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以其异彩纷呈的作品和精湛锐利的思想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铸就了不朽的丰碑，鲁迅也成了一代又一代海内外学者乐于参与挖掘的一座学术的富矿。但由于其生前身后中国复杂的社会政治环境，鲁迅研究呈现出多彩的色调，有关鲁迅的褒与贬几乎同时存在。近二十年来，鲁迅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许多学者在鲁迅生平、鲁迅思想、鲁迅作品解读、鲁迅研究方法等方面成果突出。此外，有关鲁迅文学观与其作品艺术价值二者之间关系的争议也从未消失。本章试从《阿Q正传》在现代小说的民族化方面所作的探索、海外有关《阿Q正传》的批评之批评和初期的鲁迅批评等新的角度，浅谈笔者阅读鲁迅作品的点滴心得。
中国现代小说曾经经历了一个先是突破传统以求创新，而后又向传统回归，着力使传统现代化的曲折发展过程，而作为这方面最早的探索成果，当推鲁迅的《阿Q正传》。
《阿Q正传》为实现现代小说的民族化和传统的现代化所作出的努力，主要体现在对我国传统文学表现形式的多方面的借鉴与创新上。这部作品无论是结构形式、表现手法、讽刺艺术方面，还是心理描写、细节描写等方面，既直接得益于中国古典小说和西方小说，又有着作家个人出色的贡献。本文不打算全面论述鲁迅在《阿Q正传》中对传统表现形式的借鉴方面取得的成就，而只试就《阿Q正传》的文体格式、情节安排等，谈谈鲁迅对我国传统小说结构形式的借鉴与创新，以了解鲁迅在为实现现代小说的民族化等方面所作出的探索。
一、文体格式的借鉴与创新
从格式上看，《阿Q正传》的确与鲁迅早期创作的另外一些小说有所不同。如《狂人日记》、《药》等作品，就较多地留下了鲁迅早期受外国小说影响的痕迹。《阿Q正传》则相反，尽管外国文学的影响仍可感受到，但更为吸引读者的，却是这部作品在文体格式上所显示出来的中国古典小说所特有的风格。作品的文体“传”，是中国古已有之的体裁；全书的形式“章”，分明是章回体小说中“回”的别称；第一章“序”，既类似宋元话本、明清章回的入话、楔子，也很像古代短篇小说开头介绍人物的姓氏、籍贯、身份的传统写法；结尾一章的标题，则是古典小说惯用的“大团圆”。但这样一部从文体到格式都明显地借鉴了传统表现方法的作品，却给人以鲜明的时代感，“给读者以‘新’的感觉”。其主要原因就在于鲁迅既挖掘了传统格式中仍有生命力的因子，又不囿于旧格式，而是匠心独具地加以创新。
以作品的文体“传”来说，中国历来就有写作传记文学的传统。如鲁迅所说“列传、自传、内传、外传、别传、家传、小传……”，“名目很繁多”。此外，魏晋时的笔记小说以及后来的一部分演义小说，都具有传记文学的特点，一般都以记叙人物的一生或一生的主要事件、主要经历的形式出现。鲁迅出于塑造阿Q这一艺术形象的需要，也借用了这一古老的文体。但中国历来的别传、列传、外传以及笔记、演义一类，都是分别用来叙写名人逸士、富豪官吏、仙人侠客以及英雄豪杰的。旧小说中如此讲究名分的文体，竟被鲁迅“拿来”描写一个属于“引车卖浆者流”的无家可归的“卑下”的贫困雇农，这一尝试显然是令人耳目一新的。为表示区别于写英雄豪杰一类的列传、别传等，鲁迅还别出心裁地名之为“正传”。对“传”这一文体的利用与改造，反映出鲁迅对传统形式的借鉴与革新是同时并举的。
再如《阿Q正传》的“序”与“章”，也是从古典小说的开头、入话、楔子、回演变而来的，但鲁迅却又为之注入了新鲜血液。古典小说的开头、入话、楔子、回等，本是古人用来增强小说故事性的基本手段。开头、入话、楔子等，可使读者易于了解小说中人物的来龙去脉，把握作品的主题；也使故事显得有头有尾，完整合理。“回”则有助于有条理地叙述故事，使故事情节环环相扣、层次分明。而这些形式本身所具有的完整性、条理性，无疑与我们民族爱听故事的欣赏习惯相适应。这正是我国定型化的章回体等小说格式数百年来历久不衰，为大众所喜爱的主要原因。然而这些格式的使用毕竟年代已久，因其板滞固定、千篇一律、缺少变化，愈发展到近现代，愈显出其定型化、单一化的滞后与不足。因此，《阿Q正传》的“序”和“章”尽管是从旧格式脱胎而来，但又与旧格式相去甚远。比如作品的“序”，其在作品中所起的作用，无非也是介绍人物、深化主题、衬托故事，确乎近似入话、楔子以及一些古典短篇的开头。但话本、章回的入话、楔子，一般由独立于正文之外的一些小故事、诗词组成，它们在各个作品中，尽管具有一定的结构意义与思想意义，但大多都属于不一定与正文发生关系的非情节因素，对人物形象的塑造也就作用甚微。《阿Q正传》的“序”却是作品的第一章，是作品情节必不可少的一段，不再像入话、楔子那样是游离于正文之外的可有可无的非情节因素。“章”的运用也如此。为着分期连载之便利，也为着有条不紊地描写阿Q的一生，作品采用“章”的形式来划分故事层次。但在具体运用上，与“每章总以两句对仗句概括内容，每章总是叙述两个主要事件”的旧章回形式相比，已风马牛不相及。作者已完全摈弃了作为章回体明显标志的“回目”、“诗曰”一类的旧格式，在每章内容的安排上，完全根据情节及人物命运发展的需要灵活安排。
作品别具一格的“大团圆”结尾更耐人寻味。中国古典小说、戏剧常以大团圆作为结局，《阿Q正传》的最后一章也是以大团圆为标题的。在描写人物结局这一点上，《阿Q正传》的“大团圆”与古典小说显然有着难解难分的“血缘关系”，因为作者正是侧重从情节的“结局”、人物的“结果”的意味上，借用这一符合大众欣赏习惯的词语作为结尾一章标题的。
在传统的大团圆结局中，通常描绘的是“落难公子中状元，才子佳人喜团圆”，或者“封妻荫子，一家团圆”的喜人场面。无论是“公子中状元”，还是“一家喜团圆”，都是苦尽甘来，以喜剧性的结局告终。
《阿Q正传》的最末一章标题为“大团圆”，却与喜庆绝缘！
作品塑造的阿Q，是一个贫苦而毛病颇多的雇农。由于饱受欺压，他也有自发的反抗要求。当革命消息传到未庄时，阿Q快意极了：“革命也好吧”，“革这伙妈妈的命，太可恶，太可恨！”然而，革命风潮一吹而过，“知县大老爷还是原官”，“带兵的也还是先前的老把总”，阿Q仍是那个浑浑噩噩的阿Q，赵太爷仍然要骑在他头上。结尾“大团圆”所描写的，正是阿Q懵里懵懂地被拉去游街，又糊里糊涂地被枪毙的悲惨情景。以“大团圆”的标题来写人物的悲剧结局，显然是作者出于表现当时的社会现实和批判“国民劣根性”的需要，因而对传统“大团圆”结局“反其道而行之”。
因此，作品结尾一章的妙处，不但在于鲁迅先生对传统结局形式极其巧妙的借鉴，从而使作品得以首尾圆合、浑然而成一体，保持了浓郁的民族特色，更为重要的还在于鲁迅先生对传统既有借鉴又有扬弃，因而能够遵循人物性格发展的逻辑，在“大团圆”的喜剧标题下，写出了阿Q在特定的生活环境中必然遭遇的悲剧命运。
二、情节结构的借鉴与创新
我国古代小说有着多样的结构方式，其中最常见的是单线纵式结构。这种结构方法的明显特点是：时间的连续性，空间的顺序性，情节的连贯性，使得线索单纯明朗，故事头绪分明，读者易于了解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这种自古采用的结构方法至今仍为许多中国读者所喜爱。但因为照顾时空的顺序连续，这种方法也难免会出现情节冗长拖沓、节奏过于缓慢的缺点。不仅如此，由于中国古代小说是在“说话”艺术的直接影响下逐渐成熟的，而“说话”人要吸引听众，往往都侧重于编织故事，不大注意刻画人物，于是也就随之形成了中国古代小说的另一不足：重故事，轻人物。本来，叙事作品追求故事性理所当然，既叙“事”，当然要有“事”可叙。故事性强，这也是中国古代小说的一个突出的特点。但中国现代小说毕竟是在近现代西方小说影响下发展起来的，对于中国现代的许多小说家来说，情节是手段，形象才是目的。他们希望通过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去完成对人的灵魂世界的探索，对人的丰富感情的展现，对复杂社会人生的描摹，从而发挥文学所具有的认识作用与审美作用。当然，我国古代一些杰出的小说家就充分认识到了这一问题，他们着力塑造出了许多不朽的人物形象，如曹操、林冲、贾宝玉、林黛玉、王熙凤、范进、严贡生等。但就大部分古代小说来说，都是以正文叙述故事，而把描绘人物的任务留给韵文承担，或者情节的安排上多着重编织生动曲折的故事，对如何刻画人物性格却甚少考虑。这也是我国古代小说经历了那么漫长的历史，产生过不计其数的作品，但流传下来的名篇却屈指可数的主要原因。
《阿Q正传》正是在这些方面，显示出作家对古代小说的继承与革新。
《阿Q正传》从叙述的总体时间来看，是从交代阿Q的过去（姓氏籍贯）写到阿Q的后来（失去生计），再写到阿Q的结局（被杀）；就作品的情节安排来讲，其主要部分注意情节的互相呼应，有严格的时空顺序，矛盾的中心集中在阿Q身上，线索单纯，情节完整，可见是传统的单线纵式结构。但与此同时，作者还吸收了西方横截面结构故事的方法，因此，作品从情节安排来看是先横后纵的。先横，是指小说的前三章对人物过去大半生的追述，丝毫不讲情节和时空的顺序，而纯粹是以人物的个性刻画为中心，将人物的言行连缀成文的。正因为作者在采用传统纵式结构的同时，还别具匠心地化用了西方短篇小说横截面的结构方式，以若干个片断、两章多的篇幅，便将阿Q过去的大半生浓缩其中，使节奏大为加快。又由于后纵之中略有跳跃，因此，整个作品的结构便显得简练紧凑又脱俗活泼。显然，上述这些方面，无论是从适合现代读者的心理需求来讲，还是从适应表现急剧变化的时代生活来说，其优势都是旧小说那种慢节奏、慢速度的传统纵式结构所无法比拟的。
鲁迅之所以这样处理作品的情节结构，固然有着技巧上的考虑，但主要还是出于塑造阿Q形象的需要。
首先，为了突出阿Q的个性特点，使之一开卷便在读者心目中留下强烈的印象，鲁迅在作品的前三章采取了综合性的横截法。这从第二章“优胜记略”中便可见一斑：
阿Q穷到连姓都没有，却吹嘘：“我们先前——比你阔得多啦！你算什么东西！”
阿Q跟人打架，口呐的他便骂，气力小的他便打，打不过的便采取“怒目主义”，怒目也行不通时，反说人家不配长癞疮疤。
阿Q被人打了，“心里想，我总算被儿子打了，现在的世界真不像样……’于是也心满意足的走了。”
丢了钱，阿Q第一次感到有些失败的苦痛，“但他立刻转败为胜了。他擎起右手，用力的在自己脸上连打了两个嘴巴……不久也就仿佛是自己打了别个一般……心满意足的得胜的躺下了。”
……
在那一个个看似零碎琐屑，没有时间与情节上的连续性，却有着内容的一致性的场面和细节中，阿Q那自轻自贱、妄自尊大、自我陶醉的精神胜利的个性特点也就集中、鲜明地展现出来了。
但“记略”毕竟是记略，它所记叙描写的不过是阿Q过去一些断断续续而又简略零碎的生活片断。于是，为着人物的完整性起见，作者在作品的后七章采取了纵向的铺排，从第三章第五段开始，细致描述了辛亥革命发生前后几个月间的阿Q的故事。从阿Q挨假洋鬼子的哭丧棒，讲到阿Q的恋爱悲剧，又从阿Q的恋爱风波，讲到他无以为生，沦为窃贼，最后，自以为“革命”了，却糊里糊涂地掉了脑袋。作品的后几章，不仅章与章之间注意情节的互相呼应，讲究故事的有头有尾，最为难得的是，几乎情节的每一递进、每一发展，都使人物的性格特征得到更为深入的展示。所以，如果说作品的先横部分只是集中表现了阿Q的愚妄落后、盲目自尊的话，那么，作品的后纵部分则表现了阿Q的畏强凌弱、封建落后。至于作品结局部分，阿Q的革命要求（想拿点东西）以及死到临头还满不在乎等表现，主要仍是对阿Q自欺欺人的悲剧性格加以深化。正因为鲁迅如此别具匠心地安排作品的情节，这就使得读者在先横部分对阿Q的个性和阿Q的过去有了一个比较集中但还稍嫌表面的了解后，在后几章的情节发展乃至结局中，能够更深入地把握住人物的性格特征，从而在读者的心目中树立起一个完整而不破碎、真实可信而不虚晃浮泛的阿Q形象。
诚然，阿Q形象的成功塑造，并不仅仅仰仗了情节安排的巧妙，而在于作者还运用了其他创作手法。如逼真的外貌神情勾勒，高度个性化的细节描写、对话描写以及动静结合的心理描写等，这都是为世人所公认的。但情节是人物性格赖以展现的天地，缺少了情节这一链条，细节、对话也就成了零星散落的珍珠，即使闪光，也作用有限。只有通过情节的组织安排，才能完整地表现出人物的性格，最后完成人物形象的塑造。从这一意义上来讲，《阿Q正传》先横后纵的情节结构处理，对阿Q形象的塑造和阿Q命运的描写是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的。
在处理情节与人物的关系上，甚至20世纪40年代借鉴传统形式创作“新英雄传奇”以及写作评书体小说的作家都不如鲁迅。即使是被称作“新英雄传奇最佳作品”的《新儿女英雄传》，尽管对传统形式的革新成绩不小，但就作品本身来看，与情节的曲折惊险相比，人物形象的塑造仍显逊色，尚未彻底突破古代小说“重故事轻人物”的弊端。而在《阿Q正传》中，古典小说的这种创作上的通病，已消失得无影无踪。鲁迅先生善于通过线索的处理、情节的组织为塑造人物服务的本领，委实令人叹服。
三、艺术手法的借鉴与创新
在长期的实践中，我国古典小说的作者们积累了极其丰富的关于情节结构处理方面的经验，如伏笔与照应，误会与巧合以及悬念、套话等。不少古典小说家都善于通过伏笔与照应、悬念与巧合，使小说显得故事有头有尾、结构巧妙自然、情节波澜起伏。《阿Q正传》中就有伏笔与照应。第三章开头几段关于阿Q出名的描述就是第一章“序”中阿Q挨打的照应。作品也有悬念，如第六章阿Q身着新夹袄、腰缠新褡裢在未庄重新出现；第八章阿Q无缘无故被抓等情节，都令人悬疑，这无疑都有助于情节的起伏发展。但鲁迅先生的过人之处，不仅在于他善于吸收传统的精华，善于挖掘传统中仍有生命力的因素，而且表现在善于推陈出新，化腐朽为神奇。即使是不适合于表现现代生活的形式，鲁迅也能从中得到启迪，得其神韵，加以演变。把套话“拿来”化为《阿Q正传》的一种结构手段，便是生动的一例。
在古典小说中，套话是常见的。尤其是明清以后，套话几乎成了人们组织故事、制造悬念、衔接情节结构的基本手段。“花开两枝，单表一朵”，“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以及“正是”、“话说”等陈言套语，就被人们一字不动地沿用了近千年。“五四”以后，旧套话形式虽已遭到了包括鲁迅在内的现代小说家们的摒弃，但鲁迅却并不因此忽视套话所具有的衔接情节结构的作用。而且，《阿Q正传》是要为阿Q作传的，它并不像一般小说那样始终围绕着一个中心事件来展开故事情节，而是自始至终以阿Q的命运变化作为主要的线索，以传述阿Q的一生。这一来，时空跨度大，人物活动多，情节结构的衔接就显得极其重要。因此，鲁迅先生还注意从古典小说的陈言套话中撷取有效成分，巧妙地运用具有暗示意味的过渡转折语取代了过去袭用不变的陈言套语，如第三章中“阿Q今后倒得意了许多年”和第五章“待三个萝卜吃完时，他已经打定了进城的主意了”，以及第六章开头“在未庄再看见阿Q出现时，是刚过了这年的中秋”。前句是暗示了阿Q的行状（过去）已追述完毕，次两句则是在不动声色中，巧妙地完成了前后情节的转折与过渡。不仅节省了许多笔墨与篇幅，情节也衔接得从容自如。可见，《阿Q正传》结构上的成功，既归功于情节的组织安排和伏笔、照应、悬念等手法的运用，但其中过渡语言的作用也不容轻视。因此，无论是阿Q过去大半生行状的复现，还是阿Q从中兴到末路的命运演变，每一逆转都过渡得巧妙自然，每一发展都处理得顺理成章，使整部作品在避免松散冗长的同时，还显现出严密紧凑，和谐自然的结构特色。
总之，《阿Q正传》的文体格式、情节安排乃至过渡转折语无不借鉴了传统，但已不是传统形式的模仿与重复，而是鲁迅在接受中外文学影响之时，有得于心，重新创造出来的现代形式、它们与传统形式的根本区别就在于这些格式、手法已从以往的定型化里解放了出来，成为服从内容需要，为塑造形象服务，且又适合现代读者心理需求的灵活多变的新形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