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后来才知道
最近写一组回忆文章，发现自己言语贫乏，有些说法偶尔出现不觉什么，频繁出现连自己看着都烦了，就是“后来才知道”。
想改却改不掉。要实事求是地叙述自己对人对事的认识过程，大至关系整个国家千万人命运的政策、运动，小至谁谁说的一句话，那问题的实质，表与里，正与误，真与伪，的确都是“后来才知道”的。
活到所谓迟暮之年，回首往事，“一一细考校去”，有些人和事是随着时间久了，各种现象纷呈可资鉴别了，才逐渐认清其本质，如果表现得还不充分，处于萌芽状态，我就已经认识了，那才奇怪，是多疑瞎猜。还有些人和事，只是因人为的遮蔽，局外人不知其详，甚至是所谓蒙在鼓里。
“后来才知道”，不论知道得早晚，就算不错了；就怕时过境迁，后来，后来的后来，直到现在也还不知道。
“后来才知道”，总算知道了，只是不知知道得准确不准确，全面不全面。
有一年听说，重大的问题要让群众知道，“后来才知道”，要做到这一点很不容易。
连发生了死伤多人的重大事故，不但不让群众知道，也不想让领导知道。
有人说，让你知道你就知道，不让你知道你也不要问，这叫保密。
“后来才知道”，保密也往往成为掩盖真相的借口。
但我说的“后来才知道”不限于关系全局的大事，甚至也都不是关系切身利益的小事，而只是对自己和自己身份处境的认识，比如我摘掉右派帽子了，原以为又“重新做人”了，后来才知道所谓摘帽右派者，“摘帽”是修饰，关键还是“右派”。再比如自以为没有剥夺公民权利，像马雅可夫斯基诗里说的“我骄傲，我是苏维埃的公民”似的，便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自居，后来才知道，内部掌握还是“控制使用”！
有些事情，不知道时倒还傻呵呵的挺好，“后来才知道”以后，平添了几多烦恼。
知道，还是不知道？这还真是问题。
不过，文中的“后来才知道”，我决心不作改动，反正知道了就说知道，也不必装傻。
知道就知道了嘛，也不过就是知道了而已嘛。
2001年８月22日
回首二十年间事
正月新春，在福建遇到来自甘肃的老陈，话旧忆往，就说起当年兰州出版的《当代文艺思潮》那个“省队打出国家队水平”的刊物。他告诉我《当代文艺思潮》主编谢昌余前两年写了一篇纪事之作。回到北京，没几天就得到一本厚厚的新书：《生机·新时期著名人文期刊素描》（靳大成主编，中国文联出版社），翻开一看，《〈当代文艺思潮〉杂志创刊与停刊的前前后后》一文赫然在目。前因后果，来龙去脉，说得清清楚楚。编者们的如临如履，奔走申辩，晃在眼前，有关人士也如闻謦欬，呼之欲出。
再看目录，这里不但有崔道怡、李清泉、章仲锷、高莽等老主编回忆《人民文学》《北京文学》《十月》《世界文学》等的往事，还有沈昌文、钟沛璋、朱正琳、杨天石、庞朴、李凌回忆他们在主持《读书》《东方》《百年潮》《历史研究》《未定稿》这些刊物工作中所历经的风雨。
从怀旧的角度，我特别不能忘情于那些很有特色但已停刊的杂志，这本书里涉及的还有《中国》《当代文艺探索》《文艺学习》；如果能有续编，希望约请上海《文汇月刊》、安徽《百家》、南京《东方纪事》以至北京《小说选刊》等原先的主事人写一写从创刊到停刊的始末，我想，当年的读者，该有不少人听到他们停刊的消息时，曾是深感惋惜的。广而言之，也不限于杂志，值得怀念的报纸、丛刊当还不少吧。
杨慎词云：“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难得升庵先生旷达如许。他对于远去的年代，远去的是是非非，也许能付诸茶余酒后的闲话。但我们对犹如昨夜的小小沧桑，却未必笑得出来。
尽管是一刊一报之事，但既已进入历史，便赋予了可以从中汲取经验的意义。出版自由是共和国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当前在强调树立宪法意识和宪法权威的学习中，重温旧事，不禁感慨系之。
这本书记述的是新时期，第一篇文章题为《早春的记忆》，自然唤起了对三中全会后思想解放初期那种空气清新的感觉；不知这个标题有没有暗含着“早春天气”——“乍暖还寒，最难将息”的古典寓意。不过，从一些文章里，确实展示了那时寒暖不定、阴晴不定的气候。
回想起来，最令人寒心的，是轻易把文艺、学术中的一点创见，一点活泼的思维，一点超前的探索，更不用说一点可能的偏激或片面，动不动就划归“不同政见”，而有关的编者、作者也就被蒙上敌对的嫌疑。这里暴露的是一种把知识分子视为异己的心理定式。
《十月》杂志原党支部书记张兴春，回忆他们因《苦恋》受到批判而被追查发表“毒草“的责任时，“一天，在下班回家的路上，一位在市委工作的同志悄悄告诉我，市委机关党委正在审查《十月》一些同志的档案。我这才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弄不好真正要在编辑部抓几个反党分子”。“（1981）10月初，听说当时主管宣传的领导在一个座谈会上讲，当前主要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实际是反右（不那么讲），左的不多了。看来，对《苦恋》的批判是一次没有搞起来的反右斗争。我不禁捏了一把冷汗。”因文及人，查档案，“顺藤摸瓜”，这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年代里抓运动、抓坏人、抓小集团的轻车熟路。三中全会开过才两三年，不少人观念上、做法上倾向于过去，不足为奇。批《苦恋》这桩公案后来依照邓小平的指示，以《文艺报》发表带总结性文章而画上句号，没有向所谓新的反右派斗争发展下去。但并没有由此汲取如何依法处理意识形态问题的教训。
《当代文艺思潮》1982年发表了徐敬亚《崛起的诗群》一文，因“高层领导”的关注引起轩然大波。“按照胡乔木同志关于批评和自我批评所提出的几项要求”，编辑部反复作了多次检讨，好歹过了关。主编谢昌余给我们讲了一个一波三折的故事。直到1986年底，他们为了体现“宽松，宽厚，宽容”的精神，便让徐敬亚再写一篇文章。写来了，题为《圭臬之死》，还是谈诗。编辑部大家看了，觉得不错，决定发在1987年第1期上。“可就在这时，有人根本没看过这篇文章，就写密信向上级报告，说我们‘搞自由化’，‘为徐敬亚翻案’。仅仅根据题目，就说这篇文章比《崛起的诗群》更反动。我们当时自然不知晓这些情况，还在认真地、仔仔细细地编排、发稿、校对，想把1987年的刊物办得比1986年更好、更有特色一些。”“有一天早上，印刷厂的同志给编辑部打来电话说：‘昨天晚上，有几个公安局的同志，把你们刊物的清样要去审阅了很久，最后没说什么话就走了。这个情况你们知道不知道？’我们当然不知道，于是赶快打电话向省委宣传部请示，问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宣传部的同志回答说，他们也不知道这个情况。我们纳闷了，同时也紧张极了，于是赶快召开编辑部的会议。同志们仔细回想，徐敬亚的文章没有牵涉任何政治观点和政治问题，只是就诗歌现状谈诗歌问题，公安局怎么会管起这个事情来了。分析来分析去，没有分析出什么结果。最后还是做出一个决定：吸取上次文章的教训，管它有问题没问题，这篇文章我们不发了。通知印刷厂，抽换稿子，刊物延期就延期，只要不出问题就好。”尽管如此，半年以后，还是遵照上级主管机关的口头通知（！），以“合并”的名义停刊了。这里插一句话，公安局的干警也未必愿意介入这不相干的地界，他们有他们自己的正业，恐怕还嫌警力不足呢；而且，即便“牵涉政治观点和政治问题”，只要不触犯刑律，也不必要、不应该动用警力。在建设法治国家、规范政府行为的过程中，这应该成为党政警民的共识了吧。
如果说《当代文艺思潮》在风风雨雨中毕竟走了五年；而另一个以文化批评为己任的名刊《东方》，却只有三年的寿命。主编钟沛璋，是老共产党员，50年代在《中国青年报》担任领导职务，80年代任职于中宣部，离休后在90年代以古稀之年，接受中国东方文化研究会会长韩天石、季羡林二老的委托，出任《东方》主编。他在回忆文章里无奈地说：“说实在话，一直到《东方》被勒令停刊整顿，我们还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大错。”诚然，刊物那时的定位是：“专家论说社会现象，学者评点文化生活”，“为读者架起沟通书斋与社会、传统与现代、中国与世界、当下与未来之间的桥梁”。他们确实依此而行，做出成绩，有目共睹。时过境迁，钟沛璋说：“后来我才知道，有人经常在‘审读’《东方》。他们的工作是用放大镜找出杂志文章里有哪些被视为异端邪说的字句，就片言只语地往上报。上面一看，情况严重，当然就要勒令‘扭转’、‘关闭’。‘审读’的妙处，就是被审者既不知道自己犯了哪一条律，也无法说明、申辩，当然也不知道从何改正。杂志的主编听到风声，就只有千万谨慎小心，把文章砍得不容一点棱角。这就称为自律。而社会风气，吓怕了‘左’的棍子，听风就是雨，就认为《东方》出了大问题了。于是就会扔来许多帽子。”云云。与80年代相比，对于例如《东方》杂志的处理，看来并无警方参与，这也该算是一个进步吧。
然而《东方》的被迫停刊（晚近改组后复刊，另当别论），虽已是上个世纪的事，1997离今天也还不远。这不能不让我们看到，如何把报刊出版工作纳入依法管理的轨道，对现行体制那种近于积重难返的（人治的、随意的、宁左勿右的因而也是不负责任的）弊端加以变革，保障思想文化有越来越大的不断创新的空间，以适应改革开放建设日新月异的发展，还是一个“老大难”的问题。
学习宪法，回首20年间事，似还不能“都付笑谈中”。
2003年3月13日
“四”字怎么了？
前不久有一天，某市又出了一件“全国第一”，说是从那天起发放的新车牌，没有尾号为“4”的了。据说是因为众多的驾驶员、车主们偏爱“6、8、9”等“吉利数字”，电脑选号遇到“4”，就很沮丧，要求掉换。这回好了，干脆从机选的号库里删除了所有尾号为4的牌号组合，即在100副车牌号里删除了10副。
我看着晚报，想，存折里也见“4”就删吗？说，这算得上一条新闻。旁边的人说，你少见多怪了；某大楼早就把4层改称“3层A（或B）”。我没去过这座大楼，不知道14层是否相应改称“13层A（或B）”；但问题又来了：“13”按洋迷信也不“吉利”，据说有家宾馆早把13层改掉了，不是把13、14两层改为“12层B”“12层C”，而是从12层一跳，就到14层了。
有人认为避讳“四”字属于迷信，提出他的对策。据说他有一次碰上了“1414”这个数码，他却能安之如饴，原来他按照唱歌的简谱来读，发音便是“都发都发”，一家人也皆大欢喜。
转了一圈，还是回到了对“四”的畏惧心理，回到了对“发”的心向往之。
说穿了，“四”者，在他们看来，谐音为“死”。岂但没有文化的“粗人”有这种强迫型的心理病态，甚至不少高学历的“细人”也受到传染。
这个毛病再发展下去，“四”字头的词汇也得重新洗牌：大抵非褒义词可以保留，如“四分五裂”本来就不是好事，“四面楚歌”本来就是一盘死棋，“四大皆空”已置生死于度外，“四不像”总是涉嫌怪异；而“四平八稳”“四面八方”“四通八达”虽有“四”字，但幸亏已有“八”字给弥补找回；“四舍五入”“四书五经”只好任其“死”下去；可名句名言如“四海翻腾云水怒”“四项基本原则”怎么办？
没有人否认这是一种小小的迷信，在发表这条消息的同时，编者已经质疑：“是人性化举措，还是助长迷信心理？”过了一天，有关主管部门也赶紧出来声称，这似乎还只是个未见实行的动议。
即使这个“全国尚为首次”的新举措胎死腹中，并不能从根上打消这个畏“四”如“死”的心理阴影。
我倒有个办法，是以毒攻毒的“恶治”法。告诉大家：从一到十，字字都跟“四”一样有不止一个“不吉利”的或至少是不能引起快感的谐音：一（夷、疑、痍、遗、夭、妖）、二（[刵]、恶、厄、饿）、三（散、删、丧）、五（侮、忤）、六（漏、溜）、七（欺、凄、戚）、八（疤、扒）、九（咎、柩）、十（尸、虱、失、逝、屎）：真是防不胜防，单是避免了一个“四”字，你能把从一到十以至百千万亿都躲开吗？
2003年3月3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