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的特点在于变化，流到哪儿，它就形成相应的变势，故能顺物而下，小可涓涓细流，大可涛涛江水。人生亦然，常有变化之理。例如：遇到一堵死墙，你不可能硬着头皮撞上去；碰到绝境，你也不能不顾死活硬要纵身跳下去。你需要做的只有两件事：怎样避开这堵墙和绕开绝境。当然，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善思多变，可搬梯子翻过去或钻个洞穿过去；可架座小桥走过去或找个助跳器跨过去。一句话，善思多变是成功的保证。
曾国藩是一位善思多变的大师，并以之为性格特征，时时训练自己灵活变通的手法，在绝路处求生路，在逆境中谋顺境，因此尽管在他的面前出现的是羊肠小道，但他的心中总有阳光大道，由此渡过了人生一个又一个险境，成全了自己的一生大业。由此可见，以变应变，是成大事的基本性格，万万不可视之为儿戏。
（一）应变性格：
机会是聪明人的“囊中物”“变”字是人生之大境界
曾国藩的处世之道，实际上是一种灵活辩证的处世态度和方法。因此，虽然他在处世中勤于功名，以儒家思想为核心，恪守仁义的其宗未改，而在为人做事的“形”上却是一生三变。正是这“三变”蕴涵了人们对他的褒贬。但不管怎样，没有这适时的“三变”，便不会有他的更大成功和名声。
有记载说：曾国藩“一生凡三变。书字初学柳公权，中年学黄山谷，晚年学李北海，而参以刘石，故挺健之中，愈饶妩媚”。这是说习字的三变。“其学问初为翰林词赋，既与唐镜海太常游，究心儒先语录，后又为六书之学，博览乾嘉训诂诸书，而不以宋人注经为然。在京官时，以程朱为依归，至出而办理团练军务，又变而为申韩。尝自称欲着《内经》，言其刚也。”这是说学问上的三变。
综观曾国藩一生的思想倾向，他是以儒家为本，杂以百家为用。上述各家思想，几乎在他每个时期都有体现。但是，随着形势、处境和地位的变化，各家学说在他思想中体现的强弱程度又有所不同，这正反映了曾国藩善于运用各家学说的“权变”之术。
曾国藩的同乡好友欧阳兆熊曾经认为，曾国藩的思想一生有三变。早年在京城时信奉儒家，治理湘军、镇压太平天国时采用法家，晚年功成名就后则转向了老庄的道家。这个说法大体上勾画出了曾国藩一生三个时期的重要思想特点。
曾国藩扎实的儒家功底，是在做京官这个时期打下的。他用程朱理学这块敲门砖敲开了做官的大门之后，并没有把它丢在一边，而是对它进行了深入研讨。在新的环境里，他得到了唐鉴、倭仁等理学大师的指拨，登堂入室，其理学素养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他不仅对理学论证纲常名教和封建统治秩序的一整套伦理哲学，如性、命、理、诚、格物致知等概念，有了深入的认识和理解，而且还进行了理学所重视的身心修养的系统训练。这种身心修养在儒家是一种“内圣”的功夫，通过这种克己的“内圣”功夫，最终达到治国平天下的目的。他还发挥了儒家的“外王”之道，主张经世致用。唐鉴曾对他说，经济，即经世致用包括在义理之中，曾国藩完全赞成，并大大地加以发挥。他非常重视对现实问题的考察，重视研究解决的办法，提出了不少改革措施。曾国藩对儒学，尤其是程朱理学的深入研求，是他这个时期的重要思想特点，而对于这一套理论、方法的运用，则贯穿于他整个一生。
从太平天国起，曾国藩临危受命，组织湘军镇压农民起义。在这个时期，尤为鲜明地表现出他对法家严刑峻法思想主张的推崇。他提出要“纯用重典”，认为非采取火烈般的手段不能为治。而且，他还向朝廷表示，即使由此而得残忍严酷之名，也在所不辞。他确实也是这样做的，他设立审案局，对所捕农民严刑拷打，任意杀戮。他还规定，不完粮者，一经抓获，就地正法。在他看来，儒家的“中庸”之道，在这个时候行不通了。
曾国藩的老庄思想，始终都有表露。他常表示，于名利之处，须存退让之心。自太平天国败局已定，即将大功告成之时，这种思想愈强烈，一种兔死狗烹的危机感时常萦绕在心头。他写信给弟弟说，自古以来，权高名重之人没有几个能有善终，要将权位推让几成，才能保持晚节，天京攻陷之后，曾国藩便立即遣散湘军，并作功成身退的打算，以免除清政府的疑忌。
三个时期不同的思想倾向，说明曾国藩善于在各种不同的情况下，从诸子百家中汲取养分。容闳说，曾国藩是“旧教育中之特产之物”。无疑地，在曾国藩身上，熔铸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各种基因，正是这些基因，使曾国藩成了封建社会的“三不朽”人物和最后一个精神偶像。
关于曾国藩处世态度由酷峻变柔顺有一个重要的过程。这个过程即发生在1858年。曾国藩初出治军，严刑峻法，手段非常刻薄，可以从他杀李金阳事件看出其残酷无情，且与疆帅多相忤。然自1858年再起，则大变矣。这一变化过程有记载说……先是文正（曾国藩）与胡文忠（胡林翼）书，言恪靖（骆秉璋）遇事掣肘，哆口谩骂，有劝效王小二过年永不说话之语。至八年夺情再起援浙，甫到省，有“敬胜怠，义胜欲，知其雄，守其雌”十二字，属恪靖为书纂联以见意，交欢如初，不念旧恶。此次出山后，以柔道行之，以致成功，毫无沾沾自喜之色。尝戏谓予曰：“他日有为吾做墓志者，铭文吾已撰：不信书，信运气，公之言，告万世。”故予挽联中有“将汗马勋名，问牛相业，都看作秕糠尘垢”数语，自谓道得此老心事出。盖文正尝言以禹墨为体，以庄老为用，可知其所趋向也。曾国藩如何变得“柔顺”呢？有人认为罗汝怀之劝勉最有影响。当曾氏丁父忧请假在家时，汝怀寄以书，谆谆以尚平实勿争权相劝。其书略云：独识阁下为奇士，所见四方之士无出其右者，何者？天下为平实坚术之人可以干事，军务尤然。阁下无大僚尊贵之习，行履部伍，亲操细事。庶几大禹之栉风沐雨，手胼足胝，故能船坚炮利，壁垒坚固。即粪厕亦有方隔，所谓道去屎溺，此非高谈渺论不知而作者所能望见也，乃复温乎其容，抑然自下，慕好贤之雅，循周咨之节，日冀奇士之来于前，然而战胜城弗克，饷弗给，奇士无如何也。阁下本奇，斯不免太奇之病矣。夫救乏自古无奇策，况在今日糈饷之匮。然生财之道，未尝无良法，尤贵有美意。鄙谚曰：“官出于民，而民出于土地。”其折拨捐抽之法，要在使民无怨，且使官无怨，财源无窒塞之患。使民无怨，阁下所知而以为美谈者也；使官无怨，则阁下所不知而以为口说者也。惟其然也，故折漕自我，拨漕自我，捐资抽税皆欲自我，而不复有人之见存焉。虽军务者阁下之专司，而民者疆吏之职守，各持其是，易地皆然。阁下军政必自己操，大权未尝旁落，而欲兼掌一方土地人民之事，然则圣人之设官分职，官事无摄者非乎？罗汝怀之书，把曾国藩苛求及垄断权力之病，一泄无遗。曾国藩能虚怀而接受之，1858年以后其之立身行事亦深受其影响。如果将1854年因与王錱不惬而不救其败事，与1864年与左宗棠绝交后仍能助其成大功于西北二事相比，即可见曾国藩之待人接物，前后判若两人。
世谓曾国藩以禹墨为体，老庄为用，实则曾国藩在1858年以前以禹墨为体，申韩为用。1858年以后，始改而趋巽顺。如果将曾国藩的一生处世也按三个阶段来划分，亦各有其特点：第一阶段，为锐意进取奋发向上的时期；第二阶段，为擘画经营，功德圆满之时；第三阶段，为自主自抑，持盈保泰，不在胜人处求强的平和时期。民国的何贻说：就曾公之三个时期而言，则早年生活，如朝暾初出，气象蓬勃。无论情感意志，学问德行，均有蒸蒸日上之概。及至中年，则如白日丽天，盛极一时，无论道德学问，事业文章，均已渐臻成熟，蔑以复加。洎乎晚年，宛若斜阳晚照，好景无多，虽德量愈醇，令人仰慕，志气事功，亦少替矣。可见曾国藩的处世，不仅是一生三变，甚可说是一生多变。
一条路走到底，是不明智之举。获取成功性格者都有一个特长：随机应变，巧中取胜。曾国藩一生经过三次大调整，不停地变化获取成功性格的招术，故终于获取成功性格。
做事关键要看时机
犹豫者的性格突出地表现为抓不住机遇。在我们的生活中不乏一些优柔寡断的人，他们无论大事还是小事都难以做出决定。究其原因，人们之所以优柔寡断，因为他们总希望做出正确的选择，他们以为通过推迟选择便可以避免犯错误，从而避免忧虑。有一位患者去求助心理医生，当医生问他是否很难做出决定时。他回答道：“嗯……这很难说。”
那么，怎样才能克服和阻止优柔寡断的性格呢？
要消除优柔寡断，你不要将各种可能的结果都用对与错、好与坏，甚至最好与最坏来衡量。所有选择的结果只是他们各自不同而已。例如，你到商店购买了一件衣服，当你穿给父母、朋友或孩子们看之后，他们会表露出不同的观点，而你无法判断他们哪一个人的观点是对的，哪一个是错的。关键一点，是你自己喜欢最为重要。
如果采用自我挫败性的是非标准，你就会认识到，每当你做出一项决定时，你只要权衡选择其中的一种结果。倘若事后你对自己的决定感到后悔，并且认识到后悔是浪费时间，下一次你就会做出不同的决定，以达到你的期望。但是无论如何，你绝不会以“正确”或“错误”来做出决定。
曾国藩是晚清时期着名的理论家和实干家，他崇奉理学，却并不迂腐，他认为一种道理“适时则贵，失时则损”，并说“物穷则变，自古然也”。处于两种文化的转型时期，曾国藩受到一系列事实的刺激，渐渐从内在融通两种文化，成为近代文化的积极倡导者。
曾国藩说：“居家之道，治军之法，与人酬应之方，余亦皆无一定之风格，关键要看时机。”
曾国藩早先也一心埋头圣人之道，对于海外四方的情形一无所知。先有鸦片之战，举国震惊，曾国藩开始对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有了初步的认识。咸丰七年（1857）英法联军进逼北京，朝野有识人士才如梦初醒，认定国势已处于积弱之下，藩篱既撤，门户洞开，戈矛武器，远不及外人枪炮的锋利。在清廷，则有奕、文祥等号称识时务的大员。在疆吏之中，则有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开始极力提倡自强运动。他们的这种作为，无疑是一种“适时则贵”之举。
曾国藩还认为，即使是人的一种思想、一种行为风格也是“适时则贵，失时则损”。比如他对于礼治和法治思想的运用就说明了这一点。很多人知道曾国藩是申韩的门徒，主张严刑峻法，对官吏则力祛腐糜之风，对民众则以严刑惩治奸蠹，以纠正世风。当年，曾国藩在湖南时，对于乡里的恶霸奸滑之人，就不曾手软过，重则处于斩枭，轻则立毙杖下，其他的人命不该死，关押起来也少不得挨鞭子，很多人死在牢里。当时的湖南乡民就送给曾国藩一个“曾剃头”的诨号。但是这也只是看到了曾国藩法制思想的一端，其实他对思想教化的功用一向是放在法治之前来提出的，礼治在先，所以施用严法只是为了应付世风堕落积久之弊。只是到后来，由申韩而为老庄。在当时的曾国藩看来，针对腐朽没落的世风，主张严刑峻法就是一种“适时”。
因此，曾国藩说：“居家之道，治军之法，与人酬应之方，余亦皆无一定之风格，关键要看时机。”大凡有头脑、智慧的人，根本方法是：看清眼前各种各样的复杂情况，在机遇上动脑筋。曾国藩的大脑之所以聪明过人，就是因为他能从别人手中抢时机，从别人手中丢掉的时机中找希望，故有获取成功性格之态势。
机会是成功的跳板。具有果敢性格的人不是让“好心人”送来机会，而是主动扑向机会，从机会中打捞自己想要的“黄金”。
一把抓住机会，做出个样子来
敢于大胆去做的人常说：“我总有机会！”失败者的借口是：“我没有机会！”失败者常常说，他们之所以失败是因为缺少机会，是因为没有成功者垂青，好位置就只好让别人捷足先登，等不到他去竞争。
可是有眼力的人决不会找这样的借口，他们不等待机会，也不向亲友们哀求，而是靠自己的努力去创造机会。他们深知，唯有自己才能给自己创造机会。
亚历山大在一次战斗胜利后，有人问他，是否等待机会来临，再去进攻另一个城市，亚历山大听了这话，竟大发雷霆，他说：“机会？机会是要靠我们自己创造出来的！”创造机会，便是亚历山大之所以伟大的原因。因此，唯有去创造机会的人，才能建立轰轰烈烈的丰功伟绩。
如果一个人做一件事情，总要等待机会，那是极危险的。一切努力和热望，都可能因等待机会而付诸东流，而那机会最终也不可得。
有人认为，机会是打开成功大门的钥匙，一旦有了机会，便能稳操胜券，走向成功，但事实并非如此。无论做什么事情，即便有了机会，也需要不懈的努力，这样才有成功的希望。
古往今来，那些成就大事业的人，都是积累有素，厚积而薄发，一旦机会到来，乘势而上。除非动乱之世，社会处于无序状态，人的发展往往打破既定程序，就一般性而言，都从日积月累中成就，曾国藩历来将眼界宏大与小处入手相提并论，认为二者缺一不可。他还特别从历代有作为的帝王和宰相身上，印证他的结论。他曾有过这样的精彩之论：古之成大业者，多自克勤小物而来。百尺之楼基于平地，千丈之帛，一尺一寸之所积也，万石之钟，一铢一两之所累也。周文王是中国难得的圣人，但自早晨至中午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周公夜以继日，处理政务直到天亮。这些圣贤勤劳若此则无小无大，何事民怠慢！诸葛亮为相，自杖罪以上，皆亲自临决。杜慧度为政，纤密一如治家。陶侃综理密微，虽竹头木屑皆保存起来作为有用之物。朱熹曾说为学须铢积寸累，为政者亦未有不由铢积寸累而能够有所作为的。秦始皇用石来量书，不处理完毕不入睡；魏明帝自己代行尚书事；隋文帝批文件无暇吃饭，令卫士送餐，这些皆为后世所讥笑，以为天子不当亲理细事。我认为天子或可以不亲细事，若为大臣者，则断不可不亲。汉帝向陈平问钱谷的事，不知部刑狱的事，尚不知，未可以为人臣效法也。大凡建功立事，一定以亲眼所见者为有效，如有车必见其车具，如有衣必见其襟袖。若为广见博闻的君子，必见其着述满家，手稿累筐。若为躬行实践的君子，必见其面色之兴奋，徒党对他的感慕。如果善于治民，必见其所居之地百姓高兴的地方，离任时老百姓会十分眷恋他。假如善于治军，必见其有战则胜，有攻则取。若不以目所共见者为根据，而但凭心所揣度者为高，则将以空虚浅薄为哲理，而轻视实务，以崇尚空泛为贤能，而耻笑勤奋谦谨，何异于邓扬之徒，流风相煽，高心而空腹，尊己而傲物，大事细事，皆堕坏于稀里糊涂之中。亲者贤者，皆被拒于千里之外。以此而希望大业之成，亦荒谬吗！孔子许诺仲弓为重要人才，而雍正以居敬为奉行简约之本，都一定是因为能够勤敬才无废事的。事事从小处做起，则大事可成。曾国藩说：“泰山之高以其不弃粪壤，沧海之大，以其不拒浊流。”就是这个意思。
曾国藩善于体察人情世故，他认为人常有两种积习：或者好高骛远，眼高手低，这种人大事做不成，小事不愿做。他形象地称这种人其实是瞽者，好比看不到方向的人。还有一种人整日陷于琐事中，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缺乏远见卓识。在此基础上，他提出“成大事者，目光远大与考虑细密二者缺一不可”的处世韬略。没有远大的目标，就会迷失方向，但必须按目标一步一步地走下去，方有成功的可能。
曾国藩在给他弟弟的信中曾说：古人能办成大事的人有二条，目光远大和考虑细密二者缺一不可。弟在考虑细密方面，精力比我强。军队中的器械，稍微精良的，应该另立一册，亲自登记，交待给一个可靠的人，古人用铠甲武装的鲜明作用是具有威震敌人显示威风的重要性，常可取胜，刘峙衡对于火器经常维修保养，对刀矛就全不讲究。我曾经派褚景明去河南采购白蜡杆子，又置办腰刀，分别赏给各将领和头目，他们很喜爱和重视。弟一定要留心这件事，这也是综理细微的一项内容。至于规模是否宜大，弟也是要讲求的。但讲究宏大的人是容易混入散漫的一路，遇事颟顸，毫无条理，就是再大，那又有什么可宝贵的？等级不乱，可以长久，器量宏大，就没有流弊了。就办事来说，办事计划最好是规模远大，综理细密。不但要从“大处着眼”，还必须从“小处下手”。他曾经说办事应当“认真对待小事”，意义就在这里。成就大事，须宏阔与细微兼有，既要有远大规划，又要从具体事务做起。
获取成功性格者可以制定不同阶段的目标，逐渐从一个目标走向另一个目标；曾国藩就是这样做的，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低到高。人生不经过这样的阶段，何谈获取成功性格？
从某种程度上讲，拖延与惰性是相一致的，是很多人的性格弱点。你也许经常说到类似这样的话：“我要等等看，情况会好转的。”这种话表明，你已经陷入了一种生活的惰性。对于有些人来讲，这似乎已经成为他们习以为常的一种生活方式。他们总是明日复明日，因而也就总是碌碌无为。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也不难发现许多充满惰性者，他们甚至不分事情的轻重，一律拖延。
对于拖延性格，我们每个人还可以进一步自省，看看可以采用哪些方法消除这一误区。要消除这一误区，并不需要你在精神上做出很大的努力，因为这一误区与其他误区不同，这些问题完全是由你自己造成的，丝毫没有任何文化环境的影响。
也许我们每个人都有一种不良的性格——拖延时间，这种现象我们几乎不时地遇见，以致于看见或者发生时都不以为然了。然而，拖延时间却是一种极其有害于人们日常生活与事业的恶习。那么你呢？是否经常拖延时间？如果你同大多数人一样，就会说：“是的。”不过，你也许已经讨厌自己的这种不良习惯，并希望在生活中消除因拖延而产生的各种忧虑。但是，你总是没有将自己的愿望付诸于切实的行动，其实，你所推迟的许多事情都是你曾经期望尽早完成的，只是由于某种“原因”而一拖再拖。有时你甚至每天都要对自己说：“我的确应该做这件事了，不过还是等一段时间再说吧。”
有一位新闻记者将拖延时间的行为生动地喻为“追赶昨天的艺术”，这里，我们可以在后面再加半句——“逃避今天的法宝”，这就是拖延时间的作用。有些事情的确是你想做的，绝非别人要你做，然而，尽管你想做，却总是一拖再拖。你不去做现在可以做的事情，却下决心要在将来某个时候去做。这样，你便可以避免马上采取行动，同时安慰自己说，你并没有真正放弃决心要做的事情。这种巧妙的思维过程大致如下：“我知道自己必须做这件事，可我自己真的做不好、或者不愿做。所以准备以后再做，这样我也不必说今后不做此事，因而可以心安理得。”每当你必须完成一项艰苦工作时，你都可以求助于这种站不住脚、却看似实用的逻辑。
如果你一方面坚持自己的生活方式，另一方面又说你将做出改变，你的这种声明没有任何意义。你不过是个缺乏毅力的人，最后将一事无成，《明日歌》不就是你的写照吗？
假如你真想克服自己拖延的性格，那么，就从现在开始，不再拖延，赶紧列出自己的行动计划吧。
不妨转换另一条路
人生之路，不是一条，而是多条。同样，为求生存，也应该有多方面选择的可能，防止把自己引入偏端。当然，具体能否如此，与一个人的性格有关系。曾国藩带兵打仗，苦读古书，似乎不善求多变之路，实则不然，他还懂得经商对于强国的作用，并且脑子灵活，重用精通这方面的人才。
“借商以强国，借兵以卫商”，这是中国古代开明的官员所极力提倡的，曾国藩也注重商业与国家、民生的关系。
对于老百姓来说，重要的是衣食住行有保障。在生活中，一是有饭吃，二是有钱花，这样，人心就可以安定，生活就有保障，人民就愿意接受教育。所谓“富后而教之”说的就是这个道理。教育施行了，人们就会按合乎社会标准的道德准则来要求自己的行为。这样，社会风气就会好起来，社会也就会有秩序，天下也就太平了。
“无商不活”，商业是财力的来源，商业为各行各业提供经济来源，提供物质基础。大力发展商业，是发展科学技术，发展工农业生产的需要，是国家财政建设的需要，应该给予高度重视。
曾国藩认识通商做买卖的重要性，是从购买洋人武器开始的。以其凭借西方先进的坚船利炮，迅速剿灭太平天国。但苦于财政紧张，此项经费无出，暂时搁置。咸丰十一年（1861）末，太平军攻下了宁波、杭州等地，并继续向东南一带进攻，在上海外围摆开战事。有传闻说，太平军正在筹款，准备向美国购买船炮，这使清政府大为恐慌，如若传闻成为事实，太平军大有从所占领的宁波海口北上天津攻打北京的态势。为此，向外国购买军用船炮一事，再次被提到议事日程上。尚书赵光、御史魏睦庭都上书朝廷，提出借兵助剿以及迅速购买外国轮船火器，以对付太平天国。这时，在朝廷起到举足轻重地位的奕也认为：“事机甚迫，呈借兵剿贼未可遽议，而购买船炮之议，尚属中外会同详核。”于是决定先行购买船炮。如何筹集这笔款项呢？代理总税务司赫德向奕建议，将鸦片税留作购买船炮的费用。
曾国藩看重容闳，也是因为他在通洋、经商方面有些心计。容闳在美国耶鲁大学毕业后，回到祖国，但大清朝对他不重视，任其当翻译、上海海关职员、洋行职员，自由经商。在这过程中，太平天国革命的蓬勃发展，第二次鸦片战争，都充分暴露了清王朝的腐败与无能，使其大失所望。咸丰十年（1860）秋，容闳从上海来到了天津，去对他“几欲起而为之响应”的太平天国进行实地考察，受到洪仁的热情欢迎，并多次被邀参加讲座军政大事。同治二年（1863）经李善兰的介绍，加入曾幕，办理洋务。
当时容闳的主要想法是要通过曾国藩实施他的“西学东渐”计划。首次会面，曾国藩便向他提出了：“君以为今日欲为中国最有益最重要之事业，当从何着手？”容闳当即回答：“中国今日欲建设机器厂，必以先立普通基础为主，不宜专以供特别之应用。所谓立普通基础者，无他，即由此厂可造出种种分厂，更由分厂以专造各种特别之机械。简言之，即此厂当有制造机器之机器，以立一切制造厂之基础也。”容闳特别强调“立普通基础”之工厂，因为拥有了这样的基础，不但可以造枪炮弹药、轮船，而且可以造出各种机械，作为一切制造厂的基础。
谈话后，曾国藩深深地为这位年轻人“制器之器”的主张而折服，颇感这一主张比自己的为适应“特别之应用”的军火生产要高出一筹。几天后，曾国藩再次召见容闳，专折保奏他为五品衔，拨白银68000两，派其赴美购买先进的机器设备。对于曾国藩的知遇之恩，容闳认为一时无以回报，只有倾尽全力，购回机器设备，才是对曾国藩最好的回报。不久，容闳即从安庆出发，经英国伦敦于次年春抵达美国，经多方洽谈，终与朴得南公司订约，由该公司按“制造机器之机器”标准承造，并于同治四年（1865）运抵上海。
通过容闳这次购买洋机器，曾国藩加深了对通商贸易的认识，也对与读书做官之间的关系，做了平心的论说。经商是为了获取巨额利润，读书是为了博取名声和权位，一个人如果用心读书而没有成效，就应该把读书做官放在次要地位，而以主要精力去经商致富。经商获利之后，为子孙后世考虑，就应该把经商放在次要地位，而专心读书经世。这样一弛一张，相辅相成，要么赢得万贯家业，要么获得高官厚禄，就像车轮运转一样不断循环变化。
曾国藩能从大局看问题，灵活地对待眼前事，不是死板教条地固守一法，自然显得变化多端。作为一个驰骋疆场、又深习古籍的人，能有如此之头脑，实属不易。这也说明曾国藩性格中有善变的因素。
要低头，是为了抬头
一个人的性格存在问题，这可是一件大事，因为这种带有“问题的性格”，将会绊住你前行的双脚。因此我们必须睁大眼睛洞察阻碍自己性格的弱点，让自己的成功之路“通畅”起来。但很多事实告诉我们：成功者的秘诀是随时检视自己的选择是否有偏差，合理地调整目标，放弃无谓的固执，轻松地走向成功。这就是说，不合理的“坚持”，并不是一件好事，而是一个人性格中的一大弱点，它很可能导致固执的性格。
一位性格学大师卡尔·杰弗斯在《性格两面性》一书中说了一句很深刻的话：“如果没有成功的希望，屡屡试验是愚蠢的、毫无益处的。”有些事情，你虽然作出了很大的努力，但你迟早会发现自己处于一个进退两难的地位，你所走的研究路线也许只是一条死胡同。这时候，最明智的办法就是抽身退出，去寻找另外一条路。
在人生的每一个关键时刻，审慎地运用智慧，做最正确的判断，选择正确的方向，同时别忘了及时检视选择的角度，适时调整，放掉无谓的固执，冷静地用开放的性格做出正确的抉择。每次正确无误的抉择将指引你走在通往成功的坦途上。
有的人失败，不是没有本事，而是定错了目标，一味地坚持，乃至于达到了顽固的地步；而成功者则会避免这种不切实际的坚持，时刻检查自己追求目标的性格是否过于固执。
一个人要想获得事业上的成功，首先要有目标，这是人生的起点。没有坚持，就没有进步，但这种坚持必须是合乎自己，如果不是这样，那么，即使你再有本事，千百倍努力，也不会获得成功，看看自己是不是“南辕北辙”式的一类人物。这只能是为固执的性格所误。因此，我们说，坚持过度就等于固执，这是阻止你性格发展的弱点。
曾国藩本是一个性格固执的人，但在各种各样的大小矛盾中，他懂得了放弃固执性格的益处，做到不以眼前利益为重，而以长远目标为本，因此他逐渐地不再“过度坚持自己”，而是明白要低头，是为了抬头，要抬头，是为了出头。这就是曾国藩一生获取成功性格的三步曲。因此曾国藩精于在关键时刻作出明智的选择。
人的一生时常处于一种选择当中，而每种不同的选择往往对以后的人生轨迹带来不同的影响。有时甚至迈出一小步都关系着以后人生的大方向、大结局，更何况面临大抉择和大跨步的重要关口。因此，要想给人生导航，必须把握那些足以决定社会发展潮流和天下大势的事物的状态与动向，由此来正确地决断自己的进退隐显。
曾国藩在自己走每一步之前，都把他的这一行动和天下大势联系起来考虑。而曾国藩所把握的天下大势的主要方面之一就是清王朝的命运以及朝廷内的变故。
咸丰十一年（1861）湘军攻下安庆立下大功之后，曾国藩在面临新的进退抉择关头时，便对清朝的情况倍加关注。其实曾国藩以及像胡林翼等高明之士虽然身在疆场，但却一惯对朝廷大事非常关注，并且从来都反应非常敏感，因为朝廷上的任何变化都有可能影响到他们个人以及湘军这个集团的利益与未来。
胡林翼和曾国藩是在八月初，也就是湘军攻占安庆大约一个星期之后，得知咸丰皇帝驾崩消息的，而且这消息来源于友人之间的私人通信。
胡林翼在获知此情况之后，当即写信向曾国藩表示：
朝廷七月十七之事，主少国危，又鲜哲辅，殊堪忧惧。
由于肃顺等人久久隐丧不报，胡林翼和曾国藩天天在军营中等待进一步的消息，却长时间未接到奉国丧明诏，愈发让他们忧心忡忡。胡林翼竟至半夜惊起，仰望上苍，哀声长叹：“京师必有大事发生，不知是祸是福。”
专制统治易于保守政治机密，加上通信和交通条件的落后，信息的传递也就非常慢。
慈禧太后在北京发动政变一个多月的时间里，身居安庆的曾国藩等人竟然一无所知。直到12月15日，曾国藩才首次得知其初步消息。这一天，他一共接奉廷寄四件，中有谕旨一道，又有军机处转抄的不知上奏人姓名的奏折一件。他先扫了一眼抄示的奏折，发现咸丰皇帝所立赞襄政务八大臣的名字都在上面，便立刻引起了他的高度警觉。仔细读来，只见奏折中写道：“载垣、肃顺、端华明正刑典，人心欣悦。”但奏折并未说明赞襄政务大臣们是哪一天被逮被杀的，也未说他们犯了何罪。曾国藩看后，真是吓了一大跳。
他赶紧拿起谕旨看个究竟，以为谕旨会对此事做出解释。更让他惊异的是，谕旨却一字未提赞襄政务八大臣的事，而是公布了有关他自己的新的职务任命，其中写道：钦差大臣两江总督曾国藩着统辖江苏、安徽、江西三省，并浙江全省军务，所有四省巡抚、提督以下各官，悉归节制。
曾国藩通过对朝廷内的大势的把握与深入细致地分析，得出这既是重用又是警告、鞭策自己，认为自己权太重、位太高、虚名太隆，因此必须洞察局势，巧妙避让。这一决定无疑是正确的。不仅使自己进一步摸清了清政府的意图，为自己下一步决策提供了参考，而且也使清政府心甘情愿地更为放心地将大权交给曾国藩。清廷让曾国藩节制四省军务的决定具有非凡的象征意义。曾国藩作为湘军的创始人和统帅，曾长期受清廷的猜忌和压抑，自从1860年摆脱这种状况以来，其权势日渐增大，在清朝政治军事权力格局中的地位稳步上升。现在，清廷不但对他已完全表示信任，而且还为了能让他更好地发挥作用，竟然不惜打破祖制旧规。清廷此时也并不是不知道地方督抚权力过大，会有尾大不掉的危险，最终结果就犹如慢性自杀，但为了打败最大的敌人，他们已顾不得那么多了。
在一个王朝的末期，最高统治者对军政大权的下放，往往需要先经历一个较长的痛苦过程，但当他一旦迈出第一步，以后的行动便会变得惊人的勇敢。一方面是因为被时势逼得无奈，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在前一阶段的放权行动中尝到了甜头。其实这只是一种本能的求生反应。这种对于地方官员先是持权不予，继则又滥施滥予，是中央集权条件下君主专制统治的必然行为模式。但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是非正常现象，都意味着王朝的统治将进入坟墓，只是速度和方式不同而已。
曾国藩在把握了朝廷的这些内情与动态后，根据自己的推断，找出了自己思考的重点以及行动的方向。他认为，以现在的形势推断，最应担忧的，不再是朝廷内部的矛盾问题，因为对于清廷中央来说，他们现在最大的敌人仍然还是太平天国，为了打败这个你死我活的对手，暂时是可以将权力下放给湘军将领的，即使做出一些超越体制和常规的做法，也是能够接受的。慈禧太后和奕将政变的消息以一种婉转的方式告诉曾国藩等人，虽然有敲打湘军将领的意思，但并不希望他们就此裹足不前，他们更主要的还是要鼓励他们更好地为朝廷办事，赶紧将太平天国彻底打垮。
因此，曾国藩及时改变以前的固有观念，明白了朝廷的意图——随着湘军实力的扩展、地位的提高，真正需要曾国藩担忧的则是集团内部的维系问题。因此曾国藩在把握了这样的“天下大势”之后，重新选择和采取了一系列的果断行动，如为湘军集团的长远利益及维护他的个人权威，将有深厚交情的被他称为“三不忘”的朋友李元度参劾革职；为出一口积之已久的恶气，拖延救援危在旦夕的政敌王有龄的时间，终于使王有龄没有得到及时救援陷城而死，以及让李鸿章办淮军援攻上海等等理性或有远见的安排。为后来湘军攻下天京做了有力的准备。这些，都是曾国藩在把握了天下大势的情况下重新思考和选择的结果，也是他成功的砝码。
（二）灵活性格：
动脑筋就会无往而不胜不可拘泥于往事之成败
曾国藩在审视以往的中国历史时，尤其是重大历史关头时，发现往往是成功与失败并存，不存在一定成功或一定失败的必然性。因此他提出处大事、决大疑，不可拘泥于往事之成败的重要论断。他举了三个典型的事例：
第一件事是汉景帝时诸侯王势力极大，大臣晁错建议“削藩”，即削弱地方藩国的权力，景帝采纳了这一建议，但很快激起吴、楚等七个诸侯王国的叛乱，他们以诛晁错为名起兵造反，景帝派太尉周亚夫平叛。这时，当过吴王丞相的盎向景帝建议说：只要杀了晁错，叛军就会罢兵。景帝因事出仓猝，就采纳了这一建议，晁错因此被杀。但叛军并没有罢兵，继续进攻，景帝知道自己上了当，连忙加强军事部署，最终将叛乱平定了。
第二件事是明初。朱元璋死后，由他的长孙朱允火文即帝位。他采纳大臣齐泰、黄子澄的建议，实行“削藩”。但燕王朱棣以诛“奸臣”齐、黄为名，起兵反抗。这时也有人向建文帝建议，诛杀齐、黄，换取燕王罢兵。建文帝没有采纳。战争打了4年，燕王攻占了南京，建文帝不知所终。齐泰等人受到族诛。这是未采纳建议而败的例子。
第三件事发生在清朝。康熙时吴三桂等坐镇西南等地，大臣米思翰建议康熙撤藩。大学士明珠也赞成，但另一位大学士索额图反对。康熙认为“撤亦反，不撤也反”，因此决定撤藩。吴三桂等果然起兵叛乱。最多时已占领了江南大部分省份。这时索额图建议杀掉提出和赞成撤藩的人，康熙帝不以为然。经过8年的战争，最终平定了三藩之乱。
曾国藩认为：“此三案者最相类，或诛或宥，或成或败，参差不一。士大夫处大事，决大疑，但当熟思是非，不可泥于往事之成败，以迁就一时之利害也。”
曾国藩还通过观察，得出亡国之君从其一些做法上就能够看出来。他认为，唐昭宗的例子最能说明问题。
唐昭宗时，王室衰落，地方军事统帅各自拥有重兵，对抗中央。昭宗想有所作为，想发兵讨伐李茂贞，并责成宰相杜让能主持军务，杜让能再三辞谢，言他日臣徒受晁错之诛，也不能弭七国之祸。不久，李茂贞进逼兴平，朝廷禁军败溃，京城大震。茂贞上疏请诛让能。让能曰：臣固先言之矣。昭宗涕下不止，曰：与卿诀矣。是日贬让能梧州刺史，不久赐自尽。曾国藩认为：“斯则无故受诛，其冤有甚于晁错、齐泰、黄子澄。昭宗既强之于前，复诛之于后，此其所以为亡国之君也。”通过对历史的反思，曾国藩开阔了自己的胸襟，对过去的事很后悔，他说：“国藩在军时，有一时与人定议，厥后败挫，有时将过错归咎于人，有时还露出不满的样子，都是因为见理未明的缘故耳。”
曾国藩还通过石敬瑭反唐之事，得出“事败归咎于谋主者，乃庸人”的结论。他说：后唐潞王虑石敬瑭之将反，李崧、吕琦劝帝与契丹和亲，薛文遇阻止。帝欲移石敬瑭镇郓州，文遇全力赞成。厥后敬瑭反，引契丹大破唐兵，唐王见薛文遇曰：我见此物肉颤，几欲抽佩刀刺之。曾国藩得出结论说：大抵事败而归咎于谋主者，庸人之恒情也。
曾国藩善于汲取历史经验，正是他从古今豪杰的成败中汲取有益的营养，才免于“大功后大戮”这样一个悲剧。但曾国藩对任何事又不拘泥，不教条，而是实事求是。他的这种认识，即使在今天也是有价值的。
衡量获取成功性格的关键词有两个：成与败。但是今日之成功，并不意味着明日也是这样；今日之失败，并不意味着明日也是这样。曾国藩不拘泥于一时之成败，历经各种磨难，终成大事，因为他不甘于不获取成功，其性格铸定他最后结果总是“攻无不克，战无不胜”。
巧妙地把不利变为有利
一个人如果沾染上被动的性格会怎样呢？当然是会继续错误和继续失败。其实，任何人的被动局面都是由自己造成的。下面，我们不妨起来探讨正确与错误、成功与失败的观念对于一个人性格的影响：
人的一生是正确与错误、成功与失败交织的一生，每个人都在严酷的生存竞争中苦苦挣扎，就像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稍有不慎，就可能被淘汰出局。成功与失败是人生的两个极端，又只在咫尺之间。有人把它们称之比邻而居的门户，也有人说它们不过是前后步伐，其结果相距那么遥远，又如此紧密相连，成败的转换只是瞬息之间，没有永远的失败者，也没有永恒的成功者。只有经得起成功，更经得起失败的人，才是真正成功的人。在遭遇失败时，我们不妨自己说：“失败只是暂时停止的成功而已！”
每当出现错误时，我们通常的反应是：“真是的，又错了，这次是哪里不对？”从另一方面看，有创造力的思考者会了解错误的潜在价值，而说些类似“看这个！它能使人们想到什么？”的话，然后他会利用这错误，把它当做垫脚石，来产生新创意。事实上，整个发明史充满了利用错误假设和失败观念来产生新创意的人。哥伦布以为他发现了一条到印度的捷径。开普勒偶然间得到行星间引力的概念，他是由错误的理由得到正确假设。再说爱迪生还知道上万种不能制造电灯泡灯丝的方法呢。
当出了差错，或遭受某种挫折，造成了某些损失后，成功者会汲取教训，设法补救，以扭转不利局面，变被动为主动。
被动，是一种暂时的不利或轻量级的失败。在剿捻不利的艰难时期，曾国荃不识时务，不知事情利害，参劾官文给曾氏兄弟带来了极大的被动。
曾国荃为什么会参劾势力强大的满族贵族官文呢？起因由曾国荃出山任湖北巡抚开始。
官文坐镇湖广，是清政府插在长江上游的一颗钉子。湘、淮军在长江流域的崛起，清朝满族权贵是不放心的，利用官文控扼长江，是清政府对付湘、淮的一个筹码。胡林翼做湖北巡抚时，知道其中缘由，一直对官文采取笼络政策，督抚同城，关系融洽，官文对胡林翼也是有求必应。胡林翼死后，官文与湘军的矛盾暴露，湘军进攻安庆时他不发兵，不供饷，曾国荃兵驻雨花台，在急需救援时他奏调多隆阿去陕甘“剿回”。但当时清廷用得着湘军，曾氏兄弟与他亦无多大干系，所以矛盾也没有公开爆发。可是，如今曾国荃做了湖北巡抚，又在那里组建“新湘军”，加上曾老九其人锋芒毕露，目空一切，不把他这个满洲贵族看在眼里，他就决心想法整整这个不可一世的曾国荃。
官文与湖北按察使唐际盛商量对策，唐为官出谋划策，让官文出面给皇帝上奏折，保奏曾国荃为“帮办军务”，让他率军去鄂北“剿捻”，离开武昌，驻兵襄阳，拔去这个眼中钉。官文依计而行，谕旨很快批复，正如官文所请。
曾国荃不知是计，一直带兵打仗也不知“帮办军务”的官衔有多大，应不应该专折谢恩，只好写信给大哥。曾国藩回信说，帮办军务属毫无实权的空名，如李昭寿、陈国瑞等降将，刘典、吴棠等微品职衔时，都曾得到过“帮办军务”之名目。故此不必谢恩，但也不可推辞或气恼，权当没有此事，以后公牍上也别署这个头衔，不然会惹人笑话。
恰在此时，湖北粮道丁守存向曾国荃拨弄是非，说湖北“新湘军”组建，所需粮草由粮台筹集，但官文却不让给“新湘军”供粮。原来这个丁守存曾因贪污公款被官文发现，敲诈他大部分家产才没有参劾他，他这次想借曾氏兄弟之手报复官文。曾国荃把这两事合起来考虑，大为恼火，决定向皇帝告发官文。
曾国荃幕中无文吏，恰在此时曾国藩的长子曾纪泽来湖北，遂同侄子商量拟稿。曾纪泽时年27岁，由于父亲的熏陶，已知官场之险恶，叔父之鲁莽。所以当即提出官文是满洲贵族，为太后和皇上所宠信，要弹劾他实非小事，最好先同父亲商量后再定。然而曾国荃却认为自咸丰八年复出后，哥哥的胆子越来越小，反而办不成大事，这次弹劾官文不该让哥哥知道，免被阻挠。曾纪泽只好按九叔提供的内容拟稿，最终稿成，列举了官文贪庸骄蹇、欺罔徇私、宠任家丁、贻误军政、笼络军机处、肃顺党孽等多款罪状，此折在襄阳郭松林营中发出。
曾氏叔侄不甚明了弹劾官文的利害，写奏折的水平也无法与曾国藩相比，因此奏折过于草率，文字虽洋洋数千言，但语言欠斟酌，参劾内容尽管多是事实，但疏奏多不中肯。曾国藩闻到九弟具疏弹劾官文，深恐此举会遭大祸，赶紧从曾国荃手中要来底稿，看看奏言是否立得住脚，或可设法补救。看罢底稿，曾国藩立即写信给九弟，让他忍隐、克己、修身而自保自强，不要“在胜人处求强”，不要“因强而大败”，信中对儿子反复责怪，不该做出此等招非惹患之举。
曾国荃读罢哥哥来信，方知事情的利害，但后悔已迟，只能等着事态发展。曾纪泽受责，赶紧离开武昌，避开是非圈子。
正如曾国藩所料，曾国荃的奏折在清廷中引起了轩然大波，尤其折中牵连军机处，说官文笼络军机处，军机处“故意与鄂抚为难”等，立即引起军机处的不满。军机大臣胡家玉面禀慈禧太后，说曾国荃诬告官文，指责军机，存心不良，所奏事情亦多不合，要求拟旨驳之。还说曾国荃指官文为“肃顺党孽”，更是凶险之词，要求照例反坐，治其诬陷之罪。这一参劾，给曾氏兄弟带来了极大的被动。
慈禧只得让军机处派人去湖北调查，并给调查者一个钦差头衔。调查湖北督抚纠纷的钦差回到北京回奏时，把奏折所列各条全部驳回，要求朝廷下旨治曾国荃之罪。慈禧对此颇感为难，她一见奏折，就知事出有因，表面上是曾、官督抚相争，实则是满洲权贵与湘、淮头领发生矛盾。曾国荃背后有一大批湘、淮军阀，官文背后有一大批仇视汉官的满洲贵族。她既不愿惩处官文，也不想在需要湘、淮军为她打仗之时开罪这些军阀。
在慈禧犹豫之际，曾国藩为解救被动局面，来了一个弟弟唱黑脸，哥哥唱白脸的策略，上密折保官文。
正在慈禧太后思考如何处理之际，忽然接到曾国藩和左宗棠的两个奏折；一折密保官文，是曾国藩所上；一折说曾国荃弹劾官文一书，是当今第一篇好文章，以自己在湖广多年所见为证，指责官文种种劣迹，要求太后、皇上对官文惩处，以示朝廷公正。原来曾国荃弹劾官文之后，湘、淮诸大员频繁交换意见，大多认为曾国荃鲁莽，不该得罪权贵。李鸿章为曾国藩出一策，让他在此时拟折密保官文，请求清廷不要深究官文之罪，这样做可以挽回满贵对湘淮的仇恨，或可息事宁人。曾国藩本也痛恨官文，但迫于形势，只好照此办理了。但远在西北镇压回民起义的左宗棠，手握兵权，处于清廷不得不重视之地位，听到曾国荃弹劾庸劣卑鄙的官文，大感称心，于是在西北战场给朝廷上了那篇词气亢厉的奏疏。
慈禧见湘、淮大将都表了态，只好从中维持“和局”，按照督抚同城不和的成例处理：把官文内调京师，以大学士掌管刑部，兼正白旗蒙古都统。官文调走，未加任何惩处。曾国荃仍为湖北巡抚，未加指责，使此事宣告结案。官文调走后，湖广总督由李鸿章担任，因苏抚一职暂不能脱离，调其兄李瀚章暂署湖督，让淮军首领李氏兄弟从中捡了大便宜。经曾国藩这一举动，暂时地渡过了这一危机。
一个人获取成功性格就是把被动化为主动，把受制变成控制。曾国藩就是这么做的。
借可借之人，借可借之力
乘势而起，说的就是借人之力来达到自己的目的，面对强大的对手，应该学会借人之势来镇住他，打掉他的张狂样儿。
在现实生活中，“借人之势”一计普遍运用，其意是诱导同行或朋友之力战胜对方，以保存自己的实力。这是“损下益上”求胜之法，即自己退避起来，借自己以外的人、事和物而达到自己的目的。如借“名人效应”及借助各式各样的机会来使自己有所作为。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这句话的意思是指天时、地利，是指机会。在处事做人过程中，看准机会，抓住时机，借助于现有条件或现成的机会以达到目的的做法，就是“巧借东风”的妙用。
“巧借东风”与“借梯登高”有相同之处，都是借助于外部条件获得成功，但二者又不尽相同。“借梯登高”强调的是借助他人之力而达到目的，重要的是自己创造机会；而“巧借东风”强调的是借助于外物，如自然条件、金钱等物质条件，便于利用现成的机会以达到目的。
在处事做人过程中，借助于现有的条件和现成的机会而一举成功，是很不费力气的事情。
运用这一妙计的诀窍在于以下两点：
（1）机不可失，即首先要抓住机会。机会是难得的，故此才有切勿坐失良机的劝世良言。像赤壁之战中的曹军，就是由于没抓住机会，再没有胜利的希望了。所以，要想不失去机会，就应当在机会失去之前，仔细观察分析，随时做好准备。
（2）巧借东风，即知晓机会，随时巧妙地加以把握。一直想当元帅的拿破仑，发现借助约瑟芬的力量可以争得远征埃及的机会，他便紧紧地把握住了这一时机，此举为他日后建功立业乃至为法兰西帝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一个人的力量总是有限的，要想取得事业的成功，就应该善于借助各种有利条件，为我所用，从而增强自己的实力，为最后的成功奠定基础。
获取成功性格非鲁莽之举，而是要巧借势力，节省自己的体力、智力、财力取得意想不到的效果。这就是曾国藩常采用的方法：借可借之人，借可借之力。
在前面，我们谈到获取成功性格非鲁莽之举，而是要巧借势力，节省自己的体力、智力、财力取得意想不到的效果。这就是曾国藩常采用的方法：借可借之人，借可借之力。
常言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曾国藩处事，确实讲借人之威，成己之事。
清朝皇帝对汉人始终怀有戒心，胡林翼作为湘军主要领导者出任湖北巡抚后，清廷就命满人官文为湖广总督对其实行监视。官文、胡林翼两个家世、经历、才略、人品大有不同；又在非常时期，分为督抚，同在一城，同办一事，且所办之事，多非平时之例行公事，或无章可循，或有章不能循。这样，双方势必发生矛盾冲突，甚至决裂。这在平时，大多是官僚们个人之间的恩怨，但在当时，却意味着湘军集团是否接受监督，清廷控制使用湘军的方针能否贯彻的问题。如果两人不和，湖北将全部落入官文手中，湖南也将受到官文的控制。这样不仅两湖难以成为湘军集团地盘和战略后方，湘军的进一步发展壮大，也将成为一句空话；而且湘军现有力量也会受到损害，进而危及两湖的安全。
在十分关键的情况下，曾国藩致信胡林翼，让他给官文“面子”，如不是事关紧要，一定顺从，借其威重之名，方能行己之志。在上压下劝的情况下，胡林翼终于懂得官文的地位不能动摇，唯一的办法是与官文搞好关系，于是就改变作风，针对官文特点，大施权术，力求既尊重官文钦差大臣和总督的双重权势，又不束缚自己的手脚，其做法有以下三点：
首先，竭力与官文建立个人之间的亲密关系。这方面清人记载甚多。胡令其母认官文宠妾为义女，使两家内眷亲密往来；自己也不时拜谒官母；与官文平时私函，略去官场礼仪，直呼之为“老兄”、“中堂老兄”。有的记载还说胡与官结拜为兄弟。其次，在公事上，则“专从里子切实讲求，而不占人面子”。即抓实权，坚持按己意埋头处理军政事务，而每遇可得美名、邀封赏，如“收城克敌”等事，则推首功于官文。在奏折信札中极力称誉官文“宽仁博大”，“仁厚公忠”，“能开诚心，布公道者，唯中堂一人”。再次，对官文贪污不仅视而不问，还每月以盐厘3000金，划作督署公费。此钱实则进入官之私囊。
从1857年春至1861年，胡林翼病死，其间二人虽有矛盾，但胡林翼对官文使用外圆内方的方针还是坚持了下来。官文对此自然心中有数，但仍然做了积极的响应。据说胡林翼母亲来武昌，官文亲自带领文武官员去河岸迎接。其实，在胡转变以前，官对胡和左宗棠某些冒犯行动，则以含忍态度处之。如五年官文派人至湖南劝捐，结果被拒绝，且咨文很不客气。官文置之不较，自称“彼时若斗笔墨，或竟奏请圣训，徒失和衷共济之雅”，甚至表示不为此而怪罪骆秉璋、左宗棠，“不惟不咎秉笔者，即主政者亦并不怪”，俨然是一副“廓然大公，所见者大”的样子。对胡林翼更是慎之又慎，反复权衡。正如官文对幕僚所说“我辈之才皆不及彼”，“我无彼不能御敌”。这说明他深知胡林翼地位一动摇，就无人指挥湘军克敌制胜，他的种种地位和荣誉也就会落空，甚至身家性命也成问题。因之，他一直拒绝奏参胡林翼。现在胡林翼对他顿改旧态，他又有功可居，有誉可邀，有银可使，就一心依靠胡。正如薛福成所记，官文乐得“画诺仰成而已，未尝有异议”。这样胡林翼就大体上如曾国藩所说“乃独得少行其志”，“事无大小，推贤让能，多由抚署主政”。这种情况就像左宗棠在湖南那样，为当时“遐迩共知”的秘密。
但是，官文并不是胡林翼的傀儡，正如曾国藩所说，官文“城府甚深，当胡文忠在时，面子上极推让，然占其地步处必力争，彼此不过敷衍而已，非诚交也”。
改旧路，走新路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皮鲁克斯曾说：“性格保守的人，只是相信以前的陈规，不善于开拓新局面，所以总是重复过去。”进一步讲，保守的性格与成大事无利，因为做事不可墨守成规，因为条条道路通罗马。
打破常规是成大事者必备的性格之一。没有这一点，一方面会阻止你的成功，另一方面，你只能是一个可怜虫！
谈到模仿的弊端，是显而易见的：很多人习惯模仿，不敢创新，或者说不愿意创新，是因为他们头脑中关于得失、是非、安全、冒险等价值判断的标准已经固定，这使他们常常不能换一面想问题。
举一个例子，假如有一个人有100%的机会赢80块钱，而另外一个人是有85%的机会赢100块钱，但是有15%的机会什么都不赢。在这种情况下，这个人会选择最保险安稳的方式——选择80块钱而不愿冒一点险去赢那100块钱。可如果换一面来设定这个问题，一个人有100%的机会输掉80块钱，另外一个可能性是有85%的机会输掉100块钱，但是也有15%的机会什么都不输。这个时候，人们都会选择后者，赌一下，说不定什么都不输。
这个例子使我们明白，平时我们之所以不能创新，或不敢创新，常常是因为我们从惯性思维出发，以致顾虑重重，畏手畏脚。而一旦我们把同一问题换一面来考虑，就会发现很多新的机会，新的成功。
其实许多最有创意的解决方法都是来自于换一面想问题，在对待同一件事时，从相反的方面来解决问题，甚至于最尖端的科学发明也是如此。所以爱因斯坦说：“把一个旧的问题从新的角度来看是需要创意的想象力，这成就了科学上真正的进步。”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在这个故事中，麦克本意是想替自己找个新的工作，以躲开令自己讨厌的老板。但他的太太教他换一面想问题，就是替他的老板而不是他自己找一份新的工作，结果，他不仅仍然干着自己喜欢的工作，而且摆脱了令自己烦心的老板，还得到了意外的升迁。
怎样克服模仿的习性呢？这里我们想提出“换面”的问题：
一些专家在研究汽车的安全系统如何保护乘客在撞车时不受到伤害，最终也是得益于换一面解决问题。他们想要解决的问题是，在汽车发生冲撞时，如何防止乘客在汽车内因移动而撞伤——这种伤害常常是致命的。在种种尝试均告失败后，他们想到了一个有创意的解决方法，就是不再去想如何使乘客绑在车上不动，而是去想如何设计车子的内部，使人在车祸发生时，最大程度地减少伤害。结果，他们不仅成功地解决了问题，而且开启了汽车设计的新时尚。
在现实的生活中，当人们解决问题时，时常会遇到瓶颈，这是由于人们只停留在同一角度造成的，如果能换一换视角，也就是我们一直在说的换一面考虑问题，情况就会改观，创意就会变得有弹性。记住，任何创意只要能转换视角，就会有新意产生。
曾国藩力戒模仿他人路子治军，时常求变于以理学，独创一体，变化兵制。关于战争，曾国藩在治军方面有几点则非常卓越：（一）他不是战阵之才，却是治兵之才；（二）他不是成功的前线指挥官，却是英明的战略家；（三）他制定的基本战术方针有效。
咸丰二年（1852）6月，曾国藩被派充江西乡试正考官。7月25日行至安徽太和县境，接母亲病故讣闻，立即改服奔丧回籍。8月抵家。这时太平军正围攻长沙。10月，太平军因长沙无法攻克，解围北上，连克岳州、汉阳，遂成燎原之势。11月，清廷下谕湖南巡抚，着传旨曾国藩，“令其帮同办理本省团练乡民，搜查土匪事务”。12月，曾国藩奉旨到长沙创练湘军。
当时的正规军绿营兵不能作战，这是尽人皆知的。因此，他下决心破除旧军队陋习，改弦更张，创建一支诸将一心，万众一气的新型军队来。在咸丰二年降旨命曾国藩办团练时，各省先后都办团练，唯独湖南一省最为成功，这不能不说是曾国藩的个人意志和方法起了很大的作用。
曾国藩练兵，从咸丰二年（1852）12月起，至咸丰四年（1854）正月止，历时一年余。他的湘军，特别与众不同。
首先，湘军是书生和农夫的结合体。它的将，大多是书生。书生能带兵打仗，不由人不怀疑。但书生长期受孔孟思想熏陶，存廉耻，重气节，能誓死卫道，这是曾国藩选书生为将的着眼点。他选将的条件是：一是才能治民，二是不怕死，三是不计较个人名利，四是能耐受辛苦。而这四点又归结于要有忠义血性，否则，“终不可恃”。湘军的兵卒都是农夫，其募兵制度规定，必须是朴实而有土气的农夫，其油头滑面，有市井气、衙门气的人，概不收用。农夫吃苦耐劳，湘军挖长壕、扎硬寨，不准穿有色衣服，只准着草鞋，种种规定，农夫都容易办到。同时，农夫朴实，没有受过革命精神感召的农夫，容易接受封建思想的灌输，这是曾国藩招农夫入伍的着眼点。就是这些不知战事的书生，带领粗经训练的农夫，战胜了强大的太平天国。这在当时和后来都被人们看成是一个奇迹。
其次，湘军特别重视精神训练。曾国藩自称“训练之上，非战阵之才”。而他的训练，主要是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思想教育和军纪教育。称之为“训家规”。宣称“用恩莫如用仁，用威莫如用礼”。每逢三、八操演日，他必亲自下校场，“反复开说至千百语”，“每次与诸弁兵讲说至一时数刻之久，虽不敢云说法点顽石之头，亦诚欲以苦口滴杜鹃之血”，用以激励士兵“天良”。湘军兵营几乎成了一个大学校，以“四书”《孝经》为课本，“常教士卒作字读书，书声琅琅，如家塾然。又时以义理反复训喻，若慈父之训其爱子，听者潸然泪下”。
有这样的思想教育做铺垫，就容易形成一种“死长尊上”、“明等辨威”的风气，所以，人们认为湘军是一支儒教色彩很浓的军队，是一支有思想、有主张的军队。这样的军队，再加上升官发财的激励，自然就胜多败少，一往无前了。
在衡州练勇期间，形势剧烈发展。太平天国已定都天京，号称百万余众。江忠源战死庐州，武昌危在旦夕，清廷天天催促曾国藩发兵，曾国藩因水师未练成一再拖延。事后证明，此时练成的水师在镇压太平军的战争中起到了关键性作用。
咸丰四年正月二十八日，曾国藩率水陆军20000人从衡州出发。刚到长沙，太平军席卷而来，湘军先败于宁乡，再败于岳州，靖港一仗，曾国藩亲率的水陆主力军全军覆没。幸而塔齐布等在湘潭大捷，挽回了濒临绝境的战局。湘军添炮造船，重整旗鼓，7月攻下岳州，8月23日一举拿下武昌、汉阳。这时离衡州出师不到一年时间，湖南、湖北归于平静。
曾国藩意气飞扬，浮江而东，10月13日夺取田家镇，烧太平军战船4000只，11月15日抵九江城下。当时镇守九江的是太平军名将林启容，率部增援的是叱咤风云的石达开，两次袭击，把湘军水师截为两段，连曾国藩的座船也被俘获了。不久，太平军夺回武昌，塔齐布在军中病死，罗泽南在回援武昌时阵亡，湘军陷入低谷。
在江西相持的3年，是曾国藩最困难的时期。他称为“赧颜走江西”，“闻春风之怒号，则寸心欲碎；见贼帆之上驶，则绕屋彷徨”。再加上与地方督抚相抵牾，他感到无法存身，咸丰七年回乡奔丧，在家守孝1年零4个月。
咸丰八年（1858）五月，石达开入浙江，东南震动。曾国藩再度出山。十年（1860）闰三月，江南大营被摧垮，清廷开始任命曾国藩为两江总督，统辖江南军务。曾国藩命曾国荃围攻安庆，自己督师祁门。八月，以地道填炸药轰垮安庆城，取得关键性胜利。于是，曾国藩定下三路进兵策略，经过3年苦战，于同治三年（1864）六月十六日攻陷天京，太平天国覆灭。曾国藩受封一等侯爵，时年54岁。
曾国藩为什么能战胜太平天国，这是令人深思的问题。论兵员，太平军始终比湘军数量多，天京之围，仅李秀成、李世贤的援军就达十多万人（号称60万），而天京城下的湘军水陆仅三万余人。以后围城湘军陆续增至5万，而太平军城破被杀的就达十万余众。论装备，李秀成有洋枪二万余杆，其“开花棚炮，横飞入营”，令人心惊胆战，以致曾国藩在战后多次感叹，“制胜之道，在人不在器”。论战争的指挥者，太平军前期的杨秀清、石达开，后期的陈玉成、李秀成，均不是等闲之辈。
那么湘军制胜的原因在哪里？
从战争的动员来看，曾国藩以保卫名教作号召，动员士大夫阶层和“乡野老实之人”参军作战。湘军的书生将领都笃信程朱理学，有顽固的封建主义世界观，而出身农民的士兵与封建礼教并不矛盾，于是，他们在“誓死卫道”的口号下很容易结成一体。洪秀全用来动员群众的，是从西方传教士那里道听途说来的天主教义，在中国本来就没有根基，特别是后来发生天父的代言人杨秀清竟然被杀的事件，人们的宗教热情顿然冷淡下去，诸王离心离德，群众像一盘散沙，这仗就打不下去了。
从战争的指挥来看，曾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