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辑回到鲁迅(1)
鲁迅的热闹及其他
今年是鲁迅先生诞辰120周年。关于鲁迅的话题又空前热闹起来——其实鲁迅一直是热闹的，生前如此，死后亦如是。
正经的研究无法热闹，要热闹就得玩点手法。用什么手法呢？一夜成名之类的秘笈中就有这么一条：骂名人，尤其是骂死去的大名人——自己能一夜成名，而对方永无还口之力，所以最保险。或许因为这个缘故，针对鲁迅的谩骂声一直不绝于耳。
这种谩骂据说从80年代就开始了，给我印象较深的是1998年，三位“新生代”作家发表一封公开信，称“鲁迅是块老石头……他的反动性不证自明。”“我们根本不看老一辈的作品，他们到我们这里已经死亡。”“鲁迅小说绝对比不上郁达夫，他的杂文谁都可以写。”
近期的热闹则发端于《收获》杂志今年第二期“走近鲁迅”专栏登出的三篇文章，对鲁迅都有不同程度的贬损，其中，王朔的文章最能“煽情”，他说：“在鲁迅周围始终有一种迷信的气氛和蛮横的力量，压迫着我们不能正视他。”“各界人士对他的颂扬，有时到了妨碍我们自由呼吸的地步。”“我认为鲁迅光靠一堆杂文几个短篇是立不住的，没听说有世界文豪只写过这点东西的。”
每一次的谩骂、贬损，都会引得众多喜欢鲁迅的人出来辩诘、捍卫，于是文坛变得愈发热闹。其实在我看来，这正中了对方沽名钓誉、名利双收的计。我明知中计却还要写此文，不是为了回应，只是为了理清这样三个问题：
第一，鲁迅是会被骂倒的么？要能被骂倒，那就不是鲁迅了。生前，他不曾被陈西滢、高长虹、苏雪林之流骂倒，对死后被人骂也有先觉。在《忆韦素园》中，他说：“文人的遭殃，不在生前的被攻击和被冷落，一瞑之后，言行两亡，于是无聊之徒，谬托知己，是非蜂起，既以自炫，又以卖钱，连死尸也成了他们的沽名获利之具，这倒是值得悲哀的。” 鲁迅当然不会言行两亡，所以他不必有悲哀。
第二，鲁迅是动不得的吗？当然不是。鲁迅也是人，且不是完人，当然允许别人批评，但应该是学理性的、建设性的批评。批评是为了前行，为了更走近鲁迅、走近真理，而不是哗众取宠，沽名钓誉。那些无厘头的谩骂则不然。鲁迅在《战士与苍蝇》中作过类似的描述：“战士战死了的时候，苍蝇们所首先发见的是他的缺点和伤痕，嘬着，蝇蝇地叫着，以为得意，以为比死了的战士更英雄。但是战士已经战死了，不再来挥去他们。于是乎苍蝇们即更其营营地叫，自以为倒是不朽的声音，因为它们的完全，远在战士之上。”有几个苍蝇叫怕什么呢？叫得再动听，也仍然不过是苍蝇叫，不会变成一首诗歌或一段名曲的。而且时令一到，“冻死苍蝇未足奇”。所以，对付谩骂者最好的办法是不理——惟沉默是最大的蔑视。
第三，鲁迅需要捍卫吗？如果是指“誓死捍卫”之类的话，我看不必。鲁迅不是神，不是偶像，而是一个伟大、平实的作家。所以，只要有他的作品在，有那些铁骨铮铮的文字在，鲁迅的地位就是无人可以撼动的。
原载《人民日报》2001年9月25日
回到鲁迅
鲁迅先生在《战士和苍蝇》一文中引用叔本华的名言：要估定人的伟大，则精神上的大和体格上的大，那法则完全相反，后者距离愈远即愈小，前者却见得愈大。这话也适于鲁迅先生的。
今年10月19日是鲁迅先生去世七十周年纪念日。随着时光的流逝，我们距离鲁迅先生所处的那个时代越来越远，可是他的精神却愈来愈显得高大。不错，只要有他的书在，他的精神会永远传承下去，不必为之担忧的。可是，时间的流逝却可能模糊当事人的记忆，妨碍今天的人们回到现场，感受鲁迅的呼吸，触摸真实的鲁迅。
事实上，在很多年轻人的心目中，鲁迅先生的形象就跟两千五百多年前的孔夫子一样，已经被模式化了，变得可敬而不可爱。回到鲁迅，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于是我意识到通过先生的作品触摸他的精神和灵魂固然重要，但通过当年的生活细节还原鲁迅，也该是一件有趣的事情。有很多细节可以映出鲁迅的俭朴、淡泊、侠义、勤奋、幽默，下面仅举其幽默的一面，以窥一斑。
有天下午，鲁迅正在卧室里校对着一本别人的著作，萧红走了进来，鲁迅从圆转椅上转过身，说“好久不见，好久不见”，一边说着一边向她点头。而萧红那段时间几乎天天来，当天上午还刚来过一次，萧红思忖了半天，才明白过来是鲁迅先生在和自己开玩笑。
陈丹青在演讲中讲了这样一件趣事：章衣萍的太太有一天和朋友去拜访鲁迅，瞧见老先生正在四川北路往家走，于是隔着马路喊，鲁迅没听见，待众人撵到他家门口，对他说喊了你好几声呢！于是老先生“噢、噢、噢……”的噢了好几声。问他为什么连声回应，鲁迅笑说，你不是叫我好几声吗，我就还给你呀……接着进屋吃栗子，周建人关照要捡小的吃，味道好，鲁迅应声道：“是的，人也是小的好！”章太太这才明白鲁迅又在开玩笑，因她丈夫是个小个子。
给鲁迅治病的日本老医生须藤在鲁迅逝世前一天谈到先生的身体，说他患有胃扩张、胸膜炎、肺结核等病，鲁迅回答：“只要没有花柳性病就可以证明自己是纯洁的；再者自己虽是老视眼，只要不是中国多数的沙眼，就是特别的地方。”
回到鲁迅，还必须全面地、完整地把握鲁迅。日本的增田涉在回忆鲁迅的文章中谈到，当年柳原白莲女士问鲁迅：“您认为生在中国很不幸吗？”鲁迅回答说：“不！我认为生在中国比生在任何其他国家都好。”他记得鲁迅说这话的时候，眼睛都湿润了。他进而认识到，鲁迅对中国所说的尖刻的坏话，那是出于从内心里真正爱自己的国家，是出于一种非常痛切的心情。可惜我们很多人没有认识到这一点。有些人至今认为鲁迅一辈子与人争来斗去，是空耗生命，还不如写他的长篇《杨贵妃》或者当他的教授。他们不明白鲁迅在每一次论争中从来是对事不对人，是为了辨明真理，为了更好地前进；他固然说过“一个都不宽恕”，可是他同样说过：“我的杂感集中……虽大抵和个人斗争，但实为公仇，决非私怨。”我们要读懂鲁迅的憎，也要读懂他的爱；要读懂他的黑暗和苦闷，也要读懂他的亮色；要读懂他的个性主义、自由主义，也要读懂他的求真理求进步……读懂这些，才是一个真实的鲁迅、完整的鲁迅，我们的纪念才有意义，中国的现在和未来才有希望。
原载《人民日报》2006年10月17日，有删节
细节中的鲁迅
陈丹青关于鲁迅的演讲《鲁迅的好看和好玩》对我启发很大，于是，我从自己所能见到的纪念鲁迅的文字中撷取了这样一些细节，希望它们有助于读者走近鲁迅，感知一下作品之外那个鲜活的鲁迅。
一、鲁迅的俭朴
在北平时期，鲁迅虽然和母亲、朱安女士住在一起，过的却完全是一个独身者的生活。孙伏园注意到先生西服的裤子总是单的，就是在北平的大冷天，他也永远穿着这样的单裤。周老太太对孙伏园说，先生身上穿的还是三十年前留学时代的裤子，已经补过不知多少回，她看不过去，为他做了一条棉裤，可是先生就是不穿。他对孙伏园说出了自己的理由：“一个独身的生活，决不能经常往安逸方面着想的。岂但我不穿棉裤而已，你看我的棉被，也是多少年没有换的老棉花，我不愿意换。你再看我的铺板，我从来不愿意换藤绷或棕绷，我也不愿意换厚褥子。生活安逸了，工作就被生活所累了。”
萧红描写鲁迅先生在上海时期，家里从楼上到楼下，没有一个沙发，鲁迅先生工作时坐的椅子是硬的，休息时的藤椅是硬的，到楼下陪客人时坐的椅子又是硬的。许广平告诉萧红：周先生人强，喜欢吃硬的，油炸的，就是吃饭，也喜欢吃硬饭，而不喜欢喝牛奶、喝汤什么的。
可见，从吃的穿的到用的，鲁迅把自己的物质生活降到一个很低的水平线上。他之所以选择这种生活方式，倒不是财力所限，而是因为第一，他生性不是一个会享受的人；第二，他显然是要以这种苦行僧似的生活磨练自己的意志。
二、鲁迅的淡泊
1929年5月，鲁迅从上海回北京探母，得空到孔德学校访总务长马廉，他送的名片上写的是“周树人”，在座的钱玄同就笑着问为什么不用鲁迅两个字，鲁迅回答：“我的名字总是三个字的，没有两个字的，也没有四个字的。”
萧红有一次在拉都路一家炸油条的小店，看到鲁迅先生的原稿被用来包油条，她得了一张，是译《死魂灵》的原稿，她把这消息告诉许广平，许先生有点悲哀，而鲁迅本人对自己原稿的境遇却很满足，说：“居然还可以包油条，可见还有一些用处。我自己是在擦桌子的，因为我用的是中国纸，比洋纸能吸水。”有时萧红在先生家里吃饭，鲁迅会把校样分到客人手里，说：“擦一擦，拿着鸡吃，手是腻的。”她到先生洗澡间去，发现那里也摆着校样纸。
有很多人骂鲁迅，说他有名士作派，其实鲁迅一点也不把自己当名人，很多时候，他更像一个“乡下的安静老人”（萧红语）。他的谦逊，他的淡泊，都源自这份清醒。
三、鲁迅的侠义
郑振铎在上海研究中国小说的时候，向鲁迅请教《醒世恒言》、《警世通言》、《喻世名言》的事，先生很快回了信，附来的是他抄录的一张《醒世恒言》的全目。信中说，“三言”中他只有半部《醒世恒言》，但有一位朋友那里藏有全书，所以他便借了来，抄下目录寄给郑振铎。
后来，郑振铎写信问鲁迅有没有《西湖二集》一书，不料随了回信同时递到的是一个厚厚的包裹，打开了看时，却是半部明末版《西湖二集》，附有全图。信中说：我现在不弄中国小说，这书留在手边无用，送了给你吧。郑振铎说自己所藏的“一部部书都可看出我自己的夏日的汗，冬夜的凄栗，有红丝的睡眼，右手执笔处的指端的硬茧和疲痛的右臂。但只有这一部可宝贵的书，乃是我书库里惟一的友情的赠与——只有这一部书！”
孙伏园随鲁迅旅行，“如到陕西，到厦门，到广州，我的铺盖常常是鲁迅先生替我打的。耶稣常为门徒洗脚，我总要记起这个故事。”
1929年夏，茅盾的妻弟孔另境在天津被捕入狱，经鲁迅托人保释出狱，当年冬天他来到上海拜谢鲁迅。孔另境写道：“我打算探问他营救我的经过，可是他老把话语撇到另外的题目上去，仿佛他从没有知道这回事似的。”
1933年6月18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总干事杨杏佛被国民党杀害，作为执行委员的鲁迅和茅盾、胡愈之等人被列入黑名单。6月20日，鲁迅冒雨前往万国殡仪馆送葬，出门不带钥匙，以示不存幸免之意，而且当天即写下这样一首悼诗：“岂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何期泪洒江南雨，又为斯民哭健儿。”
谁都知道，鲁迅先生在创作之外，花费时间最多的是帮助青年人，可是这种帮助有时不见得就能得到好报。有一位不相识的青年寄一篇稿子来请求他改，他仔仔细细地改了寄回去。那青年却写信来骂他一顿，说被改涂得太多了。第二次又寄一篇稿子来，他又改了寄回去，这一次的回信，却责备他改得太少。
他对别人如此侠义，对自己却要求很严。有一次黄源从书局花18元买一部六卷本德译《果戈理全集》送给鲁迅，在第一册署“鲁迅先生惠存”字样，鲁迅收到后，坚持要付钱，他绕着桌子走来走去，多方开导。一说是花钱太多，对黄源的生活不无影响；又说，他经济状况无论如何比黄源强，因此一定要还钱。最后，鲁迅只同意接受黄源署名的那一册，其余五册，付黄源15块钱，当天鲁迅在日记中还写下此事：“值18元，以其太巨还以15元也。”“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由此小事，可见鲁迅的私德是令人敬佩的。
四、鲁迅的幽默
鲁迅说自己的作品中很少幽默的分子，这一方面是谦词，另一方面也是相对于他作品的沉重、冷峻而说的。事实上，当我们读到阿Q临死前还在为自己画不圆一个圆圈而羞愧；或者像“老鼠虽然吱吱地叫，尽管叫出很好的文学，而猫儿吃起它来，还是不客气”之类的文字时，谁能不发出会心的微笑呢？
同样，生活中的鲁迅固然很悲苦，但他自有幽默、风趣的一面。郁达夫写他去砖塔胡同鲁迅住所拜访鲁迅，门口临别的时候，“他不晓得说了一句什么笑话，我记得一个人走回宿舍来的路上，因回忆着他的那一句，满面还带着了笑容。”郁达夫走了那么远的路，还在品味鲁迅讲的一个笑话，可见鲁迅讲笑话的功夫是不一般的。
鲁迅先生在北京的教育部做科长、佥事的时候，还兼职教几个学校的课，他对郁达夫说：“忙倒也不忙，但是同唱戏的一样，每天总得到处去扮一扮。上讲台的时候，就是扮教授；到教育部去，也非得扮官不可。”
当鲁迅的侄女周晔说他的鼻子没有自己父亲的高时，鲁迅说：我的鼻子小时候跟你爸爸（周建人）一样，我碰了多次壁，鼻子碰低了。
鲁迅的这种幽默性格有时也会促使他搞一点小恶作剧出来。比如，有一家书坊要鲁迅译书，稿酬按实字计算。鲁迅就把译文的每张稿纸写得满满的，不漏空一个字，而且不加一个标点，这样一来，章和节就看不出了。书局就回信让他分一分段落，加一加标点，鲁迅就说分段落、加标点是得另算钱的。
我一直认为，透过细节看性格是大致不错的，因为一个人在众人面前的言谈举止可能做秀，但他生活中不经意的细节，往往能最真实地展露出他的性格特征。骂鲁迅的人说他冷酷、尖酸、刻薄、多疑、易怒、有权力欲，说他的作品有毒气、鬼气，捧鲁迅的人把他说成神、说成完善无缺的人，这些都不足为凭。陈独秀说：“世之毁誉过当者，莫如对于鲁迅先生。”毁也罢，誉也罢，很多时候都把鲁迅变成了一个符号、一个象征，而不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一个“有文学天才的人”（陈独秀语）。如今，当事人纷纷作古，他们的文字已蒙上了厚厚的尘埃，鲁迅先生的音容笑貌也越发模糊了。拈出这些细节，对读者构想自己心目中的鲁迅形象，会起一点积极的作用吧。
原载《啄木鸟》2006年第10期，有删节
鲁迅论敌的态度气量和出息
林语堂是鲁迅的一个知音。虽然他后来和鲁迅发生了一些误会，但此前，他对鲁迅先生的了解是很深的，1929年他送给鲁迅一个称号叫“Soldier-writer”，直译就是战士作家，很精当。鲁迅的一生的确是战斗的一生，与复古派，与现代评论派，与新月派，与创造社、太阳社，与“第三种人”，与“四条汉子”，与高长虹，与顾颉刚……一场场论战，此起彼伏，耗去了鲁迅的许多心血。不要以为鲁迅这么做，是为了在其中寻找什么“其乐无穷”，绝不是的，他这么做，只是为了戳穿假象，辩明真理，肩住黑暗的闸门，放青年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
多少年之后，硝烟散去，回望当年论战的是是非非，我们看到在大多数情况下，真理固然站在鲁迅先生一边，但他也多有偏激之处；他的论敌中有宵小之徒，但也有仁人君子。品味鲁迅论敌的态度气量和他们日后的出息，倒也是件颇为有趣的事情。
在鲁迅的论敌中，我最欣赏的是胡适、梁实秋，他们身上确有“gentleman”的做派；而其中格局最小的则是陈源与苏雪林，虽然他们学历很高，但气量太小。
先看苏雪林。她是迄今骂鲁迅最厉害的一个，也是最无理的一个。严格说来，她算不得鲁迅的论敌，因为鲁迅生前，她没有骂过鲁迅一个字。她的表演，全是在鲁迅死后，或许她觉得这样才保险，死无对证嘛。她与鲁迅生前只见过一次面，那是1928年7月7日中午，上海北新书局的老板李小峰在悦宾楼设宴招待曾在他书局出过书的作者。苏雪林在北新书局出过三本书，也在被邀之列。她来到饭店的时候，众人已到齐了，李小峰按坐在沙发上的顺序一一向苏雪林介绍，依次是林语堂、章廷谦、许钦文和郁达夫、王映霞夫妇，他们都站起来跟苏雪林握手打招呼。介绍到鲁迅时，李小峰说：“这一位，也许不用我介绍，你已经认出他是……”“鲁迅先生，对吧？”苏雪林满怀热情，说着就向鲁迅伸出了手。可是鲁迅既没有伸手来握苏雪林的手，也没有起身，甚至连坐姿都没有改变，脸上也没有笑容，只是朝苏雪林微微点了一下头，苏雪林感觉到一种居高临下的傲慢。后来，她的好友替她分析，认为可能是由于她在陈西滢主编的《现代评论》上发表过文章，鲁迅恨屋及乌，就连带对她一起讨厌起来了。不久，女师大爆发学潮，支持学生运动的鲁迅与保杨荫榆的陈西滢、苏雪林再现分歧。但奇怪的是，在鲁迅生前，她与鲁迅没有发生过任何正面的文字冲突。也就是说，这颗怨恨的种子在她心里一直埋藏了八年之久，直到鲁迅去世后，她听到蔡元培应邀参加并主持鲁迅治丧委员会，认为这是“左联”试图借助蔡元培的威望来欺骗国人，那颗怨恨的种子才肆无忌惮地开出了“恶之花”，这便是长达4000言的《致蔡孑民先生论鲁迅书》。在这封信中，她极尽詈骂之能事：“似此褊狭阴险，多疑善妒之天性，睚眦必报，不近人情之行为，岂惟士林之所寡闻，亦人类之所罕睹。”“鲁迅之左倾，非真有爱于共产主义也，非确信赤化政策之足为中国民族出路也，为利焉耳，为名焉耳。”“其人表面敝衣破履，充分平民化，腰缠则久已累累。”“身死之后，颂扬尤烈，甚有尊之为‘中国列宁’者。王莽篡汉，吏民上书者四十八万；魏忠贤秉政时，生祠遍天下，配飨孔庙，林昔读史，常窃耻之，不图今日乃躬逢此盛也！窃尝谓中国政界固多争妍取怜之风，文坛亦有奔竞之习，然今日青年之于鲁迅，几于鲁迅颦而颦，鲁迅笑而笑，鲁迅喷嚏而亦喷嚏，则诚过去文史所少见。”“综上鲁迅之劣迹，吾人诚不能不呼之为玷辱士林之衣冠败类，二十四史儒林传所无之奸恶小人，方当宣其罪根，告诸天下后世，俾人人加以唾骂。”好在这封信是托别人转交，最终没有入蔡元培先生法眼，如果蔡先生真的收到此信，一定气得不行。
苏雪林后来去了台湾，继续从事“骂鲁”事业，虽婚姻不幸，却出奇的长寿，一直活到102岁，留下著作65部，逾2000万言。她自己解释过，如此骂鲁，并不是真的心中如此想，而是“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因为鲁迅就是用这种法子骂别人的，她也要如此骂鲁迅。如果别人忍受不了她，那也就是忍受不了鲁迅。
真是一种荒唐的逻辑！逻辑的前提就错了——鲁迅从来没有用这种法子骂过别人，即使是对陈源、梁实秋，因为他知道“辱骂和恐吓绝不是战斗”。
现在有很多人捧苏雪林，认为她在骂鲁之外，还有很高的文学成就，我未曾研究，不敢赞一言；只看她在鲁迅生前不吱声，鲁迅死后大放厥词，可知此才女一点都不厚道，大约不会越出“小女人文学”的范畴吧？
第二个人物是陈源，当年的女师大教授。他在1926年致徐志摩的信中说：“你见过赵子昂——是不是他？——画马的故事罢？他要画一个姿势，就对镜伏地做出那个姿势来。鲁迅先生的文章也是对了他的大镜子写的，没有一句骂人的话不能应用在他自己的身上。”在这封信中，他还信口雌黄，说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是抄袭了日本人盐谷温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而其实，该书的绝大部分“我都有我独立的准备，证据是和他的所说还时常相反。”陈教授未加比较就说鲁迅抄袭，其用心何其毒也！这还是小事，鲁迅与他的最大分歧出现在此后的女师大学潮中。看到自己的学生刘和珍的鲜血，鲁迅坚定地站到了学生一边；而陈源却在一旁冷嘲热讽，奢谈什么秩序与正义。在我们自己都经历了那么多的学生运动之后，再回过头来看鲁迅与陈源当年的论战，孰是孰非难道还要费思量吗？这已不仅仅是一个态度和气量的问题，而是立场的问题了。
第三个人物是梁实秋。鲁迅骂他是“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骂的不可谓不狠。他们两人的分歧是：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熟悉中国历史的人都知道，这不是一个学术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鲁迅的论断无疑是正确的，但梁教授的很多观点在今天看来仍有部分的真理在。比如，他说：“无产阶级文学理论家时常告诉我们，文艺是他们斗争的‘武器’。把文学当做‘武器’！这意思很明白，就是说把文学当做宣传品，当做一种阶级斗争的工具。我们不反对任何人利用文学来达到另外的目的，这与文学本身无害的，但是我们不能承认宣传式的文字便是文学。”这和鲁迅说的“一切文艺固是宣传，而一切宣传并非全是文艺”正是同样的道理。晚年的鲁迅觉悟到：“我们这一翼（指‘左联’）里，我觉得实做的少，监督的太多，个个想做‘工头’，所以苦工就更加吃苦。现此翼已经解散，别组什么协会之类，我是决不进去了。但一向做下来的事，自然还是要做的。”说明鲁迅对文学的纯粹性是有独立观点的。
饶有趣味的是，梁实秋在与鲁迅的论战中一直表现出相当的气度与修养。当年，他在《新月》发表《告读者书》，声明：“我们容忍一切，就是不容忍那‘不容忍’的态度。”1942年，鲁迅去世六年之后，他早已消了许多火气，在《鲁迅与我》一文中又重申：“我信仰服尔德的一句名言：‘我不赞成你所说的话，但是我拼命拥护你说那话的自由！’我对于鲁迅先生也抱同样见解。”他还用一种巧妙的笔法称赞了鲁迅，他说：“一个能写好文章论战的如鲁迅先生是不可多得的，第三流、第四流的作者所能给人的攻击像是小雨点打在身上，我觉得。”日后，梁实秋在文学和翻译上取得的成就远胜过陈源与苏雪林，与他的这种不凡气度难道没有必然的联系吗？
最后要出场的是和鲁迅同一个重量级的胡适。虽然鲁迅写过几篇规劝或讽刺胡适的文章，但胡适并未接招，所以两人之间也从来没有正面冲突过，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陈源、徐志摩、梁实秋等人视胡适为精神导师则是毋庸置疑的。他们都留学英美，有着自由主义的立场和浪漫主义的情怀。与鲁迅的民间立场不同，胡适是统治集团中的一员，但他的可贵之处在于，他不做御用文人，而是最大限度地坚守自由主义。早在1926年，他就同时写信给正在笔战的鲁迅周作人陈源三个人，从中做调停工作，他说：“我是一个爱自由的人，——虽然别人也许嘲笑自由主义是十九世纪的遗迹，——我最怕是一个猜疑，冷酷，不容忍的社会。我深深地感觉你们的笔战双方都含有一点不容忍的态度。”信中他大段大段地引述鲁迅《热风》中的句子，要他们三人都学学大海。
1936年12月14日，胡适在看到苏雪林致蔡元培论鲁迅的信之后，写《复苏雪林》，指出：“青年思想左倾，并不足为虑。青年不左倾，谁当左倾？只要政府能维持社会秩序，左倾的思想文学并不足为害。……他们骂我，我不生气。”“至于书中所云诚‘玷辱士林之衣冠败类，二十四史儒林传所无之奸恶小人’一类字句，未免太动火气，此是旧文字的恶腔调，我们应该深戒。”“凡论一人，总须持平。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方是持平。鲁迅自有他的长处。如他的早年文学作品，如他的小说史研究，皆是上等工作。”
读胡适的这些文字，确实可以感受到他那份“出以公心，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但他决不是一个和事佬，他自有其独立自由的原则。其立论之公允精当，正是他修养到家的外在表现。他和鲁迅虽然没有正面冲突过，但看他们台前幕后的招数，确有古仁人之风。虽然两人立场不同，政治抱负有异，但对彼此的学术成就则是相互钦敬，引为同道。这才是高手过招，输赢可以不计而气量早已折人。
还有一点需要指出的是，鲁迅固然说过：“我的怨敌可谓多矣，倘有新式的人问起我来，怎么回答呢？我想了一想，决定的是：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可是他也同样说过：“我的杂感集中……虽大抵和个人斗争，但实为公仇，决非私怨。”所以我们不要狭隘地理解鲁迅的不宽恕——他的不宽恕只是为了捍卫真理，而绝没有和某人过不去之意；也不必戴着有色眼镜看待鲁迅的论敌——他的论敌中多有小人，但也有终成大器的文化大师。或许正是在鲁迅和他的对手的论战中，真善美愈辩愈明，假恶丑遁迹于无形，一部波澜壮阔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才有声有色地展现在我们面前。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感谢每一个出场论战的角色，尤其要把掌声送给鲁迅和胡适这两位文化大师。
原载《杂文月刊》2006年12月（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