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5月16日，在吴忠市委、政府的强力支持下，太阳山工委和管委会邀请自治区14名专家学者，成功召开了“太阳山地区历史地理与文化考察研讨会”（详见《吴忠日报》5月17日和《宁夏日报》5月18日二版报道）。
太阳山地区历史地理及文化考察研讨会是太阳山工委和管委会为保护、挖掘和建设发展太阳山地区经济赛局中的“文化力”所做的一系列工作中的一项。其目的是通过对太阳山地区历史地理及文化的发掘、整理与研究，弄清太阳山这座新兴城镇的历史文化家底，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唤醒地方记忆，接通历史文脉，珍惜历史遗留，打造区域文化。
据悉，太阳山工委和管委会还拟将这次会议的学术成果结集出版，以作为太阳山地区文化建设的参考。现将这次研讨会上部分学者、专家的发言整理发表，以飨读者。
一、新兴的工业城市，厚重的历史文化积淀
杨森翔（著名学者《吴忠日报》原总编辑）：我今天是以双重身份出席太阳山地区历史地理与文化考察研讨会的。站在太阳山的立场上，我也算是东道主，所以，我要对各位专家学者的光临，在表示热烈欢迎的同时，还要表示万分的感谢——因为有了你们的参与支持，不但提升了这次活动的学术品位，使我们这次会议圆满成功，也使我们即将编辑出版的《太阳山春秋——太阳山历史地理与文化》的质量有了可靠保证。站在专家学者的立场上，我也是被邀代表，我也可以代表与会的专家学者们对吴忠市委、政府及太阳山工委、管委会的远见卓识表示十分赞赏。
应当看到，当今世界进入了一个以精神生产为主导的历史时期，特别是在物质力趋同、资源与环境压力增大的今天，文化更成为经济的驱动力。文化不再只是作为休息和有钱人解决温饱后的奢侈品，而是实实在在地贯穿于产品生产的各个环节中，体现出一种经济价值。文化力不仅是当今经济赛局中最重要、最具有持久性的支撑力量，而且还是一种无形、无限的资源。科学发展观认为，有形的自然资源是有限的，而无形的精神资源却是无限的。用无限的精神资源支撑有限的物质资源，我们将行之久远，飞之高渺！
我们今天考察研讨的是太阳山地区的历史地理与文化。
太阳山，原名炭山、炭烟山、炭窑山，因此地产煤，故名。有道教信徒曾将其名为“太乙山”。“太乙”者，太一也，义近太极，即老子所谓“道”之别名。因老百姓不懂“太乙”为何物，故又讹为太阳山。
我们今天所说的“太阳山地区”指的并不单是太阳山这个点，而是指以太阳山为中心的一个文化圈，这个文化圈包括了今天的惠安堡、石沟驿、韦州、下马关、萌城、马家滩、冯记沟等。太阳山虽然是亘古荒原，但其周边地区的历史却悠久而灿烂，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首先，太阳山文化圈是著名的古灵州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钱穆说：“中国文化发生，精密言之，并不赖黄河自身，他所凭依的是黄河的各条支流。每一支流之两岸和其流进黄河时两水相交的那一个角里，都是古代中国文化之摇篮地。”（《中国文化史导论》）历史上著名的“浦洛河”（也叫“灵州川”，今名苦水河）就从太阳山流过，从吴忠附近的新华桥汇入黄河。古灵州文化的一个重要部分就是沿着这条河溯源而上：今天我们已经知道，红城水细石器文化遗址证明，早在6000多年前，我们的先民就繁衍生息在这块土地上，并已有了较为发达的农牧经济；肇始于先秦、成熟于秦汉、发达于隋唐五代的“灵环道”、“灵夏道”等著名交通干道都从太阳山地区经过，使这里成了古代重要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舞台，历史上许多著名的重大事件就发生在这里，比如“王命南仲，往城于方”，秦惠文王“游观北河”，秦汉时期的移民实边，东汉初期的卢芳割据，唐太宗灵州受降，唐肃宗灵武登基，北宋时的宋夏战争，等等，都与这个地区有关。这里很早以前就有县级政权的设置。早在西汉时期，此地附近的盐池（即今惠安堡盐池）就设有“盐官”，隶属三水县（址在今红城水）管辖。北魏著名地理学家郦道元曾亲临此地考察，并在他的《水经注》中称，太阳山“温泉东有盐池，故《汉书·地理志》曰县（指西汉三水县）有盐官”。唐、五代此地又称温泉盐池，并设置温池县（址在今惠安堡），属灵州管辖。到了明朝，这里的温泉又名暖泉，“暖泉春涨”成为当时著名的风景。据明《万历朔方新志》记载，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三边总制黄嘉善，一方面兴工修缮惠安堡城，一方面指示其部下卢文善将温泉“扩大其基，建亭凿池，为制府行边憩息之所”。当时的温泉“泉水环绕其间，树木茂盛”，使这里的湖光山色，呈现一派温润婉秀的美丽景象。有诗赞曰：“一脉远通星宿海，春回塞上气初融。青青石眼涓涓发，流出桃花洞口东。”
其次，太阳山地区又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民族区域自治的实验地。早在秦汉以前，这里就是多民族杂居区。各民族在斗争中融合。到了汉代，这里又成了中国最早的民族区域自治试验地。这就是秦代的“典邦国”和汉代的“典属国”制，唐朝又叫羁縻州制度。汉朝著名的“北地属国”（又叫“安定属国”、“三水属国”）是安置归附的匈奴人的。所谓属国者，正如唐代训诂学家颜师古在《汉书注》中所解释的：“存其国号而属汉朝，故曰属国。”这是汉廷对归顺少数民族的一种特殊的自治管理形式，即划定一个特殊的行政区，让居住在这一行政区内的少数民族自己管理自己的行政事务，其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文化、语言和民族习俗，以及社会组织、吏治、官号等都保持不变。唐朝的羁縻州也与此类似。唐时安置在太阳山地区的羁縻州有燕然州、鸡田州、鸡鹿州等，而最著名的就是安乐州，这是唐王朝将原居青海的吐谷浑安置在今罗山脚下，欲其“安且乐也”。
再次，太阳山地区又是中国回族最早的家园，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个民族区域自治县——豫海回族自治县的一部分，有着悠久的民族团结的传统和深厚的红色文化积淀。大家知道，中国的回族形成于元代。历史证明，吴忠是中国回族最早的家园之一，太阳山地区又是回族重要的聚居地。1936年红军西征，在太阳山地区留下了光辉足迹，并使土生土长的太阳山贫农的女儿张月英成为一名著名的革命者，成为太阳山人的精神代表。
总之，由于太阳山的独特历史地理位置，使太阳山地区的历史文化呈现出多元交融的特性。作为“灵州川”（又名“浦洛河”，今名苦水河）和“灵环道”、“灵夏道”的必经地，它体现出的积极交流作用和广泛意义，已经超越了地区和区域文化的范畴。
二、太阳山地区——汉代“安定属国”民族自治试验区
吴忠礼（宁夏社科院研究员、《宁夏通志》总纂）：当今世界上民族问题解决得最好的是中国。中国的成熟的民族政策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批判地继承并升华历史经验的结果。
早在秦汉时期，中国就有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而且，吴忠市的太阳山地区就是最早的试验地之一。
秦朝有个“典邦国”制度，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汉承秦制。只是为了避汉高祖刘邦之讳，将“邦”改为“属”，成了“典属国”制度。所谓属国者，正如唐代训诂学家颜师古在《汉书注》中所解释的：“存其国号而属汉朝，故曰属国。”这是汉廷对归顺的少数民族的一种特殊的自治管理形式，即划定一个特殊的行政区，让居住在这一行政区内的少数民族自己管理自己的行政事务，其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文化、语言和民族习俗，以及社会组织、吏治、官号等都保持不变。但是，朝廷要在这一行政区特派一名官员，名为“属国都尉”，进行监管，并且属国在政治上必须服务于中央的大政方针，在军事上还需听从中央的统一调遣，担任征战的军事任务。所以，属国的少数民族在建设边疆、保卫边疆方面，同样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同汉族人民一起作出自己的贡献。朝廷往往任命熟悉边政和少数民族情况的官员担任典属国主管官员，所属官员有属国都尉和译令等。例如汉廷曾任命苏武领导典属国衙门，因为他曾被匈奴扣留长达19年之久，又娶匈奴女为妻，长期生活在匈奴汗国中，了解他们的社会组织、政治结构、生产情况、生活习惯和风俗、语言，故有是命。后来典属国机构被省并，改由大鸿胪统一管理。
汉安定属国，就是西汉元狩间设立的原北地属国，它的主要任务是安置右匈奴浑邪部和休屠部内附民众之一部。因为属国首府设在三水县，所以史书往往又称这个属国为三水属国。
那么，汉三水县在哪里呢？就在今罗山脚下的红城水。其根据是：第一，各家史著基本上认为，汉朝置设的五个属国，其地望基本上应在秦长城以北与黄的范围内。人们从《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的文字中就可以清楚看到这一点，传曰：“（元狩二年），乃分徙（匈奴）降者边五郡故塞外，而皆在河南，因其故俗，为属国。”唐朝史学家张守节在《史记正史》中也有解注，文曰：“以降来之民徙置五郡……五郡谓陇西、北地、上郡、朔方、云中。”而先后分属于北地郡和安定郡管辖的三水县正是在这个地域的大范围之内。第二，据《水经注》记载：“高平川水：……肥水又东北出峡注于高平川。水东有山，山东有三水县故城，本属国尉治，王莽之广延亭也；西南去安定郡三百四十里；议郎张奂为安定属国尉治此……县东有温泉，温泉东有盐池……今于城之东北有故城，城北有三泉……。”《水经注》所记之肥水，即今固原市原州区石峡口水；高平川水，即今宁夏清水河。“水东有山”，即今同心县和红寺堡开发区之间的大罗山。由此不难发现，《水经注》所记述的与三水县有关联的地理特征至今没有变化，可按图索骥去寻找，先找到清水河和石峡口水，再在水东找到此处唯一一座名叫大罗山的大山。山之东就是《水经注》所指的“三水县故城，本属国都尉治此”。那么，再找找在大罗山之东不远处，有没有古城遗址存在呢？经过实地考察，恰好在大罗山之东南方向的下马关镇附近，存在一座名叫红城水的古城，这可能就是汉三水县的故城遗址，亦汉安定属国治所。现在境内尚有盐池和温泉，其方位与《水经注》所记也大体相符合，今天仍然照样存在那里。同时，从红城水向西南行，经下马关、豫旺古城至安定郡治城即今固原市政府所在地的原州区，计程为334里，也基本符合《水经注》所记的里程。这一地区，今统统属于宁夏吴忠市所管同心县和红寺堡开发区的辖区范围。另外，宁夏考古之作者，曾于1985年在同心县距红城水西部相邻的王团乡和河西乡倒墩子等处发掘出20多座古墓，出土了“动物纹透雕细带饰、车马饰等物件。”经考证被认定是西汉中晚期的墓葬。从葬俗和出土部分物件分析，与蒙古、外贝加尔地区所发掘的汉代匈奴墓葬的面貌基本上一致，具有较典型的北方草原文化特征，可能就是汉代匈奴三水属国留下的遗物，这对汉三水县和三水属国的治所也是一个佐证。从上述的分析、考证，我们认为，西汉元狩间为安置归降的右匈奴浑邪部（含休屠部）十多万军民，在今北方宁夏等地分别设立五个属国，其中北地郡境内的属国，地在今宁夏中部，后因行政区划变更，改称安定属国，又因治所在三水县而被称为三水属国。
三水县管辖的地域，相当于今同心县和红寺堡开发区以及盐池县西南部分地区，基本上都在太阳山文化圈的范围内。属国是秦汉时期民族自治管理的一种尝试，说明宁夏吴忠市太阳山地区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生活的大家庭，也是我国最早实行民族自治的试验地区。
三、古代太阳山地区的交通地位
鲁人勇（著名学者、《宁夏交通志》主编）：古代太阳山开发区交通地位十分重要，著名的灵州道、“丝绸之路”、长安至宁夏的驿道都经过这里。在这些古道上，演绎过霍去病击匈奴、唐肃宗收复长安等重大历史事件，传颂着无数中西友好交往、文化交流的佳话。
（一）连接关中、塞北的灵州道。自秦汉以来，有一条古道将宁夏与古都长安相连，这就是著名的灵州道。它从长安向北，经陕西的咸阳、彬县，甘肃的宁县、庆阳、环县，在萌城进入宁夏，再自南而北穿过太阳山开发区的隰宁堡、惠安堡、石沟驿至吴忠市。西汉时，汉武帝派霍去病击匈奴，大军走过灵州道全程，再逾贺兰山，过居延，最后在河西走廊大败匈奴。唐天宝十五年，唐肃宗李享在灵州登基，然后率朔方军沿灵州道南下，击溃“安史之乱”的叛军，一举收复长安。公元1000年前后，西夏政权奠基人李继迁力图控制灵州（今吴忠市古城湾），宋朝部署灵州保卫战。宋军的军粮、军事物资要从关中运抵灵州，仅陕西转运使郑文宝就曾12次，每次都送数十万石军粮入灵州。军粮是胜败的关键，所以双方首先要争夺灵州道的控制权。至道二年（996年）春，宋太宗命令洛苑使白守荣等领兵护卫40万石军粮入灵州，行至浦洛河，也就是今惠安堡附近，李继迁伏兵齐出，宋军大败，军粮全部被劫。宋太宗闻知，气得饭都吃不下。1081年宋发动“五路征西夏”，灵州道上动员了内地80县30万民夫运送军粮。各县粮食先运庆州集中。民夫太多，分发量装要需好几天。最后由范仲淹之子范纯粹想了个办法：扒开仓廪，让民夫自量自装，一半沿途食用，一半最后交纳，终于在1天之内打发全部民夫上路。这种军事运输万分艰苦。谏议大夫张鉴参加粮运后上奏书说：“关辅之民，互遣他州送纳，往返千里，愁苦怨叹，充塞路岐，自春徂冬，曾无暂息，糇粮乏绝，力用殚穷。”张舜民参加元丰征西夏后有诗曰：“青冈峡里韦州路，十去从军九不回，白骨似沙沙似雪，凭君莫上望乡台。”诗中描写的地域，正是甜水堡到惠安堡一线。
（二）沟通中外的丝绸之路。唐广德元年（763年）七月，吐蕃东进，占领了整个陇右地区，宁夏的六盘山区、甘肃的渭河流域也在其中。丝绸之路长安至河西走廊南北两道（分别经固原、天水至河西走廊）完全断绝。至此，中西陆路交通只得改弦更张，另辟蹊径。先使用的是回鹘道，从阴山绕杭爱山南麓去天山南北，不但程途万分艰辛，而且绕行近2000里。唐大中六年（852年）至九年，新的线路终于形成，这就是著名的灵州西域道。它的东段使用灵州道，从长安出发，经过开发区的惠安堡、石沟驿；西段从灵州渡黄河，再沿黄河西岸经中卫、沙坡头、营盘水至武威入河西走廊，最后抵西域各国。此后，这条道路上中西使节、僧商往来，络绎不绝。有时到印度取经的僧人和到西域各国的商人结伴而行，竟达四五百人之多。这些中西使节、僧侣将其沿途见闻、行程纪录下来，留传至今的有《高居诲于田行记》、和田文书《使河西记》、僧人行勤等150人赴印度的《西天路竟》、王延德出使高昌的《行记》……这条丝路的地位相当重要，因为它是唐末五代至宋初中西陆路交通的主线，也是当时中原朝廷唯一可用之路。1038年后它被西夏控制。西夏对过境商人采取“十中取一”的办法抽取过境税，从中获利。
（三）昼夜不息的驿道。我国古代的驿道，承担着沟通信息、传达政令、运输官员和物资等重要使命，也是朝廷对全国实施管理的重要一环。元代时，由长安经灵州至西域有一条重要的驿道经过太阳山开发区，设置的驿站有萌井驿，在今天的萌城。下一站叫朵儿灭站，设在当时的灵州。然后经鸣沙驿、应里州驿（今中卫市）、野马泉驿入河西走廊。野马泉驿在今中卫市营盘水，属“脱脱禾孙”马站，蒙语为“关会之地”，近似今之海关。到了明代，宁夏地处边防，这条驿道实行军事化管理，军需运输日益繁重，所以驿站增多，又专设递运所采取接力式运输。其中在太阳山地区及其毗邻的有：大沙井驿，在今灵武市杜木桥，设驿丞一名，编制军丁100人；大沙井递运所，编制军丁140名；石沟驿，在今石沟驿煤矿新建井之北2公里有遗址，编制甲军113名；石沟递运所，编制旗军212名；盐池驿，在今惠安堡老盐池城遗址，编制旗军113人；盐池递运所，编制旗军100名；隰宁堡递运所，编制甲军98名；萌城驿，编制甲军113名；萌城递运所，编制甲军147名。以上驿站、递运所，都由一名叫“百户”的低级军官管理，配备驿马、人力车、畜力车以事运输，成年累月，经久不息。
四、太阳山地区军事文化遗产急待整理、开发
孙生玉（宁夏军区副参谋长、全军军事志专家、《宁夏军事志》主编）：太阳山地区地处盐池、同心和红寺堡三县（区）接合部，是古代重要战场之一，也是灵州通往原州、长安的要冲地区。秦汉以后，战事“史不绝书”。特定的地域军事历史，造就了其他地区所没有的文化时空。在积极开发当地丰富矿产资源的同时，整理、开发军事文化遗产具有重要意义。
汉代北红城水古城遗址亟待整理和开发。太阳山地区历史悠久，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聚居的地区。秦末汉初，今太阳山地区为西汉王朝防御匈奴南攻的要冲。元狩二年（前121年）五月，汉武帝派骠骑将军霍去病亲自率军从北地郡出发，经今太阳山地区渡黄河北上，越过卑移山（贺兰山）向西北挺进，跃兵于张掖，歼祁连山之匈奴。为此，汉廷设置5个属国，安置投降的右匈奴浑邪王部。其中，在三水县设属国都尉，治今同心县下马关镇北红城水上垣村古城，安置匈奴投降部众，为太阳山地区增加了可圈可点之笔。王莽末年，安定郡三水县左谷（今同心县东、疑今太阳山地区）人卢芳，率三水属国羌胡数千人起兵反莽。不久后，“三水豪杰”立卢芳为上将军、西平王。卢芳属绿林起义军之一部，在推翻王莽政权中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这些人和战事，都为太阳山地区提升“名气”。以下马关北红城水古城遗址为重点的军事活动和军事筑垒，这样的遗址全国少见，是太阳山地区的军事文化的第一大亮点和看点。任何地区的经济开发没有文化作底垫和铺陈，都不会有长远可持续发展的未来。用科学发展观的观点，顺着汉代几次战争历史的思路，搞好军事文化遗产开发，使“扶贫开发过程”，向“政治工程、经济工程、文化工程”转变。
唐代重大战事为后人提供了丰富想象的空间。隋唐时期，太阳山地区为抵御突厥、吐蕃进攻的门户。唐开元九年（721年）后，灵州为唐军出征统兵的最高军事机构，其职权在唐中叶达到顶峰。贞观二十年（646年）八月二十八（甲辰），唐太宗亲至灵州，接待铁勒诸部落所遣使者数千人，曾写五言诗一首，内有“雪耻酬百王，除凶报千古”之句，并勒石以纪其功。二十一年（647年）正月，唐太宗以铁勒、回纥等13部内附，六胡州为安置铁勒、回纥、突厥等少数民族而设置。其中，安乐州治红城水古城，值得认真研究。“安史之乱”后，唐肃宗李亨在灵武城南门楼即位后，离灵武南返长安，走的就是经今太阳山地区的灵州古道。这些历史，特别以战事、安乐州故址和吐谷浑族首领为重点军事文化沉积，例如六胡州起义领袖康待宾、吐谷浑可汗诺曷钵、唐左领军卫大将军慕容威等好多历史人物，成为太阳山地区军事文化遗产的第二大亮点，为我们研究历史提供了十分丰富的想象空间。经济开发应与非物质文化开发并举，建议从太阳山地区的人文历史出发，整理开发在民间广泛流传的口头传说、趣文逸事、诗词歌谣等非物质遗产，详尽推介背景文化。
明代以下马关城、庆王陵群为核心的军事遗址是第三大亮点。明时，残元军队虽退还大漠，仍不断向边境掳掠。“九边重镇”，在今宁夏境内有固原、宁夏两镇，固原镇还是“三边总制”府治地，太阳山地区恰是南北用兵的要道。蒙古部从东线盐池、灵武一带突破边墙，经惠安堡、韦州、豫直向固原。弘治十八年（1505年）防秋时，固原总兵官移驻下马关。因此，宁夏境内军事工程浩大，史称“明长城”。其中，第二道防线——固原旧边，就在太阳山地区境内。明长城十分壮观坚固，长城沿线设置众多城堡、烽墩，共同构成一道城堡相连、烽火相望的防线，至今仍保存比较完好，我们在开发时应当尽量全部保留，这是内地没有的一道亮丽风景线。此外，明太祖朱元璋册封其第十六子朱为庆王，其子孙藩封传位十世。庆王原先集军政大权于一身，拥有左、中、右3支护卫队，计5600人，有指挥庆阳、宁夏、延安、绥德诸卫军务的职权，为皇权在西北的代表。下马关城、庆王陵群，构成太阳山地区军事文化上的第三大亮点，是应该大书特书的课题。经济开发离不开旅游的拉动和牵引，建议整理开发以庆王陵群为重点、包括旧韦州城以及下马关红城水古城等一批建筑文化遗产，把旅游资源开发作为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
红军西征是太阳山地区军事文化上的第四大亮点。1936年5月，中国工农红军西征，今太阳山地区是红军与马鸿逵军队对峙的前锋，后又作为“萌城战役”、“山城堡战役”的进攻出发阵地。红军西征是特殊背景下的伟大创举，豫堡、下马关、韦州在扩大陕甘宁边区发挥极其重要作用。西征红军右路军在军团长徐海东，政委程子华领导下进入宁夏后，经盐池县南部之麻黄山、大水坑等地，直插豫县境。先后发生攻克下马关战斗、合围韦州城和红城水战斗。其中，彭德怀、徐海东等一批将帅在太阳山地区影响突出。抗日战争时期，太阳山地区是陕甘宁边区根据地的组成部分。解放战争时期，在境内发生了著名的下马关战斗，为太阳山地区历史写上光辉灿烂的一页。经济开发离不开旅游事业的拉动和牵引，韦州、下马关、豫一线红色文化遗存丰富，景点集中，建议从旅游资源入手，与其他景区、景点衔接，打造自己的特色品牌。例如，下马关红军攻城地道、韦州红军野战医院（上河湾土窑洞）等等。红色旅游景区，要抓“点”带“面”，依托韦州等，能否先建好“红军西征纪念馆”或“纪念碑”以及纪念书籍、画册、光盘和电视专题片，增加一个爱国主义的教育基地。
五、开发太阳山红色旅游
马振福（同心县政协副主席、地方史专家）：太阳山历史源远流长，文化底蕴厚重。历史形成的边塞文化、西夏文化、回族文化、红色文化等，就西北地区来说都是独特的。近些年，全国各地在资源上的科学利用，文化上的追根溯源，已为经济发展筑起了一个个平台。本市太阳山工业园区建设不但要开发有形资源，重视硬件建设，同时，也要开发无形资源，重视软件建设，也就是说要挖掘历史文化，启动红色文化，创文化产业，打文化品牌。众所周知，太阳山地区有着丰富的文物古迹，积淀着厚重的红色遗存。
1936年5月18日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发布命令，组成以彭德怀为总司令的西方野战军共17000余人，分左右两路，相继从陕西延长、延川永坪一带出发，挺进甘宁。西征红军的主要任务是：巩固扩大陕甘根据地，坚决打击宁夏反共的马鸿逵、马鸿宾势力，发展壮大红军力量；向南打通与红二、四方面军的联系，接援红二、四方面军北上，实现三大主力会师；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争取团结东北军、西北军及一切抗日武装，发动少数民族起来革命，建立少数民族政权，促使西北抗日力量大联合，进而形成全国抗战新局面。
西征红军进入太阳山地区后，广泛地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和抗日统一战线政策，作报告，写标语，同群众联欢，帮助地方建立各级工农民主政权，留下了大量的革命遗迹和丰富的革命标语，从收集整理的资料看有20余处红军活动的地点：如红军西征总指挥部（大本营）——豫堡城隍庙；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讲演词摘要——杨家堡子上房；在红城水娘娘庙内刷写的标语；在下马关合作食堂刷写的标语；在张家塬乡新庄滩雷祖庙刷写的标语；在羊路乡吊堡子清真寺的革命活动；在豫南塬召开的军民联欢会；在下马关古城西北隅有红军攻城时挖的地道；在韦州上河湾土窑洞有红军西征时设置的野战医院；在豫南塬村王家堡子上房住过红军首长；在豫城南墙上有斯诺拍摄的红军小号手——“抗战之声”；在张家塬乡新庄滩老堡子窑洞曾住过红军首长——贺龙。在红城水上垣村王华家门前的土台上召开过军民联欢会。还有豫海回民自治政府主席马和福故居——豫旺刘家岗子土窑洞等。每当你步入这块红色文化区域，你就会被红军先烈可歌可泣的动人事迹所感动，被他们的远见卓识、英雄壮举所震撼。红军先烈之血染红了这片热土，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倾注着红军将士的军事才华，凝聚着民族大团结的情结，创建的豫海回民自治政府是我们缅怀先烈弘扬长征、西征精神、激发爱国热情，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好基地。
六、正确处理荒漠化与资源利用的矛盾
王天顺（宁夏大学历史系教授、《西夏战史》主编，著有《河套史》等专著）：生态环境日趋恶化的区域和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是一对矛盾，这在全世界都是如此。尤其是像太阳山一带，荒漠化已十分严重，在此进行大规模、大投入的地下资源开发，更需要慎之又慎。按照上面制定的开发区的设计方案，还包括对当地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则更需要在保护生态环境的同时，加意保护人文历史遗存遗物。这里的人文积淀相当丰厚，但是生态环境趋于恶化也延续很久。从环境恶化趋势日渐显露的8世纪中叶（唐安史之乱发生的755年）算起，至今约有1500年，五代宋夏时期就已积重难返了。到了15世纪末叶（明宪宗成化年间）以后，进入沙漠大扩张时期，流沙在边墙内外肆虐，灵武河东沙区已和毛乌素沙漠相连。延至清末民初到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前30年，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接连掀起开垦草原的高潮（清末民初的草原放垦、新中国的倒山种地）大大加快了沙漠扩张，草原退化的速度。这500多年来，沙进人退的场面不断地上演，愈演愈烈。那些早已杳无人迹的古代城堡、聚落就是这一历史场面的见证，是文化遗存的另一种价值。现在，太阳山地区已无尺土可耕，草原植被也消退殆尽，进行农业开发已无可能条件。人们利用强大的科技装备，在这里实行工业开发，以图利用这里丰富的地下资源。这就势必面临着比在其他地区尖锐得多的人地矛盾。现在国内还罕见处理这一矛盾取得成功的范例。媒体在反复宣传保护生态环境的急迫性，告诫人们不要用生态环境退化换取眼前经济利益，否则，将难以面对子孙后代！所以太阳山开发区面临的双重保护任务的艰巨性也许是大家难以想象的，这和你们宏伟的开发设想一样是前无古人的！我希望太阳山开发区的开发工作能成为处理荒漠化与资源利用矛盾的成功范例，希望你们能够创造出人与环境的关系和谐发展的真正伟大的业绩。
顺便讲一下，我以为人们在讲述保护、利用开发区人文历史资源时，不宜使用“文化包装”这个说法。如果一方面称企业的文化是企业的灵魂、是根，一方面又说它是一种包装，岂不是自相矛盾、自我贬损？企业打造自己的文化品牌是在提升自身的品位，品位包含着企业人内在的文化素养、举止风范、胸襟抱负、职业道德等。它等于一个人的气质和人格，绝不等于一袭名牌西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