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美国的次贷（债）危机，必须以尊重市场机制和经济运行规律为基础。政府调控宏观经济，目的是弥补市场机制的缺陷，而不是让市场为政府的行为买单，政府履行行政和社会职能应以自己的财力为限。
一、政府为两房政策性亏损买单是稳定美国经济和金融的基础
当前，由于以房利美和房地美为代表的政策性金融机构显现亏损金额持续扩大而且没有止血的迹象，美国国内对两房前途的争论颇为激烈。美国国会共和党的一部分人主张尽快关闭房利美和房地美，一切问题交给市场去解决。以美国政府为代表的另一部分人虽然认识到房利美和房地美的现有经营模式难以为继，但对两房究竟向何处去，至今仍旧难以决断。事实上，继续保留两房，甚至两房完全国有化，并为两房的政策性亏损买单，是美国政府稳定经济和金融无可回避的选择。
第一，两房对当前美国住宅市场的正常运转至关重要。美国的历史经验表明，住房市场出现危机后能不能走出困境，归根到底是购房者能不能得到充分和低成本的贷款融资。两房的重要性在于其在美国住房金融市场上不可替代的作用，它足以让商业银行有充分动力和可能去向广大购房者提供长期低成本的抵押贷款。也正因为如此，2010年2月24日，美国财政部长盖特纳表示，尽管美国政府有关房利美和房地美未来的计划将在2011年披露，但财政部将确保两家公司的市场地位不变，美国财政部将向金融市场保证维护房利美和房地美的当前地位，美联储将确保这两家政府资助公司能够继续发挥作用，在这个问题上很有必要向全球投资者做出明确说明。在政府的继续支持下，2010年3月，房利美表示将大幅增加至少拖欠4个月的住房贷款购买，以降低贷款拖欠的普遍性。由此可见，现在谈论废除两房明显不合时宜。
第二，两房的改革目前还缺乏必要的外在环境。正如盖特纳所说，住房融资体系明显不能继续像以前那么运作，但任何重建应等到更大的市场稳定时才能进行，因为在房地产市场脱离严重下滑前谈论激烈变革，只会吓到投资者。从这种意义上说，尽管政府支持两房所付出的成本很可能遭遇重大损失，且很难判断损失规模将有多大，但政府在支持两房方面别无选择，因为这两家机构在整个美国住房市场中居于核心地位。
第三，两房的亏损是履行政府行政和社会职能的结果，理应由美国政府买单。从两房的批准设立，到政府对两房的财政支持和经营指导，无不反映出两房的政府执行职能。既然两房的亏损是履行政府职责导致的，而且这种行为至少得到了政府的默许和鼓励，则两房的亏损理所应当由政府来买单。这就如同一个成年人，不管其出身如何，也不管其来自何处，只要成为你单位里的职工，则其工作期间的所作所为代表的就是你这个单位，由此产生的任何经济后果也必须由你这个单位承担。至于单位承担后果之后，如何处置这名职工，是继续留用还是让其卷铺盖走人，则是后话。2010年4月，美国现任财政部长盖特纳称，两房发行的债券不应被视为主权债务，但人们不应怀疑美国政府对这两家公司的支持。如此模棱两可的话也就不难理解了。
第四，在美国政府更改自己的行政和社会职能之前，两房的执行职能不可或缺。政府职能是由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只要现有宪法和法律不变，政府的既有职能也不可能改变。政府的既有职能既然无法推卸，设立执行政府职能的机构就不可避免。因此，即使房利美、房地美被废除，也会出现新的类似房利美、房地美的政府机构。可以预见，美国政府不可能让两房彻底私有化，当然也不可能让其延续既有的经营模式，很大的可能是在政府改变自身宏观调控职能的基础上实现两房的完全国有化。
第五，两房亏损规模及其外部负效应不过是美国政府干预的成本体现。在两房履行政府职能，带来经济繁荣，促使民众自有住房率上升，整个社会幸福指数提升时，没有人说两房的缺陷，即使有，也会立马被淹没在人们的一片口水声中。等到次贷（债）危机爆发，人们才发现，为了让两房发挥这一作用，社会将付出多大的代价。2008年9月，美国政府接管两房时，国会授权的援助金额不过4 000亿美元，而专家估计至少需要1万亿美元。其实这只是显性成本，隐性成本还没考虑。因为两房的损失本来就是政府应该掏的，只是当初由于巨额的财政赤字，美国政府借助于宏观调控之手企图由市场来支付这一成本，有意为整个社会提供过于宽松的融资环境。在两房的带动下，商业银行的信贷标准也明显放松。一旦美联储回归正常操作，商业银行由此遭受的损失即使得不到政府的补偿，在道义上政府也逃脱不了受追究的责任。
当然，两房理论上需要国有化，实际操作时政府是否过河拆桥，一旦经济形势稳定，立马让两房关门，另起炉灶，也未可知。
二、培育新经济增长点是美国摆脱次贷（债）和金融危机的主要依托
应该说次贷（债）的产生只是为美国次贷（债）危机和金融危机的爆发提供了一种可能，使这种可能转变为现实的直接动力则是美国实体经济的衰退。可以肯定，没有美国实体经济的衰退，或者说，美国实体经济在美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刺激下继续膨胀，则美国的次贷（债）危机和金融危机至少不会这么快就爆发，如果不能避免爆发的话。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刺激美国经济无效直接促发了美国次贷（债）危机和金融危机。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挖掘美国经济增长的潜力，是美国摆脱次贷（债）危机和金融危机的主要依托。
第一，美国经济恢复增长是次贷（债）消费者债务重组的前提。此次美国金融危机的全面爆发发端于美国经济衰退，住宅市场价格不涨反跌，次贷（债）消费者的收入不增反减，从而引发次贷（债）消费者的支付能力危机。要解决次贷（债）消费者的支付能力危机，追本溯源只能从根本上解决美国的经济衰退问题，确保美国的住宅市场价格不再下跌，确保美国的次贷（债）消费者不仅能保住工作机会，而且能够确保收入水平不再下降。债务重组作为一种权宜之计，改变的只是一时的债务负担，改变的不是总的债务负担，债务的偿还最终还是要依靠消费者的收入水平得到提高。因此，美国经济恢复增长首先是美国次贷（债）消费者债务重组的需要。
第二，美国经济恢复增长是提升消费者支付能力、减少次贷（债）的经济基础。此次美国次级贷款危机殃及美国的优质贷款市场，固然与次级贷款大行其道诱使金融机构放松优质贷款的信贷标准有关，更与美国经济衰退有关。美国的经济衰退，不仅使相当数量的优质贷款消费者失去了工作，即使没有失去工作的优质贷款消费者，其收入水平也下降了一大截，从而极大地影响了他们预期的贷款偿还能力，成为银行不良贷款的重要来源。考虑到美国次级贷款市场规模仅占整个金融机构贷款市场规模的14%，美国经济恢复增长，对次贷（债）消费者重要，对优质贷款消费者可能更加重要。
第三，美国经济恢复增长是减少美国财政赤字、更好履行行政职能的必需。此次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虽然直接归咎于美国的次级贷款和美国的经济衰退，但最深层次的原因还是美国政府在财政赤字的挤压下，履行行政职能不是量力而行，而是通过行政干预向市场转嫁成本，使美国经济总体失衡，房地产业过度膨胀，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继续刺激无效，先诱发次贷（债）危机，后殃及整个金融市场。因此，避免次贷（债）危机和金融危机的再次爆发，首先要解决美国政府的财政赤字问题。只有美国政府的财政赤字问题解决了，政府在履行行政和社会职能时才有可能有多少钱办多少事，避免以扭曲整个宏观经济为代价实现政府的局部利益。解决美国政府的财政赤字问题，不是要大力压缩刚性特征极为明显的财政支出，而是要通过经济增长在不增加市场负担的基础上做大财政蛋糕。因此，美国经济的恢复增长，对于美国政府同样重要。
第四，美国经济恢复增长是企业进入良性循环、扩大投资与生产的契机。在乘数与加速数作用下，市场经济有内在的扩张与收缩机制。当经济衰退时，乘数与加速数助推经济进一步衰退；当经济扩张时，乘数与加速数助推经济进一步扩张。马克思早就指出，扩大再生产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常态，也是企业经营的常态。没有经济增长的外在环境，企业不可能进入良性循环，企业的扩大再生产与投资也就无从谈起。企业是市场经济活动的细胞，单纯从企业角度，美国经济恢复增长也是非常必要的。
第五，美国经济恢复增长也是美国经济秩序恢复正常、避免泡沫产生的关键。任何经济都有常态和非常态之别。经济高涨是非常态，经济衰退也是非常态。经济高涨阶段，投机盛行，泡沫严重；经济衰退阶段，投资停滞，收入减少，人们生活困苦。尽管非常态占据经济活动的绝大部分时间，但只有常态情况下经济活动才能发挥最佳的功能。美国经济恢复增长，正是恢复美国正常经济秩序的关键。经济增长了，个人的收支才能正常，企业的产销才能正常，政府的财政和宏观调控才能正常。经济衰退，没有泡沫；经济增长，不见得会有泡沫，即使有，也不至于严重到会使实体经济失衡的地步。美国经济恢复增长，是美国经济一切活动走向正常的起点。
三、避免赤字财政是美国经济和金融良性循环的必由之路
赤字财政是美国政府宏观干预经济失败诱发次贷（债）和金融危机的最主要原因。因为存在赤字财政，美国政府将美国实体经济刺激膨胀到极点；因为存在赤字财政，美国政府肆意转嫁财政成本，极大地扭曲了美国的实体经济。赤字财政对美国经济造成的伤害一直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这与凯恩斯的补偿性赤字财政理论与政策有关。凯恩斯补偿性赤字财政理论的核心内容是，由于经济危机的打击，社会有效需求不足，市场凋敝，产品相对过剩，资本流通受阻，投资利润率下降，社会投资欲望大大减弱，导致社会储蓄大于投资需求，按照社会供求平衡的公式S（储蓄）+T（税收）I（投资）+G（政府支出），凯恩斯提出了在储蓄大于投资的情况下，应当使政府支出大于税收，即政府通过大量发行公债，吸收社会资金，并把它转化为政府支出，从而刺激需求，这不仅可以暂时缓解社会供需矛盾，使整个社会经济再度运转起来，还可以为社会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自20世纪30年代罗斯福推行“新政”和凯恩斯主义兴起以来，特别是战后，赤字财政就成为美国财政政策的一项重要内容。美国赤字财政政策服务于宏观经济目标的实现这一点几乎没有发生过什么变化，但不同时期，赤字财政政策的运用方式和力度却有所不同。40年代下半期至50年代，尽管美国经济并非一直处于危机状态，而是呈现出周期性的由繁荣到萧条的上下波动，但美国依然奉行典型的“补偿性的财政政策”，即在经济繁荣时期减少政府支出，增加税收，使财政有盈余，以抑制需求；在经济萧条时期，增加政府支出，减少税收，使财政有赤字，以刺激需求；这样，通过紧缩与扩张两相配合，财政盈余和财政赤字彼此补偿，但求在整个经济周期中做到收支平衡，而不追求每一财政年度的预算平衡。这一时期的财政盈余总额要超过财政赤字总额，且赤字占GNP的比例最高也不过0.5%。20世纪60年代，美国实行扩张性的赤字财政政策。为了恢复美国经济冲力，美国凯恩斯主义者华尔特·海勒主张，即使经济处于上升时期，仍应实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因为即使经济衰退已经结束，经济活动开始扩张，潜在的未被利用的生产能力仍然存在，所以为了促进经济更快增长，政府预算既不应追求每年收支平衡，也不要求周期内的预算平衡，而是要以充分就业下的预算平衡为目标。这一时期财政赤字迅速增加，财政赤字占GNP的比重上升到10%左右。70年代，美国频繁地在赤字财政和平衡预算两种财政政策之间摇摆，最终平衡预算总是让位于赤字财政。一方面，美国经济深深地陷入“滞胀”危机，由于在刺激经济与抑制通货膨胀两者之间很难达到平衡，因此产生频繁的财政政策摇摆，时而实行赤字财政，时而强调预算平衡；另一方面，为了对付衰退这一压倒一切的任务，尽管对日益增加的赤字心存余悸，平衡预算最终还是让位于赤字财政。80年代到90年代初，主观争取平衡预算，客观实行赤字财政。美国在六七十年代基本上实行的是扩张性的赤字财政政策，这不可避免地使财政赤字愈来愈严重，并且给后续发展留下隐患，因此消灭赤字实现财政收支平衡成为每一届政府的愿望，但这一时期的里根和布什两位总统都没能实现这一目标。90年代初至2001年，大力削减财政赤字，实施有增有减的财政政策。1993年克林顿上台后，面对里根和布什时代积累下来的巨额财政赤字和经济衰退，全面推行“新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这一政策的核心是：既要刺激经济增长，实现充分就业，又要削减赤字，压缩债务。具体措施是，短期内通过增加投资、推动经济转型和实施增长战略来增加财政收入，长期内则削减国防经费和联邦行政开支，取消非生产性开支，鼓励私人投资，实施增税计划。长短期兼顾、有增有减的财政政策不仅使美国经济出现了低通胀和高增长并存的良好局面，而且也使美国的财政赤字从1992年的2 900亿美元减少到1997年的220亿美元，及至1998年甚至出现财政盈余达690亿美元，并在随后3年还有增加。“9·11”事件特别是网络泡沫破灭以后，美国经济面临再次陷入衰退的危险，小布什政府毅然重启扩张性的赤字财政政策，不过这次财政赤字主要满足反恐需要，国内经济扩张更多依赖于宽松的货币政策刺激房地产业畸形发展，直到2007年次贷（债）危机爆发，并于2008年9月演变为全面的金融危机。
客观地说，20世纪70年代以前，美国的赤字财政政策对美国经济发挥了良好的刺激作用，它有利于美国的实际经济增长率接近美国的潜在经济增长率，有利于最大限度地为美国社会提供就业机会。然而以滞胀的出现为界，美国赤字财政政策的经济效应逐渐走向负面。赤字财政不再是弥补社会的有效需求不足，而是将社会有效需求盲目膨胀，加剧美国宏观经济的失衡。在新经济的支撑下，里根和老布什政府没有实现的财政平衡目标，克林顿政府实现了，这也延缓了美国长期赤字财政恶果的显现。问题在于，反恐时代的小布什政府，不仅没有趁网络泡沫破灭的机会，适时收缩财政规模，夯实经济发展的基础，反而将以前的赤字财政政策变本加厉。一方面借反恐进一步加大财政支出，使克林顿政府时代的财政盈余昙花一现，转变为巨额的财政赤字，另一方面对摆脱经济衰退所需的扩张支出，小布什政府不再依赖于财政，而是向市场转嫁，从而使得宏观经济过度膨胀与产业结构严重失衡并存。当经济膨胀到顶点政府无法再向市场转嫁成本之时，就是次贷（债）危机爆发之际。从这种意义上说，尽管次贷（债）危机爆发的原因很多，但追根溯源赤字财政政策逃脱不了干系。没有悠久的赤字财政史，就不会有赤字财政无所谓的意识；没有巨额的财政赤字累积，小布什政府也不会不计后果地向市场转嫁成本，导致经济虚胖与结构失衡共生。所以，避免类似次贷（债）危机的再度爆发，使美国经济和金融良性循环，避免赤字财政也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