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姐妹携手抗日救国
宋庆龄虽然对蒋介石深恶痛绝。但对于国家从内战到抗日这一时局的转变还是很欢迎的。1937年2月，她十年来第一次出席了国民党中央的会议(五届三中全会)，并发表了题为《实行孙中山的遗嘱》的演说。
上海沦陷后，宋庆龄在到达香港的最初几个月里，就建立了“保卫中国同盟”(简称“保盟”)，并创办了一份机关刊物——《保盟通讯》。
保盟正式成立是在1938年的仲夏，是在周恩来和宋庆龄的倡议下进行酝酿的。，保盟的主要任务不仅仅是人道主义的救济工作，而是为中国人民的抗战事业服务，特别是向中共在敌后不断开辟的游击区的援助。在当时，中共领导的部队尽管属于国民政府，却得不到政府的军需给养，甚至连医药供应也没有。此外，由于这些区域还受到了新闻封锁，所以保盟除救济工作外，还担负着为它们进行宣传的重任。
保盟在组成上具有广泛的国际性(成员有中国人，也有外国人)，为宋庆龄进行十分重要的更为广泛的活动提供了基础。
宋庆龄对钱财方面的事情特别认真。每一笔给保盟的捐赠，不论数额大小，收据上都有她的亲笔签字。有人曾这样评价道，“在她那鹰一般尖锐的目光下，没有发生过钱被无耻官员吞没的事情。”
在她的领导下，保盟对于一切要它放弃、减少或不公开支持中共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压力，不论明的暗的、中国的外国的，都一概加以抵制。在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区域，保盟帮助建立和扩充国际和平医院，赞助儿童保育院(收养孤儿和父母在前线的孩子)。
保盟每遇到一个障碍和挫折，宋庆龄总是鼓励大家付出加倍的努力并加强宣传，以使海外对战时中国的复杂现实有较好的了解。
1940年3月12日，香港丽雅饭店。
这是人们第一次看到三姐妹在公开场合集体出现，引起了公众的极大关注和兴趣。
此时，三姐妹确实在饭店里面。不过她们相聚不是私人的宴会，不是单纯来叙姐妹亲情，而是为着中国的抗战大业才来相聚的。聚会也并非只有三姐妹，还有香港各爱国团体的一批人士。
她们仍是按着“大让小”的原则，由美龄首先讲话。美龄用一种十分赞赏的口吻高度评价了二姐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的工作，称赞“保盟”为宣传中国抗战形势、联络海内外朋友、募集抗战物资、救助战争难民所做的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工作。这几句话引起了长时间的鼓掌，宋庆龄的眼睛也有些湿润。
宋庆龄依然是那么庄重、娴雅，她首先呼吁人们为了抗日，支持美龄领导的伤兵之友社。接着她提出，刚刚成立的伤兵之友社香港分社，应该由大姐蔼龄担任主席。
宋蔼龄称赞两个妹妹对中国抗战的贡献，表示自己今后要竭尽全力。把伤兵之友社香港分社的工作做好。
共同抗日的大目标，遮盖了她们政治态度的鸿沟。
三姐妹不事张扬，一大早就来到香港机场。她们边走边谈笑，既有童年那些可笑的轶事，也有分离时各自遇到的奇奇怪怪的遭遇。没有记者知道，没有围观的人群，她们完全在一种无拘无束的心情下去进行这一趟重要的重庆旅行。
到了重庆，三姐妹同出同归，在新生活运动妇女指导委员会、重庆第一儿童保育院、伤兵之友医院，到处留下她们视察访问的足迹。
她们一同在群众集会上发表演讲，号召人们加强闭结．坚持抗战，反对卖国贼。她们一起设宴招待外国外交官，向全世界表明中国抗战的坚定立场和决心。
宋氏三姐妹带有真挚感情的讲话，通过电台大功率发射机，送到大洋的彼岸，送到每个有正义之心的美国听众耳中。据说三姐妹讲话的第二天，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就有上千名学生上街进行游行声援。他们的口号是：“反对侵略，支持中国人民抗战！”“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强烈要求国会政府采取有效措施，制裁日本！”同时，白宫国会有关知名人士当天也以个人名义向国会递交了制裁日本的意见书。同时美国国会也答应立即研究这份意见书，并作出答复。美国人骚动了，各种舆论向着有利于正义一方倾斜。
继续抗争国民党官场
1941年香港被日军占领后，宋庆龄被迫转移到重庆。
重庆的环境与香港截然不同。有个性的庆龄一心要使自己摆脱国民党的官场，鲜明地公开宣布自己的原则并聚集工作同仁和支持者。但实际情况却是．这些事情在蒋介石所在的战时首都哪一件都不容易实现。
因没有住处，她不得不暂住在大姐宋蔼龄家里。为了保持内心的和行动上的独立，她每天都要费很多心思。
不久她就搬了新居。在那里．她虽仍受到监视，但总算多了一点自由和保守工作秘密及个人隐私的条件。她同姊妹们一起在官方主办的活动中露面的次数减少了。她慢慢有了一个自己的活动空间，开始在重庆第一次发出了自己的声音。
在一篇为纽约《亚细亚》杂志而写的重要文章《中国妇女争取自由的斗争》中，她使人们清楚地看到，她虽然居住在国民党权力中心的重庆，但绝不是一个被供养起来而被封住嘴巴的“难民”。
这篇文章涉及的范围不限于题目所示。她像过去斥责国内反动势力和日本帝国主义一样地直言不讳，重申她对中国人民和人民革命的信念。
她以自豪的气概写道：“在当前这场战争中，中国妇女已经证明她们无愧于历史上的民族女英雄。”
1942年8月，她在重庆恢复了保卫中国同盟的工作。在中共和八路军代表周恩来的积极支持下，宋庆龄努力工作，恢复后的保盟，在新的环境下又有了新的发展。
应该说重庆的环境比香港困难百倍。再加上由于国民党的种种限制，使保盟连一个正式的办公场所都没有，不得不在庆龄的住所开展工作。没有印刷厂，对捐赠者的报告只能一遍一遍地用打字机打出若干份来，或者把稿子设法送到国外去，请友好团体代印。
但是，在艰难险阻中从不后退、知难而进的宋庆龄，以她特有的崇高威望，超人的胆识，排除障碍，开拓奋进，并利用战时首都的种种有利条件，发挥了自己的优势，使“保盟”事业取得同样辉煌的业绩。
为了尽最大的努力支援前方战场，宋庆龄领导的保盟，在极其困难的重庆，还以百倍的热情组织了足球义赛和剧团义演，所得钱款一律用于抗战事业。
一个月来，抗战形势有所好转，已分化了的三姐妹感情及相互理解有所加深。宋美龄又一次去探视二姐庆龄时，提出八月十五要团聚的事，宋庆龄爽快地答应了。
宋美龄又接连拨通了大姐蔼龄，哥哥宋子文，小弟子安、子良的电话，把这一喜讯分别告诉他们。
“莫谈国事。”在大姐蔼龄这道戒令发布后，兄弟姐妹们竭力维护，尽情开怀畅饮，倾吐心扉。在亲人的面前，他们尽情享受着这团圆的欢乐……然而这也是最后一次相聚。
迎来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正当宋庆龄与全国人民一道为争取民主、团结，争取抗战胜利作坚持不懈的斗争时，浴血奋战八年的中国人民在同盟国美、英、苏等配合下，终于赢来了应得的胜利。
1945年8月10日晚，日本被迫投降的消息，终于传到了中国战时首都，重庆顿时成了欢声的海洋。跟着爆竹响遍了街街巷巷，没有爆竹的人就拼命敲打遮阳竹席，有的人还提着搪瓷脸盆大敲特敲。车涌到街上，人涌到街上，美国大兵驾驶的吉普车上都爬满了人，出现了几年来从未见过的欢乐场面。
8月14日，日本天皇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整个神州大地欢欣鼓舞，龙腾狮舞，锣鼓喧天．震天动地。宋庆龄和全国人民一道兴高采烈地迎接这来之不易的伟大胜利。当然，全国人民也不会忘记她为争取这个胜利所付出的艰辛和作出的独特、杰出的贡献。
她于1938年6月在香港创办“保盟”，取得了“一桥飞架欧美亚，争取国际援抗战”有口皆碑的非凡业绩；她在重庆重建“保盟”后，又在十分艰难、复杂的环境中，以崇高的威望、非凡的胆识，发挥和抓住一切有利的机遇和条件，突破了蒋介石对她的种种刁难和限制，使“保盟”事业进一步取得重大业绩。
1945年12月，宋庆龄从重庆飞返上海，“保盟”随之迁到上海。临行前她发表《保卫中国同盟》声明，宣布“保盟”改名为中国福利基金会，指出：
保卫中国同盟的作用是双重的。一方面让中国的国际朋友们知道中国战区和敌人占领地区人民的真正需要；另一方面，把捐款、医疗物资和其他捐助运送给真正和迫切需要的人们，使朋友们和同情者的捐赠最有效的得到应用。我们将继续这样工作下去。我们将在中国的需要者和全世界朋友中间起着联系作用。
中国福利基金会继承和坚持“保盟”时期的传统，哪里需要，就帮助哪里的人民，开始了新的更艰苦的斗争。它不顾国民党政府的压迫和阻挠，以千方百计继续支援解放区为主要任务。
可以说，从1927年蒋介石发动政变开始，直到其反动政权分崩离析．宋庆龄始终坚持原则，从来没有在大是大非问题上妥协让步，从没有在蒋介石的强权面前低过头，她始终是一面挥击独裁专制反动势力的光辉战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