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辑
岳飞事迹杂谈
宋朝的历史名人，在民间影响最大者，只怕有四位：一是宋太祖赵匡胤；二是北宋名将杨业；三是北宋文臣包拯，至于他是否是黑脸，则史无明文；四是南宋名将岳飞。此四人在民间之影响，其实应归功于演义小说、戏曲之类，中国人的所谓历史知识，得之于演义小说、戏曲者居多，得自史书者居少。上述四人的传奇式故事在民间广为流传，久而久之，虚构遂被误认为信史，以讹传讹，弄假成真；而他们真实的立身行事，对大多数中国人而论，其实是相当淡薄，甚至于一无所知。
岳飞确实是一位值得后人敬仰的英雄。他的生平事迹由其孙岳珂编纂成《鄂国金佗稡编》一书，这是研究和了解岳飞最重要的史料。笔者已将此书作了校注，标点出版。邓广铭师和其他几位学者，其中也包括笔者本人，为岳飞撰写了历史传记。如果读者们对岳飞这位英雄感兴趣，不妨去翻阅此类书籍。在这篇短文中，只是将人们往往不清楚或弄错的一些史实，作一些杂谈式的说明。
一、岳飞的相貌和身长：应当承认，与山水画、花鸟画相比，人物画非国画之特长。很多古人也并无临摹的画像传世，例如北宋的杨业就是其中之一。这反而给现代画家、雕塑家们以发挥想象力的自由，他们愿意怎么画，人们都无以表示反对。但岳飞却有刘松年的《中兴四将图卷》传世，经专家们鉴定，传世者已非刘松年原作，而是一种传摹本。尽管画像水平不高，毕竟为今人提供了岳飞脸相的一些特征。岳飞相貌的特点是头颅颇大，方脸大耳，眉毛短而眉宇宽，嘴小，颔下无，显然说不上是位美男子。但是，按中国人传统的美学观念，似乎好人须有好的容貌，坏人应有坏的嘴脸。于是，从后代的岳飞画像乃至近世的雕塑，一般将岳飞画成或塑成京剧生的形象。其实，依我之见，倒不如放弃这种形象。岳飞长相不好看，毕竟是个大好人。
关于岳飞的身长，已无任何直接的历史纪录可言。如果有一点参考性的间接旁证的话，那就是岳飞曾在河东平定军（今山西平定）当兵，应是广锐军骑兵。按宋时规定，广锐军士身长标准为五宋尺五宋寸，大约相当于今一百七十公分。当然，宋时也并不严格按照规定的身长招兵，故以上的身长标准亦非确定无疑者。
二、岳飞背上刺字非“精忠报国”：人们往往依据《说岳全传》的虚构故事，说岳飞背上刺有“精忠报国”四字。据史书记载，“精”字系误，应为“尽”字，作“尽忠报国”。宋高宗曾赐岳飞旗，则为“精忠岳飞”， 后人其实是将两者混为一谈了。
三、岳飞沉厚寡言的性格特征：岳飞平日沉厚寡言，语不轻发，一旦说话，往往言简意赅，语重而心长。例如有人问他：“何日为太平？”他回答说：“文官不取钱，武官不怕死，即太平矣。”成为传诵千古的名言。当时人称岳飞“沉鸷”、“沉雄”、“沉毅”、“沉勇”，说明他此种性格，给人印象甚深。
四、岳飞的称谓：在《说岳全传》和戏曲中，对岳飞最常用的称谓是“岳元帅”。其实，宋朝很少设有元帅的职务。如果说有，则在北宋末年，康王赵构——后来登基的宋高宗，倒是曾任河北兵马大元帅，宗泽任副元帅。岳飞从未担任过元帅，不能称岳元帅。岳飞居高官后最常用的称呼是岳相公，相公是宋时对宰相或高官的尊称。人们读《水浒传》，总记得鲁达说到过“老种经略相公”和“小种经略相公”，这是对经略使的尊称。岳飞曾任制置使、招讨使、宣抚使等级别不同的战区统帅，可称岳制置相公、岳招讨相公和岳宣抚相公。后岳飞任枢密副使，可称岳枢相。
五、岳飞的妻儿：岳飞前妻刘氏，在他从军离乡后改嫁。宋时妇女改嫁，尚非是件耻辱的事。如范仲淹随母改嫁朱氏，女词人李清照年近五十而改嫁。但后来的一些岳氏宗谱受明清时贞节观念之影响，便将岳飞后妻李娃说成是元配夫人。李娃比岳飞大两岁，她与岳飞结婚时，大约已有二十八、九岁，远远超过了当时的正常婚龄，可能也是改嫁者。岳飞坚持不纳妾，这在当时亦可谓凤毛麟角。
岳飞五子中，岳云和岳雷应是刘氏所生，岳霖、岳震和岳霆是李娃所生，年龄相差颇大。岳飞死时，长子岳云二十三岁，次子岳雷十六岁，都已成婚，并生育了四个子女。三子岳霖十二岁，四子岳震七岁，五子岳霭（后宋孝宗改名岳霆）三岁。岳霭反而比岳飞长孙岳甫小一岁，而与长孙女岳大娘同岁。岳雷和岳霖都荫补为官，随父亲出入行阵者，唯有长子岳云。岳飞待子极严，在战争最艰难险恶的场合，岳云必须身先士卒，出入枪林箭雨，而对岳云立下战功，却扣押不报。此种风范即使在千古之下，仍足以振颓风而励后人。
六、宗泽与岳飞：宋时文官与武官严格区分，武官并不等于武将，武官充任各级政府官员者，往往不算武将或军人。一般认为宗泽是武将，实则大谬不然。宗泽是由科举进士出身的文官，他在世的最后职务是河北兵马副元帅和东京留守。特别是最后一个职务，只是在特殊情况下，才成为统兵文臣。相反，岳飞由军功入仕后，一直是武将。人们也往往认为岳飞是宗泽的重要助手和后继人。其实，岳飞虽受宗泽提拔，也不过是一军的统制，至多只是东京留守司的二等战将。作为宗泽重要助手者，有陈淬、闾勍等人。即使在宗泽死后，岳飞也曾在闾勍和陈淬指挥下作战。
七、岳飞和岳云的兵器：宋时武人不一定像演义小说描写的那样，各人都有常用的兵器。史籍中记载，岳飞在当青年军官时，使用过剑、刀、四刃铁简、丈八铁枪、铁矛等兵器。岳云常用双铁鎚、宋时“鎚”与“锥”字可以通用，实际上是一种铁锥枪。后世“鎚”之词义发生变化，其实，京戏“八大鎚”中之“鎚”，宋时一般称为“骨朵”，岳云的双铁鎚无疑不是骨朵。
八、岳飞是战区统帅：人们往往误认为岳飞身任全国性的军事统帅，实际上岳飞一直是战区统帅，与他地位相当的战区统帅还有韩世忠、刘光世、张俊、吴玠等人。岳飞主持的京西、湖北路战区，以鄂州（今武汉武昌）为大本营。鄂州是他一生最重要的活动地点，却已无遗迹留存。
九、岳家军：岳家军不是岳飞军队的番号，而是当时民间的习惯称呼。岳家军的正式番号有神武右副军、神武副军、神武后军、行营后护军等。民间的习惯称呼，实际上正犯赵宋家天下之大忌，在宋高宗眼里，天下军队只能称赵家军。岳家军下分背嵬军、前军、右军、中军、左军、后军、游奕军、踏白军、选锋军、胜捷军、破敌军、水军等。背嵬军是最精锐的亲军。
十、岳飞部将：《说岳全传》中不少岳飞部将是史无其人，而历史上不少岳飞部将又在小说中无名。岳飞所辖各军有统制、副统制等将，其中王贵任提举一行事务、中军统制，张宪任同提举一行事务、前军统制，两人为岳飞主要助手，可以代行主持军务，指挥其他统制作战。宋时官衔上加一“同”字，即是副职。张宪不是岳飞女婿。另外还有徐庆、牛皋和董先三统制，都是岳飞麾下的勇将。牛皋要比岳飞大十六岁。岳飞与各统制并无结为义兄弟的事，牛皋更不可能称岳飞为兄。各军下辖将一级编制单位，其统兵官有正将、副将和准备将。在小商桥英勇战死的杨再兴即是正将、副将一类将官，为统制的部属。
十一、岳飞和韩世忠：韩世忠比岳飞大十四岁，当他任大将时，岳飞不过是一个列校。一旦岳飞官位骤升，其军功和声望又超出韩世忠之上，也曾引起韩世忠的妒忌和不快。但岳飞一直努力与韩世忠修好，并在秦桧陷害韩世忠时，通信救援，韩世忠也向秦桧诘责“莫须有”之狱。韩世忠妻妾甚多，元配白氏，至于梁氏则史传无名，后人为她杜撰了“红玉”之名。梁氏早于岳飞六年去世。《说岳全传》中梁红玉于岳飞死后营救其家眷的故事，纯属虚构。
十二、岳飞的文化水平和遗墨：宋时崇文抑武的风气甚重，对武将的文化水平并无什么要求。韩世忠和刘光世在掌兵时都是文盲，韩世忠还十分轻薄文士。岳飞出身农家，自幼显然未受良好教育。但他却垂意翰墨，极喜延揽文士。这也是他招致宋高宗猜忌的一个原因。
但是，岳飞毕竟不是一个饱学的宿儒，故史书上说他“略知书传，礼士恤民”。岳飞的大量奏议、公文、书信之类，一般都由幕僚们起草和书写。他只是在戎马倥偬之暇，写过少量诗文。其孙岳珂所能搜罗到的祖父墨迹，仅有一篇奏议和十一封书信。在传世的岳飞墨迹和诗文中，确有伪作，如《送紫巖张先生北伐》一诗，其实，当时根本不存在文臣张浚北伐，而有劳武将岳飞相送的史实。岳飞对张浚也只能称“张相公”或“张都督”，而不会称“紫巖张先生”，此为伪作无疑。又如传世岳飞书写诸葛亮前、后出师表的墨迹，按墨迹中的年月日推算，当时岳飞正在鄂州往临安的途中，而根本不在南阳。岳珂说祖父墨迹是苏东坡体，传世岳飞书写前、后出师表的墨迹亦非苏体。岳飞身为宋朝臣子，必须避皇帝御讳，而传世岳飞书写前、后出师表居然出现宋钦宗的御讳“桓”字。可知亦是伪作无疑。
十三、岳飞与释道：岳飞对佛教和道教都有几分虔诚的迷信。他结识庐山东林寺住持僧慧海，在绍兴十年大举北伐前曾赠诗一首：“湓浦庐山几度秋，长江万折向东流。男儿立志扶王室，圣主专师灭虏酋。功业要刊燕石上，归休终伴赤松遊。丁宁寄语东林老，莲社从今着力修。”他对功名利禄、荣华富贵十分淡薄，原准备功成身退，在东林寺读经念佛，以度余年。不料壮志未酬，不死于敌，而死于朝廷，终成千古悲剧。
十四、宋代史籍中无风波亭：宋高宗下令将岳飞赐死于大理寺狱。赐死是保留全尸，算是照顾大臣的体面。张宪和岳云即是绑赴临安闹市处斩。大理寺狱位于钱塘门内，钱塘门为临安西城偏北第一门。宋廷原先规定用草帘之类将岳飞尸身包裹后，埋于大理寺墙角。但好心的狱卒隗顺却偷偷将其尸身负至钱塘门外安葬，私号“贾（假）宜人坟”。宜人是宋时贵妇的封号。后世传言岳飞死于风波亭，这在宋代史籍中并无根据。
关于岳飞背刺“尽忠报国”和岳母刺字的传说
岳母刺字是在民间流传已久，且极富教育意义的故事。据一位先生在电话里谈及，说岳飞前妻刘氏改嫁，岳飞的后裔们尚能接受；说没有岳母刺字，他们就不能接受。其实，单纯从感情上讲，我又何尝愿意否认这个至今仍激励着中国人爱国精神的故事呢？但无奈的是岳飞孙岳珂所著的《鄂王行实编年》中就根本没有记述此事，《鄂国金佗稡编》卷9《遗事》仅存如下一段记事：
“先臣天性至孝，自北境纷扰，母命以从戎报国，辄不忍。屡趣之，不得已，乃留妻养母，独从高宗皇帝渡河。河北陷，沦失盗区，音问绝隔。先臣日夕求访，数年不获。俄有自母所来者，谓之曰：‘而母寄余言：为我语五郎，勉事圣天子，无以老媪为念也。’乃窃遣人迎之，阻於寇攘，往返者十有八，然後归。先臣欣拜且泣，谢不孝。”
由此可见，岳母虽是位普通农妇，却是深明大义，仅就此段记事而论，也足以令人崇敬。关于岳飞背刺“尽忠报国”四大字的原始记录，则见于《宋史》卷380《何铸传》，乃是在审问岳飞之际：
“飞袒而示之背，背有旧涅‘尽忠报国’四大字，深入肤理。”
这表明岳飞背上的刺字已是年深月久。上引两条最原始的记载当然不能提供岳母刺字的证明。从情理上推断，岳母作为一个普通农妇，一般只怕不认字，而当时的刺字是一项专门的手艺。《水浒传》第八回说林冲被“刺配远恶军州”，“唤个文笔匠，刺了面颊”。第十二回说杨志被判刑，也“唤个文墨匠人，刺了两行金印，迭配北京大名府留守司充军”，表明宋时并非是任何人都有随便给人刺字的手艺。
即使以古代演义小说或戏曲而论，被编入《全元戏曲》卷11的《岳飞破虏东窗记》，据编者分析，其中有明人修改的痕迹。其十八出描写岳飞被周三畏审问时回答：“岳飞若有此事，岂肯自幼‘尽忠报国’四字刺入肤里？”这段话到底是元人戏曲原有的词句，还是明人修改者，就难以判断，但也表明元代戏曲仍可能沿用历史记载。此后可能是在明朝成化时，姚茂良所撰《精忠记》传奇的第十六出描写同样剧情，岳飞回答说：“大人在上，岳飞从幼便以‘尽忠报国’四字铭刻於身上，请大人细验。”
明嘉靖刊本的《大宋中兴演义》中也还是没有岳母刺字的故事，小说卷１只是说岳飞在“靖康间，见胡马纵横，宋兵畏缩，乡中好汉皆来就他入山为寇。飞谓之曰：‘大丈夫不著名於史册，而为鼠窃狗盗，偷生於世，可乎？’乃令人於脊背上刺‘尽忠报国’四大字，以示不从邪之意”。小说卷７说：“岳飞取供状罢，复将衣裳裂开，转过脊背，与周三畏看，有旧刺下‘尽忠报国’四大黑字，深入皮肤”。
明末冯梦龙撰《精忠旗》传奇，其第二折“岳侯涅背”则编撰了岳飞请张宪刺背的故事，今摘录如下。生（岳飞）说：“张宪，你把刀来，在我背上深深刻‘尽忠报国’四字。”生“解袍露背介”，末（张宪）说：“怕老爷疼痛。”“生大怒介”，说：“唉，我岳飞死且不惧，怕甚么疼痛！”末说：“既如此，小人大胆动手了！”“作刻介”，末说：“刻完了。”生说：“与我以墨涅之。”“末应涅介，外（苍头）与生穿衣”，末说：“老爷固然立志报国，何苦忍此疼痛？”生说：“张宪，如今为臣子者，都则面前媚主，背後忘君，我今刻此四字於背上呵，唤醒那忘主背君的，要他回顾。”看来，作者是深感于明末“文臣爱钱，武臣惜死”，而作此针砭。
以上数例反映在元明时代，大致还没有岳母刺字的故事流传。几处演义小说和戏曲都将何铸改成周三畏，当时大理卿周三畏确是此次冤狱的副主审官，按前引《宋史？何铸传》的叙述，是可能在审讯时，也见到岳飞的背上刺字。至于说周三畏反对冤狱，又与史实不符，笔者已另外撰文《岳飞冤狱与周三畏其人》，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2年、2005年《岳飞和南宋前期政治与军事研究》一书。唯有《精忠旗》仍然忠于史实，说是何铸和李若樸反对冤狱。
《如是观传奇》为清康熙五十三年（公元1714年）抄本，其作者一说是张心其，另一说是明末吴玉虹，被杜颖陶先生编入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版的《岳飞故事戏曲说唱集》中。此传奇中出现了岳母刺字的情节。其第九出有岳母说唱道：“起来！我将‘精忠报国’刺入你皮肤了！你当日夜牢记，念君奋力把胡酋退，念亲及早把捷书寄。”此处已将“尽忠报国”讹为“精忠报国”。
《唐门岳氏宗谱》一书是在清“光绪丁酉”（二十三年，公元1897年）刊行，此书卷2有彰德府推官张应登“节录”《忠武王传》。张应登据同书卷1《增建精忠庙九公祠议》（汤阴王庙），为明朝“万历戊子（十六年，公元1588年），彰德府司理内江张应登”。据清《河南通志》卷32和《四川通志》卷9，他是四川内江人，字玉车。在《忠武王传》前的“玉车张氏曰”中说：“惟《金佗粹（稡）编》载章尚书颖所进传，详记後先，综缉王生平忠孝、战伐、勋劳，以至被冤受祸，首尾条贯，烂然较著。盖章尚书原本於亦斋先生《行实编年》，而传之者其详且实，宜也因取而裁之。”张应登说明他的节录取材于章颖《岳飞传》，而章颖《岳飞传》又是依据岳珂的《鄂王行实编年》。张应登所编的《忠武王传》中有一段岳母刺字的记录：“飞至孝，靖康初，始见高宗。母涅其背曰：‘尽忠保国。’既而飞留妻养母，从高宗渡河。”钱汝雯编《宋岳鄂王年谱》卷１引《唐门宗谱》的文字稍异：“王至孝，靖康初，始见高宗。母涅其背曰：‘尽忠报国。’趣之行，遂从高宗渡河。”特别是背刺字“保”与“报”之差别。对照《鄂国金佗续编》卷21章颖《鄂王传》，同样部位的文字如下：
“初，飞从戎，留妻养母姚氏，从高宗渡河。既而河北沦陷，音问隔绝。飞遣人访求，数年不获。俄有自母所来者，谓飞曰：‘而母寄余言：为我语飞，勉事圣天子，无以老媪为念也。’飞乃窃遣人迎之，往返十有八，然後归。”
此段确是依据前引《鄂王行实编年》改写的，根本没有岳母刺字的记录。是否是张应登节录自章颖岳飞传的另一版本呢？笔者个人编《鄂国金佗续编》的章颖《鄂王传》校注，是使用了《鄂国金佗续编》的《鄂王传》、《宋朝南渡十将传》、《皇宋中兴四将传》等版本，均无岳母刺字的记录。我在《岳飞和南宋前期政治与军事研究》一书中，撰有《从南宋官私史书中的岳飞传到〈宋史？岳飞传〉》一篇，曾另作考证，证明元人编修《宋史》卷365《岳飞传》，大致是照抄南宋官史《中兴四朝国史》的《岳飞传》，而《中兴四朝国史》的《岳飞传》大致是章颖《岳飞传》，即上引《鄂王传》的缩写。其中比章颖《岳飞传》增加了何铸审讯时，岳飞露出背部刺“尽忠报国”四字的内容，这应是南宋史官修《中兴四朝国史》的《岳飞传》时，依据何铸子孙上报的行状、墓志之类而增补者。但《宋史》卷365《岳飞传》亦无岳母刺字的记录。正可间接证明章颖《岳飞传》确无岳母刺字的情节。张应登《忠武王传》增加岳母刺字的记录，言之无据。这无非是两种情况，一是张应登据当时的民间传说增饰，二是张应登原著并无此段记述，而是在清光绪年间《唐门岳氏宗谱》成书时篡改增饰者。因为《唐门岳氏宗谱》一书伪造成分确实甚多。例如岳雷分明是流放时死于岭南，而此书卷2《绍忠侯雷公传》却说他在宋孝宗时从岭南北还。又如我曾在《岳飞后裔考略》一文中考证，《唐门岳氏宗谱》对谢应芳《龟巢稿》卷18明洪武十九年（公元1386年）的《跋岳氏族谱》的文字，作了明显的篡改。故此书虽刊登张应登《忠武王传》的文字，不一定就是原文。
清初钱彩的《说岳全传》，在第二十二回“刺精忠岳母训子”中，也编写了岳母刺字的故事，说岳飞“就将衣服脱下半边。安人取笔，先在岳飞背上正脊之中写了‘精忠报国’四字，然後将绣花针拿在手中，在他背上一刺，只见岳飞的肉一耸，安人道：‘我儿痛么？’岳飞道：‘母亲刺也不曾刺，怎么问孩儿痛不痛？’安人流泪道：‘我儿！你恐怕做娘的手软，故说不痛。’就咬着牙根而刺。刺完，将醋墨涂上了，便永远不退色的了”。小说在第六十回“勘冤狱周三畏挂冠”中反而删除了岳飞在被审讯时，袒示背部四字的真事。从此之后，岳母刺字的故事遂成定型，而岳飞背刺四字也讹为“精忠报国”，并且长久以来，以讹传讹，近乎弄假成真。
由此可见，岳母刺字的传说大致流传了约四百年，在此之前，并无此种传说。可惊叹者，是一位号称“史学家”的先生在《文汇读书周报》回驳我的批评说：“至于梁红玉、岳母刺字全不见于宋代史籍，请王先生再读《宋史》。”我后来说他的“学风十分浮躁，习惯于不读书，不懂装懂，信口乱说”，此为一例。把传说讹为历史，如果是没有史学修养者，尚有可说；而一位号称“史学家”的先生出此奇语，人们不禁产生疑问，他到底对现代史学算得上入门否？
岳飞《满江红》词真伪之争辨及其系年
岳飞《满江红》（怒发冲冠）词为千古爱国绝唱，迄今仍然震撼着我们民族的心灵，滋养着我们民族的神魂，砥砺着我们民族的志节，我在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岳飞和南宋前期政治与军事研究》第二版末篇《真伪不可不辨》中第三部分，介绍了对此词的最新研究。但考虑到此书流传不广，所以借助《文史知识》的园地，再多说几句，做一点史学普及工作。
对岳飞《满江红》词的真伪的争议，最初是在几位著名的前辈学者中进行的，其中有余嘉锡和夏承焘先生，还有我的两位老师张政烺和邓广铭先生，各持针锋相对的议论。龚延明先生在《岳飞研究》第2辑《关于岳飞〈满江红〉词讨论综述》中介绍了相关情况。余嘉锡先生最初在《四库提要辨证》中认为是明人伪作。此后，夏承焘先生在《浙江日报》1962年9月16日《岳飞满江红词考辨》一文中，则判定此词作者是明朝大将王越，“我认为，这词若不是他作，也许是出于他的幕府文士”。后来，此文搜入《月轮山词集》时，改为“如果如我的猜想，这首词的作者是参与这场斗争（按：指对鞑靼作战）或对这场斗争有强烈感受的人，可能会是王越一辈有文学修养的将帅（他们的身份正和岳飞相同），或者是边防幕府里的文士”。龚延明先生未曾提及者，是张政烺先生。在《张政烺文史论集》的《岳飞“还我河山”拓本辨伪》一文中指出：“《满江红》词从命意和风格看可能是桑悦的作品。”张政烺先生认为，此词“像是一个失意文人落魄江湖的情调”。
在大学时代，我怀着好奇心，向邓广铭先生询问《满江红》词的真伪。邓广铭先生说，现在《满江红》就是岳飞，岳飞就是《满江红》。他曾向夏承焘先生劝说，何必写辨伪的文字。他为此发表了两篇文章，特别是《再论岳飞的〈满江红〉词不是伪作》，还特意搜入《邓广铭学术论著自选集》，又编入最近出版的《邓广铭全集》中。依我的体会，邓广铭先生当年的谈话，是强调《满江红》词确是充分地体现和抒发了岳飞的爱国情怀。
人们可以对《满江红》词提出一些疑点，但如要断然判定为伪作，只怕拿不出充分的证据，这在邓广铭先生的文章中已作论证，在此就不必重复。在一次中央电视台的讲话中，我说非岳飞不能写此词，这实际上是来源于对邓广铭先生谈话的体会。
但是，以上的争论大致都是针对晚至明代才出现《满江红》词，进行是真是伪的探讨。如果在今存宋人的记载中确是没有提到岳飞的《满江红》词，也不能不说是个缺憾。幸好又因已故前辈学者王云海先生寄赠郭光先生的《岳飞集辑注》，使我拜读到他的《岳飞的〈满江红〉是赝品吗？》（中州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文章见此书第489页），此文无疑是研究岳飞《满江红》词的最重要的新进展。可惜此书流传不广，人们一般不知郭光先生的研究和论证，在此有必要作简单介绍。南宋后期陈郁著《藏一话腴》，此书我也曾看过，使用的是《豫章丛书》本，并将有关文字编入岳飞孙岳珂的《鄂国金佗稡编、续编校注》（此书为岳飞的主要史料）中。但郭光先生则使用清沈雄《古今词话》卷上和康熙《御选历代诗馀》卷117中所引的《藏一话腴》文字，比之《豫章丛书》本，多了如下一段重要文字：
“（武穆）又作《满江红》，忠愤可见。其不欲‘等闲白了少年头’，可（一作‘足’）以明其心事。”
这当然为判明岳飞《满江红》词的真伪，提供了十分有力的证据。郭光先生所作的详细考证，在此也不必重复，感兴趣者可找来阅读。此外，我所见清人潘永因《宋稗类钞》卷３《忠义》也有如下一段文字：
“武穆家谢昭雪表云：‘青编尘乙夜之观，白简悟壬人之谮。’最工。武穆有《满江红》词云：‘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餐雠恨（应为‘胡虏’，乃出自清人篡改）肉，笑谈渇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宋稗类钞》是辑录宋代的各种笔记小说，分类编排而成书。此书卷3辑录的四条岳飞记事全未标明史料出处。但依今存载籍参对，第一条是抄自《朝野遗记》，第二条是抄自《枫窗小牍》卷下，第三条即以上引文，第四条是抄自《说郛》卷18《坦斋笔衡》。今查南宋罗大经《鹤林玉露》乙编卷3《谢昭雪表》的前一句与此段引文几乎全同，唯有“最工”作“甚工”，开头多一“岳”字，可知上引第三条大致可判定为《鹤林玉露》的另一版本。岳珂《鄂国金佗稡编、续编》在南宋最后一版是端平元年（公元1234年）。罗大经在《鹤林玉露》乙编自序中所说的写作年代是“淳祐辛亥”，即淳祐十一年（公元1251年）。其成书年代与《藏一话腴》相近，都在端平元年之后，自然是反映了在岳珂的《鄂国金佗稡编、续编》成书后的新发现，故在《鄂国金佗稡编、续编》中不载此词，就可以得到解释。
邓广铭先生早已指出：“我认为，不能因为我们不曾见到，就断言宋元人书中全未出现过这一作品。”他引用了宋人《宾退录》中所载岳飞的绝句，而此诗未曾被《鄂国金佗稡编、续编》所录为证。《宾退录》记载，岳飞在新淦县青泥市萧寺题诗说：“雄气堂堂贯斗牛，誓将直节报君雠。斩除顽恶还车驾，不问登坛万户侯。”作者赵与峕说：“今寺废壁亡矣。其孙（按：指岳珂）类《家集》，惜未有告之者。”既然如今尚得以见到南宋后期有两处记载，《满江红》词确是岳飞所写，便无可疑者。至于此词中引用“贺兰山”，自然只能作为古典文学的典故，诚如邓广铭先生在《辨岳飞〈满江红〉词中的贺兰山在磁州说》中所论证者，“全系泛指”，不须望文生义。
被编入《全元戏曲》卷11的《岳飞破虏东窗记》，据编者分析，其中有明人修改的痕迹。其第二出岳飞自唱道：“怒发冲冠，丹心贯日，仰天怀抱激烈。功成汗马，枕戈眠月，杀金酋伏首，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空愁绝，待把山河重整，那时朝金阙。”此段文字明显采自《满江红》词，而加以改编。此后可能是在明朝成化时，姚茂良所撰《精忠记》传奇的第二出也是同样语言，只是将“愁”改为“怨”。由此可知，也不能说元代就必无岳飞《满江红》词的记载，被编入戏曲，证明此词在元代仍应有相当的流传。
然而也许还有人对于在清人作品中转引宋人著述表示怀疑，似有必要谈一点个人的读书经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对于明人，特别是明初尚能见到大量今人见不到的宋籍，是毫不怀疑的，最明显的例证就是《永乐大典》残本。但也有一种错误印象，似乎清人所能见到的宋籍，今人就都能见到。但随着一些研究工作的进行，此种错误印象必然得到纠正。清丁传靖所辑录的《宋人轶事汇编》自然是治宋史者不时翻阅的书，但按照史料原始性的原则，此书一般不能作史料引证，只能提供线索，再查宋人的原始记录。我见到此书卷3引元代的李有《古杭杂记》，有一首讽刺宋高宗养鸽的小诗，不料查阅了今存《古杭杂记》的各种版本，竟皆无此诗，故最后在《荒淫无道宋高宗》一书定稿时，只能在第一版第148页注中标明引自《宋人轶事汇编》。由此可见，在明清载籍中转引宋人著述，也应是扩大宋代史料搜索范围的一个不可忽视的方面。
但是，今人已不可能判定《满江红》词的确切创作时间。我在所撰的《尽忠报国——岳飞新传》和历史小说《转战湖汉》中，将此词系于绍兴四年（公元1134年）克复襄汉，荣升节度使之后。宋时节度使是军人最重要的虚衔，可以比喻为如今荣获元帅军衔。岳飞决不是官迷，正如袁甫诗中引用南宋百姓的评价：“儿时曾住练江头，长老频频说岳侯：手握天戈能决胜，心轻人爵祇寻幽。” 此诗见《蒙斋集》卷20《岳忠武祠》（其二）。这位常胜将军决不会因荣升而沾沾自喜，相反，荣升只能使他更加强烈地关注山河一统的大业，心中念念不忘的是肩负的重任，今后修远而漫长的征程。“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用以反映他此时的心态，也许是最为恰当的。这是我系于此时的一点臆测，在现代史学研究中，只怕还是允许的。
岳飞另一阕《小重山》词，从词意判断，我在《鄂国金佗稡编、续编校注》第981页注中认为：“此词当写于绍兴八、九、十或十一年秋，反映岳飞反对降金乞和，有志莫伸之苦闷。”我在所撰的岳飞传记和历史小说《忠贯天日》中，则系于绍兴十一年（公元1141年）被捕入狱之前，虽然不可能有十分确切的依据，但大致也是允当的。
当然，从另一方面看，至今流传的岳飞诗文和墨迹也确有伪作，如所谓《送紫岩张先生北伐》诗等。当时根本没有文臣张浚北伐，而有劳武将岳飞相送之史实。岳飞称张浚，也只能称张相、张相公或张都督之类，不可能称紫岩先生。如伪造的岳飞书《前、后出师表》，另有“还我河山”题字，已经传布甚广，其字迹都不是岳珂说祖父所习用的苏东坡体。另从时间上考证，岳飞书所谓《前、后出师表》时，也根本不在南阳；而《前、后出师表》中居然不避宋钦宗赵桓的“桓”字御讳，这在宋朝臣子，是绝不可能的，故断定为伪作无疑。特别是我的老师张政烺先生在《岳飞“还我河山”拓本辨伪》一文中作了令人叫绝的考证，说明“还我河山”四字实出民国八年（公元1919年）的童世亨《中国形势一览图》增修十四版，其伪托固然是出于爱国激情。传世的伪托岳飞之作当然不能不辨。
文天祥的家族
关于文天祥的家世，人们已有不少论述，此处只作一些小的补充和讨论。据文天祥本人说，“先君子尝考次谱系，文氏繇成都徙吉。五世祖炳然居永和镇，高祖正中繇永和徙富川，曾祖利民、妣郭氏，祖安世，妣刘氏，考时用、妣邹氏，继母刘氏”。父文仪，字士表，号革斋先生。文仪“生岁馀”，过继给叔父，所以文时用和邹氏、刘氏都不是文天祥的亲祖父母。“先伯祖生男三”，“次为先人”，“女一”。直到咸淳元年，“伯祖母梁夫人殁，予父所生母也”。梁氏在丈夫死后，又改嫁刘鞠，“生二女一男”，“在文在刘，通男女为七”。这也是直到南宋后期，妇女改嫁仍相当自由的一例。文天祥叙述梁氏的改嫁，并无羞愧感，梁氏死后，还为她守孝，向有关机构“申解官，承心制”。
文氏虽然不是官宦之家，却无疑是书香门第。文仪称革斋先生，即是宋代有学问者的标志，家中“蓄书山，如经史子集，皆手自标序，无一紊，朱黄勘点，纤屑促密靡不到，至天文、地理、医卜等书，游鹜殆遍”，“遗墨有《宝藏》三十卷，《随意录》二十卷”。宋代的士人很多有科举出仕的意愿。宝祐三年十二月，文仪忍着三子文霆孙病故的悲痛，陪同文天祥、文璧兄弟到临安参加省试，不料在文天祥兄弟中举的同时，文仪却病死在临安的旅舍。
文天祥母亲曾德慈，“子男四，天祥、璧、霆孙、璋，霆孙早卒，女三，懿孙、淑孙、顺孙，顺孙早夭，孙男十人，隆子、道生、陞子、新子、真老、宁老、佛生、辰子、京子、申子”，“孙女十有六人”。隆子等六人应是文璧的儿子，而真老和宁老应是文璋的儿子。祥兴元年（公元1278年），宋廷封曾氏为齐魏两国夫人，据文天祥自述，“八月，两国之命下时，已得疾，九月七日寅时薨逝”于惠州。
文天祥本人有一妻二妾二子六女。文天祥的妻子欧阳氏，二妾一个颜姓，一个黄姓。文天祥长子名道生，次子名佛生，六女“长定娘，次柳娘，次环娘，次监娘，次奉娘，次寿娘”。
二子六女之中，道生生于咸淳二年，而佛生和柳娘、环娘生于咸淳三年。“环（娘）之生母颜，佛（生）之生母黄”。当时文天祥已是三十一二岁，他纳妾当在此前，而道生和柳娘应是欧阳氏所生。景炎二年（公元1277年）空坑之败，欧阳氏“与佛生、柳小娘、环小娘、颜孺人、黄孺人等皆为俘虏”，“至元帅所，已失佛生，必有爱其俊秀，养为己子矣”。 孺人是最低一等的外命妇封号，因为文天祥官至丞相，所以两妾也有封号。后来文天祥在被俘北上途中作《六歌》，其中既怀念妻，也怀念妾。“有妻有妻出糟糠，自少结髮不下堂”，“有妾有妾今何如？大者手将玉蟾蜍，次者亲抱汗血驹。晨粧靓服临西湖，英英雁落飘璚琚，风花飞坠鸟呜呼”，“美人尘土何代无”。两妾都是美人，他们“晨粧靓服”，与文天祥同游西湖的情景，一直给文天祥留下极深的记忆。按万绳楠先生的考证，两妾名靓妆和璚英。
关于长子，文天祥有如下的自述：“予二子，长曰道生，姿性可教，不幸乱离，随家飘泊。空坑之败，能脱身自全。钟爱于大夫人，以疾後大夫人六十日，死于惠阳郡治中。生十三年矣，哀哉！”可知他死于惠州。次子佛生，文天祥在《六歌》中怀念说：“有子有子风骨殊，释氏抱送徐卿雏。四月八日摩尼珠，榴花犀钱络绣襦，兰汤百沸香似酥，歘随飞电飘泥途。汝兄十二骑鲸鱼，汝今知在三岁无？”宋时将四月八日佛生日作为民俗的一个节日，佛生看来是四月八日出生，而且是一个十分俊秀可爱的孩子，所以文天祥在诗中屡加赞美，又称他为“汗血驹”。空坑之败后，十一岁的佛生一时下落不明，文天祥写《六歌》时，正好是第三年，故诗中称“汝今知在三岁无”。取名佛生，可知文天祥对佛教也有几分信仰。
文天祥自述六个女儿的情况如下：“丙子（景炎元年），定娘、寿娘以病，死于河源之三角。丁丑，柳娘、环娘陷，惟监娘、奉娘得存。戊寅（祥兴元年），潮阳之败，复死乱兵中，哀哉！”后来他在《得儿女消息》诗中说：“肮脏到头方是汉，娉婷更欲向何人。痴儿莫问今生计，还种来生未了因。” 表明文天祥已知佛生和柳娘、环娘的下落。人们已经论证了欧阳氏和柳娘、环娘到元朝大都的史实。汪元量的《浮丘道人招魂歌》第六和第七专门讲述文天祥的子女说，“有子有子衣裳单，皮肉冻死伤其寒。蓬空煨烬不得安，叫怒索饭饥无餐。乱离走窜千里山，荆棘蹲坐肤不完。失身被繫泪不干，父闻此语摧肺肝”。“有女有女清且淑，学母晓粧颜如玉。忆昔狼狈走空谷，不得还家聚骨肉。关河丧乱多杀戮，白日驱人夜烧屋。一双白璧委沟渎，日暮潜行向天哭”。此外，郑思肖的《文丞相叙》也说：“後贼俾公妻、妾、子、女来，哀哭劝公叛，公曰：‘汝非吾妻、妾、子、女也，果曰真吾妻、妾、子、女，宁肯叛而从贼耶？’弟璧来，亦如是辞之”。由此看来，佛生自空坑之败后，并非全然下落不明。
但是，《文山先生全集》卷17《纪年录》介绍了欧阳氏和柳娘、环娘的最后归宿，却未介绍佛生的最后归宿。佛生是在至元二十一年（公元1284年）去世，比父亲晚两年。元成宗大德时，文璧次子文陞作为继嗣，“奉母欧阳夫人归自丰州”。《纪年录》说：“柳小娘从公主下嫁赵王沙靖州，大德年间殁。环小娘从公主下嫁岐王西宁州，弟侄辈间得会于都城。至正元年辛巳岁，犹传闻其居河州养老，皆无所生。”据《元史》卷108《诸王表》，卷109《诸公主表》和卷118《阔里吉思传》，岐王为“脱脱木儿驸马，延祐四年（公元1317年），由濮阳王进封”，而他封濮阳王的时间为大德十年（公元1306年）。“大长公主桑哥不剌，适爱不哥子岐王脱脱木儿”。环娘陪嫁当在大德十年前。蒙古有几个公主都嫁赵王，而柳娘陪嫁的可能性最大者，大约是“赵国大长公主忽答迭迷失，裕宗（元世祖嫡子）女，适爱不花子赵忠献王阔里吉思”。柳娘和环娘其实沦为蒙古贵族的奴婢。这说明元朝在劝降不成后，对文天祥的女儿也并不宽容。
除前述文霆孙和文顺孙早亡外，文天祥的两个弟弟和两个妹夫本是随他一同抗元的。两个妹夫都身殉国难，而文璧却“将惠州城子归附”元朝。故文天祥后来写诗说：“弟兄一囚一乘马，同父同母不同天。”但他还是按古代礼制，认文璧次子陞子为继嗣。按文天祥自述，“余长妹适孙氏，不幸孙氏倾覆，家没入燕，妹奉孙氏生母，携子肖翁、约翁及一女，零丁孤苦，客食万里。妹虽患难中，侍养抚教，各尽其所，可谓贤矣”！“予次妹自永新归宁，不与彭氏之难。乱离中，随母两国夫人上下，自船澳奉丧趋惠阳”他在《哭母大祥》诗中说：“大儿狼狈勿复道，下有二儿并二女。一儿一女亦在燕，佛庐设供捐金钱，一儿一女家下祭。”可知当时文璧和文懿孙在大都，而文璋和文淑孙在故乡吉州。
上述的情况说明，文天祥为坚持爱国正气，其家族支付了惨重的代价。关于他家的经济状况，《宋史》卷418《文天祥传》说，“天祥性豪华，平生自奉甚厚，声伎满前”，然而在起兵勤王时，“痛自贬损，尽以家赀为军费”。这段记事引起近人不少批评，认为是元朝史官有意贬损文天祥。作为有力证据的，是《文山先生全集》卷17《纪年录》咸淳七年的文天祥自述：“予于山水之外，别无嗜好，衣服饮食，但取粗适，不求鲜美。于财利至轻，每有所入，随至随散，不令有馀。”但是，在此段文字之前，文天祥详细地介绍他“起宅文山”的山水之美，显然，他的新宅是一所相当幽雅和闲适的别墅，作为“隐者之居”，这也并非是一个清贫之家所能修建的。文天祥在闲居期间，还“日领客”，“穷幽极胜，乐而忘疲”。
按照宋朝的户口分类，在文天祥兄弟中举仕宦之前，文家可算是一个乡村上户。“给飦数亩，耕者多不输，宁令负己，不忍直于有司”。此处的“数亩”不应理解为文家只有几亩田，他家出租田产，即使佃农不纳地租，也不按宋时的惯例，向官府申理督租。文天祥兄弟谈到父母“见书，辄质衣以市”，“自奉极菲泊，惟延师教子，至鬻簪珥给费”，以及打算置义田，周济宗族之类，都证明文家虽非豪富之家，但仍处于社会上层。
文天祥兄弟入仕之后，文家就跻身于官户，其经济状况显然有所改善，所以有能力营造新居，有能力纳妾，有能力经常招待客人。在古代的汉族社会，虽是流行一夫多妻制，而能够纳妾者还属社会上层，下层穷苦男子往往还是一夫一妻制。此处不妨摘引文天祥本人的若干闲居诗句，“携壶藉草醉斜阳”，“一夜佳人作别腔”，“明日主人酬一座，小船旋（施）网鳜鱼肥”，“穷吟到云黑，淡饮胜裙红”，“徘徊才是黄昏候，短笛先催月上楼”，“酒酣剩有诗酬唱，步倦何妨车马回”。字里行间还是反映了他相当闲适和舒服的生活。
元朝末年编纂《宋史》，其史官绝大多数是汉人，主要取材于宋朝的历代纪传体国史。但南宋晚期无国史，估计应取材于《理宗日曆》、《度宗时政记》、《德祐事迹日记》之类官史，作为史官之一的危素，曾广泛网罗宋朝的旧闻。元修《宋史》和《金史》也有篡改文字以至史实的情况，大致对原来如夷狄、虏之类词汇一律改写，而对金蒙、宋元战争中蒙古失败的记录又一般予以删削。但元修《宋史》对“前代忠义之士，咸得直书而无讳焉”。《忠义传》由危素执笔，而《文天祥传》未列入《忠义传》，也不知作者是谁，但通观全传，只怕难以看出作者有曲意贬损文天祥的意图。如果“自奉甚厚，声伎满前”之说缺乏旁证，但在起兵抗元之前，其生活也绝对说不上清贫。
岳飞和文天祥当然是宋朝最著名的爱国英雄，但一个是出身于社会下层的武将，另一个是出身于社会上层的文官。两人都忠于自己的信念和理想，一个在身居高位后，仍自奉菲薄，不纳妾，另一个在起兵抗元后，甘愿抛弃相当优裕的生活，毁家纾难。其精神都足以辉耀千古，令后人世代景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