，拖鞋竟一时找不到了。听是学生，又不好光着脚去开门。好在门没锁，我便叫她进来。门，怯生生地开了缝，接着伸进一个圆圆的头。她的棕黄的头发短短的，都贴在头上。她还没来得及开口，“呃——”忽然打了一个嗝。她忙说了声“对不起”，那圆圆的头便立即消失了。我又说，进来，门又细细地开了一个小缝，接着又伸进一个圆圆的头，可是还没开口，“呃”，又打了一个嗝。于是她又忙说：“对不起。”便又立即消失了。
我开了门，芦安梅一手拿着作业，一手捂着嘴，正翻着眼睛站在门口打嗝。
“对不起。老师，我有一个问题。”
“说吧，别着急。”
“中国是有个习惯吗？早晨吃两颗鸡蛋，中午吃两颗鸡蛋，‘呃’对不起，又吃鱼、又吃肉……晚上又吃鸡蛋，又吃鱼，又吃……‘呃’对不起。”
我止不住地笑出了声。可怜的小姑娘，太老实了。她吃饭一定像完成我的作业一样，把分到她眼前的菜，都塞进了自己的肚子（高级餐厅由服务员一道一道为客人分菜）。我忙请她进屋，给了她一杯水，她这才把那些要冲出来的嗝儿们镇压下去。她透口气忙说：“这饭是太大的浪费。餐厅里的桌子上，还有许多菜。老师，来中国前，我看画报，我看见毛泽东穿打补丁裤子讲话的照片。我读一本书知道毛泽东是神奇的人。他用小米、步枪，还有一本书把中国人变成最有力量的人。中国人勇敢、勤劳、神秘。我要来中国看。现在我看见，中国人喜欢吃饭，吃饭。我到邮局、商店、什么什么的，那里的人都懒惰，他们是老大爷（大爷）。毛泽东的神奇在哪里？”
芦安梅是高年级学生，讲汉语较通顺。不过那天，使我对她重看一眼的原因，不是她的语句，而是话的内容叫我意想不到。只可惜，当时只进三门（家门、校门、菜店门）的我，还不能全弄明白她的感受。然而事隔不久，一个日本学生的文章又一次叫我感到意想不到。
二
一天，草田雄介送来一篇文章，我打开一看，那题目竟如一个重锤重重击打在我的心上：《寻找毛泽东》。文章这样写道：
“……我对关于中国革命史和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很感兴趣。从鸦片战争以来的仅仅一百年之间，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变成了独立的人民共和国。而且，这个国家是由中国人民自己努力而奋斗建设的。”
“两年以前，我去延安旅游了，我想用自己的眼睛去看革命圣地。我到革命根据地的遗址去参观，看了革命资料馆，毛主席、周恩来等革命领导人旧居，鲁迅艺术学院遗址等。那些遗址让我激动得很，那个震惊世界的大革命，原来是住在这么简陋的窑洞里的人领导的！”
“不过，我发现参观那些地方的中国人不多。延安市内，最热闹的地方是自由市场。在市场里，个体户的人很热闹地做生意，有的人卖日本式的流行西服。在饭店里，我跟一个延安人说话。我说：‘延安是驰名世界的革命圣地啊！’听我说完他苦笑了。我感到非常意外……”
文章除去题目之外，没有一个“找”字，然后我似乎看见了，他在寻找……
车轮载着我和我的学生，我们一起在中国的大地上寻找。
一次，我们去看自尊为“圣神皇帝”的武则天的墓。为了显示皇权的威势，她的墓依山而建。墓包高高筑在山顶上和山浑为一体，这也倒能显示她一生与男人争雄天下的气势。通向墓地的大道就是平缓向上的山坡。我的那些吵吵闹闹，叽叽喳喳的学生看道旁的小卖，倒比看武则天更有兴趣。
我一转眼，没留神便丢了一群。忙东张西望，向上看，道旁挤着一堆人。我在下边只看见一堆脚丫子，一堆屁股，头都扎在一处。我忙赶过去一看，果然是我的学生们，他们正抢着买用各色碎布缝制的小工艺品。日本人买东西一定要还价。一路之上，他们说的最好的汉语是：“便宜点！便宜点！”这次却没有说。买着的，皆大欢喜。他们买来拿给我看。那不过是用彩布缝的针线包，做工也不精细。当我打开，那包里却别着毛主席纪念章……我问，为什么？他们说：
“他是伟大的人！他使中国伟大。”
我站在武则天高大的墓碑下，思绪万千。那是一座无字碑。那含义我想，或许说她功德无量，或许无话可说。那碑是封建时期男人们立的，足见他们的滑头。但武则天终还有一碑，当然那是因为皇权，而不是因为她是女人。中国这样代表皇权的碑太多了。但有的人，活的时候就不叫为自己立碑，然而他的丰碑却在人们心中永存。这倒使我想起一个人来。
三
她叫“六楼妈妈”，姓王。是留学生宿舍的勤杂工。认识她，是由于她那辛劳的身影总在感动我。每次去谊园总见她在那忙碌：或擦玻璃，或清扫楼道。她干活总不抬头，偶尔直起身来向后撩一下滑落到眼上的头发。无论冬、夏，鼻子上总是渗着细细的汗珠。她有五十多岁了，岁月的刻刀在那张脸上留下许多皱纹。她的嘴唇厚厚，那使她更显出一种憨直，也使人觉得她好像在生气。也许为此，我心中有许多敬意，只是没上前拉话。
一天，我和芦安梅出谊园正和她走了个对面。小姑娘竟甜甜地叫了她一声“六楼妈妈”，而那张似乎有些不高兴的脸一下绽出了笑容，那笑容极为生动，以致使我久久惊异，久久难忘。于是，我从学生那问到了许多关于她的事，也听了许多莫名其妙的词：他们说她是“很长的中国人”、“雷锋的老大娘”、“毛泽东的worker（工人）”。而我们真正的友谊是始于我给一个日本留学生补课。
这个18岁的男学生大概在日本就叫他的父母操碎了心。爹妈怕他学坏，把他送到了中国，而且亲自哭哭啼啼，来教研室求得特殊的关照。于是，我被派去给他上辅导课。
课由8：00推到9：00，现在又改为10：00.然而，他仍堂堂迟到。一次，我决定去敲他的门。
“笃、笃”，里面没有声音。“笃、笃”，里面似乎是鼾声……我正无可奈何，六楼妈妈不知什么时候早拿着一大串钥匙站在我身后，嘴里咕哝着：“我替你教训教训他。”她三下五除二就开了门。于是我在门外听到了如下的教训：
“好哇，什么什么木，（她大概叫不出那个难叫的名字）你还不起？你又灌了多少黄汤子？人家老si（师）来请你上课了。你爹妈打日本把你送来，就是叫你睡大觉的吗？你对得起谁？你要再这样，你可盯着点，我非给你爹妈挂电话……”这场教训实在是威力无穷。门立刻开了，伸出一个蓬乱的头，鸡啄米一样向我说着：“对不起”，而且他再也没迟到。期末我表扬了他。我的学生倒不贪功，他瓮声瓮气地说：
“哪里，这是太大的没办法，她有钥匙。每次，她都早半小时就来开我的门。”我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然而我们真的成了莫逆之交，还是因为她有一次生气。
下课晚了，急着回家，正和她撞了个满怀。她正在和一个学生生气：
“哼，我这么大岁数，你当我是你的老妈子呢！我侍候你，那是因为你来我们国家上xiɑo（学）。你给我几个小钱，我就侍候你啦。你当你在你们国家呢！”见了我，她的眼圈立刻红了。
事情原来是这样：一个学生要买可乐，求她带来。好话之后，递过一张十元大票。我知道，“六楼妈妈”从来都是乐于帮助他们的。但当六楼妈妈要出门了，那学生却说：
“剩的零头给你吧。你要是喜欢，你就天天给我买两罐儿，送到屋来。侍候侍候我。”
“你猜怎么着？”六楼妈妈余气未消：“我把那钱往他桌上一摔，告诉他：‘你要找老妈子，就请你回国，我们中国看不起你这几个臭钱！’说完我‘啪’地关门就出来了。”
“痛快！”我许久没有这样觉得出气舒坦了，我也许久没有见这样“须得我仰视才见”的人了。我也实在是遗憾，我的另一个学生歌德米勒没有在我的身边。他曾是那样苦苦地寻找雷锋，其实雷锋就在我们身边。
我们俩都不会喝酒，但那天我们相约，有了空儿我俩一定喝它个一醉方休。从那以后，一有时间，我们就凑到一处。她一边忙着手里的活，我们一边说着油盐酱醋，家长里短：怎么把工资分成30份儿，为了不到最后几天数毛票。怎么去买大堆儿的处理菜，到什么地方去给儿子买双结实的鞋，而又不至于花去工资的一半。有时她也长长叹口气说：
“谁要说今儿的，那简直就是没有良心。可又总觉得吃嘛都不是味，气也总不顺当。你说咱那时吃嘛？不就是棒子面窝头，咸菜疙瘩吗？嗬，可香着呢。你知道吗？”她忽然一脸神秘起来：
“听说人家毛主席那么大角儿，困难时，肉也不吃。周恩来在家也穿补丁衣服……现在可好，我退休的那个厂，头儿也三天两头作报告。嘴上说得红花火绿，还是什么作思想工作的先进分子，手上可什么便宜都捞。这不，27万给自己买了套房，还强行在职代会上通过。第二天，可好，厂里的大门闩都叫人偷了。大头大捞，小头小捞，不是头的，就偷。唉，‘多劳多得’，成了‘多捞多得’。”她停下了手里的活计，执拗地望着窗外。
“毛泽东那时候可不这样，我还年轻，我们管厂长就叫老李头。他整天跟我们在一起，也是学这个，赶那个，赛这个，赛那个。最后得个小红旗，也没钱，心里可别提多高兴了。老si（师），你有学问。你说，今儿，怎么总高兴不起来呢？”
我的学生的问题就够多的了，我忙告诉她“学问”就是一边学，一边问。我也总在问，问苍天，问大地，问人生……
我只朦胧地觉得，催人走上自新的路，语言是苍白的，要求于人的人，则更应身体力行堂堂正正，光明磊落。填补人的需求，如只是物质、财富，无论多少，也终将穷困。
然而，在商品世界，钱，又是必不可少的。但，人生如果仅仅拧上金钱的发条，那必定走不上正路；社会如果仅仅用金钱来启动，也决没有光明而言。我的那些从西方富裕社会来的学生们几乎没有一个不在告诫我。我不由又想起一个学生，他就是那个问我雷锋在哪里的德国留学生歌德米勒。
四
一次，歌德米勒请我参加他的生日晚会。平日，由于各国文化、习惯的不同，我和学生们经常出现互相吃惊的事。过生日，我看过电视，又问过学生，心想不会有什么特别的。然而那天，我一进他的宿舍门，就吃了一惊。米勒屋里的墙上贴着一张大纸，参加晚会的人，可以在那纸上写上自己对寿星佬的祝愿、赞美和希望，以此作为礼物。也有的送些小木人、小瓷器、小画片。我颇为欣赏此举，因为这于我们这些钱包总是鼓不起来的穷教书先生，不但可免去窘迫之感，而且也不必打肿脸充胖子，而回家又不得不像财东太爷那样去算账，算账之后又不得不去勒裤带。我禁不住表示赞赏，可米勒告诉我，还可以在那纸上骂他。我又大吃一惊，忙问米勒。米勒说：
“当然，每个人都有不好。”
“那有人骂你吗？”我立刻问。
“有。骂我是傻大树。当然多是开玩笑。”
可不，米勒一米八几的大个，又留着一头的长鬈发，像根大树干顶着树冠。不过，我知道，米勒可决不傻，他是一个很有头脑的人。记得第一天上课，他就对我说：
“老师，应该告诉中国学生，外国不是什么都好，各国都有自己的问题。”
那天，他对我谈了德国的许多事。他担心地说，德国有纳粹主义在抬头。由于失业，德国排外情绪也在高涨。“土耳其人回家去！”的标语也上了街，嬉皮士、酗酒、吸毒、凶杀……
是啊，西方世界生产着物质文明，也在生产着精神垃圾。我知道这些，我没有惊奇。可是，当我们吃了他的生日蛋糕，轮到他说说对自己的祝词，我却大吃了一惊。从进屋，我就奇怪米勒一直不关房间门，现在他关上了。原来那扇门的后面，郑重地挂着一面很大的五星红旗。米勒说，他以后的生活应该像这面国旗那样有希望。
我望着那鲜红的旗激动不已。和我同去的外事处小刘是个永远欢乐的人，此刻，他也一脸庄严。他的身子也一下挺得直直的。是的，我想，我们都感受到我们的身后是一座大山。米勒接着又从他买的许多书中拿出一本带书套的书，我立即认出那是我久违了的一本《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他说，那是他找一个中国朋友要的，书店里买不到。我相信。因为我去过许多地方的书店，但我至今不能买到一本中国人写的毛泽东传，不能买到一本毛泽东诗词注释。米勒拿着那书说：
“这是本神秘的书，它给人神奇的力量。”我重重地点着头。这样认为的，何止一个米勒？
五
就在昨天，我去美国学生类德麦的房间，竟发现他的书架上贴着一张黄色的小卡片，那上面用歪歪扭扭的汉字写道：“毛主席的书我们俞（越）读心理（里）俞亮堂。”一时激动，我立刻要他把那纸片送给我。回来，坐定思索又觉有些不妥，因为近几年来，在那凡是可以贴东西的地方，看到的大多是广告或明星的大照。连同电视，那画面又多是极节省穿衣的女人。而在一个外国留学生的宿舍，见到的却迥然不同，我又怎么不觉得振奋？可我却偏又把它拿了下来。于是我决定送回去，可当我第二次迈进类德麦的房间，第一眼就见到一张和我手中同样的纸片又贴在了书架上……
我心海翻腾。我素来认为毛主席是当之无愧的中国人民的骄傲，却从不曾知道那些外国人心中藏着的真情。
一个意大利学生克莉斯金娜这样写道：
“我知道毛泽东是一个历史上伟大的人物，他在解放前和解放后起了带头作用，为中国人民革命做了很大贡献。他是一个优秀的领导人，他会克服各种各样的困难，而且他都是为了人民，不是为了自己。”
“我来了中国以后，感到一般的中国青年人不太了解毛泽东的事迹。他们有时好像对中国的过去不感兴趣，而且对中国的未来没有大的希望，当然我不是说所有的年轻人。”
泰国学生古苏这样写道：“毛泽东对中国做出了很大贡献，他领导中国人建立了新中国。在社会主义建设上，他尽力改革社会而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他重视粮食生产，在这方面取得很大的成就。在革命时期，他虽然是一个领导人，但是在生活中，他没有滥用他的职权。他住的地方，他吃的东西跟其他的人完全一样，而且长征时期，无论在多艰苦的情况下，他经常吃苦在前，享乐在后。有时候，饭不够，他宁愿让自己的肚子饿，而让别人吃。中国解放之后，毛泽东是国家主席，但是他还保持简朴的生活作风。”
“毛泽东是一个人，那么他也有缺点。但他对中国社会做出的贡献，给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是一个伟大的中国人。”
我一字不易地摘抄了他们的话，连同标点。我的心里充满了豪情，又有一丝悲哀……我又想起芦安梅。
六
那是他们上课的最后一天，考完试，我留在教室阅卷。“笃笃”敲门声，接着伸进一个圆圆的头，是芦安梅。她不好意思地把一方手帕送给了我，她来谢师了。她还想说什么又没说。是啊，我也如此。我最不喜欢参加的活动就是结业式。她走啦，过了会儿，“笃笃”又伸进一个圆圆的头，又是芦安梅。她又不好意思地把一小筒茶送给了我。我莫名其妙，抬起头望着她，怕她不明白，用英语问她：
“Do you forget？（你忘了吗？）”我指了指手帕。
她摇头，“No。”但她仍没走，脸红红的。我想，她一定有什么难事了，忙鼓励她说出来。她眼瞅着桌子边问：
“老师，中国有个习惯吗？如果您给我礼物，也需要等一等，研究研究吗？”
“啊！”我可真马虎！我怎么竟忘记了！那是在长城上，学生们争着买毛主席的纪念章，挤成团、挤成蛋地。体小力微的芦安梅给挤到一边，最后也没买上。为了安慰这个神情沮丧的小姑娘，我当场表示，回校后一定要送给她一枚毛主席纪念章。现在粗心的我竟把人家的大事……唉！我忙起身，忙道歉，而且表示下午一定取来亲自送上她的门。她拥抱了我。
下午我把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珍存的毛主席纪念章送给了她一枚。她给我讲起了许多毛主席的事。我听着，想着，也翻看着自己心头的存留——那里有遗憾，然而更多的是珍存的崇敬。
毛泽东一出世就是和这个不公平的世界宣战的。他进攻的第一个对象，便是他自己的父亲。他十几岁就支持饥饿的村民分抢了他家的稻谷。毛泽东的路，一起步，就以他独具的不屈不挠的中国精神，在那个不习惯于他的中国、西方乃至全世界掀起了轩然大波。他以一个土地的儿子，一位土生土长的中国人，而一开始就代表着世界的大多数，向历史习惯的洪流决战。
谁支持他？老大哥苏联？然而历史却是：当马歇尔已经抛弃了蒋介石，苏联却还抱着蒋不放。支撑着他的只有中国的土地和人民。蒋介石是坐在飞机里从舱门钻进钻出，毛泽东却步行在乡村之间的小道上。他一刻也不脱离人民，他叫他的儿子也在乡间送粪，用驴子驮东西。就在由他领导的960万平方公里的中国国土上，没有一声枪响时，他却把爱子送到了战火纷飞的朝鲜。为了中国人民他献上了他七位亲人。
他领导中国共产党创造了新中国，开创二十世纪最动人的政治局面。他终于平均地给了每一个中国人以衣、食、住、用。然而当权力集中而又不受约束时，他在那威武雄壮的序幕之后，便写了悲剧的插曲。他管理经济远不比指挥打仗。历史不会把所有的天才都赋予一人。他领导着世界上最大的政治机构，尽管他周期性地向官僚主义大发雷霆，尽管他痛杀了刘青山、张子善，尽管他旨在清洁和健全自己的肌体而发动了那场意味深长的革命，然而由他勾勒的大法，却没有来得及填上细则，他就被别人拉去做钟馗了。
尽管如此，没有毛泽东，共产主义运动将为之逊色。他以大无畏的中国精神，不是靠着救助，而是在重围之中，重压之下，在世界的东方矗立起一个独立自主的新中国。他把马克思的理想，不是抄在书本上而是写在中国的大地上。他把中国变成极大的自力更生、自给自足的国家而送上世界第六经济大国的台阶。他令全世界目瞪口呆地在世界上扯起了中、美、苏的大三角。他用他那人民之心，用他那有力的大手，扶起了倒在西方马靴之下的东亚病夫，而使之壮大为不容任何人小视的东方巨人。
这回轮到我去拥抱芦安梅了，感谢她告诉了我关于毛主席的许多事。她却不好意思地说：
“不，这不是我想出来的，是我看一本美国人写的书知道的。我心里想，中国精神不要被西方污染，中国应该永远记住毛泽东的神奇……”
是啊，他的精神鼓舞了一个时代。我不由想起他的诗，那是他在长征途中写的：
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
霜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
我似乎又听见他在天安门城楼上发出的呼唤。
从现在起，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是世界历史发生重大变更的时代，是翻天覆地的时代。我们正在做着前人从未做过的伟大事业，我们正在做着世界上未有的伟大事业。有志气，有抱负的中国青年，下决心艰苦奋斗一辈子！
1991年9月6日于南开园北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