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另一种“经济难民”
《杂文月刊》今年第九期上半月版，有郑连根先生一篇《“颠”了之后》，是从李敖的话引申出的话题：“李敖先生曾经将人民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形象地概括为以下几种：服了，熊了，颠了，拼了。其中，‘颠了’是指一些人因不满政府的统治，离开自己的祖国，去另外的地方寻找自己的幸福生活——‘不跟你们玩了’。”
按：李敖所说的“颠了”，是老北京民间的土话，他忘记了这个动词是必须“儿化”的，准确地说，叫做“颠儿了”，即跑掉了，逃脱了，用于非郑重的表达。
郑连根先生就此说了许多很好的见解。
李敖所指的去国流亡，有一句文绉绉的同义语，则是“用脚投票”。
这是一种政治行为。这样出走的可以说是政治难民。
还有经济难民。在本乡本土，日子过不下去了，抱着一线希望，逃到别的国度去谋生。八九十年前，一百多年前，从中国沿海去南洋、檀香山、旧金山的老华工，多半属之。
时至今日，有些人家还没到衣食不周地步，但希望日子过得好一点，抱着某种“淘金”心理，总之是经济目的，远适异国，甚至采取偷渡的办法，这也可以叫做经济难民，至少是准经济难民。
难民，我们并不陌生，不但出国的有难民，在国内也会有难民，如日本侵略者入侵我国城乡的年代，沦陷区的老百姓，有的由城市逃往乡间，有的从乡下逃往城镇，以至远逃大后方，都是避祸，求生，躲日本，这就叫逃难，或跑反，逃难者自然就是不折不扣的难民。
在并非敌国入侵的日子里，也有因灾荒成群结队背井离乡的，臧克家的《难民》一诗，就写过黄昏时分他们的凄惶。这些难民，也叫灾民。在不允许灾民出门讨饭的年代，就管他们叫“盲流”，意思是盲目“流窜”，是非法的，要加以收容、遣返，就好像有些欧美国家抓到了“非法移民”“非法入境者”所做的那样。
但你知道还有另一种“难民”吗？他们绝不蓬头垢面、褴褛憔悴，而是长铗归来，又有家兮又有车，他们用不着手工业式地“腰缠十万贯”，而只需金卡在手，他们的家赀早已存放到香港的、澳门的、美国的、瑞士的银行里。他们身揣好几份外国护照、好几个航班的国际机票，随时做好了“逃难”的准备。一旦风声紧了，立即实施外逃的某一方案，然后定居某一国度，直到入籍归化，完成其由中国外逃者而外国居民的转化过程。
这就是我说的“另一种经济难民”，不说是“政治难民”者，因为他们几乎百分之百都是原来经过层层考核审批认定“政治上可靠”的成员，只是由于所谓“经济问题”外逃的。不直呼为“经济犯罪”而委婉地称为“经济问题”，大概是在未经司法部门立案查证敲死以前，留有转圜余地的缘故——只要一“转圜”，就犯罪不算犯罪，问题也不算问题了吧。
有一位到国外探亲的朋友，在他旅居的异国城市，发现来自国内他那个省会的中级以上官员，竟是磕头碰脑，而这些官员，在故土时都曾有贪污受贿的好名声，现在在这里做寓公，没有任何人来找他们的麻烦，好不安然。
难民与难民不同，经济难民与经济难民，也是大不相同。同样的“颠儿了”，但看“颠儿”以前，便知“颠儿”以后，只不知这些“颠儿了”的权贵，他们用脚投了一次票后，再要投什么票也。
2007年９月11日
生活的“程式”化
京剧的表演，有一定的“程式”，比如一扬鞭，一骗腿儿，就是上马走了，一阵“急急风”，几个龙套跑两圈，曹操号称的八十万兵马就远征到长江岸边了。
程式是一种简化，避实就虚的符号，把实质过程省略了。说是过场，是非走不可的过场，说是套路，必得照章办事。
我们生活中这样的程式触处皆是，大家习以为常，往往把它当做了生活本身。
在生活中，难免的一课是开会，有时我们自己是开会的一员，有时我们是看别人开会。据说毛泽东当年批评一些话剧，大意说我开会开得比你们好，为什么要看你们在台上开会？！这是实情，不过那些话剧之离不了开会，也是反映着生活中的真实。——“（国民党税多，）共产党会多”嘛。
你打开毛泽东选集，不管是“雄文四卷，为民立极”（郭沫若词），还是第五卷，以至其他文稿，其中在各种会议上的讲话、报告，占了很大的比重。
毛泽东亲自参加的会，我们只能在电影电视里看到了，影剧编者们也还是不能撇开开会不写，但他们毕竟不如毛泽东那样开会开得好，只能很拘谨地来重现那些经典的会议镜头——要求其不程式化也难。
真的会，我们可以从每年两会，有时还有其他意义重大的会议新闻或实况转播里看到。于是在我们的心目中，这样的会都是隆重地开幕，胜利地闭幕，就说开会吧：会众一一到场，签到入座，等候主席台上的领导人在万众期待中入场，掌声雷动。宣布奏国歌，起立，有时候加上默哀。然后开始按会议程序进行。讲话的讲话，聆听的聆听，讲话的多是读早已备好的讲稿，聆听的对照着讲稿聆听。其间，该停顿、该鼓掌，或该长时间鼓掌的，都有规矩可循，心有灵犀，配合无间。
不但老于开会的人早对此烂熟于心，就是老于看会的人，“会看的看门道，不会看的看热闹”，也已经把这个套路视同当然。
除了大会，还有小组会、大组会，等等，均可类推，用不着一一描述。
现在还没有《开会学》的成书，好像也还没有统一的开会规范，但上行下效，全国各级各部门都照这样的程式开会，一点不走样，不管是哪类的会，不管什么会议内容，只要是被视为“正规”的会议，就都照此办理。不但会议的程序如法炮制，甚至会场的布置，标语的设计，也都一丝不苟地照猫画虎。尽管在执行上级直至中央的政策指示时，可以阳奉阴违，可以欺上瞒下，可以把农民自己印发的中央减负文件当做“非法出版物”查禁，但在过场程式上那是绝对保持一致的，你看，自从电视上出现领导机关会议室用Ｕ形桌后，连乡镇一级会议室也都及时更换为Ｕ形桌了。
这还是硬件，至于软件，就说会议的合影吧，乡镇一级的会议，以至并非党政部门，而是学术会议、社会团体，也无不采用同样的程式，首先是第一排座椅上贴了名条，按名入座，不得造次，亦即不得僭越也。
选举也是这样。多少年来，都是众多有“选举权”的人鱼贯入场，在等额候选人的选票上画圈或画钩，投进票箱，算是履行了自己的选举义务（选举权利？）。
有人说，这些如同做戏，生活便是舞台。不过，这里显示的只是生活本身所具有的戏剧性过程的结果，是表层又表层的东西。
这是今天才有的事情吗？恐怕不尽然。早在孔子时代，六艺之“礼”，六经之《礼》，就定出了各阶层必须遵守的从属于道德规范的礼仪制度。抽去它的实质内容，它的外壳就是我们至今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中都脱不开的那一套程式。变化了的是时代色彩，而总有一套程式管着则一也。
中国是“上下一体化”传统甚深的社会。一阵风，快得很。如果说在生活本身的戏剧中，普通国民只是充当龙套角色，那么，与戏剧中的龙套不同的是，一套套外在的程式，有时会“内化”到人们的心灵中去，成为耳濡目染后的自发反应，人人必有的“喜怒哀乐”也走上程式化的路向—人们知道什么人死了该说什么话，遇到什么事该说什么话……就像文革时期知道在什么情境下读毛泽东哪句语录，现在时过境迁，不必背诵毛泽东语录了，但另有一套套话会从嘴里流出来，应对马路上的电视记者时，也能“口吐铅字”符合宣传口径。
不要以为这是饱经风雨“成熟”的人们才有的表现，连小学生们在老师的教导下，也纷纷从外到内逐渐“程式化”了，不信，你们看看电视里经过挑选的孩子们，在那里是怎样答对大人的提问，表达自己的心思的！
2007年９月11日
深秋，在月坛北街
假如我“冷个丁”说一句“在月坛北街开了个拉德方斯门”，没人能听懂——月坛北街在北京，拉德方斯在巴黎！——是不是全身麻醉还没醒透？
怎么全身麻醉？皆因我刚动了个“搭桥”手术，这是俗称，那手术的“学名”我记不住。
病名倒记住了，叫“冠状动脉粥样硬化”，54年前，我是在斯大林的讣告里，头一次听说，当时觉得这是个遥远的、陌生的名目，跟我不搭界，想不到过了半个世纪，今朝都到眼前来了。我跟斯大林，虽不“相怜”，却是“同病”啊。
那位大人物，因为说过他不呼叫谁也不许进他的寝室，且据说加上贝利亚的故意迟延，破门而入时他已经倒在床下，来不及安装“支架”或“搭桥”了（那时候似乎也还没发明这两项手术）。
我比他幸运，于是要到月坛北街住院接受手术。
月坛北街？说是住院部在红塔礼堂旁边。那方位我知道。这原是国家计委的内部礼堂，30年前我的儿女都随学校来此看过电影。当时我在一个文工团打杂，常跟着舞台工作队到红塔礼堂装台。
那年月，记得有一天，新华社记者报道，说在北京全城，烟囱都冒白烟不冒黑烟了，我正从红塔礼堂出来，向东一望，儿童医院那个方向，烟囱正咕嘟咕嘟大冒其黑烟。
躺在病房，从北窗可以看到茂密的行道树。这条街上公交车少，比较安静。往西不远，街口对面就是钓鱼台国宾馆。
心里有事，醒得早，天还没大亮，窗前那位病友，忽然无奈地说，这乌鸦真讨厌！我耳背，听不见乌鸦叫，用老眼去搜索，依然浓密的枝叶间，穿出一只喜鹊，喜鹊的叫声我熟悉，但好像没有叫，也许在专心地捉虫。这乌鸦和喜鹊，照病友的推测，都是栖息在钓鱼台里的，那里水木清华，为什么还要上街来觅食？
隔着窗，看不真切，行道树是白杨，但似还夹杂着别的树。白杨敏感，它的叶片一天到晚总在颤动。不过，只有二三级风的日子，说不上“白杨多悲风”。只是天渐渐暗下来，禁不住东想西想。想起从今年春夏之交，钟灵去世，秋天，黎焕颐去世，想起这次住院前不久，马文通从香港来电话，告诉我陆拂为在加拿大去世了，我立刻转告林斤澜的女儿布谷，问斤澜能不能承受这个噩耗，让她掂掇告不告诉她爸；斤澜、拂为，他们跟林昭曾经在苏南新闻学校同学……人生如寄，人竟比树木容易凋零！听着这些朋友的消息，真是“渐霜风凄紧，关河冷落，残照当楼……”让人感伤。
还好，病房里容不得你感伤。护士来送药，量血压，送饭员来登记菜饭，各家家属来探视，一时热热闹闹，因为同室的另外两位病友也都在等待手术，免不了忐忑不安，我忙给他们贴安民告示：我的老伴，整整51年前，因先天性动脉导管未闭，就到当时设在黑山扈的解放军胸科医院做手术，开胸结扎。那就是这家心血管病医院的前身。你们看到了，半个世纪过去，一切安好，还不放心？
我就是怀着对医生的信心，对自己的信心，“梳妆打扮，送上门去”，上了手术台。
据说是在手术结束后三小时，我从麻醉中醒来。先在楼上CTU，然后回到有监护设备的两人病房，进入从来没有过的体验。
最突出的是口渴。事前早听护理人员讲过术后要控制饮水，但没想到是这样口渴难耐，不但切身懂得了什么叫“口干舌燥”，“舌敝唇焦”，舌头不听使唤了，而且看看手和胳膊，皮肤变干，纹理变粗，使你不由得想起木乃伊——也就是干尸形成的机理。
不是有意去想象，我硬是觉得自己身在沙漠或戈壁，四顾无人，更不知绿洲在哪里，干渴中沉沉睡去。欲醒未醒，仿佛有人告诉我，我的身体是躺在“三国大地”上——就是三国时“千里无鸡鸣”的中原大地吗？我难道是散落在那干旱土地上的白骨？
明知道自己睡糊涂了，可还得想办法接着往下睡。一个屡试不爽的老办法，是从小母亲教给我的，连续念叨“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似睡非睡中我还想，应该念“南无阿弥陀佛”，但念了“南无”，想不起下面的词，“弥赛亚，米修斯，米歇尔……”绕一个大圈才找到“阿弥陀佛”，该是许久没念佛的缘故吧，终于费力地睡去。
白天好过，夜晚怕醒，醒了只能睁着眼睛看窗户。这里的窗外没有树，远处楼房只剩下几盏灯光，与我无关。窗玻璃背景是黑色。上面映出一方亮光（后来弄明白那是从病房门上的横窗透进来的）。望着望着，那一方光亮幻化出拉德方斯门，方门，开阔而宏伟，钢结构的吧，衬着高远的蓝天，还有流动的闪光的白云……我仿佛从协和广场向西，穿过凯旋门，一直朝着拉德方斯门：是步行？是乘车？全无感觉，我只知道，我的窄窄的四条血管，像小巷塞车一样，已经很久很久了，现在却一朝开通，车如流水马如龙，足可并驾向拉德方斯门驰去。
啊，在月坛北街开了个拉德方斯门！
这才叫“心旷——神怡”。
当冠状动脉的血管堵塞超过75％（如下水道管子内壁上挂满铁锈）时，心不能旷，神不能怡。
终于一天比一天好起来，允许多少吃一点润口的水果，每天也可以喝若干克的水了，嘴里逐渐恢复了接近正常的感觉，在床上的玄想因而越来越自由，也越来越实际了，既不再如卧“沙场”与口渴较劲，也不再重温拉德方斯门前的“心旷神怡”，而回到了此时此地的月坛北街。月坛北街东头2号楼里就是吴栾赵阎律师事务所，那里有帮助我们打过版权官司的可敬的律师们，而离我更近的，是在我们住院部南面不远，便是月坛南街，那条街路北69号一座楼里，有我每期必读的《炎黄春秋》杂志的编辑部，可敬的编辑先生女士们正在忙着发明年第一期的稿子吧？他们都不知道，在相距不远处一张病床上，有一个人在为他们祝福。
我自己首先有一种幸福感。因为我忽然忆起了曾经的不幸。恰恰50年前，1957年的深秋，我被置之于虚拟的手术床上，接受一场标榜“治病救人”的大手术。我听着刀剪嘁哧喀嚓地在我身上响了一阵，伤口还没有缝合，流血还没有止住，疼痛彻骨钻心，一看，“治病救人”的大夫们全已散尽，原来他们开庆功会去了……这比肉体痛苦更大的痛楚，我在《沉船》中写过。肉体的痛苦会过去，这种精神的痛楚却是刻骨铭心的。
然而，半个世纪之后，我在月坛北街，领略了实实在在的“治病救人”，那来自第一等的医院，第一等的医生，第一等的护理的恩惠，自然，在这个过程中，还有我第一等的女、婿、儿、媳，第一等的金婚老伴，他们共同给我的余生一个新的起点。
出院时，我想，我是潘世伟医生改编过的一件“作品”，我一定要在术后康复期谨遵医嘱，成为他众多的“优秀作品”之一。
当我这样说的时候，你能想象我沉浸其中的愉悦和欣慰。然而，当我转念一想，在我们这片土地上，还有几亿人不能获得应有的医疗。
2007年12月17日手术后两个月
过大年，说“忽悠”
年年“春晚”都少不了赵本山。对这位名演员和他的节目，从总体上如何评价，可由专家和观众“公投”，姑置不论。在这里，我要推崇他在推广一个词儿上的贡献，这词儿就是：“忽悠。”
“忽悠”，这不是赵本山的创造，语出东北，而“忽悠”之事，却又不限于东北。但别处没有这个语汇，就稍逊东北一筹，证明东北三省世世代代的先人在语言表达上是富有高度概括才能的。而在东北的方言土语中，“忽悠”不可替代，不像别的，例如“埋汰”，等同“肮脏”。“忽悠”若是简单翻译成“糊弄”，哪有“忽”“悠”那频见于老庄经典和唐宋诗词的神韵？
“忽悠”，这是个覆盖面广泛的范畴，极大地拓展和丰富了社会认知和社会评价的体系。最近各处展示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新词汇，偏偏忽略了它，不知是因为它源远流长，不属于三十年来新生事物的反映，还是认为它属于贬义，就像把对负面现象的报道认定是“负面报道”一样，把它也归为“负面”词汇而加以排除？
或问，什么叫“忽悠”？你能为它作一注释吗？把我们所能想到的，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群体与群体、群体与个人、个人与个人间的关系，总之社会人在社会生活中亲历和见闻的某些现象归纳起来——那假话真说，赚得信任，使人上当受骗的，不论是处心积虑、蓄谋已久，还是灵机一动、信手拈来，系统工程还是策略举措，连篇累牍还是人嘴两张皮，总之，让你心甘情愿地损兵折将，让你袋里的、名下的权益消失于无形，或消失到忽悠者的皮包里，让你心醉于不打算兑现的诺言，像痴老婆等汉子，甚至如鲁迅在《牺牲谟》中所说，那样作出奉献，直到奉献出宝贵的生命……这个“忽悠”，会以逻辑的或非逻辑的方式，在你有意无意之间，置你于轻则被催眠重则走火入魔之境。
可不像作为观众看《卖拐》那么好玩儿（自然，如果你是残疾人，或是年老不良于行，或是他们的家属，即使是旁观者，也未必觉得好玩儿）！
所以，我说，由于“忽悠”现象的普遍性，这个词语的推广和流行，自有它的社会基础。把它表而出之，加以探讨，就有了不仅是语言学、文字学的意义，而且有更多的非学术意义。不说它关乎“国计”吧，至少是关乎“民生”的：人生在世，想活得好点儿，就要少受——最好是不受人家的“忽悠”，这是“独善其身”的自我保护，同时，还要不“忽悠”别人，这是道德底线。对道德要求再高一点，就是要向“忽悠”人的现象作斗争，那就“兼济天下”了吧。
能不能这样说：今日中国，今日世界，到处充满了“忽悠”与“反忽悠”的矛盾，“忽悠”与“反忽悠”的斗争。——而你，既不想被人“忽悠”，也不想在大事小情上“忽悠”别人——那你站在哪一边？
2009年1月2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