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树彬张树林
1936年初，随着日本帝国主义深入侵略华北，中华民族已到了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为了唤起全国民众的抗日运动，刚刚长征到达陕北的红二十五军、中央红军和陕北红军组成的红一方面军主力，成立“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由毛泽东和彭德怀率领东征山西，准备开赴抗日前线。国民党蒋介石继续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不仅不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反而调动大军“围剿”红军根据地，阻击红军东征，要彻底消灭中国共产党和她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红军危急！中华民族危急！
在事关中国革命和中华民族命运的紧要关头，中央军委毅然决定放弃东征，毛泽东和彭德怀率部回师陕北，在太相寺召开红一方面军团以上干部会议，决定以彭德怀为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组成“中国人民抗日西方野战军”，以扩大革命根据地，迎接红二、四方面军北上，打通和苏联的国际路线。
在彭德怀的率领之下，“中国人民抗日西方野战军”以红一军团左权、聂荣臻部为左路，红十五军团徐海东、程子华部为右路，展开了波澜壮阔的红军西征，写下了许多可歌可泣、英勇悲壮的动人故事。
在纪念红军长征暨西征胜利七十周年（1936～2006年）的时候，把发生在红军西征中的故事整理出来奉献给广大读者。
一、红军西征故事之一：太相寺风云际会
1936年5月4日，“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胜利结束东征，由山西永和县西渡黄河悄然回师陕北，驻军延长、延川县一带。毛泽东主席、彭德怀司令员等前方归来的红军抗日先锋军领导和前来迎接东征回师的周恩来、张闻天等中央领导，当晚就住在了杨家圪台村。5月5日，中共中央在杨家圪台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发表了《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史称“五五通电”，再次向全国人民发出呼吁，指出中华民族已到了危急关头，要求国民党蒋介石停止内战，团结抗日。会上并作出了在太相寺村召开红一方面团以上干部会议的决定。
5月12日，毛泽东、彭德怀等中央领导及西北军委的部分首长及警卫部队，由杨家圪台移驻延川县太相寺村。接到开会通知的红一方面军各部团以上干部，也陆续由各自驻地向太相寺村汇聚。5月13日至14日的一时间，在陕北高原上出现了一幅幅这样的画面：雄鸡啼晨，晨曦初露，夜色渐渐隐去，初夏的陕北高原轮廓渐从晨曦中露出。重叠的峰峦，间隔的沟壑，塬梁峁谷，溜溜平川，弯弯的山道，散落的村庄……村道边、山坡下，一队队尚未洗去东征硝烟风尘又沐浴着朝霞在进行操练的红军战士，目送三三五五骑马赴太相寺开会的首长。
太相寺村上一下增加了许多红军队伍。明眼人就能够看出，驻扎在太相寺村的红军队伍有“五多”：首长多，背盒子枪的多，戴眼镜的多，女同志多，骡马也多。显然，这里进驻了红军的首脑机关。
陆续到来的军团首长中，有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副军团长兼参谋长左权、政治委员聂荣臻、政治部主任朱瑞、政治部副主任罗荣桓，有红十五军团军团长徐海东、政治委员程子华、参谋长周士第、政治部主任王首道、政治部副主任冯文彬，有红二十八军军长宋时轮、政治委员宋任穷、参谋长唐延杰、政治部主任伍晋南，有红二十九军军长肖劲光、政治委员甘渭汉、政治部主任刘攸……
太相寺距延川县城20公里，位于关庄河和刘家河两水交汇处。前来参加会议的师团干部中一军团干部有第一师师长陈赓、政治委员杨勇、政治部主任谭政及其师所辖第一团、第三团、第十三团的干部，有第二师师长杨得志、政治委员肖华、参谋长熊伯涛、政治部主任邓华及其师所辖第二团、第四团、第五团的干部，有第四师师长李天佑、政治委员黄克诚、政治部主任舒同及其师所辖第十团、第十一团、第十二团的干部，还有该师下辖第二骑兵团的干部。
十五军团参加会议的师团干部有第七十三师师长张绍东、政治委员陈漫远、参谋长伍修权、政治部主任王集成及其下辖二一七团、二一八团、二一九团的干部，有七十四师师长陈先瑞、政治委员李隆贵及其下辖各团干部，有第七十五师师长陈锦秀、政治委员常玉清、参谋长韦杰、政治部主任谭甫仁及其下辖第二二三团、第二二四团、第二二五团的干部，有第七十八师师长韩先楚、政治委员崔田民、参谋长姚、政治部主任钟伟及其下辖第二三二团、第二三三团、第二三四团的干部，还有该师所辖第三骑兵团的干部。
另外，参加会议的还有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直属骑兵第一团团长张爱萍、特务团团长朱水秋，有红八十一师师长贺晋年、政治委员张达志、参谋长李寿轩、政治部主任李志民及其师下辖第二四一团、二四二团、二四三团的干部，以及第三十军下辖第二六二团、二六三团、二六四团的干部，陕北独立第一师、陕甘宁军事部、陕北军事部的干部。
中共中央和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其他主要领导人除王稼祥因病未能参加会议以外，其他首长都从中央驻地瓦窑堡赶到太相寺参加了会议。另外，走完长征的30名红军女战士中，有蔡畅、邓颖超、贺子珍、刘英、刘群仙、李坚真、钱希均等7人也参加了会议。
参加太相寺会议的红一方面军团以上干部共有150多人，荟萃了红军精英，真可谓龙虎风云际会。
二、红军西征故事之二：农夫趣话太相寺
1936年5月14日早晨，参加团以上干部会议的红军各军团干部三三五五来到太相寺大庙。又有几位红军首长从村中走出，向着太相寺方向而来。身着靛蓝色军装，衣领上有习习生辉的红领章，身材高大魁梧的毛泽东走在几人中间。刚刚历尽长征路上万般艰辛，又指挥烽焰弥漫的东征战斗，使他本来魁梧的身躯显得十分憔悴，但仍是精神饱满，乐观开朗，和身边的人谈笑风生。紧随在他身边同行的有彭德怀、张闻天、叶剑英、杨尚昆、贺子珍等，还有三名警卫员。
太相寺前不远处，有十多个当地群众好奇地张望着走向太相寺的各路红军干部。毛泽东、彭德怀等首长走过这些群众身这时，亲切地同他们打着招呼：“老乡，你好啊！”“乡亲们好，你们辛苦了！”乡亲们看着眼前和蔼可亲的红军首长不知该称呼什么，只是点头应承着：“好，好，长官好！”
虽说移驻太相寺村已是第三天了，但毛泽东还没抽出时间到这座大庙来过。几人来到太相寺门前，没有忙着走进去，而是驻足观赏古木森森的宏伟的庙宇。这是一座楼台式的古寺院，周围长着许多古老的槐树、柳树、榆树。高大的古树长得形状古怪，森森然如猛兽鬼怪，更增加了大庙的森严和神秘之感。
毛泽东把整座建筑打量了一番后，目光停在了大门上方一块高悬的匾额“太相寺”三个大字上端详着。他侧过脸，看近前站着一位老年农民，头上包扎着旧得发黑的白毛巾，脖后的衣领里斜插着一根旱烟锅，烟袋从脖后甩拖到了胸前摆来摆去，一副典型陕北老农民的打扮，正在好奇地端详着庙门前的对联。看得出这位老农民断文识字，边看边点着头，嘴里还自言自语地念叨着对联的内容：“本位主义……自由主义……”
看到了庙门前的老年农民，毛泽东向前踱了两步走上前打招呼说：“老人家，辛苦你们了！”这果然是一位识文断字的老人，他上下打量着眼前这位和气可亲的红军首长，捋了一把下巴上的山羊胡须，略带几分文绉绉的语气说：“实在对不起。敝庄太窄狭了，贵军到这里受挤受冷了。”
“哪里哪里！敝军人马过多，使宝庄百姓受害受累了。”毛泽东一听这位老年人说话斯文，便也客套地回答着，又指着大庙门上高悬的匾额说，“老先生，试问这座大庙何以叫做太相寺？我倒听说过有大相寺，这太相寺之称倒也少闻，不知老先生能否以赐其详？”
“噢，你是说匾上三个字，这里边可是有说头呢！”问到太相寺，老人来了兴头，回头望了一眼大门上的匾额，操着浓重的陕北口音，带着几分神密又有几分卖弄慢条斯理地说，“听上辈人传言，此庙本来就是叫大相寺的。据说这座庙刚落成的那天，有一位秀才路经此地。他来到庙门前，想炫耀一下自己的才华和笔力功夫，拿起了一支醮墨的毛笔，信手甩了出去，手起笔飞，这毛笔飞起来款款地就落在‘大’字的下边，把墨迹落在了匾上，毛笔掉了下来。那一点墨迹不偏不倚，恰到好处地落在‘大’字下边的中间，把个‘大’字改成了个‘太’字。这一点墨迹无论是大小，还是笔画走势，都和原来的字浑然一体。人们都说这个秀才是个神仙前来点化的，从此就将‘大相寺’称作‘太相寺’了。”
“好，好好！真是神来之笔啊！”毛泽东听后爽朗地笑着连声夸赞，陪同的首长也跟着露出笑容。
传说毕竟是传说，真伪无人考究。这里是陕北老苏区，刘志丹、谢子长等人很早就在陕北领导“闹红”，这里的群众阶级觉悟高，对红军特别热情。红军一来到这里，就呈现出军民鱼水之情。群众把最好吃的东西拿出来让红军吃，把最干净的地方腾出来让红军住，赤卫队员帮助红军买粮买菜，妇女们帮助红军烧水煮饭、洗衣、补衣，就连儿童团也帮助红军盘查过往行人。老人看到毛泽东专注地听他讲述的神态，兴致更高了，又接着说：“这太相寺可神了。听上辈人说，自打这庙盖成以后，这一方就风调雨顺，有到庙上烧香许愿的人，总是有求必应的。贵军在这里开会，神仙一定会保佑贵军的。”
老年农民说得津津乐道，几位首长听得津津有味。彭德怀接过话题说：“这位秀才虽有神来之笔，可惜只写下了一点。我们红军来到这里，可是要作一篇大文章哩，老毛你说对吗？”
“说得对，我们要在这里写创建革命根据地，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大文章。”毛泽东乐呵呵地回答。
听到对话，老人疑惑地望着几位红军首长，把目光凝聚在了毛泽东身上上下打量。首长大都是南方口音，老人不太能听懂，但还是听出些什么来，嘴里轻轻地嗫嚅：“老毛、毛主席……”他好像觉察到了什么，拉了一把杨尚昆的衣角，走开了几步指着毛泽东低声问：“这位长官借一步说话。敢问一声，刚才讲话的那位大个子长官是什么人？是不是老刘说的毛……”
老人说的老刘，就是刘志丹。刘志丹在陕北人民心中的威望很高，百姓们一直亲切地称他为“老刘”。没等老人说完，杨尚昆连忙接过话头说：“老人家，我们红军是革命的队伍，人民的队伍，队伍里都叫同志，不兴叫长官。他和老刘一样，是我们的首长，也叫同志。”
老人心中的疑惑仍未解开，但他已明白了这是不便打问的意思，便点着头说：“我亥下了，亥下了！”
“亥”是陕北人对“解”字的另一读音，陕北方言中的“亥下了”，有“懂了、明白了、理解了”的意思。老人嘴里说着“亥下了”，还是对着毛泽东狐疑地打量了一会儿，才踟蹰着走开，还三步一回头地端详着。
三、红军西征故事之三：毛泽东谈诗论英雄
毛泽东和彭德怀等几人移步走进了太相寺大院，第一眼就看到了大殿前的两根立柱上，贴着一副墨迹未干的有点像标语的大字对联：上联是“顾全大局，反对本位主义”，下联是“提高党性，反对自由主义”。看到这副对联，大家心里都明白，这是针对红军领导中个别人心目中滋长的本位主义、自由主义思想而写的，里面还有着一个缘故呢。
那是在东征时，3月下旬，红军以十五军团为左路，红二十八军和红三十军为中路，红一军团为右路，分兵三路向山西腹地进军。当时，晋军大部被红十五军团牵制于北线，而红一军团进入富庶的汾河流域。汾河流域是山西的天堂，这里地主大都钱粮充足，红一军团不仅打土豪得到不少物资，而且扩红（扩大红军）发展迅速，补充了5000多名新战士，这些都使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踌躇满志。而红十五军团由于处在地广人稀的晋西北地区，背后又紧拖着几个师的阎锡山晋军主力，一直连续作战，筹款、扩红都受到限制，兵员伤亡没有得到较好补充。毛泽东主席以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名义发电报给林彪，告诉他红十五军团在北线作战艰苦，伤亡过大，要求他调拨部分兵员、武器给红十五军团。林彪接到毛主席的电报后，思想上有抵触情绪，发牢骚说：“我还有几个鸟兵！”说罢，气呼呼地把电报摔到桌上，对政委聂荣臻连声说：“不给，不给。就说没有，不给。”经聂荣臻劝说，虽然拨了一点，但所拨兵员、武器、物资都质量不高，数量不多。
毛泽东西渡黄河回到陕北延川县杨家圪台，主持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时，就针对红军部队中个别领导干部的本位主义、自由主义的思想和做法，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毛泽东指出：“要提倡顾全大局，每一个党员，每一种局部工作，每一项言论或行为，都必须以全党利益为出发点，绝对不可违背这个原则。”
毛泽东还向红军干部们回忆了去年秋天向红十五军团借军饷的事。那时，经过长途跋涉到达陕北的红一方面军，身上缺衣，口中缺食，又值进入深秋寒冷的季节。毛泽东便向红十五军团借钱以解燃眉之急。刚成立不久的红十五军团手中也只有7000元军饷，自备尚且不足。但军团长徐海东、政委程子华商量过后，二话没说拿出5000元支援了红一方面军。这件事让红一方面军的干部战士非常感激。当毛泽东在会上讲出这件事情时，使红一军团的干部们都感到十分愧疚。
毛泽东在会上批评说：“必须反对只顾自己不顾别人的本位主义的倾向。也就是对别人的困难不管，别人要调他所属的干部不给，或以坏的送人，‘以邻为壑’，全不为别部、别地、别人想一想，这样的人就叫本位主义，这就是完全失掉了共产主义的精神。不顾全大局，对别部、别地、别人漠不关心，就是这种本位主义的特点。对于这样的人，必须加重教育，使他们懂得这就是一种宗派主义的倾向，如果发展下去，是很危险的。”
林彪一向以不苟言笑、沉默寡言著称。对于毛泽东提出的批评，他索性一声不吭，似乎无动于衷。政委聂荣臻为了维护团结，在会议上主动代人受过，做了检查。这次太相寺会议上又写出这样的对联，为的是警钟长鸣，提醒红军干部中不要再出此类事情。
看着眼前的对联，又让毛泽东想到了红军下一步由谁来挂帅出征。他好像从这副对联中找到了答案，带着征寻地口气对走在身边的彭德怀说：“老彭，去年我曾写过一首六言诗，‘山高路远坑深，骑兵纵横驰奔。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看来这次要写西征这篇文章，还得你彭大将军来主笔了。”
彭德怀急忙进前一步说：“老毛，你那首诗的最后四个字，我当时就建议改成‘英勇红军’的好。在您的领导下，只要有我们英勇的红军，就会打胜仗。我个人倒是不值一提的。”
毛泽东和彭德怀在江西革命根据地就是老搭档，在红军长征和东征中更是一文一武配合默契，二人亲密无间，所以称呼上就少了客气而多了亲昵。毛泽东总是称彭德怀为“老彭”，彭德怀也同样称毛泽东为“老毛”。毛泽东和彭德怀说的是去年“切尾巴战斗”之后的事。
那是1935年10月19日，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到达陕北保安的吴起镇。20日，追击红军的国民党宁夏马鸿宾第三十五师的骑兵和东北军何柱国骑兵各一部约两千多人马就跟了上来。为了不把敌人带进陕北革命根据地，毛泽东指示：要把身后的尾巴砍掉，不让进入苏区大门。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叶剑英等当即决定给尾随的敌人一个致命的打击，并拟定了一份电文，由毛泽东、彭德怀、林彪签署，向第一、二、三纵队发出战斗命令。
21日，由彭德怀指挥在吴起镇附近的马梁山打响了“切尾巴”的伏击战。那天上午，毛泽东亲自来到前线，进入阵地，频频举起望远镜观察战场情况，看到彭德怀指挥若定，用兵如神，心里十分高兴，直到敌人溃退，毛泽东才离开前线。这次战斗歼灭敌军一个骑兵团，缴获战马约100多匹，打胜了中央红军到达陕北的第一仗，为红军陕北会师扫清了障碍。
回驻地，毛泽东想起战前的电文中有陕北地形“山高路险沟深”的句子，便借用电文中的句子欣然命笔成诗，把“路险”改为“路远”，“沟深”改为“坑深”。在战斗结束后，彭德怀回到毛泽东住处，恰巧毛泽东不在屋里。彭德怀看到桌上放着毛主席写的墨迹未干的一首诗，他当即拿起笔来，将末句最后四个字“彭大将军”改为“英勇红军”，然后将诗放回原处。
“不改，不改。那次‘切尾巴战斗’，你彭大将军可是打得痛快淋漓，勇贯三军的呀！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嘛！无论是在长征路上，还是这次东征当中，你不都是纵横驰骋的大将军吗？”听罢彭德怀又说出改诗之事，毛泽东摆摆手笑呵呵地向大家说，“还是不改的好，这叫名副其实，老彭当之无愧啊，大家说是不是？”
张闻天笑着点头说：“主席说得对，这诗不改才更有气魄。”
叶剑英也点头赞同地说：“我也觉得不改的好，德怀同志就是咱们英勇红军的代表。”
几人谈笑着走进了太相寺大殿。
四、红军西征故事之四：周恩来密会张学良
5月14日太相寺开会的第一天里，人们发现重要人物周恩来没有到会。原来是他几天前去了延安和张学良会晤，这时正往回赶呢。通向太相寺的土路上，周恩来和两名警卫员三人骑马急驰而来，一路上他还在思考着两次秘密和张学良会见的前前后后。
早在1月份，中央联络局局长李克农就开始同张学良进行密谈。毛泽东亲自率部东征后，周恩来便根据中央的安排，指使李克农、张子华等人加紧做争取东北军、西北军的统战工作。3月里，张学良又秘密从上海请来中共地下党员刘鼎，进行过多次交谈。刘鼎用写密信的方式，即时把情况向周恩来进行了汇报。4月初，刘鼎来信说，张学良希望能和中共高级领导会晤。彭德怀、毛泽东在4月6日复电东北军王以哲将军转张学良称：“敝方代表周恩来，依约于8日赴肤施与张学良将军会商救国大计。”4月9日，周恩来到延安和张学良进行首次秘密会晤。张学良亲自驾飞机携王以哲、刘鼎秘密飞到延安，在肤施城内教堂里和周恩来进行了彻夜的交谈。二人都感到很投机，大有相见恨晚之感，互相都对对方产生了敬意。通过谈判，张学良表示东北军愿和红军、西北军结成‘三位一体’，联合抗日。但要求共产党放弃‘反蒋抗日’的主张，要‘联蒋抗日’。张学良认为，蒋介石有当今中国最大的军事力量，没有蒋介石的参加，中国的抗日是没有希望的。
会谈之后，周恩来和刘鼎一起回到了瓦窑堡，同留在瓦窑堡的李克农等人商量后，于4月13日召开了中共中央常委会议，决定派刘鼎作为常驻张学良处的代表，与张学良继续谈判，白坚驻张学良处任联络员，李克农与王以哲保持密切联系。4月27日，刘鼎带着周恩来的亲笔信到达张学良的临时行辕洛川后，又和张学良进行了多次交谈。4月27日、5月1日、5月2日，刘鼎接连发来几封密信给李克农和周恩来，汇报与张学良谈话的情况。其中两封信中有这样的语句：
……老头儿今日很高兴，很热心。上次一夜密谈他很称心，现在他心更雄起来。我已经向他提出两件事要他筹划一下——彼此交接如何表演，如何训练这个团；他自己提到的顶好还要一夜，自然要把他策划的事来谈。我想我们家也应该先为他组织策划吧……
……她本来就在歧路间，又恋新又舍不得旧。这个矛盾虽然变化快，究竟离终点还远，还有些难关哩！现在已经变成这样，所谓舍不得旧，还想最后从他家得着一些最后的钱财，来同新爱人度岁月。她想把此痴人梦延到11月去，即是到11月才宣布新的同居。一方面在这几个月中进行欺骗，另一方面似乎11月时可以得到新爱人的老乡们的表示。不过她自己已经觉得了少许，恐事不由人愿。因之，我尽朋友之谊，也应该把她再一次提醒，下一次苦口……她如此徘徊，究应如何应付，顶好请那算八字算得好的胡子和瞎子一同来给她再算一算。不过她……
信中说的都是暗语。前封信中的“老头儿”和后封信中的“她”，都是指张学良。信中是说张学良仍然对蒋介石抱有幻想，刘鼎自己一时说服不了张学良，想让周恩来和李克农再次亲自说服张学良。信中所说“新爱人”指的是中国共产党，“新爱人的老乡”指的是苏联共产党，“算八字算得好的胡子”，指的是留着长胡须的周恩来，“瞎子”则是指戴深度近视眼镜的李克农。像这样的密信，几个月里已有了十几封。
5月4日，东征红军回师陕北。刘鼎又于当日电告中央：此间获悉红军西渡，张学良要求早日与周恩来见面商谈。周恩来也接到东北军王以哲将军发来的电报，约他10日去延安和张学良见面。当时周恩来正在杨家圪台参加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来不及赴约。5月7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复电刘鼎转张学良、王以哲，认为再度会谈极为重要，商定时间为12日。周恩来于10日动身，12日赶到川口。张学良再次自己驾飞机秘密到了肤施（即延安）城，派车接周恩来当夜入城，就建立东北军、西北军、红军‘三位一体’的抗日同盟问题，又进行了彻夜的交谈……
这时的周恩来急着去参加太相寺会议，要和毛泽东等中央的同志商讨如何进一步开展对东北军、西北军的统战工作。当他们赶到太相寺时，已是5月14日晚上9点钟。时值农历闰三月的下旬，月亮出来得晚，这时的太相寺已完全笼罩在夜色之中。
五、红军西征故事之五：李德罢宴无来由
参加太相寺会议的红军干部中，有一个蓝眼睛、黄头发、大高个子的外国人，这就是和红军一起走完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唯一的外国人李德。从瓦窑堡来到太相寺的李德十分活跃，操着“呜哩哇啦”的俄语，在红军干部中走来走去，指手画脚，说这说那。可是没有几个人能听懂他的话，也便没人怎么去理会他。
李德的真名叫奥托·布劳恩，1900年9月28日出生，是德国人，也有人说他是奥地利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奥地利属于德国统治的奥匈帝国，他参加了德国军队同沙皇俄国作战。在一次战斗中，他被俄军俘获，流放到西伯利亚。苏联十月革命以后，他参加了苏联红军，因为他在德国军队中当过军士，有一些作战经验，所以很快晋升为骑兵师参谋长。后来被选送莫斯科伏龙芝军事学院进修，1932年毕业后，被共产国际选派到中国来担任中共的军事顾问，他便起了一个中国名字——李德，是中央红军里唯一的外国军事专家、“洋顾问”。
1933年10月，李德被中共党组织从上海秘密护送到瑞金中央苏区。他下车伊始即与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执行者站在一条起跑线上。中共中央总负责人博古对李德言听计从，奉若圣明。两人都精通俄语，博古对李德的一切都是“达、达”（是、是），李德就当起了共产党的太上皇。在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斗争中，李德脱离苏区的实际情况，生搬硬套洋教条瞎指挥，致使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人数损失了90%，南方革命根据地几乎全部丧失。正像彭德怀所说的，这是“崽卖爷田心不疼”。
遵义会议以后，李德被“轰”下了台。长征中他跟随中央纵队行动，态度总是忽冷忽热，有时对毛泽东指挥红军不满，牢骚满腹，有时又对毛泽东大加赞扬。有一次毛泽东遇到危险，他却毫不迟疑地进行了保护。
那是在1935年9月，中央红军（右路军）行至四川巴西地区，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企图以武力威胁中共中央和右路军南下，并有加害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之意。叶剑英得到情报后，立即巧妙设计向毛泽东、周恩来报告。毛泽东获悉张国焘的阴谋后，立即召开政治局紧急会议，决定红一方面军第二天凌晨秘密出发继续北上，右路军中的四方面军指战员（包括红军大学部分学员）如果不愿北上的，不要勉强，可以留下。
第二天凌晨正当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出发北上时，红军大学教育长、原四方面军参谋长李特气势汹汹赶来阻止。此人会讲俄语，脾气暴躁，喜欢骂人，习惯挎一把大左轮手枪。当时考虑到毛泽东的安全，李德自动站在李特身后。毛泽东耐心而简短地对李特和右路军中的四方面军同志们说：“时至今日，让一方面军南下是没有出路的。我们是先遣队，先走一步，到那里开辟新的根据地。大功告成后，只要四方面军愿意来，随时都欢迎。”话音刚落，李特“虎”地向前窜了一步，大喊大叫攻讦毛泽东是“逃跑主义”！李德在一旁极为担忧，唯恐李特情绪失控向毛泽东开枪，于是立即果断地将李特紧紧拦腰抱住。李德身躯高大，铁钳似的双臂任李特怎样挣扎也未能挣脱开来……直到毛泽东发话让放了李特，李德才松了手。
彭德怀当时也在场，亲眼目睹了“李德捉李特”的一幕，事后说，李德这次表现很好，站在了正确的方面。毛泽东在太相寺会上讲话时也提起这件事，并表扬李德是走完长征的唯一西方人。还表扬红军出发东征后，李德在瓦窑堡组织红军抗击民团骚扰时表现得也很积极。毛泽东的表扬令李德的情绪很高涨，在会上表现得洋洋得意，十分活跃。
5月15日下午太相寺会议结束，周恩来提议搞一次会餐，算作既为东征的将士接风洗尘，又是为西征的将士饯行。聚餐会还是在太相寺大庙里进行，每桌十人。桌凳不够用，就又用空弹箱、门板支起了一些“餐桌”。
一会儿，太相寺大殿和东西配殿都一桌一桌坐满了人，嘈杂喧哗声响声一片。每桌就餐的人不需要谁划分，都是自由组合，谁想坐哪桌就坐哪桌，凑满一桌再凑一桌。中央首长、军团首长大都分散同各军团干部一起进餐。和毛泽东同坐一桌的是周恩来、博古、贺子珍、邓颖超、刘群仙、李坚贞、陈赓、杨得志、李天佑。彭德怀则是和刘晓、左权、聂荣臻、徐海东等人坐在了另一桌上。
人们刚刚坐定，毛泽东的秘书黄友凤走过来对毛泽东和周恩来说：“李德不来参加会餐，骑上马回瓦窑堡去了。”黄友凤虽然说话声音很低，但同桌上的人还是都听到了，大家都表现出有点诧异的神色。周恩来取出怀表看了看，然后问黄秘书：“李德啥时候走的？”黄友凤回答说：“今天散会后，随十五军团护送伤员的小分队一起走的。”
毛泽东看了周恩来和博古一眼，有点不高兴地说：“李德是罢宴了。他以前给中央政治局写信反对东征，只怕苏联利益受到了损失。现在红军东征不是已经回来了吗，日本并没有对苏联开战嘛。他昨天发言还赞扬红军运用运动战取得胜利的例子嘛！说好送走西征部队后一块回瓦窑堡，今天为啥突然变卦，一个人走了？”
另一桌上的彭德怀已把这些都听在耳中，他一拍桌子大声说：“这个洋和尚，罢宴总得有个来由，真是不识好歹！”
毛泽东又笑着打圆场说：“李德罢宴是无来由。没有黄花菜，难道就不吃八大碗不成？我们照常开宴！”
六、红军西征故事之六：三炮攻下小桥畔
5月18日，毛泽东主席发布了关于西征的命令。19日、20日、21日，红一军团和红十五军团分左右两路，分别从延长、延川、永坪等地出发，开始了西征。彭德怀司令员率西征总部随红十五军团行动。5月27日，右路西征红军红十五军团的三个师结集新城堡，彭德怀便指示徐海东向靖边县发起进攻。
靖边县是国民党八十六师高双城的防区。根据侦察员报告的情况，靖边城里只有一个排的步兵和几十个民团防守，靖边附近的柠条梁、小桥畔是两个大的集镇，都有高又城部的驻军。徐海东遂令红七十八师进靖边及柠条梁，七十三师进攻小桥畔，七十五师继续向安边挺进。
靖边城一触即溃，红军一发起攻击，守军就弃城溃逃了。5月28日，红七十八师遂即集中力量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激战攻下了柠条梁，但进攻小桥畔的七十三师，也遭到敌军的顽抗。
小桥畔镇是一座不大的土寨堡，但城高墙厚。寨堡里的守军是国民党八十六师高双城部的一个营和宁夏马鸿逵部协防的一个骑兵排，还有民团大队长张效天组织起的教民武装100多人，共有400多人马的武装力量。镇上有个小教堂，住着一位比利时神甫叫贺歌南。
这个洋神甫是守寨武装的主要组织者，会说中国话，表现得非常活跃。在洋神甫地鼓动下，守城反动武装进行不遗余力地负隅顽抗，吆喝着向红军阵地进行疯狂地射击。城上、城下对射的火力十分激烈。
战斗进行到天快黑的时候，徐海东亲自到前沿阵地观察。他观察了一会儿作战情况，对师长张绍东说：“射程太远，杀伤力不够，这样打下去会白浪费不少子弹。先试着喊话，争取让敌人自动缴械投降。”张绍东遂令各团组织战士向敌军阵地喊话，并借天黑将战壕向纵深掘进以缩短射程。
红军阵地上停止了火力攻击，战士们爬在战壕内用铁皮喇叭筒向城上喊话：
“国民党弟兄们，你们被包围了，快投降吧！”
“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留着子弹打日本鬼子吧！”
“蒋介石几十万军队都挡不住红军，你们不要拿鸡蛋碰石头了！”“再不投降，我们就要把寨子炸平了！”
……
红军每次喊话过后，都招来城上一阵密集地射击，子弹在喊话的红军战士四周打得尘土飞扬，迫使喊话的红军每喊过一句话后，就要立即缩回头去。喊话持续了40多分钟，守堡寨的敌军没有丝毫投降的表示，红军只好再次发动火力攻击。
战斗整整持续了一夜，但堡子还没有攻下来。第二天吃过早饭，天气骤变，狂暴的大风卷着肆虐的黄沙，打得人睁不开眼睛，红军战士只好停止攻击继续进行喊话。大风一直刮到下午才小了下来，天气渐渐晴朗了。天黑后，红军再次发动攻击，沉寂了一个下午的战场上又是枪声大作。攻城的战斗仍不顺利，守敌依仗着有充足的弹药，子弹像撒豆子般地向城下泻了下来。红七十三师的战士们组织了几次强攻，都被密集的火力压了回来。前沿指挥所不断有阵地上的通讯员来报告：“敌人火力太猛，攻不上去！”
小桥畔久攻不下，徐海东问张绍东说：“你们师有会打炮的吗？”
“有！”张绍东说，“我们师有从阎锡山那儿俘虏过来的一个炮兵营长。”
西征红军当时只有三门平射小钢炮，是春天东征时在山西中阳关战斗中缴获阎锡山晋军炮兵团的，都配置给了红十五军团。这种平射小钢炮是阎锡山仿日造的，威力大，但技术复杂，红军中没人会用。徐海东听说七十三师有个原从晋军中俘虏来的炮兵营长，高兴地说：“赶快给彭总司令员发电请示，并把那个炮兵营长找来让他准备打炮。”
彭德怀很快回电：“同意炮击守敌之要害，避免误伤城内无辜百姓。”徐海东立即命运来一门平射小钢炮，亲自指挥那位原晋军炮兵营长的红军战士操作形式炮射击。这个战士技术果然很好，连发三炮都击中了堡内小教堂，教堂顶上的十字架都被炸飞了。见红军有大炮，洋神甫一下子慌了神，连忙下令在城头上举白旗投降。红军三炮打攻了小桥畔。
七、红军西征故事之七：曲子镇活捉“野骡子”
1936年5月底，西征红军左路军三个师在吴起镇结集后，即向国民党第三十五师马鸿宾部驻守的甘肃陇东地区进军。6月1日，红一军团先头部队红二师第二团在团长梁兴初、政委吴文玉（又名吴法宪）的率领下，挺进到达了环县曲子镇。
曲子镇为国民党环县县政府所在地，地处由西峰、庆阳通往宁夏、陕北的要道。这是一座小土城，方圆不过两里，但筑有高二丈、厚六尺有余的城墙，四周筑有碉堡，城外还有深丈余的壕沟。城内驻有保安大队和刚由元城子撤至城内的国民党马鸿宾部三十五师骑兵团通讯排防守，骑兵团副团长陕有禄担任指挥。就在红军到达曲子的前一天，国民党第三十五师一〇五旅旅长冶成章乘着小汽车，带着小老婆，还有骑兵团长马培清的两个孩子，率领指挥部和一〇五旅特务连等少数人马由庆阳前往环县驻防，路经曲子时便住了下来。
红军兵临城下，立即在城南发起攻击。敌骑兵团副团长陕有禄忙亲自上指挥守军进行抵抗。他在城头上跑来跑去，大呼小叫地进行着指挥，突然被一颗子弹打穿了左腿，“哎呀”一声倒了下去，由几名随从急忙跑过来抬下城去。
指挥官倒下，守城的保安队团丁一下子慌乱起来。城下红二团的战士一阵猛攻，架上云梯跃上了城头。守在城上的士兵和团丁们吓得抱头鼠窜，风卷残云般退下城去。红军战士打开城门，一路追杀过去。正在这时，马部一〇五旅旅长冶成章率领一群光着膀子、举着马刀的士兵，狂叫着从好几条巷子涌了出来，刀光闪闪，狂呼乱叫，疯狂地向红军扑来。
冶成章是个回民，平素每天五次洗澡礼拜。他生性狂暴，常常是脱光上衣骑马赤身露臂作战，名副其实的赤膊上阵。此人勇猛凶悍，敢杀敢拼，是马鸿宾部下的一员猛将。人们根据姓氏和性格，给其送了个绰号，叫“野骡子”。攻进城的红军队伍中，有许多战士是东征时才参加红军的，缺乏巷战经验，更没见过敌人这种不要命的阵势。红军战士一下子懵了，只好边打边撤又退出城去。冶成章立即下令紧闭城门，并认为保安队团丁靠不住，把红军放进了城，大骂：“阿扎日奶奶的，不是好熊一个，婊子娃有意放红军进城呢，把婊子娃枪都给下了！”遂下令让特务连和骑兵团收缴了保安队武器，自己带着特务连和骑兵团上城防守。
城上守军的兵力大减，但装备精良，火力猛烈，凭借城头碉堡和居高临下的优势，进行着顽强的抵抗。激烈的战斗进行到下午4时多，攻城仍没有进展。
红一军团代军团长左权亲临前线观察之后，让部队撤回休整后重新组织进攻，并重新部署，命红五团从城北协助二团发起攻击。在南北两面火力的攻击下，城上的火力果然分散。正面进攻的红军战士用强大的火力压住敌人，还组织了全团的神枪手都集中在正面。城上的守军只要有露出头的，立刻被神枪手们击毙。守城部队只能缩着头无目标地瞎放枪，火力一下子没有了威力。担任攻城的一排红军战士抓住时机跃出战壕冲到城下，很快地攀上了城头，展开猛烈的搏斗。傍晚的时候，红军战士再次攻入城内。
守城的马部骑兵只是在马上威风，离开战马其实也是不堪一击。红军战士像下山的猛虎，一阵冲杀。守城敌兵纷纷抱头鼠窜，连滚带爬地退了下去。包扎后又来参加指挥战斗的陕有禄声嘶力竭地叫喊着：“别跑，别乱，给我顶住！谁后退我就毙了谁！”说着还开枪打倒一个后退的士兵。可就在这时，一颗子弹飞来又射穿了他的前胸，身子扭曲了一下便不再动了。
敌我双方随即展开了巷战。冶成章的义子、马部特务连副连长冶生华也学着他义父的样子，光着膀子领着30多人从一条巷子里狂呼乱叫着冲了出来。刚冲出巷道口便被红军战士一排子弹扫过去，冲在前面的冶生华立刻被击毙了。其余的士兵掉转头缩回了巷子里。
这时，红军后续部队已潮水般地涌了进来，守城士兵纷纷举手投降。敌军一〇五旅副旅长杨子福一看势头不好，急忙抓起一把黄土在脸上搓了两下，扔掉了帽子，撕掉了肩章，混在士兵中当了俘虏，县长郑执中趁战斗混乱间隙带少数保安队溜出城漏网而去。
战斗一直进行到晚上10点钟。曲子城里红军的喊杀声响成一片，遍地都是守城士兵丢弃的枪支弹药。守城的士兵不是被击毙，就是缴枪当了俘虏。冶成章的腿上也中了枪弹，率领20多名特务连的士兵边打边退，退到了城西北角的几孔旧石窑洞中继续顽抗。
看到敌人已无路可走，红军便展开了政治攻势，喊话让敌人投降。在红军战士的政治攻势下，几个窑洞里有的士兵脱下了身上的白布衫挑在了枪尖上，伸出窑洞摇晃起来。红军战士停止了射击，紧接着就有十几个士兵举着枪从窑洞里走了出来当了俘虏。走过红军跟前时，有个俘虏士兵回头对一个窑洞瞅了一眼低声说：“长官，野骡子就在里边，你们快去抓吧！”
红军战士听说窑洞里顽抗的正是野骡子冶成章，气愤地扔过去几颗手榴弹。但石窑洞坚固，并未炸开。一名红军战士绕侧面爬上窑顶，从烟囱里扔了一颗手榴弹进去。“轰隆”一声，窑洞里硝烟弥漫，里面的人立即喊爹叫娘乱作一团。红军战士们冲了进去，看到冶成章的马弁被炸死，冶成章也被炸伤了腿不能再反抗，其余的士兵都乖乖缴械投降了。
冶成章旅长被两名冲进窑洞的红军战士押了出来，但他还不服输，大吵大闹说：“我不服！我不服你们！”
之后，冶成章被送往红军医院治好了伤，并通过教育使他提高了认识后将其放回。他不愿再和红军为敌，从此离开马鸿宾部回河州老家去了。
八、红军西征故事之八：顺手牵羊攻克定边
1936年6月中旬，红十五军团之七十三师、七十五师已挺进宁夏省进入豫旺县境内，但七十八师却因城久攻不下迟迟未能西进。彭德怀遂命八十一师接替七十八师继续围攻安边，而命七十八师速进军宁夏豫旺地区归还十五军团建制。七十八师在完成了和八十一师的交接任务后，于6月16日西进途经陕西定边。遂电告彭德怀司令员称：“我七十八师已奉命将安边之包围任务交八十一师，现已撤离安边，连夜进至定边，展开攻克之准备，望指示。”
彭德怀司令员接电报后考虑在安边已延误了七十八师西进的时间，若攻取定边一时不能得手，又要延误西进。遂回电说：“袭击定边，恐难奏效，仍照原来计划前进。”
七十八师接彭德怀司令员的电报后，因对定边的包围攻势已经形成，考虑若撤除对定边县城的包围，会影响红军干部战士的战斗情绪，增长敌人的气和焰。师长韩先楚和政委崔田民商量后决定：速战速决攻克定边。若一时不能得手，即放弃攻城继续西进。
定边是陕北重镇，又是宁夏的门户，若攻克定边，即可直指宁夏地域。但定边虽由国民党第十五路军部驻防，却不是宁夏的地盘。国民党宁夏省主席、第十五路军总指挥马鸿逵向来注重保存个人实力和自己的地盘，所以事先已给其部下下达旨意：“能守则守，‘看情况不对就往后撤’，‘不要把我的本钱赔了进去’。”
驻守定边的是马鸿逵部骑兵第一团二营马彦部和地方民团。马鸿逵的骑兵队伍都是按马匹的颜色编队，有黑马队、红马队、花马队、白马队……其一团二营战马都是清一色的花马，所以又称花马队，有200多人马。另外，县保安团有100多匹战马，500多壮丁。城中守敌总共约800余人。
16日天黑之前，红军开始攻城。由于这次战斗未取得总部同意，只能速战速决，所以一开始红军的攻势就很勇猛。而守城的敌军早就有了放弃逃跑的准备，见红军发动如此猛烈的攻势，看来是势在必夺，便失去了固守的信心，抵抗并不十分顽强。17日拂晓，红军七十八师三个团的主力先后由城东门攻入，师长韩先楚亲自进城指挥战斗。守城敌骑兵部队见红军已攻了进来，稍事抵抗后就由西门撤出，退往盐池、灵武等地。红军遂攻克定边，歼灭了马鸿逵部一个骑兵连及定边县保安团，俘虏350余人，缴获战马180匹。
很快，七十八师的一份电报呈在了西征总部彭德怀司令员的面前：
“经过一夜激战，至今日拂晓主力部队攻入城内。全歼守敌1个营又1保安团，俘敌350余人，缴获战马180余匹、枪支60余支。”
政治部主任刘晓走了进来。彭德怀兴致勃勃地把刚读罢的电报递到刘晓的面前说：“好一个韩先楚，能灵活机动相机作战，打得好！昨天我还担心定边一时打不下来，准备暂时放弃，没想到他们一夜就把问题解决了。定边是陕北通往宁夏的咽喉，攻下定边，盐池也就容易得手了。”
刘晓看过电报说：“彭总，定边打下来可算是又做了一个活眼。不过这一仗打得可是违令了呀？”
“哎，这叫什么违令。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这算是顺手牵羊嘛。”彭德怀兴致勃勃地说，“这个令违得好，我们红军的指战员就是要能够审时度势，灵活机动地相机作战。你说得对，攻克定边是又做成了一个活眼，而且是个大活眼。这事不但不能批评，还应当嘉奖表扬。我来拟一份电报，你马上给七十八师发过去。”说罢，彭德怀拿起笔很快拟写出一份电报稿来：“你们机动灵活，攻克定边，庆祝胜利，防务移交宋、宋（即二十八军军长宋时轮、政委宋任穷）后，继续向盐池侦察前进。”
九、红军西征故事之九：一棵荆棘帮忙打下了花马池城
西征红军第一十五军团第七十八师在1936年6月17日拂晓攻克陕西定边县城之后，又按照彭德怀司令员的指示于6月21日攻占了宁夏盐池县城花马池。要说起这次打开花马池的战斗，还是生长在城墙上的一棵荆棘帮了红军的忙。
盐池县是宁夏的东大门。国民党盐池县政府所在地花马池，距定边县城仅60华里，城周7里3分，高3丈有余。红军解放了定边，盐池守敌也是一片惊慌。为保宁夏的东大门无虞，国民党宁夏省主席一边命盐池县县长组织民团固守，一边调其精锐骑兵部队“黑马队”驰往花马池增援。
6月19日下午，红七十八师师长韩先楚、政委崔田民和红二十八军军长宋时轮等人，率领30多名红军干部，骑着在定边缴获的战马，来到花马池城外视察地形。城上的国民党守军看到红军指战员都很年轻，便蔑视地说：“尽是些娃娃兵，能打个啥仗？”
黄昏前，七十八师大部队结集花马池城外。七十八师辖三个团，每团400余人，主要装备是大刀、手榴弹、长短枪及少量机枪。师部当即命各团就地休息，埋锅造饭。入夜，这时正值农历五月初，没有一点月色。守军在城头上每隔二三十米就挂起一盏马灯，但城下还是黑兀兀的。游动哨在城头上晃来晃去，换防的守军喝三吆四，不时放几声冷枪为自己壮胆。
七十八师的干部战士经过一番紧张的准备，借着夜色由城南悄悄地进入前沿阵地挖掘战壕，突击队抬着梯子偷偷向城下接近。
“红军！红军！红军攻城了！”晚上约9点钟光景，城上的守军从影影绰绰的灯光下看到了城下有人，立时惊叫起来。“打！打！”城上一阵慌乱之后，子弹像雨点般地泼了下来。红军阵地上响起了嘹亮的冲锋号，机关枪、步枪齐鸣，以强大的火力对城头进行封锁。
城上守军居高临下凭险死守，向城下和红军阵疯狂地扫射，还用城头备下的破砖石块乱向攀梯登城的红军战士砸了下来。更损的是还将滚烫的开水抬上城头，看到红军战士攀梯上来，就将开水兜头泼了下来，战士们连躲闪都来不及，多被烫伤。为了不致造成更大的伤亡，师长韩先楚遂下令停止战斗。
6月20日白天，红军一方面对花马池城围而不攻，一方面深入城郊农村群众开展宣传工作，并向群众了解城内守军的武装力量。师长韩先楚、政委崔田民及几位团长再次绕城对地形仔细进行了勘察。花马池城有南、北、东三门，西边无门。每年冬春季节的西北风刮来大量的黄沙在西城墙外堆积了很高，城墙几乎只剩下一半高。但在红军到来之前，国民党盐池县政府已抽调民夫将沙全部扒去。北边城外不远处就是一道边墙（长城），因有边墙的遮挡不仅使城外没有积沙，而且城墙和边墙之间形成的“聚槽风”年久将城下的地皮也刮去不少，使得城墙比另外三面更高。城外都是平漫开阔地带，白天无法接近，只能是晚上利用夜色地掩护攻城。
红军指战员们心里都明白，越是城墙高的地方，敌人防守越是松懈，便决定将北边作为主攻方向。但城墙之高又给攻城造成更大的困难。就在这时，韩先楚看到城北门东角城墙上两丈多高的地方长着一棵硕大的荆棘，不觉眼睛突然一亮。这是一种当地人叫做白柠条的多年生植物，极可能是飞鸟口中衔着的草子落入城墙的砖石缝隙中而生长出来，年久的荆棘棵长得比笸篮（一种农家柳编的容具，直径四五尺）还大，根部常年兜接风沙雨雪形成一个很大土墩，犹如一个悬空的台阶。看到这个现象，韩先楚心里已暗自有了主意。
6月20日天黑以后，红军再次发起攻城，北边为主攻方向，东、南两面作为佯攻。北城墙西段的腰墩上古代曾有“福星、禄星、寿星”的庙宇，称“三星殿”。庙宇虽早已不存，但“三星殿”的名称还在。守军敌骑兵二团一营营长孙兆祥在城头上跑来跑去地指挥抵抗，当他来到三星殿一带大呼小叫地要守军们“给我狠狠地打”时，突然“嗖”的一颗子弹飞来击中要害，扑通一声倒了下去。战后盐池农民诗人王有编写的《红军打屈县长》一首民歌中，就有一段形象地描写了这一情景：“孙营长，逞好汉，手提机枪满城转。一转转到三星殿，一枪打了个朝天，弟兄遭了难。”
指挥官被击毙，城上守军一下子乱了营。红军突击队遂利用白天看好的那棵荆棘作掩护，在下面架上梯子偷偷爬了上去。两名战士最先攀上了荆棘墩，离城头已只剩一人多高了，随即搭人梯纵身一跃上了城头。后面的红军战士接二连三登了上来，抽出背上的大刀砍瓜切菜般地向守军猛劈。突如其来攻上城头的红军战士犹如从天而降的天兵天将，守军顿时被吓破了胆，惊呼着：“红军打上来啦！红军打上来啦！”已顾不得反抗，连滚带爬地逃下城去。打开了突破口，红军战士蜂拥而上，花马池城遂即攻破。6月21日凌晨3时，红旗插上了花马池城头。
十、红军西征故事之十：跳城逃脱了“屈胡子”
1936年6月21日凌晨，西征红军攻克了盐县城花马池之后，当地农民诗人王有编写了一首《红军打屈县长》的民歌，在群众中广为流传。其中有一段是这样写道：
“屈县长，着了忙，城上派了孙营长。他觉得事情不好了，跳下西城光跑了，脸都不要了。”
这说的是怎么回事呢？事情还得从红军攻打花马池城说起。
盐池县解放前，国民党盐池县县长叫屈伸，原是马鸿逵部下的一个团长。此人长着一脸络腮大胡子，人们送外号“屈胡子”。听说红军西征的队伍要过来了，马鸿逵下令让屈伸一定要守住盐池县城。屈伸奉其主子之命，一面组织民团、盐务局的武装力量进行防御训练，一面征集民夫将西城墙外的积沙全部扒去，又向马鸿逵求援调集了骑兵二团一营孙兆祥部的黑马队前来协防。以为这样一来，盐池县城花马池就固若金汤了。
6月20日夜间红军向花马池城发动总攻时，屈伸亲自上城，和骑兵营长孙兆祥一起指挥守城。阳历6月时令虽已进入仲夏，但在“早穿皮袄午穿纱，晚上抱火炉吃西瓜”的塞上盐池县，夜晚还常常是寒气袭人。屈伸早在随马鸿逵驻守河南时，就和红军打过仗，知道红军长于夜战，便作好了连夜不回屋坚持顽抗地准备。为防夜寒不支，他反穿了一件当地人御寒常见的山羊皮褂，腰系一根毛绳，肩上扛着一把铡刀刃，亲自催阵督战。红军从东、南、北三面进攻，但他不敢放弃西边，给一位随从说：“快去给孙营长说一下，西边不见打枪，这正是红军在声东击西，要他一定把那边的兵力布置好。”他自己也不知该顾哪面，一会儿向东，一会儿向南，一会儿又转身向北，在城里跑来跑去，声嘶力竭地喊着：“打，打，给我顶住！”
一时城北的枪声紧密，并响起了冲锋号声。骑兵营长孙兆祥提着盒子枪领着一群士兵慌忙跑过来说：“团长屈，北边枪声紧，大概是红军的主攻方向。”屈胡子摇了摇头说：“不会的。我可是同红军打过交道，红军打仗向来是声东击西，北边只会是佯攻。西边没有枪声，那才是红军主攻的方向。还有南边，昨天晚上红军就是从南面进攻的。”
北边的枪声又稀疏下来，东边、南边又响起了冲锋号，枪声像炒豆子似的响了起来。孙兆祥提着手枪又向南边去了，屈胡子领着人又去向了东边。
南边的枪声越来越紧，东边也响起了冲锋号声，“冲啊！杀呀！”的喊声此起彼伏。攻城的红军战士凭借城头马灯依稀的灯光，一边射击，一边观察城上敌人的动向。有的战士嘴里喊着叮咛战友：“瞄准打！”一颗颗子弹呼啸着飞上城头，守城士兵不时有人应声倒下。战斗一直进行到6月21日凌晨两点多。孙兆祥从城南转到了城北，刚到叫做“三星殿”的地方时被红军一枪放倒了，红军遂即攻上城头，打开了缺口。
这时的屈胡子正在东城指挥，听到北面的喊声不对劲，慌忙向北边跑来。还没有等他登上城墙，就见守城的士兵连滚带爬地败了下来。屈伸声嘶力竭地呼喊让士兵“顶住打”，可兵败如山倒，哪里还有人听他的指挥。眼看着大势已去，屈伸急忙带领几个随从慌慌张张窜回县政府，将国民党盐池县政府印章揣进怀里，等他再次跑出县政府大门时，见东、南、北三面的红军已呐喊着拥了上来，城内遍地是抛弃的枪支，到处是惊慌奔跑的战马。正好骑兵营副营长李国栋也提着枪跑了过来，喊了一声：“屈县长，完蛋了，快跑吧！”说着已向西边跑去。屈伸见只有西边寂静，在夜色中慌不择路地带着随从们跟着李国栋窜上了西城墙。一伙人站在城墙上略定了定神，见城下没什么动静，便一个个像往开水锅里下饺子似的不顾死活向城下跳去。
要说从3丈多高的城墙上跳下去，摔不死也得摔个半死不活，这些人跳城逃跑还有活命吗？原来跳城逃跑有人自一套土办法。城墙都有一定坡度，跳城的人不是直接往下跳，而是手中拿一把刀子，将刀刃向下夹在两腿中间，身子横骑在刀背上，双手在前边紧紧扳住刀柄，身子擦着城墙往下溜，让刀尖死死划在城墙上增大阻力缓冲，减弱落下的速度。若是手中无刀可用，就只能是脱下鞋子“以鞋代刀”，用同样的方式骑着垫在屁股下往下溜，如同幼儿园的小朋友玩滑溜板。这屈胡子或许是心里早有准备，扛着的那把铡刀刃正好排上了用场。铡刀刃和别的刀比起来，又宽又厚，用起来更为得力。幸好城下还有未扒尽的松软沙土，身上又穿着山羊皮褂，屈伸跳下城去竟是安然无恙。其他人虽被城墙摩擦得破皮掉肉，但倒也没受重伤，纷纷逃命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