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关键在于无害
拜读长沙《湘声报》一篇题为《伟人风范》的短文，是评介《毛泽东和他的师友们》一书的。文章举毛泽东与张干的关系为例，说到毛“尊师敬友的人品操守”，“毛泽东主席对师友们的尊敬、思念、关怀与帮助，其情之殷，世所罕见”；“（其）处世之道，为人之学，凡庸我辈，永远只能敬仰”，又说，“他是走下了神坛，可我们依然只能仰视他！”
论者提到的这本书，以及他提到该书著者“为了写好毛泽东”已出的七本专著，都无缘得见；我不是研究毛泽东思想言行的学者，但我认为对于像毛泽东这样的大人物的纪实之作，总是不厌其多的。
所说的张干我知道，李锐、萧三的有关著作都提到他，就是早年毛泽东参与“驱张（军阀张敬尧）运动”中，坚持要开除毛泽东学籍的那位张校长。冤家路窄，1949年以后又见面了。毛泽东“还再三自责当年对张干先生的不敬”，“一国之主了，与师友们讨论问题时总不忘问一句‘如何’”。这中间的“处世之道，为人之学”，在“凡庸我辈”，确是值得深自领会才能参透的吧。
如果我记得不错，那么毛泽东正是面对张干说起有关“虎气”“猴气”的话，这话形诸文字的，只有1966年在滴水洞里写给江青那封信说起过。为什么对张老校长能如此推心置腹？张干当然不能像江青那样视同知己，托孤寄命，留政治遗嘱，这是无法同日而语的；然而张干此时与“一国之主”地位悬殊，显得无害而且可怜了。
毛泽东选集中有1949年元旦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此文据师东兵写江青书里说，江青自称是她起草的，属于版权纠纷，不议），说到蒋介石国民党一应反动派，军事失利之际，会装出可怜而且无害的样子来，叫大家提高警惕。
然而1949年后的张干，不复是1918年时的张干，他无害于毛泽东，是事实而非装样子，自不妨给予礼遇。因为张干也者，早就不是校长，既不代表一方势力，也无力提出不同主张，在“一国之主”看来，已成“凡庸之辈”，相比之下，倒是后来的刘少奇、彭德怀诸位谊在同志的危害性或危险性更大了。
对于已故毛泽东主席的歌颂，远在他在世时，我们就读过很多了。说来惭愧，在下也写过这样的颂歌，并曾获奖。而《伟人风范》一文引起我注意的，则是提供了这样一个信息：“几千年的习惯思维使我们很多人在认知事物时总是忽左忽右，曾几何时，我们也评判毛泽东的功过，甚至给他倒三七的划分——我们以为自己清醒了。但这里面有多少成分的张狂？”
想必论者是真正“清醒”的了，他看出“我们很多人在认知事物时总是忽左忽右”，指出其根源在于“几千年的习惯思维”。在颠覆“几千年的习惯思维”的同时，却深为“曾几何时，我们也评判毛泽东的功过”而惊讶，大概因为这不符合几十年来的“习惯思维”吧。恕我孤陋寡闻，我首次见到对毛泽东的功过加以评判，是在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其中并没有“甚至给他（毛泽东）倒三七的划分”。后来也没有见到媒体上就这问题展开过像样的讨论。不知论者在什么地方读到了“我们也评判毛泽东的功过，甚至给他倒三七的划分”的文字，望示知一二，也让我们见识见识“这里面有多少成分的张狂”，俾便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
要结束本文了，才想到忘了标明《伟人风范》一文作者署名“远近”。我倒是在字里行间又读到一点言近旨远的信息，那就是：对于“一国之主”，即使他“走下了神坛”，“可我们依然只能仰视他！”
中国历史不算短，经过投入巨大的“夏商周断代”工程后，好像更长出一点来，总之“几千年”了。数数称得上“一国之主”的，包括诸侯王或更早的部族首领，少说也有好几百。刨去古史传说时代的，仅就有史以来的文字记载，没有哪个能免于史笔的春秋。那些当朝以“腹诽”“偶语”“大不敬”罪杀灭臣民的人，不是照样被后人记录在案吗？所谓历史人物，难免面对历史的评判。历史的评判有褒有贬，或毁誉参半，功过分明；这是说的正经的历史研究，著为史论。还有一种命运，则是流言和戏说，那就无规范可循，由不得认真的史家，更由不得那些“一国之主”的孤臣孽子了。
报刊太多，看不过来。电视从中央到地方保持着只此一家的格局，看一个台便知各台风格。不知远近先生可看过这些电视台电视剧中对历史上若干“一国之主”的戏说？恐怕谈不上“认知事物”的“忽左忽右”，所戏说的皇帝老倌大抵如您所说的“平凡而又亲切”，功大于过（更不至弄成“倒三七”），只不过多说的是打情骂俏或偷鸡摸狗的所谓风流韵事罢了。编剧、导演、演员们敢于对这些曾经威震四海、权倾天下的“一国之主”随意调侃糟改备至，盖因这些荧屏上的皇帝已因时间的淘洗而“无害”，他们无法从陵墓中走出，打剧组一个“大不敬”了。
2001年2月21日
我支持吴敬琏这一建议
—夜读抄
从一家文摘报上读到转摘吴敬琏的一条建议：
据《人民日报（海外版）》６月９日报道，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日前在京建议，应剥离一部分国有资产充实老职工的个人账户，由社会保障基金管理公司经营。当前，社会保障体制改革中最严重的问题就是老职工的账户是空账户。对此，他建议，应把国有资产拿出一块来，充实老职工的个人账户，来还老职工的欠账。这笔钱本来就是老职工的，是过去低工资制时国家扣除的社会保障。
大家知道，我国从1950年代以来，长期实行“低工资，高积累”的政策，对这一重大政策的解释中，就包含有关职工住房、医疗及养老福利的许诺。
1953年开始第一个五年计划，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原始积累”，除了来自广大农民的血汗包括工农业剪刀差和无偿劳动外，还有相当部分来自广大职工包括低工资形成的剩余价值。
中国的工农群众接受了这一现实，一方面基于对宣称“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政权的维护和信心，一方面相信了为长远利益有时需要牺牲一些眼前利益，不可斤斤计较一时的切身利益损害了长远的根本利益，总之要个人利益服从国家的集体的利益、眼前利益服从长远的根本的利益这样的教育。
这段至少长达30年的历史是有案可查的，这样的诠释和教育之影响则更加深远。
实践的结果，既“积累”了国有资产，也“积累”了相应的问题，有些问题达到了积重难返，欠账过多的地步。
我们的老职工，不但在国内储蓄总量中所占份额，而且在个人和家庭经济生活（包括养老看病）的实际水平上，成为公认的弱势群体。这是经济发展进程中暴露的负面现象之一。
经济发展呼唤社会公平，这是在改革开放的同时维持社会稳定的必要条件。不仅要为当下的各种社会行为、经济行为设定公平的底线，并要争取经过长期努力逐步做到起点公平和结局公平；而且，也必须面对一些重大的历史遗留问题，弥缝补漏。
任何历史的欠账都是要偿还的。历史遗留问题的包袱总是会拖后腿的。
何况“老职工的账户是空账户”既属于历史遗留问题，又是现实的社会经济问题，更是关系到工人阶级基本群众利益的政治问题。
吴敬琏先生郑重提出这一问题，表现了经济学家的敏感和良知。他就此提出的建议，是解决这一问题可供采择的方案之一，希望能引起注意。
2001年７月１日
关于“九叶”
“九叶”的九位诗人，分别从30年代或40年代开始他们的创作活动。按照习惯的文学史分期，他们是跨现、当代的作者。他们是20世纪40年代后期，集聚在上海《中国新诗》及《诗创造》的诗人群体的杰出代表。他们的诗作所达到的思想、感情、艺术境界，是20世纪中国重要的诗歌现象。他们不仅属于文学史的研究者，也属于所有诗歌和文学的真正读者。
我说两点感想。
一、应该感谢江苏人民出版社在70、80年代之交，推出《九叶集》，这是堪称有胸怀、有远见的一项创举。当时拍板的是学者型的领导章品镇。诗人丁芒作为责任编辑，也为此做出了很大努力。过来人只要回想一下当时的情景，虽然已经高扬起思想解放的旗帜，但是包括文学界和出版界在内，还有许多禁区，许多清规戒律有待打破；光是诗歌写作和阅读中的老观念、老习惯，就会形成阻力，何况还有政治上宣传上的所谓口径。比如杜运燮的名作《滇缅公路》，由于对抗日战争战史的阐释问题而不能入选（这就像参加过远征军入缅作战，“政审”时至少判为一般历史问题，而不是作为抗日壮举看待一样）。从这一点说，后来在各种诗的选本和诗人自己的诗集中，《滇缅公路》一诗得以收入，并在新时期继续流传，不能不说标志着一个不小的社会进步和文化进步。自然，任何社会进步和文化进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这就不待说了。
二、现在我们把“九叶”诗人视为一个诗歌流派。这在很长的时期里是不可想象的。在泛政治的格局里，即使是诗，是诗人，也只能有左派、右派的区分，革命、不革命、反革命的区分，所谓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是主流，后来又加上民歌体或准民歌体才算是“中国老百姓喜见乐闻”的民族形式，其他不足论矣。围绕胡风主编的文学和诗歌刊物的作者群，轻而易举地定成了“反革命集团”。其实，其中许多人彼此并不相识，只不过在抗日和反蒋的大方向上相同，在自由诗体的风格上相近，他们当时本是没有流派自觉的。“九叶”的情况也差不多，他们中有人是在编辑《九叶集》时才头次见面。作为“九叶”理论代表的袁可嘉为《九叶集》写了序言，走在文学史研究者前面界定了这一流派。
但诗人总是作为个人存在着的。因此，现在对“九叶”诗人的研究，我以为应该转而把注意转向每一位诗人及其诗作。流派研究着重阐发他们的共性，而这一流派所以值得我们重视，乃是由于其中每一位都是个性卓异的诗人，他们分别对整个现代诗作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如果不是这样，只是一群作者，打旗号，立山头，“联手作战”，而拿不出有特色的作品来，那种组合无论是紧密的或松散的，恐怕都与诗歌、与文学无关。
最后，祝健在的“九叶”们健康。愿已故的几叶安息。
2001年７月24日
论以“审读精神”反腐败
前一阵听说有些报刊受到处罚，不知其详，对传闻又不敢轻信，如坠五里雾中。连续读到新闻出版总署主管、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主办的《传媒》杂志今年七、八月号，才一目了然。
在今年上半年全国各地停刊的名单中看到了湖北省女作家方方主编的《今日名流》，受到警告的名单中有陕西省作家贾平凹主编的《美文》。配发的署名文章指出：“《今日名流》在今年第三期的一篇文章中出现严重的政治错误，且存在偏离办刊宗旨、违反出版管理规定的问题。”
这篇文章进一步指出一些报刊一再出现违纪违规问题，缘于办报办刊人思想认识的偏差；“他们错误地认为，我们就要加入WTO了，报刊可以放松管理了，可以随意跨地区跨行业‘造大船’了，也可以自己融资了。因而从思想上放松了对报刊的严格要求，放松了对宣传纪律的严格遵守。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从报刊的管理到内容，问题有增无减。”
今年上半年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处罚30种报刊（报道导语如此，细目则达40种，详见附件），正是针对上述问题的大刀阔斧、雷厉风行之举。
能够取得这样赫赫战果，是跟各地近年“相继建立和完善了审读制度，组建了审读机构和审读队伍”分不开的。《传媒》发表了新闻出版总署《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审读工作的通知》（2001年６月18日），我反复诵读，觉得它的意义远远不限于“运用审读实行监督、指导也是强化报刊管理的重要手段和有效措施”；我以为这一“审读”工作的重要经验值得向国家和党务工作的许多方面大力推广，让各方面都向新闻出版总署学习，把自己的工作做得更细致更周密更严格。
以全国人民关注的反腐败工作来说，审读工作就有许多值得借鉴的地方。如《通知》规定“根据实际情况，确定报刊审读的重点”。在五花八门百花齐放形形色色目不暇接的出版物包括政治经济金融证券先锋通俗娱乐时尚衣食住行生活购物老龄保健医药足球等等报刊中，“当前要把学术理论、时事政治、文化生活以及文摘类等报刊作为审读工作的重点”；对这些重点门类的报刊的内容，则要特别注意是否存在“否定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指导地位的；违背党的方针、路线、政策的；泄露国家机密，危害国家安全，损害国家利益的；违反民族、宗教政策，危害民族团结，影响社会稳定的；宣扬凶杀、暴力、色情、迷信和伪科学的；传播谣言，编发假新闻的；违反报刊出版管理法规和规定的”等问题。
按照这些重点，目光如炬而又细致入微，循着蛛丝马迹、草蛇灰线，把一份份、一本本报刊中一篇篇文章的问题寻绎出来，积累了众多审读从业人员日日夜夜的辛勤劳绩，才换得整顿报刊纪律、纠正报刊导向、调整报刊结构的巨大成就啊！
为什么说反腐败工作应该向报刊审读工作学习、借鉴呢？也许是因为反腐败工作宣传力度不够，我们从公开报道中，往往只看到被动的一面，甚至有些大案要案的告破，也是偶然带出来的结果。虽然规定了某些部门要当做重点来抓，但像年度工作以解决“耳朵上的腐败”即手机配置问题为重点之类，总给人以避重就轻之感（当然，即此一点，抓也比不抓为好，问题在于抓的实效后来是否也疏于检查，流于不了了之）。比起新闻出版部门的缜密部署、组织队伍、明确分工、落实到人、主动出击、毫不放松、打歼灭战、绝不手软，并且杀一儆百，通报全国，推动全面工作来，恐怕是有差距的。
审读工作的对象是报刊（当然报刊背后也有人），反腐败工作“审读”的对象，简单说来首先该是有关经济行为及其证据（如账目），报刊审读工作中总结了“一般审读和重点审读相结合，系统审读和专题审读相结合，书面审读和面对面交流相结合”等丰富经验（见上述通知），以及缜密严格的及时报告制度等；我相信反腐败工作如能结合本身特点，创造性地运用这些经验，当会使反腐败工作出现振奋人心的新局面。
当然，报刊虽多，毕竟有数，壮大审读队伍，实行“人盯人”战术可行。而反腐败工作涉及整个吏治，各级公务员和企业事业单位负责人加在一起千百万人，单是其中已经检举揭发涉嫌贪污受贿等重大腐败行为的党员干部即非小数，如何一一“审读”，确有它的难处。
然而先易后难，是不是有些经验可以先学呢？报刊整顿中除对有问题的编辑记者予以除名、解聘解雇等处分外，还实行主编、社长问责制，摘乌纱帽的威慑作用不小；而尤其“出手不凡”的一招，是对重点人物“不许再从事新闻出版工作（职业）”。这相当于历史上的“永不叙用”。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研究员邵道生教授曾在《检察日报》撰文，为加大反腐败力度献计：凡够上立案标准的涉嫌腐败的官员，定案后一律开除公职。这一原则精神同新闻出版部门规定受处分者“不许再从事新闻出版工作”是一致的。为什么这一条在新闻出版部门提出了，做到了，行得通，而在反腐败工作中不仅没人提出过，邵道生教授提出后反遭到一片讥嘲，视为笑柄？我以为，这又正是反腐败工作比起报刊审读、整顿工作的一大差距。
不仅反腐败工作，而且有更多的方面应该向新闻出版的审读工作学习。例如近来噩耗频传的安全生产工作，难道不该切实抓一抓吗？余可类推。
什么事情都难能全面开花，何况中国这么大，人这么多（官又这么多）。故实事求是，我只在这里呼吁：反腐败工作者向新闻出版部门学习，发扬他们睁大眼睛、认真搜索的“审读精神”！
2001年８月1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