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于求成的人，都是狂躁症患者。他们想一夜暴富，所以恨不得长出九十九只手到处去挖金银财宝；他们想吃壮身体，恨不得用四十九张嘴去狂吞天下佳肴。这种痴狂梦常常伴随在他们左右，让他们心跳，让他们口渴，让他们燥热。殊不知，此等人一定是成功之路上第一批被淘汰的人。事业之所成，一定是稳扎稳打者的专利。
曾国藩一生求稳，从不急于在两眼摸黑的情况下就显露身手，而是左右盘查，细心扫视，上下琢磨，前后思量，此等功夫铸造了一个步步为营、稳中求胜的曾国藩。求稳为《孙子兵法》与《三十六计》一贯之理，曾国藩如此，我们做事也应当如此，才能稳操胜券。因此一定要学会走慢棋而不走快棋，此乃成功之大要。
（一）控制性格：
天下事不是急出来的凡做事贵在有恒
很多人总想一步登天、一下到位，这种过急的性格，被皮鲁克斯称之为“求快性格”。按照皮鲁克斯的说法，具有求快性格的人，最大的弱点是不知道细化目标。
没有目标的人注定不能成功，但如果目标过大，你应学会把大目标分解成若干个具体的小目标，否则，很长一段时期你仍达不到目标，就会让你觉得非常疲惫，继而容易产生懈怠心理，甚至你可能会认为没有成功的希望而放弃你的追求。如果分解成具体的小目标，分阶段地逐一实现，你可以尝到成功的喜悦，继而产生更大的动力去实现下一阶段的目标，不是说“笑到最后才是笑得最好的人”吗？经常让自己笑一笑，分阶段的成功加起来就是最后的成功。
有人说，我将来长大要做一个伟人，这个目标太不具体了。就像我们小时候写作文，题目是将来长大做什么？有的同学就说：“我长大了要做总统。”这个目标就有点太不具体了，太笼统了。目标必须具体，比如你想把英文学好，那么你就订一目标，每天一定要背10个单词、一篇文章，要求自己在一年之内能看懂英文书报，由于你定的目标很具体，并能按部就班去做，目标就容易达到。有人曾经做过这样一个试验，他把参加试验的人分成两组，让他们去跳高。两组大概个子都差不多，先是一起跳了6尺，然后把他们分成两组。对一组说：“你们能跳过6尺5寸。”而对另一组说：“你们能跳得更高。”然后让他们分别去跳。结果第一组由于有6尺5寸这样的一个具体要求，他们每个人都跳得很高，而第二组没有具体的目标，所以他们只跳过5尺多一点，不是所有的人都跳过了6尺5寸。为什么呢？就是因为第一组有一个具体目标。
在平常生活、工作中，我们都会有自己的目标，达到目标的成功关键在于把目标细化、具体化。否则，按照求快的性格，十之八九你都会跌倒在人生之路上。
一个人能否有成就，主要在于“恒久”两字做到了几分。曾国藩说“天道忌巧”，也就是要下“笨”功夫，持久努力，无间进取。他常引用理学大师倭仁的话说：“没有间歇是最难做到的了，就是圣人那么伟大纯正也不停止进取。颜回三个月没违师命，这一点很不容易学。像日月那么至高至洁，也并非所有圣贤都能企及的。”曾国藩的“恒”字诀，是他致胜的法宝。
抓住一个“恒”字，苦下功夫，不放松机会，逐步推进，这就是获取成功性格最简单，也是最实用的方法。曾国藩多次告诫别人：在“恒”字上下功夫，才能不放弃目标，才能一步步走出逆境，逐步从低谷登上高峰。
曾国藩认为凡做事贵在有恒：
余生平有三耻：学问各途皆略涉其涯矣，独天文算学，毫无所知，虽恒星五纬亦不识认，一耻也；每做一事治一业，辄有始无终，二耻也；少时作字，不能临摹一家之体，遂致屡变而无所成，迟钝而不适于用，近岁在军，因作字太钝，废闻殊多，三耻也。尔若为克家之子，当思此三耻。推步算学，纵难通晓，恒星五纬，观认尚易。家中言天文之书，有《十七史》中各天文志，及《五礼通教》中所辑《观象授时》一种。每在认明恒星二三座，不过数月，可毕识矣。凡做一事，无论大小难易，皆宜有始有终。作字时，先求圆匀，次求敏捷。若一日能作楷书一万，少或七八千，愈多愈熟，则手腕毫不费力。将来以之为学，则手钞群书；以之从政，书案无留牍。无穷受用，皆自写字之匀且极生出，三者皆能弥吾之缺憾矣。
余生平坐无恒之弊，万事无成，德无成，业无成，已可深耻矣。逮办理军事，自矢靡他，中间本志变化，尤无恒之大者，用为内耻。尔欲稍有成就，须从有恒二字下手。
人生惟有“常”是第一美德。余早年于作字一道，亦尝苦思力索，终无所成。近日朝朝摹写，久不间断，遂觉月异而岁不同。可见年无分老少，事无分难易，但行之有恒，自如种种人生之气质，由于天生，本难改变，惟读书则可变化气质。古之精相法老，并言读书可以变换骨相。
自胜之力，就是人的忍耐力，是人能够克服困难、承受打击的基本素质。曾国藩通过阅读古代典籍，认为能够承受压力、承受打击，即自胜之力甚强，是成大事者必备要义之一。一般而言，人都有承受压力和困难的潜力，但能否承受大的压力和困难，就是识别一个人能否胜任做大事的标准之一。曾国藩晚年回忆说：“平生受尽屈辱和谩骂，但矢志不移。”后人评价曾国藩“坚忍成功”表达的是同样的意思。
曾国藩做事总是有始有终，他还把是否有恒心作为成败的关键来看待。做事如此，立志、做学问都是如此。他写给弟弟的信说：学问之道无穷，而总以有恒为主，兄往年极无恒，近年略好，而犹未纯熟。自七月初一起，至今则无一日间断，每日临帖百字，钞书百字，看书少亦须满廿页，多则不论。自七月起，至今已看过《王荆公文集》百卷，《归震川文集》四十卷，《诗经大全》廿卷，《后汉书》百卷，皆朱笔加圈批，虽极忙亦须了本日功课，不以昨日耽搁而今日补做，不以明日有事而今日预做。诸弟若能有恒如此，则虽四弟中等之资亦当有所精进，况六弟、七弟上等之资乎……诸弟试将《朱子纲目》经笔圈点，定以有恒，不过数月即圈完矣。若看注疏，每经亦不过数月即完。切勿以家中有事，而即间断看书之课，又弗以考试将近，间断看书之课。虽走路之日，到店亦可看书；考试之日，出场亦可看也。兄日夜悬望，独此有恒二字告诸弟，伏愿诸弟刻刻留心，幸甚幸甚。在这里曾国藩不但把有恒的效用说得很详尽，并且做出有恒的榜样，为诸弟规划出有恒的方案。这种方案，不但他的诸弟可以受益，即使今日我们仍可领会到其中有益的东西。曾国藩平时教人，总是以立志有恒为最重。然而，能立志而又能持之以恒，时时不断地与古人为俦，当然就会知道学问无尽，不致以一得而自足，河伯观海，井蛙窥天之陋或者即可因此免除吧。一般说来，在读书治学上最为担心的恐怕就是立志未必坚定，见左右前后与自己相仿佛者，皆得奥援而腾达了，于是自己也就耐不过了，或望其速成，或诱于势利，或竟抛弃自己原来一直所学习和研究的东西而另觅蹊径，这在曾国藩看来，统统都叫作无志，都叫作无恒，就免不了河伯观海、井蛙窥天了。曾国藩在写信给他诸弟时，正是在京城做客官的时候，也可以说正是他发愤立志、发愤持恒的时候。曾国藩出身并不显赫，资质平平并不过人，他唯一的长处就是他那种诚拙的精神，困知勉行的精神；坚持不懈、无稍间断、一往无前的精神。在常人看来，每日看20页书，并不算什么难事，简直太容易，要求太低了，但一般人就不能有他那样的成绩，这恐怕便是常人缺少他那种有恒的精神。荀子说：“无冥冥之事者，无昭昭之明；无之事者，无赫赫之功。”曾国藩科举成名，做了京官后，已开始摆脱科举之藩篱，在这个时期，正是他砺志潜修，冥冥的时期，凡是后来那些昭昭之用，赫赫之功，可以说都是这个时期奠定的基础。即使他几位弟弟后来的功业声名，很大程度上得力于这个时期作为兄长的不厌其烦、真心实意的教导与劝勉。所以，凡是有志于宏伟事业者，不可不立定坚卓的志向，尤其不可不持之以恒、无稍松懈的恒心。
持久就是坚忍，是一种耐力、意志力，是人与环境、事物对抗的心理因素、物质因素的总和。两军对阵勇者胜，两军相持久者胜。曾国藩说：打持久战最忌讳的便是“势穷力竭”四个字。力，是指将士的精力而言；势，则是指大局和全盘作战计划、粮饷的补充。坚持下来与之抗衡，然后才能取得胜利。这只有充分休养士兵，相时而动，不必急于求胜而抢时间，白白地消耗精锐，等到时机成熟，举兵歼灭，凯歌而还。
学会缓中取胜
凡事急于求成，应该说是很多人的通病。对此我们似乎应从曾国藩的成功学中汲取点有价值的东西。
曾国藩主张“缓中取胜”，通俗的说就是“慢功夫”。政治家的功业不是一天建立起来的，同样，成就大事业、大学问，获得大成功都不是一蹴而就的。肤浅的人谈论他人成功，只看其一二件惊天动地、不同凡响的事就以为他的成功原来就是因为如此，那就大错特错了。农夫收获庄稼，士人积累学业都是积之数年而有成的。如同鸟类伏在卵上，昼夜不舍，用体温使卵内的胚胎发育成雏鸟，像燕子营造巢穴，日积月累方才坚固一样，强调的都是慢功夫。
曾国藩由事物的生长道理，联系到治学、练习书法也当如此，他以练字须下苦功，不可求速效为例，教训他的弟弟说：你临柳帖《琅碑》，如果学其骨力，就会失其结构，有其间架结构，就会掌握不住它刮摩的功力。古帖本来就不好学，而你学习不过半月时间，怎么能各方面都掌握住，收效那么快呢？
我以前学颜柳帖，每一次临摹就是数百张纸，可仍是一点也不像。我四十岁以前在北京所写的字，骨力和间架都不好看，自己都感到太不好而自觉惭愧。四十八岁以后，练习李北海《岳麓寺碑》，经过八年之久，数千张纸的临摹，才有了一些进步。今天你用功不满一个月，哪能一步登上神妙的境地呢？对于一切事情都要下一番困知勉行的功夫，你不可求很快出名，很快就见成效。以后每日练习柳字百个，单日用生纸临，双日用油纸摹。临帖要慢，摹帖要快，专门在学其间架结构上下功夫。数月之后，手会变得越笨，字会变得越丑，兴趣也会越低，这就是所谓的困。困时切记不要间断，熬过这一关，就可有些进步了。再进再困，再熬过这一关，就会大有进步了，就会有亨通掌握之日。不仅是练字，做什么事都有极困难的时候，只要克服困难坚持下去，就是好汉。我给你布置的功课并不多，每日练习一百个字，读五页《通鉴》，背诵熟书一千字（或经书或古文、古诗，或八股试帖，总是高声朗诵），逢三日做一篇文章，逢八日做一首诗。这些课非常简单，每日用不了两个时辰就可做到，将看、读、写、做四方面的任务都完成。余下的时间你可自己进行安排。进而，曾国藩更深刻地体会到，古圣贤豪杰，多由强做而臻绝诣，他说，昔人云：“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若非精诚积于毕生，神志宁于夙昔，岂能取办于临时哉。
曾国藩并引古代的事体来谈自己的体会。魏安厘王问天下之高士于子顺，子顺以鲁仲连对。王曰：“鲁仲连强做之者，非体自然也。”子顺曰：“人皆做之，做之不止，乃成君子。做必不变，习与体成，则自然也。”余观自古圣贤豪杰，多由强做而臻绝诣。然而，这种“强做”，绝不是急于求成的揠苗助长，而是大功之前的奋力营造。一个人获取成功性格要有一个过程，不可求快，因为太快容易摔倒；也不能太慢，太慢容易让人抢先。要想掌握快慢结合的节奏，要看两点：一是时机，二是实力。曾国藩知道枪打出头鸟的道理，因此自己在获取成功性格的过程中，牢记“欲速则不达”。
盲目冒险就是危险
有很多人都有冒险的性格，但把握不住度，常行动过激，所以失败。要知道，没有保险导致的冒险一定是危险。曾国藩能走向成功，因为他做到了冒险并不盲目。
咸丰三年（1853年12月12日），咸丰皇帝听说曾国藩的湘军已发展到6000人，便又令他率师东下安徽，收复安庆等地。为了防止曾国藩又像上次找理由拒不出征，咸丰皇帝先给他戴了顶高帽子，披了张虎皮：该侍郎忠诚素着，兼有胆识，朕所素知。谅必能统筹大局，不负委任也。
曾国藩于12月23日收到这封上谕，想到湘军水师操练正值关键时期，船未造好，炮未运到，如果仓促出征，肯定要打败仗，他的整个事业也就必然要被断送。所以，他以水师未练成为理由，再次抗旨不遵。
于是在受到咸丰皇帝的一番尖刻挖苦的数落之后，曾国藩列举了五条不能出征的理由上奏清廷，并表示在一个月后正式率部东征。到咸丰四年（1854）正月末，曾国藩手中拿着咸丰皇帝的上谕，心中默默地计算了一下，自己答应正式出征的时间已经到了，他不能再在衡阳呆下去了。否则，他真的无法向咸丰皇帝交待。想到这时，他立即将有关人员召集在一起，向他们宣布，湘军自从长沙开始编练以来，时间已接近一年，现在陆军已基本编练完成，水师虽然还有许多事情要做，但也大体可以参战了。因此决定，过些日子将正式带领全体将士从衡阳出发，开赴前线与太平军作战。他要求全军官兵在近日内做好一切出征前的准备。
接着，曾国藩又公布水陆营中的编制和各营营官的人选名单，准备出征。经过编练的湘军人数是，水陆两军的正式官兵各为5000人，加上长夫等其他辅助人员，全军共计达17000人。
这年的正月湖南的雨水特别多，接连许多天总是大一阵小一阵地下个不停。湘江的水也涨了起来。雨水、阴冷和泥泞，给湘军出征前的最后准备工作带来诸多的不便。根据曾国藩的要求，全军各位官兵都在抓紧时间干着自己的事情。已经招募成营的部队继续加紧进行训练。水师个别营的水勇还未招募整齐，也正在突击招募。
曾国藩每天都要听取水陆师各个方面的情况汇报，都要阅读从安徽、江西、湖北和长沙寄来的各种各样的信函，了解战场情况及其他消息。出征在即，他的心情却越来越沉重。
这一天，他突然得到一个消息，江忠源已战死在当时的安徽临时省城庐州，不禁让他大吃一惊。庐州也就是现在的合肥，是皖北重镇，战略地位十分重要。然而当时这里所驻守的清军兵力很少，兵不到300人，勇只有5000人，太平军因江忠源等守江西南昌，久攻不克，东王杨秀清乃决定从南昌撤围，转攻皖北和两湖。并派翼王石达开亲自坐镇安庆，调度指挥。进军皖北的太平军，一路势如破竹，兵锋直指庐州。江忠源则因为固守南昌有功，被清廷提升为安徽巡抚，命他火速赶往庐州。
江忠源死后几天，曾国藩才知道他战死的确切消息。曾国藩立即提笔写一副挽联：百战守三城，章贡尤应千世祀；
两年跻八座，江天忽报大星沉。
曾国藩为江忠源的命运结局悲哀。他想到，从此以后，自己不但失去了一位朋友，也失去了一位有才的弟子。
十多天后，当曾国藩开始努力从江忠源丧命庐州所造成的沉重心情中解脱出来的时候，一个新的不好的消息又从湖北传到衡阳。湖广总督吴文又因战败在湖北黄州自杀了。吴文在一帮满洲亲贵的压迫下，无奈之中于1854年1月底率兵勇4000进驻黄州以北25里的堵城，以图攻占黄州。时太平军从江西西进的曾天养部西征军进驻黄州，使其防守力量大大增强。2月初，正值太平天国天历的新年，黄州城里举行庆祝活动。吴文以为有机可乘，下令让所部清军发动进攻。太平军则派出一支部队绕出清军之后，隐蔽埋伏。2月12日，黄州城内的太平军全部出动，猛攻清军，同时伏兵也突起对清军进行两面夹击。清军两面受敌，死伤大半，吴文于绝望之中自杀。
吴文的死又是对曾国藩的一大打击。湘军还未正式出征，他和刘等人当初所设想的湘军事业中可以依靠的三个人今后只能是靠他了。他强烈地感觉到，在江、吴两人死后，人们很自然地已将目光更集中于他和他所统率的湘军身上。的确，此时在湖南以外的战场上，由湖南人带出去的大支的湘勇部队，已逐渐在人们的视线中消失了。曾国藩越来越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果然当咸丰皇帝得知吴文战死，武昌再次危急之时，立刻便想起了曾国藩和他的湘军。1854年2月25日，咸丰皇帝从北京发出上谕，命曾国藩率部“刻日开行”。为了堵住曾国藩的嘴，谕旨中称：现在已逾正月下旬，船、勇当早齐备，广东所购洋炮谅也已陆续解到。同一天，在湖南的衡阳，连日阴雨之后终于见到了太阳。这也正是曾国藩所确定的湘军从衡阳出发开赴前线的日子。
曾国藩并没有在衡阳举行出征仪式，他此时根本没有这份心情。但是，他让部下将几天前刚刚印刷好的《讨粤匪檄》张贴到衡阳的几处显眼的地方，又让人送给附近的地方官和绅士。
曾国藩率领湘军离开衡阳，顺湘江北上。在船上，他给咸丰皇帝发去一封奏折，正式报告了湘军东征启程的时间和具体情况，并表示他的决心：臣才智浅薄，素乏阅历，本不足以统此大众。然当此时事艰难，人心涣散之秋，若非广为号召，大振声威，则未与贼战之先，而士卒已丧沮不前了。所以，臣与湖南巡抚来往函商，竭力经营，图此一举。事之成败，不暇深思。饷之有无，不暇熟计，但期稍振众人之心而作士气，即臣区区效命之微诚也。一个人要获取成功性格并不是一路顺风，而是要在冒险中经受打击，否则盲目乐观是错误的。曾国藩能获取成功性格，因为他做到了冒险并不盲目。
（二）踏实性格：
一步一个脚印胜过跑不稳知行合一是成大事之本
成功的大敌是明白做事的道理而不去实干。中国古代有一则寓言，说一位年轻人到海边看垂钓，见老者不时就有鱼上网，一时羡慕不已。老者告诉年轻人，这样看下去，不如回家织个网，就会有鱼上钩了。这就是“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的典故。
众人皆知的曾国藩有句倡导笃行的名言：“天下事在局外呐喊议论总是无益，必须躬身入局，挺膺负责，乃有成事之冀。若恐天意难凭，而广许神愿；若恐人谋未藏，而多方设法，皆无识者之所为。”这是强调知行合一。
儒家基本典籍《中庸》中说：“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意谓君子应广博地学习，审慎地问辨、思考，最后是笃实地践行。“学问思辨行”与《大学》的“三纲领八条目”同为士人君子修身的重要项目。
明代的王阳明说，古人之所以既说一个知又说一个行者，只为世间有一种人，懵懵懂懂地任意去做，全不解思维省察，也只是个冥行妄作，所以必说个知，方才行得是；又有一种人，茫茫荡荡地悬空去思索，全不肯着实躬行，也只是个揣摹影响，所以必说一个行，方才知得真。此是古人不得已补偏就弊的话，若见得这个意时，即一言而足。今人却将知行分作两件去做，以为必先知了然后能行，我如今且去讲习讨论做知的工夫，待知得真了方去做行的工夫，故遂终身不行，亦遂终身不知。此不是小病痛，其来已非一日矣。我今天说知行合一，正是对病的药。而且不是我凭空杜撰，知行本性原是如此。
曾国藩对躬行践履最为执着，他提出的“躬身入局”就是不当旁观者，不当看客！而是要从自己做起，虚心实做，则近于成功。
为此，他主张“言不妄发”。他说：“长傲”、“多言”二弊，历观前世卿大夫兴衰，及近日官场所以致祸福之由，未尝不视此二者为枢机，故愿与诸弟共鉴诫。弟能惩此二者，而不能勤奋以图自立，则仍无以兴家而立业。故又在乎振刷精神，力求有恒，以改我之旧辙，而振家之丕基。因此人们所见到的曾国藩形象是“貌无过人处，眼作三角形，常如欲睡，而绝有光，身材仅中人，行步则极厚重，言语迟缓”。我们观察他的日记才发现他主张“走路宜重，说话宜迟”。原来这是他的一贯主张。看来他实在是一个主张少说多做的人。他甚至认为：“心得语，一经说破，胸中便无余味，况无心得而有掠影之谈乎？”
曾国藩要“法桃李之不言”，主张“虚心实做”，倡导躬行，自然就反对讲资格，装样子。他还说：吾辈所可勉者，但求尽吾心力之所能及，而不必遽希千古万难攀跻之人。弟每取立言中之万难攀跻者，而将立功于之稍次者一概抹杀，是孟子“钩金舆羽，食重礼轻”之说也，乌乎可哉！对于身体不佳的人来说，是不是应当爱惜自己不去“尽吾心力之所能及”了呢？曾国藩认为不可这样，他说：“精神愈用而愈出，不可因身体素弱过于保惜；智慧愈苦而愈明，不可因境遇偶拂遽尔摧沮。”“心常用则活，不用则窒；常用则细，不用则粗。”
看了这些，我们才知道晚年的曾国藩为什么在心力交瘁之际还在两江总督的任上，一方面以理学家的道德信仰自宽自勖，他表示要“揆诸古人鞠躬尽瘁之义，一息尚存，不敢稍耽安逸”，兢兢业业为维护清王朝的统治做出最后的努力；一方面以学问家的治学标准自严自奋，“自恨少壮不努力，老年常多悔惧”，便要克服一切困难和疾病，勤奋读书着书为完成自己的学问做最后的拼搏。
曾国藩说：“凡办大事，半由人力，半由天事。吾辈当尽人力之所能为，而天事则听之彼苍。”这就是说，谋事在人，成事在天。
提到“获取成功性格”，最通俗的解释就是：从低到高、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做到这三要素，必须要能抓住命运——遇到的机遇，不要老是有一种“守株待兔”的心理。凡是等待别人赐予的人，只能是看着别人脸色行事。曾国藩的获取成功性格之要诀就是：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不靠别人赏赐什么东西。
一日事，一日毕
在章法上多讲究一些，你办起事来就特别顺。曾国藩身居朝廷要职，每天日理万机，公事繁多，但在诸多纷繁复杂的内、外部事务中，他总结出了行之有效的办事招法，游刃有余于在旁人看来甚至难以招架的政事之中。
曾国藩从政多年，积累了大量的处理政事的经验。他每天需处理的事情都很多，如果不及时处理，就会造成积压与搁置。他规定自己，每天早上列出当天应办的事情，当天办完，如农家早起分派当天的农事一样。如果每天的事情做完了，这样或许积压就少了。这还只是具体的办事风格，曾国藩还有一些抽象的办事方法。他归结为四点：
（1）条分缕析
从政的人往往有这样的体会：闲起来闲得要死，忙起来忙得要命；清闲的时候，还可以从从容容，忙碌的时候，就显得焦头烂额。当很多事情一起涌现，就要临阵勿乱，要把各种事务集中起来，分清主次，分清轻重，分清难易，分清缓急。即使是办一件事情，也应该用这样的方法，抓住主要的、重要的、难度大的、紧急的，其他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不仅信心十足，也会轻松自如。
（2）注意相互关系
世上万事万物都是有联系的，很多人看不到这一点，办起事来，往往只是孤立地去做一件事情，结果牵一发而动全身，由于一件事情没有处理妥当，导致其他几件事情引入被动的局面。所以做一件事，就应想到它的前后因果，左右羁绊，上下影响。一件事情办不好，其他事情也不会办好。曾国藩说：“大凡办一件事情，其中常常有互相曲折交汇之处，如果一个地方不通，那么处处都会受到牵制。”
（3）详细思考
曾国藩办事很谨慎，这主要表现在深思熟虑上。如果对所办的事情没有周详的思虑，不仅所办的事情办不成，往往导致功亏一篑。李续宾和曾国华在三河镇全军的覆没，就是思虑不详所致。曾国藩怕文官不勇敢，怕武官太粗率，他总是反复叮咛。他自己办事也力图考查详备。比如怎样办好盐务，曾国藩有两句话：太平之世，出处防偷漏，售处防侵占；乱离之世，暗贩抽散厘，明贩收总税。这就把不同时期，不同地点，不同方式，不同策略考察得清清楚楚，交待得井井有条。
（4）遵守原则
办事一定要讲原则，没有原则就失去了办事的尺度，也失去了检查的标准。和稀泥，踩西瓜皮，都于事无补，反而会把事情越办越糟。比如军中吃饭宜早，就是一个原则，不能因为李鸿章是他的学生就可以宽容。有了原则就一定要遵守，不能内外有别，君臣有别。
掌握成事五法
做人办事应当有方法可循，不可乱了章法。一个做人办事杂乱一片的人，不可能按照“秩序化”的方式去工作，也不能有所成就。曾国藩具体的“做人办事”经验，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勤
据记载，曾国藩才不过中人，为什么后来终于成为经学大师和散文大家，关键在于一个勤字。他的学习之勤，理事之勤，锻炼之勤，都有很多的例子，兹不赘述。只举一个例子就可看出他对自己要求是多么严格。他在一篇日记中写道：“近来恋床，说明自己的修养有所退步。改掉幼时恋床的坏毛病，下了很大的决心，如今几次不能醒来即起，说明心性不定，要引起警惕。”由此看来，曾国藩确实是一个缺点不多的人。
（2）韧
曾国藩着有《挺经》一部，其核心就是韧。一个“挺”字，就是要求自己无论在怎样困难的环境下都要挺住，要坚持住，用今天的话说，坚持就是胜利。他说：“困心横虑，正是磨难英雄，玉汝于成。李申夫尝谓余怄气从不说出，一味忍耐，徐图自强。因引谚曰：‘好汉打脱牙，和血吞。’此二语，是余生平咬牙坚挺之诀。余庚戌辛亥间，为京师权贵所唾骂；癸丑甲寅，为长沙所唾骂；乙卯丙辰，为江西所唾骂；以及岳州之败，靖港之败，湖口之败，盖打脱牙之时多矣，无一次不和血吞之。”
关于他历次的困境，上文已经基本列出。曾国藩一介书生，只凭皇帝自办团练的一纸文书，白手起家，居然最后打败了太平天国，其艰难是可想而知的。他在军事上多次失败，有时要跳水自杀，有时又身陷险境，但他都能以其韧劲坚持过来，实属难能可贵。
（3）忍
曾国藩善忍，这是极其着名的。其实，忍与韧是不可分割的，不能忍耐，也就很难谈得上坚韧。在曾国藩那里，忍并不是一味的退让，而是寻求时机的一种策略。曾国藩起自民间，要想成就一番大事，必定要遇到很多困难，很多阻力，而这些阻力一般不是来自下面，基本上是来自上面。在这种情况下，不忍如何求得发展。例如，1858年4月，曾国藩部署兵力，准备取南京上游的安庆，当时，太平天国的首都在南京，上游的安庆是其军事重地，江南大营就是因为不取安庆而失败的。但清廷却命令他驰援南京下游的江苏、浙江等地，因为那里是“财赋之区，且系数省咽喉”。曾国藩明知这一战略是错误的，如果照令执行，将会重蹈江南大营的覆辙，一旦失败，责任还是要自己来负。但他又不能不听清廷的命，因其初膺国任，不能给清廷以桀骜不驯的印象。于是，在1859年6月，他将大营移至皖南的祁门，做出了组建新军，数月后东援的计划，并奏报朝廷。但实际上，他真正的军事重心还是放在围攻安庆上。
（4）分
蒋介石认为曾国藩最成功的地方就在于自己成功，也让别人成功，自己发达，也让别人发达，应该是很有眼光的。曾国藩的部下大多都是出身下层的人，但经他推荐提拔的就有一大批人，如着名的李鸿章、左宗棠等人，升到道员、巡抚一级的有数十人。他不搞诸侯分封那一套，而是真心地希望别人进步、发展。别人的势力扩大了，发展了，实际上还是发展了他自己。他不仅不搞武大郎开店那一套，甚至不怕别人超过自己。他自己被捻军打败了，他推荐自己的学生李鸿章去打，结果是胜利了。
（5）退
所谓“功成身退，天地之道”，这一条曾国藩确实做到了。他攻破南京以后，其功劳可以说无以复加，同时也引起了清廷的猜忌。其实，当时的名士王运就两次找曾国藩讲帝王之学，劝他自立，攻破南京之时，其属下也想硬逼曾国藩自立为皇帝，但都被曾国藩巧妙地拒绝了。曾国藩进京之时，就请求解散自己的湘军，以李鸿章的淮军替代之，得到了朝廷的应允，而他自己也早为解散湘军做了充分的财政准备。这样，曾国藩就可以高枕无忧了。
多路经营，留有回旋的余地
中国古代有“狡兔三窟”之说，是说办事情要多路经营，要留有回旋的余地。曾国藩也深谙此道。
李鸿章招募淮勇，乃系秉承曾国藩意旨。曾国藩创立淮勇新军，当时主要是为了解决战线延长和湘军兵力不足的矛盾。还在1860年8月，曾国藩在《复奏统筹全局折》中，就提出了编练淮勇问题。但咸丰帝立即命都兴阿督办扬州军务，令湖北派拨精兵救援，曾国藩暂时无法实施。但曾国藩仍认为“用楚军之营制，练淮徐之勇丁”切实可行，这可以说是筹议淮军的先声。
1861年6月，曾国藩在湘军中组成了以黄翼升为统领的淮扬水师九营后，编练陆营淮勇的计划，便被提上议程。
招募淮勇是曾国藩心中酝酿已久的大事。1859年初的招募皖北马队可以称为发轫之举；此后，在1860年8月议办淮扬水师时，曾国藩又接受胡林翼的建议，准备建立陆营以辅弼水师。
在李鸿章正式招募淮勇前，湘军系统已有三营“淮勇”，这三营分别为：一是马从震的震字营，马从震为桐城团练头目马三俊之子，其父1854年被太平军所杀，他于1860年3月到宿松投奔曾国藩，曾令其招募一营，号为淮勇，移师祁门后驻守榉根岭，不久即拨归左宗棠部入浙作战。二是张遇春的春字营，张为李鸿章旧部，1860年应李之召来祁门。三是李元济的济字营，李元济为1858年投降的皖南太平军将领，其部先作为团练随杨载福（岳斌）在建德一带作战，1860年7月由曾国藩选取500人，编为济字营。李鸿章募勇开始，曾国藩即将春、济两营拨归其统辖。
1861年12月，曾国藩基于同样的考虑，让李鸿章招募淮勇，组建援沪之师。李鸿章受命之后，考虑到“徒党星散”，“立时募练”困难重重，而庐州一带旧有团练较为强悍，自己对当地人情也较为熟悉，所以决定罗致并改编庐州一带旧有团练，组建淮军。于是坐镇安庆，征召庐州一带旧有团练。
曾、李决定“创立淮勇新军”后，李鸿章特邀张树声前来面商一切。张树声不仅自己募勇相从，而且还左提右携，动员刘铭传等“各建旗鼓”。由于曾、李决定招募淮勇和庐州旧有团练，双方一拍即合，使得李鸿章招募淮勇十分顺利，多次在舒庐一带旧有团练中进行改编，而加以部勒营哨，即成新军。因而仅仅两月之间，李鸿章就成军数营。
李鸿章所部淮勇到安庆后，曾国藩“为定营伍之法、器械之用、薪粮之数，悉仿湘勇章程，亦用楚军营规以训练之”。2月22日，李鸿章移驻安庆北门城外营内，曾国藩亲临祝贺。李鸿章深知淮勇实力单薄，于是恳请曾国藩调拨数营湘勇，以加强战力。曾国藩为陶铸淮勇风气，因而允其所请，陆续调拨湘勇八营，拨归淮军，作“赠嫁之资”。所有这些，就是淮军初创时期的基干队伍，共计十三营，6500人。3月4日，李鸿章陪同曾国藩检阅铭、鼎、树、庆和曾国藩调拨给李鸿章的程学启（太平军叛将，后投靠湘军）、滕嗣林等营，这标志着淮军正式的基本骨干，当以李鸿章所率援沪的陆师十三营为主，此为淮军之根本。然而淮军援沪的陆师十三营，并非李鸿章一手组成。首先，亲兵营两个营就并非是李鸿章的亲兵，而是湘军统帅、两江总督曾国藩的标亲兵为韩正国所统带，其源于湘军。其次，开字营系借自曾国荃的，为程学启所统带，本身也是湘军，只是营中多为两淮子弟而已。再次，林字营二营，为滕嗣林、腾嗣武统带，虽非湘军，却系薛焕在湖南招募湘人而成。复次，熊字营，该营为陈飞熊统带，垣字营为马先槐统带，均系曾国藩在湖南所新招，后随同李鸿章援沪。
淮军建成后，就成了曾国藩势力的另一条腿，很快加入了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行列。
并且，淮军的武器装备是晚清各支军队中，变化最大、最迅速的一支。淮军在1864年前后完成了第一次装备更新，尽弃冷器，实现了火器化。到19世纪80年代初又陆续完成了用后膛枪替代前膛枪的更新，而此时的湘军和练军仍保留着相当比例的冷兵器。到90年代初，淮军又开始了以连发枪取代单发枪的再次更新，在晚清，淮军始终以其装备最新最好而位居各军之首。
淮军是按照曾国藩湘军模式一手编练起来的，在其衣钵传人李鸿章的统帅下，通过镇压太平军，与列强侵华工具常胜军既勾结又争夺，直至最终取代常胜军，成为能够任他调遣的另一支武装力量，可以说基本上实现了曾国藩“两条腿走路”的战略意图。
后来，在湘军攻陷天京之后，长期浮沉宦海的曾国藩鉴于“自古握兵柄而兼窃利权者，无一不凶于国而害于家”的惨痛教训，决定裁湘留淮时，尽管曾李之间也有矛盾和分歧，但淮军仍成为“以济湘勇之穷”的一支后备力量。曾、李能够在晚清急剧动荡的社会中站稳脚跟，完全靠的是有一支听命于己的军队。
分辨清楚主次、轻重和缓急
主次分明，轻重缓急，永远是做事的原则。你要获取成功性格，不可能全面开花，只要从一个方面突破，就可以大有收获。因此曾国藩在谈自己获取成功性格的感受时曰：“抓住关键，收纲举目张之效。”
咸丰九年（1859），太平军与湘军已几决雌雄，各有胜负。然而太平军还控制着南京及其与南京相关的长江上游安徽等重要市镇。如何把握下一步战局的有利发展，是对曾国藩的一个重大考验。曾国藩以为，凡事必抓关键，而这个时期的关键就是要夺取安徽的重要据点。
攻克武昌后，曾国藩留驻武昌，与胡林翼商定了进兵安徽的计划，然后按照李鸿章所讲之策，向咸丰帝上奏了进兵的折本。折本内容强调进兵安徽的重大军事意义，他说：金陵之所以久攻不下，赖于陈玉成经营的安徽。陈玉成开辟并护守住金陵与安徽的通道，以安徽为金陵的后方，并在三河、浦口、庐州迭挫清军。所以，要想攻破金陵，必先驻重兵于滁（州）、和（州），阻住金陵与安徽的通途、割断芜湖的粮道，金陵则不攻自危。而要想把重兵驻到滁、和，就得围攻陈玉成的驻军之地安庆，兼攻安徽的首府庐州，迫使陈玉成进行决战。消灭了陈玉成的安徽军队，攻陷安庆、庐州，攻克金陵就没有大问题了。曾国藩采纳了李鸿章的这个策略，自然是切中要害的，当时太平军的战略要地的确在于天京与安徽之间的相互毗连，在于陈玉成往返天京与安徽，以滁、和、安庆为屏蔽，不断打击湘军与胜保等部的进犯，才保住天京的安全不动摇。曾国藩把进兵安徽，攻陷安庆当作打败太平军的中心战略，到底让他抓到了太平天国的生死关键了。
咸丰九年九月（1859年9月末），曾、胡商定了三路进兵计划：都兴阿、多隆阿、鲍超、杨载福沿江东进，围攻安庆为第一路；曾国藩攻太湖、潜山、桐城为第二路；胡林翼取道英山、舒城、六安为第三路。咸丰帝听了别人的建议，害怕湘军会把安徽的太平军逼向淮北，令曾、胡改变战略计划，而曾、胡并未接受，曾国藩反而亲领围攻安庆的第一路军，第二路军调多隆阿、鲍超担任。当各路人马会齐，便发起对太湖的进攻，打响了湘军反攻安徽的第一仗。
湘军入皖早为太平军所注目。当战争在太湖发生后，陈玉成于咸丰九年十二月（1860年1月）率水军增援太湖，扎营七十余座，包围进攻太湖的湘军。胡林翼闻讯也迅速由黄州进驻英山，并向曾国藩告急，建议集中兵力打击陈玉成的援军。曾国藩同意了胡林翼的建议，但并不放弃进攻安庆的计划，提出让李续宜、曾国荃增援太湖。李、曾二支人马尚远在湖南和江西，无法马上应援。因此，进攻太湖和阻击陈玉成的援军，仍旧只有多隆阿、鲍超率领的第二军，另有曾国藩派去的朱品隆、李榕的少量湘军。
胡林翼知道太湖的这一仗是关系重大的战役，必须有正确的指挥，于是让多隆阿担任太湖战役的总指挥。多隆阿是满洲正白旗人，福州副都统。曾参加堵击太平军北伐军的战役，作战勇敢，强悍而又傲慢，对汉官、汉军尤为轻视。这次会攻安徽，曾国藩虽是统帅，但他却不把曾国藩放在眼里。正因为如此，多隆阿担任进攻太湖诸军的总统，湘军诸将也不乐意配合。
第二路军的主要将领之一是鲍超。鲍超在太湖之战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他也因此名声大震。鲍超，四川奉节人，字春霆。是湘军中的一个传奇人物，其父为绿营士兵，在鲍超幼年时即战死军中，其母亦丧。十余岁时到四川峨眉山清虚观为道士打柴挑水，他为人爽直、做事卖力，深得道长喜爱。在清虚观几年，竟学来了道长的真传武功。道长欲留他在观里，但鲍超却要凭着自己的一身本事干出轰轰烈烈的事业来，到了成年后便下山投了清军。时太平天国在广西起义，鲍超被发往广西，选入向荣的亲兵营。永安一战，他身负重伤，留在了广西，与姓韦的女子结了婚。伤好之后，他领着妻子到湖南追随向荣，结果没有追上向荣，却遇上曾国藩招兵。当时，鲍超身无分文，携着妻子走投无路，几乎走上自杀的绝途中。曾国藩试了他的武功和谈吐，知此人未识一字，却有一身莽力和武艺，乃留下他做了湘勇的一名教练。后入塔齐布营，数战之后，以勇悍闻于湘军。后编练湘军水师，曾国藩让他做了水师哨官，是杨载福长江水师的前锋船。参加了洞庭、岳州、金口、武昌、田家镇等战役。每战皆立功，破田家镇拦江大锁，他的功劳尤大。战后，被提拔为营官。
曾国藩家居期间，鲍超留湖北，属胡林翼。多次战斗，战功卓着，胡林翼对他十分器重，认为“布衣知己，尝以弟呼之”。并改鲍超所部水师为陆师，招长沙勇3000，号“霆军”，转战安徽、湖北等地，屡与陈玉成及捻军作战，在农民起义军的心目中，他是一个最为凶恶的强敌。这次参加会攻安徽，他以参将衔为第二路军主要将领，率众六千余人。
陈玉成领兵援太湖，鲍超主动要求打援。多隆阿让他率本部人马到太湖东北的小池驿驻扎，阻止陈玉成进兵太湖。仗打起来后，鲍超抵挡了陈玉成的全部援军，战斗进行得异常残酷。他离诸军距离很远，成了一支最孤立、最突出的挨打部队。他屡向多隆阿要求增援，多皆置之不问。结果，他的部队死伤过半，被陈玉成团团包围。
鲍超坚忍不拔，在包围圈里往往率队主动出击，使陈玉成的数万军队一时战不胜他。一次夜间，他乘太平军连日围攻疲惫之时，率军摸进敌营，发起突袭。太平军在睡梦中突遭袭击，不知是何军杀来，几被其击溃。幸赖陈玉成挥军迎战，才免于溃败。
鲍超坚守二十余日，直至胡林翼派金国琛、余际昌率领万余援军赶到，鲍超率军从堡垒中尽数杀出，里应外合，打败了陈玉成的数万军队。陈军的大批粮草、储备被夺被焚，败走天京。湘军趁势夺占太湖，近围安庆。
由于鲍超的苦战，阻住了陈玉成的大军，使太湖一战取得胜利。战后，鲍超及其“霆军”声名大振。咸丰闻报，加封提督衔，并赏假回籍养伤、省亲。待他假满之后，曾国藩、胡林翼令其募勇万余人统带，成为湘军中最主要的一支大部队。
这时，曾国荃、李续宜也率军由湖南赶来，曾国藩、胡林翼再次部署兵力：曾国藩围攻安庆，攻夺城池；多隆阿主攻桐城，同时狙击太平军对安庆的援军；李续宜驻军桐城与潜山之间的青草塥，策应各路军，是围攻安庆的一支机动部队。从此，安庆被湘军和湖北军紧紧包围，内外联系中断，直至咸丰十一年（1861）被攻陷为止，一直处于敌人包围的困境中。
曾国荃一军在安庆到底还能否坚持下去？会不会攻安庆不克而反被太平军吃掉？很多人发出了这样的疑问。有的人提出要先求稳后求胜，宁可将曾国荃一军先从安庆城外撤走。连胡林翼也一度失去信心，对于继续围攻安庆发生了动摇。
曾国藩感到从各个方面来的压力。他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自今春以来，艰难万状，逆党之救援安庆，其取势乃在千里之外。江西被陷一府五县，湖北被陷二府十一县，皆所以牵制湘军之势，解安庆之围。论者多思撤皖围之兵，回顾湖北腹地。又有人主张弃皖南之防退保江西。鄙意皖围万不可撤，否则江北之贼将一意上犯湖北，皖南之贼将全力进攻江西。所以，他始终坚持要继续围攻安庆，认为能否攻克安庆才是一切问题的关键，其他的都可以放到相对次要的位置上进行考虑。他说：纵使武昌有疏失，安庆之围仍不能退。因为贼纵有破鄂之势，断无守鄂之力，武昌纵失尚可复得，而安庆一旦弛围，将不可复得。无论武汉幸而保全，贼必以全力攻扑安庆围师，即使武汉失守，陈玉成亦必是以小支驻守，而以大部队回扑安庆，甚至弃鄂而不顾。去年李秀成等弃浙江而回攻江南大营，曾经得手，现在陈玉成必定又是故伎重演。因此，无论武汉能否保住，总以陈玉成回扑安庆时，湘军能否守住壕垒，以定乾坤之能转不能转。安庆之壕墙能守，则武汉即使失守，也可由李续宜等重新收回，这样乾坤必有转机。安庆之壕垒不能守，即使武汉保全，贼势亦必复昌，则是乾坤没有转机。
他还特别对曾国荃说，安庆之得失，是关系曾家气运的一大关键，也是关系大清王朝安危的一大关键。他要求曾国荃在安庆无论遇到什么险恶情况，一定要设法坚守起码5天的时间，在5天之内，他一定会派援军前来救援的。
曾国藩所说的援军，主要是指他从皖南抽调出来的鲍超一军。还有胡林翼从太湖大营和鄂皖边界地区抽调的成大吉部湘军近万人。
把围攻安庆作为当时战事的关键来抓，可以说是曾国藩看得准、有眼力，把握问题实质的能力强，而顶住各方面压力，克服极端的艰难险阻，坚持安庆之围不撤，则更体现了曾国藩在关键问题上的主见性、不妥协性以及那种战胜险恶的坚韧精神。
坐下来，看一看，周围究竟有什么
人生中总有迫不得已的时候，该怎么办呢？大凡人在初创崛起之时，不可无勇，不可以求平、求稳，而在成功得势的时候才可以求淡、求平、求退。这也是人生进退的一种成功哲学。
其实，早在安庆战役后，曾国藩部将即有劝进之说，而胡林翼、左宗棠都属于劝进派。劝进最力的是王运、郭嵩焘、李元度。当安庆攻克后，湘军将领欲以盛筵相贺，但曾国藩不许，只准各贺一联，于是李元度第一个撰成，其联为“王侯无种，帝王有真”。曾国藩见后立即将其撕毁，并斥责了李元度。在《曾国藩日记》中也有多处戒勉李元度慎审的记载，虽不明记，但大体也是这件事。曾国藩死后，李元度曾哭之，并赋诗一首，其中有“雷霆与雨露，一例是春风”句，潜台词仍是这件事。
李元度联被斥，其他将领所拟也没有一联合曾意，其后“曾门四子”之一的张裕钊来安庆，以一联呈曾，联说：天子预开麟阁待；
相公新破蔡州还。曾国藩一见此联，极为赞赏，即命传示诸将佐。但有人认为“麟”字对“蔡”字不工整，曾国藩却勃然大怒说：“你们只知拉我上草案树（湖南土话，湘人俗称荆棘为草案树），以取功名，图富贵，而不读书求实用。麟对蔡，以灵对灵，还要如何工整？”蔡者为大龟，与麟同属四灵，对仗当然工整。
还有传说，曾国藩寿诞，胡林翼送曾国藩一联，联说：用霹雳手段；
显菩萨心肠！曾国藩最初对胡联大为赞赏，但胡告别时，又遗一小条在桌几上，赫然有：“东南半壁无主，我公其有意乎？”曾国藩见之，惶恐无言，将纸条悄悄地撕个粉碎。
左宗棠也曾有一联，用鹤顶格题神鼎山，联说：神所凭依，将在德矣；
鼎之轻重，似可问焉！左宗棠写好这一联后，便派专差送给胡林翼，并请代转曾国藩，胡林翼读到“似可问焉”四个字后，心中明白，乃一字不改，加封转给了曾国藩。曾阅后，乃将下联的“似”字用笔改为“未”字，又原封退还胡。胡见到曾的修改，乃在笺末大批八个字：“一似一未，我何词费！”曾国藩改了左宗棠下联的一个字，其含意就完全变了，成了“鼎之轻重，未可问焉”！所以胡林翼有“我何词费”的叹气。一问一答，一取一拒。
曾国藩的门生彭玉麟，在他署理安徽巡抚、力克安庆后，曾遣人往迎曾国藩。在曾国藩所乘的坐船犹未登岸之时，彭玉麟便遣一名心腹差弁，将一封口严密的信送上船来，于是曾国藩便拿着信来到了后舱。但展开信后，见信上并无上下称谓，只有彭玉麟亲笔所写的十二个字：东南半壁无主，老师岂有意乎？这时后舱里只有曾国藩的亲信倪人皑，他也看到了这“大逆不道”的十二个字，同时见曾国藩面色立变，并急不择言地说：
“不成话，不成话！雪琴（彭玉麟的字）他还如此试我。可恶可恶！”
接着，曾国藩便将信纸搓成一团，咽到了肚里。
当曾国藩劝石达开降清时，石达开也曾提醒他，说他是举足轻重的韩信，何不率众独立？曾国藩默然不应。
此事对曾国藩来说，不敢乘势而进，是怯懦，顶住众人压力是勇敢，这进退去从之间谁能分辨得清，谁又能把握得好呢？
霸才悔过，对曾国藩恪守名分的行为赞叹不已，说明曾国藩的忠诚的确是难能可贵的。
获取成功性格是一件赏心悦目的事情，足以体现人生价值。但是你自己有多大能耐在一个群体里脱颖而出，有哪些有利条件？有哪些不利因素？都需要你知己知彼；否则你是瞎子点灯笼——白费。因此，曾国藩获取成功性格不是说他想怎么样就怎么样，而是分析自己的利与不利，找出克服不利的办法，为超越别人打好基础。这就是在获取成功性格过程中“停一停，看一看”的经验。
截断浮躁之根
事业生涯的发展总有一个过程，绝非一蹴而就的事情。它需要人们付出很多琐碎的努力。在这个过程中，你必须依靠日积月累的办法，最终，这些琐碎的努力才会像涓涓细流汇聚为势不可挡的汹涌波涛，而且有的时候，成功的到来比你预计的要早。因此，任何人都应当在事业生涯面前力戒浮躁性格的滋生。认识这一点，对你大有好处。
有人面对危难之事，抓耳挠腮，性格狂躁发怒。有人临危不乱，性格沉着冷静，理智地应对危局。前者是失败者，后者是成功者。
急躁的性格常能使人毁于一旦，在平常状况下，大部分人都能控制自己的性格，也能做正确的决定。但是，一旦事态紧急，他们就自乱脚步，而无法把持自己。
保持冷静头脑法和爆发潜能法。这两点都有助于我们克服和阻止急躁性格的弱点来缠绕自身，并且还有助于将急躁“冷却”下去，变得冷静。一个人有了冷静的性格，就能做事不慌乱。这是至理，却有很多人做不到！
曾国藩认识到浮躁已成为他的一大病根了。他虽强迫自己静下来，坐下去，但读《易经》却一无所得，甚至连文字都不能背诵。立志自新以来，又已月余，尚浮躁如此，他分析为什么如此交游往来，无非是“好名”，“希望别人说自己好”。并说这个病根已经很深，只有减少往来，“渐改往逐之习”。
曾国藩到京师的最初几年，因为只是翰林院检讨的小官，没有担当重责，因此人倒格外放松。我们从他这几年的《日记》中可见曾国藩也是一个凡夫俗子，没有什么特殊之处。他每天应酬特别多，这并不是他官做大了，应酬必不可少，相反倒是“没事找事”，消磨时光。
道光二十年（1840）四月，庶吉士散馆（相当于进士再深造后的结业），他以第二等第十九名留在翰林院。按往常的惯例，散馆只有第一等的少数人留在翰林院，其余的或到中央部院任职，或到地方从七品知县干起。这一年的第一等17人，二等26名，三等3名。曾国藩在三个等级共46名中排名第三十六，是较靠后的。但这一年只有两人到部院任职，3人到地方任知县，其余都留在翰林院，所以曾国藩的《日记》说：“可谓千载一遇。”
中国传统的做官之道是重中央轻地方，虽然中央的俸禄不比地方高，但可以结交朝中大臣，所谓“朝中有人好做官”。更重要的是，在中央为官，尤其是翰林院官，属于“天子近臣”，如果一个人的水平可以，很快就会脱颖而出，升迁的机会自然要多得多。做地方官则不然。按过去的体制，任地方官有冲、繁、疲、难的区分，“疲”，说白了就是穷地方，在这个地方很难干出成绩。清朝有名的清官于成龙在边远的广西罗城为县令，连个办公的地方都没有，只好在破庙里“办公”。加之水土不服，随行的人死的死，逃的逃，于成龙很快便成了孤家寡人。于成龙的真正出名当然也不是在广西，而是他后来做了直隶巡抚。与曾国藩前后任进士的胡林翼更可以说明问题，他在贵州一干就是9年，后来胡发誓宁愿出外当幕僚起家，也不愿继续留在贵州效力。胡出贵州时只是个道员，而曾国藩已是官居二品的侍郎了。
曾国藩留在翰林院后，“本要用功”，但“日日玩憩，不觉过了四十余天”。此后的一段时间，除了给家里写一封信商议家眷来京之事外，“余皆怠忽，因循过日，故日日无可记录”。他在最初的一二年间，每天都是送往迎来，吃酒、读书、闲侃。所以他早期的《日记》每天都在“检讨”，但每天都会故伎重演。显然这种生活，若不能自察自改，是无益于自己的目标，不能成就大事的。
按翰林院的官员标准，读书养望、切磋交往是“本职工作”，本无可厚非，但每天如此打发日子，终究养不成经世的韬略。二十二年（1842）十月的一天，曾国藩读了《易经·损卦》后，即出门拜客，在杜兰溪家吃了中饭；随即又到何子敬处祝贺生日，晚上又在何宅听了昆曲，到了“初更时分”才拖着疲倦的身躯回到家中。当天的日记又充满自责，说“明知（何子敬生日）尽可不去，而心一散漫，便有世俗周旋的意思，又有姑且随流的意思。总是立志不坚，不能斩断葛根，截然由义，故一引便放逸了”。《日记》中仍不忘“戒之”二字。
但决心一再下，行动依然如故。当月的二十四、二十五两天，京城刮起大风，曾国藩“无事出门，如此大风，不能安坐，何浮躁至是”！“写此册而不日日改过，则此册直盗名之具也。既不痛改旧习，则何必写此册？”
曾国藩除了往来吃请、征逐日月之外，还有一个“喜色”的毛病。他的早期《日记》里经常检点“房闼不敬”，并把它作为“三大戒”之一。本来一个青年才子，志得意满，起居生活不注意小节，这乃是人之常情。但除家庭生活外，曾国藩颇有：“喜色”之意，对于一个有志成为理学家的他而言，就属非分之想了。
《日记》中记载这样几件事：
道光二十二年（1842）十二月的一天，曾国藩的一位朋友新纳一小妾，年方14，人称貌若桃花；曾国藩与一帮文人朋友谈诗论赋之余，不免也常谈东家美媳西家婆娘之类所谓“浑话”。这对本不紧张的文人生活可能是一种调剂。曾国藩得知他的朋友纳姬甚美后，心中艳羡不已，一次借故到朋友家，曾国藩先聊了点学问，随后称赞这位朋友的“艳福”不浅。这还不算，曾国藩还非要一睹芳容，朋友心存不愿，但曾国藩“欲强之见”，无奈，朋友只好将新过门的姬妾呼之而出。曾国藩还当面说了些挑逗的话，令人很难堪。当天的《日记》写道：“狎亵大不敬。在岱云处，言太谐戏。车中有游思。”狎，是过分亲近而态度轻佻之意，亵，是轻慢、淫秽的意思。从曾国藩所记“大不敬”而言，他肯定有出格的举动。岱云是他的另一位好友，由于曾国藩没有忘情他的“狎亵”之举，因而他说的话都是“谐戏”之语，甚至在回家的路上，还浮想联翩。
数日后，曾国藩听说在菜市口斩一位武臣，别人邀他一同看热闹，曾国藩“欣然乐从”，连杀人这样的事都愿看，曾国藩觉得自己成不了理学家，“仁心丧尽”；走在路上很后悔，但当着众多朋友的面又不好回去，因此“徘徊良久，始归”。他说自己“旷日荒谬至此，尚得为人乎”？
曾国藩虽然没有看斩杀武臣，但回去后怎么也静不下来。他又无所事事地来到雨三的家中，当时雨三本来很忙，但曾国藩东拉西扯，非要谈谈“浑”。《日记》：“谈次，闻色而心艳羡，真禽兽矣。”从雨三处出来，已是很晚，曾国藩仍不愿回家，又到子贞家中，三更而归。《日记》说自己“无事夜行，心贪嬉游，尚说甚学”！嬉游、狎亵往往是出入歌馆妓院的不正当行为的用语，曾国藩的日记中有几次这样的记载，是否说他也不能免俗？从他的父亲给他写信，嘱咐他要“节欲、节劳、节饮食”来看，早年的曾国藩极可能有这方面的不检点之处。曾国藩的妻子当时同住京城，此外他没有姬妾，尽管他的《日记》中屡有“房闼不敬”、“晏起”之类的话，即是说他的生活无节制，但如果属于夫妻正常的性生活，何必烦老父千里之遥，殷殷致嘱呢？而且，节欲、节劳、节饮食正好说明曾国藩经常四出征逐、酒欢宴席已成一大习惯。
曾国藩的妻子欧阳氏身体不是很好，时常患病。一次曾国藩参加进士同学的团拜，由于所拜之家钟鸣鼎食、姬妾如云，这使曾国藩“大开眼界”，他的“喜色”之心油然而生，东张西望，颇失大雅。《日记》说：“是日，目屡邪视，真不是人，耻心丧尽，更问其他？”当他悻悻然回到家中后，惶然不适。加之妻子闹病，因此“入夜心情不畅，又厌闻呻吟声”。白天的佳丽美景与病榻上的呻吟之声反差如此之大，使曾国藩无法忍受，乃出门到朋友处聊天，“更初归”。次日，妻子的病有所加重，曾国藩请吴竹如来诊视，由于周身为私欲所填塞，曾国藩的理学功夫大减，一听别人谈论理学，感到隔膜不入。而用宴请吃酒之事打发时光，他倒很得意。
汤鹏是他的好友，着有《浮邱子》一书，颇得曾国藩好评。道光二十三年（1843）二月的一天，曾国藩前往汤鹏家赴喜筵，席间见汤的两个姬人，曾国藩故伎重施，“谐谑为虐，绝无闲检，放荡至此与禽兽何异”！曾国藩早期《日记》的类似记载不限于以上几例。这说明血气方刚，刚过而立之年的曾国藩也有七情六欲，也是一个正常人，真实地反映了曾国藩的情感世界。他后来能够大成功，就在于一改昔日所为，“截断根缘，誓与血战一番”。
△曾氏求稳性格之现代释用（一）
草率只能让自己吃苦头曾国藩以求稳为性格特征之一，这是因为他认识到：办事绝不能由着性子来，要按照事理来，这样才能稳操胜券，否则草率只能让自己吃苦头。但有些人则不明白，一遇到事情，就恨不得立即弄个水落石出，一针扎出血来。其实这不但办不成事，而且还会把事情弄得一塌糊涂。所谓“欲速则不达”，讲的就是这个道理。聪明人办事，一定是善于观察、巧于布阵、精于摸底，然后在时机成熟时，采取拉网术，把想钓的鱼拉上来。
一个人具有草率行事的性格只能让自己吃够苦头——毫无头序、混乱不堪、漏洞百出。成大事者力戒这一性格，以求稳为第一。
“先了解你要做什么，然后去做。”对行事容易草率的人来说，这是很好的座右铭，尤其是前半段。假如决断和行动力是迈向成熟的部分必要条件，则表示我们所采取的行动，必须根据良好的分析与判断。
“行进之前先仔细看”或“投资之前先仔细研究”均不表示我们做事犹豫而没有决断。这些话的意思是要警告我们：采取行动千万不可鲁莽、仓促，要认清事实的真相再做出相应的行动。
假如医师在急救病人的时候，没有事先把病况弄清楚，则极有可能给病人带来不幸。不错，在许多情况之下，立即行动是必要的，但其成大事的比例往往视其对问题诊断的正确度而定。
我们且举一个较为明显的例子来看：
住在新墨西哥州阿布魁克市的泰德·考丝太太，好几年前曾为财务问题而烦恼不已。她有一位多病的母亲住在布鲁克林，由两名妇女负责照料她的起居。考丝太太后来发觉很难维持这样的开销，而一位时常在财务上资助她的叔父，也打电话向她表示是否可以减少开支。如减少那两名看护妇的薪水，或缩减房屋的维修费等等。
考丝太太一时不知该如何作决定，便要求让她好好想一下，等做了决定之后再回电话给他。考丝太太十分感谢这位叔父长期的帮忙，也觉得应该想办法减轻这位叔父的负担。
“我取来一些纸张，然后开始分析。”考丝太太描述道，我先把母亲的收入——如有价证券、叔父给她的补助等等一一列出来，然后再列出所有开支。没多久，我便发现母亲在衣、食方面的花费极少，但那栋拥有十一间房的住所，却得花一大笔钱来维持——光是每月的瓦斯费就得二三十块钱。再加上各种杂项开支和税金，还有保险费等等，为数十分可观。当我见到这些白纸黑字的证据，便知道事情该如何处理了——那房子必须解决掉。
从另一方面来看，母亲的身体愈来愈坏，我担心这时移动她可能不太妥当。她一直希望能在那栋房子度过余生，我也愿意尽可能成全她的愿望。于是，我去拜访一位医师朋友，请他给我一些意见。这位医师认识一名经营私人疗养院的妇人，地点离我们住的地方只有三分钟路程。
“这位妇人不但心地好，人又能干，所收的费用也极合理，因此我决定把母亲送到她家去，让她来照顾。”
这件事处理的结果，对每个人都十分理想。考丝太太的母亲受到极好的照顾，一直还以为她仍住在家里。考丝太太现在每天都能抽空去探望她，而不是每星期一次。她叔父的负担减轻了，她们的财务问题也获得解决。此次经验告诉考丝太太，假如把问题写下来，便能完整、清楚地看到所有的事实，问题往往便也迎刃而解。
考丝太太的例子，很清楚地显示出：一个行动是否会成大事，往往要看事前的分析。假如考丝太太没有好好去研究问题所在，也没有好好去组织要采取的步骤，而是草率地采取行动，则很可能不但不能解决财务问题，甚至还会严重影响到母亲的健康。
这种把事实列在纸上，让它们自己把问题或解决方法显现出来的方式，在处理金钱问题方面尤其有用。而如今，哪个人不会在金钱或其他方面碰到麻烦呢？
住在伊利诺州奥尼市的一对年轻夫妇，葛莫先生和葛莫太太，也有这样的经历。像许多新婚夫妇一样，葛莫先生和太太在蜜月后不久，便已发生财务问题。那时正值第二次大战期间，葛莫先生必须入海军服役，但他们的许多账单都还没有付清。
后来，葛莫先生和太太知道光是发愁没有什么用处，便坐下来打算好好想出解决的办法。事实是这样的：他们几乎欠镇上每一家商店钱。虽然每家欠得都不多，却也没有办法在入营之前全部还清。为了保持良好的记录，他们最后决定这么做——每个月向每家商店偿付一点钱。
事实上，最困难的部分大概就是去面对那些商店老板，并向他们说明自己无法在入营之前把债务还清。但出乎葛莫先生的意料，当他向第一家商店老板说明他的困难，但表示愿意每月逐渐付清款项的时候，老板的反应极其恳切，使他不禁松了口气，以下的几家也都进行得十分顺利。结果，这些债务后来都还清了，有家商店老板甚至在他退伍回家之后还特地来找他，表示感谢他遵守诺言。
总而言之，若不是葛莫先生事前先坐下来仔细分析状况，他们很难做出适当的决定，并且付诸实行。事实证明，他们当初的决定是对的。
我们之间有许多人常常没有像葛莫先生这么做——先坐下来仔细研究困扰我们的问题，相反的，我们常常为问题而辗转不能入眠，却又一再拖延作决定的时间；或是，我们没有经过仔细分析研究，便在短时间内做出仓促决定，结果不但没有解决问题，反而使问题更恶化。为使问题得到解决，我们应该尽可能地面对事实，并收集更多有关问题的资料，然后，可能的话，更进一步去研析资料，以了解自己所处的状况。
戴尔·卡耐基先生曾访问过哥伦比亚大学的已故院长赫伯·郝克先生。在访问过程中，卡耐基特别提到郝克院长的书桌是多么整洁——因为像他这么一个大忙人，桌上通常会堆满许多资料或文件。
“要处理这么多学生的问题，你一定要随时作许多决定。”卡耐基先生说道，“但是，你看起来十分冷静、从容，一点都不显出焦虑的样子。请问，你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
郝克院长回答道：“我的方法是这样的——假如我必须在某一天作某一项决定，通常我都事先收集好各种相关资料，并认定自己是‘发掘事实的人’。我并不浪费时间去设想该如何作决定，只是尽可能去研究与问题有关的所有资料。等我研究完毕，决定便自然产生了，因为这都是根据事实而来的。听起来十分简单，是吗？”
不错，方法是十分简单，却常常被我们忽视了。我们的行动通常比较受情绪、成见、急躁或其他非分析性做法的影响，这都是不成熟的表现。就好像小孩子喜欢凡事“马上去做”，或过马路的时候没有注意两旁的来车，或在大太阳下跑到海边游玩，结果却中了暑等等，都是没有考虑到客观情况，只凭冲动便糊涂行事的幼稚行为。
有名妇女向专家诉说她的丈夫似乎有不忠的行为。她不知自己该对丈夫采取攻击的行动，还是应该携儿女回娘家去。
“是什么让你怀疑到他有不忠的行为？”专家问道。
“是他的行为方式。”她回答道，“他一向是个很好相处的人，现在却变得脾气暴躁，凡事挑剔。他时常工作到很晚才回家，并表示由于太累，不能陪我到任何地方去。这些都是芝麻绿豆的小事，但多了也会让人受不了。他甚至忘了我们的结婚纪念日，完全不像他以前的样子了！”
听起来的确是有问题。但专家仍然要她在采取任何激烈的行动之前，再多找些事实来印证。
专家建议她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去找她丈夫的医师谈谈，并要丈夫好好检查一下身体。此外，也要看看他的工作是否有什么问题。
结果是第一个建议有了效果。医师发现她丈夫急需动一项手术。动了手术之后，她丈夫便恢复正常，而这位太太也完全去除了自己的疑心。
像这种濒临破裂的婚姻，其导因通常只是某一方面的疑心。假如这名妇女不顾一切地采取草率的行动，则后果便完全不一样了。
行动能力的确是成熟心灵的必备条件之一，但必须有知识和理解做基础，才能避免毫无价值的草率性格和行为。
的确，要办事，绝不能不分清红皂白地一阵乱来，而是要有进有退，有急有缓，一切皆为了稳中求胜。
△曾氏求稳性格之现代释用（二）
分清轻重缓急曾国藩特别主张做事要分清轻重缓急，不可贪图一举成名。这一点很重要，尤其是对那些渴望做成自己心中大事的人来说，更不容忽视。
在现实生活中，许多不善于推销自己的人在处理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时分不清哪个更重要，哪个更紧急。这正如法国哲学家布莱斯·巴斯卡所说：“把什么放在第一位，是人们最难懂得的。”对许多人来说，这句话不幸被言中，他们完全不知道怎样把人生的任务和责任按其重要性排列。他们以为工作本身就是成绩，但这其实是大谬不然。
不妨举一个例子，我们在学校学习的过程中，最缺的是什么？可能有许多人都有同感，我们最缺的就是钱。在这个时期，我们可以认为，对于我们的一生而言，学习对我们是重要的，但却不是最紧急的，而钱对我们是紧急的（我们会举出许多理由，如我们已经长大了，不想要父母的钱等等），但却不是最重要的。在这个十字路口，我们选择什么？
对这个问题，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选择。有的早早就选择弃学从商，有的依然选择在校学习，而更可悲的人还有，无论他是弃学经商还是在校学习，他都不知道他在做什么？
这个例子看来真是再明显不过了，许多人在处理我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时，的确分不清哪个更重要，哪个更紧急。这些人以为每个任务都是一样的，只要时间被忙忙碌碌地打发掉，他们就从心眼儿里高兴。他们只愿意去做能使他们高兴的事情，而不管这个事情重要不重要或紧急不紧急。
实际上，懂得推销自己的人都是明白轻重缓急的道理的，他们在处理一年或一个月、一天的事情之前，总是按分清主次的办法来安排自己的时间。
（1）把重要事情摆在第一位
商业及电脑巨子罗斯·佩罗说：“凡是优秀的、值得称道的东西，每时每刻都处在刀刃上，要不断努力才能保持刀刃的锋利。”罗斯认识到，人们确定了事情的重要性之后，不等于事情会自动办得好。你或许要花大力气才能把这些重要的事情做好。而始终要把它们摆在第一位，你肯定要费很大的劲儿。下面是有助于你做到这一点的三步计划：
①估价
首先，你要用上面所提到的目标、需要、回报和满足感四原则对将要做的事情作一个估价。
②删除
第二步是删除你不必要做的事，把要做但不一定要你做的事委托别人去做。
③估计
记下你为达到目标必须做的事，包括完成任务需要多长时间，谁可以帮助你完成任务等资料。
（2）精心确定主次
在确定每一年或每一天该做什么之前，你必须对自己应该如何利用时间有更全面的看法。要做到这一点，你要问自己四个问题：
①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我们每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都肩负着一个沉重的责任，可能再过20年，我们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公司的领导、大企业家、大科学家。所以，我们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要明白自己将来要干什么？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持之以恒地朝这个目标不断努力，把一切和自己无关的事情统统抛弃。
②我需要做什么？要分清缓急，还应弄清自己需要做什么。总会有些任务是你非做不可的。重要的是你必须分清某个任务是否一定要做，或是否一定要由你去做。这两种情况是不同的。非做不可，但并非一定要你亲自做的事情，你可以委派别人去做，自己只负责监督其完成。
③什么能给我最高回报？人们应该把时间和精力集中在能给自己最高回报的事情上，即我会比别人干得出色的事情上。在这方面，让我们用巴莱托（80/20）定律来引导自己：人们应该用80%的时间做能带来最高回报的事情，而用20%的时间做其他事情，这样使用时间是最具有战略眼光的。
④什么能给我最大的满足感？有些人认为能带来最高回报的事情就一定能给自己最大的满足感。但并非任何一种情况都是这样。无论你地位如何，你总需要把部分时间用于做能带给你满足感和快乐的事情上。这样你会始终保持生活热情，因为你的生活是有趣的。
（3）根据轻重缓急开始行动
在确定了应该做哪几件事之后，你必须按它们的轻重缓急开始行动。大部分人是根据事情的紧迫感，而不是事情的优先程度来安排先后顺序的。这些人的做法是被动的而不是主动的。懂得生活的人不能这样，而是按优先程度开展工作。以下是两个建议：
①每天开始都有一张优先表
美国伯利恒钢铁公司总裁查理斯·舒瓦普会见效率专家艾维·利时，艾维·利说自己的公司能帮助舒瓦普把他的钢铁公司管理得更好。舒瓦普承认他自己懂得如何管理，但事实上公司不尽如人意。可是他说自己需要的不是更多的知识，而是更多的行动。他说：“应该做什么，我们自己是清楚的。如果你能告诉我们如何更好地执行计划，我听你的，在合理范围之内价钱由你定。”
艾维·利说可以在10分钟内给舒瓦普一样东西，这东西能使他的公司的业绩提高至少50%。然后他递给舒瓦普一张空白纸，说：“在这张纸上写下你明天要做的6件最重要的事。”过了一会儿又说：“现在用数字标明每件事情对于你和你的公司的重要性次序。”这花了大约5分钟。艾维·利接着说：“现在把这张纸放进口袋。明天早上第一件事是把纸条拿出来，作第一项，不要看其他的，只看第一项。着手办第一件事，直至完成为止。然后用同样方法对待第二项、第三项……直到你下班为止。如果你只做完第一件事，那不要紧，你总是做着最重要的事情。”
艾维·利又说：“每一天都要这样做。你对这种方法的价值深信不疑之后，叫你公司的人也这样干。这个试验你爱做多久就做多久，然后给我寄支票来，你认为值多少就给我多少。”
整个会见历时不到半个钟头。几个星期之后，舒瓦普给艾维·利寄去一张2.5万美元的支票，还有一封信。信上说从钱的观点看，那是他一生中最有价值的一课。后来有人说，5年之后，这个当年不为人知的小钢铁厂一跃而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独立钢铁厂，而其中，艾维·利提出的方法功不可没。这个方法还为查理斯·舒瓦普赚得1亿美元。
②把事情按先后顺序写下来，定个进度表。把一天的时间安排好，这对于成大事者是很关键的。这样成大事者可以每时每刻集中精力处理要做的事。但把一周、一个月、一年的时间安排好，也是同样重要的。这样做给你一个整体方向，使你看到自己的宏图，从而有助于你达到推销自己的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