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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章 文化嬗递绵延千年——古文化祭坛

五千年文明曙光——红山文化祭坛

坛在人类早期文明中,是祭祀纪念礼仪活动的主要场所,作为早期文明最重要的标志之一,坛成为文化嬗递的象征。人们在溯源寻根中自然十分注目于坛的发现,坛的研究。中华五千年文明的确定就与红山文化祭坛紧密相连。

牛河梁惊人发现

红山文化是1935年首次在辽宁赤峰红山发现的。1951年在辽宁牛河梁又发现砌石墓葬和随葬玉器。1979年5月,辽宁开展全省文物普查试点,在西部大凌河流域,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东山嘴村再次发现了一处原始社会末期的大型石砌祭坛遗址。祭坛坐落于一山梁正中缓平突起的台地上,长约60米,宽约40米;中心部分为一座大型方形基址,大方坛中有小方坛,中间有许多立石;东西两侧有相互对称的石墙基,墙基外有大面积的铺石,南面前端部分有圆形的基址。总体上看,基址在石料加工、砌筑上相当讲究。布局上按南北轴线分布,有中心和两翼之分,且南北方圆对应。同时出土的还有无头孕妇塑像、玉龙璜、玉龟等。这一发现,启发考古人员在邻近地方继续寻找其他相关遗迹。几年后,果然在相距几十公里的建平、凌源两县交界处努鲁儿虎山东麓丘的牛河梁,发现了更具典型意义的祭坛和一座女神庙,其主体范围在50平方公里上下。

牛河梁祭坛为立石筑起的三重圆形,三重圆的直径分别为22米、15.6米和11米,每层台基以0.3—0.5米的高差由边缘向中心层层高起,立石所用石料为红色花岗岩,多五棱柱状体,排列如石栅形。坛顶面铺石灰岩石块,较为平缓,形成一个结构独特而完整的圆形坛体。由于祭坛整体呈红色调,与其周围的白色积石冢相互衬托,使其在整个遗址群中的中心位置更显突出。

同时,在这一遗址周围还发现了一处女神庙遗址,或称祭祀中心。庙内发现许多塑像残块,包括人的头、肩、臂、手、乳房等部分,约属五六个个体,小的接近真人大小。主室中心出土的大鼻右耳,为真人的三倍,它们的形体多异,年龄也有区别,有的乳房突出,肌肤圆润,当为女神像。周围的小山头有积石冢群环绕。积石冢一般为方形,每边长约18米左右,用加工过的石头砌边;中间有较大的石椁,墓主人随葬玉猪龙、玉箍、支板形玉饰、玉环、玉璧等,椁外常有一排或一圈彩陶筒形器。坛、庙、冢遗址构成一个统一的整体,形成一处较为完整的宗教祭祀中心,“无论是庙及其后的平台,还是附近的积石冢群并不属于某个特定的聚落,在整个红山文化中都是非常突出的,它无疑是一个宗教中心,而积石冢中掩埋的则应是统治氏族的成员。”有的学者甚至认为:“牛河梁祭祀遗址群以庙为主体,庙、冢、坛结合的组合布局,反映出它们的祭祀内容、性质也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即以祖先崇拜为主的祭祀性质。红山文化祭坛是一个远离住地、专门营建的独立的祭祀地点,其规格远非一个氏族或部落所能拥有,至少是红山文化这一文化共同体对共同先祖的崇拜。”

由此可见,红山文化大型祭坛和女神庙有着非同寻常的特殊意义,它涉及到中国历史上两大课题:中国五千年文明连绵不断的轨迹及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是怎么形成的。

环太湖远古彗星——良渚文化祭坛

与北国的红山文化遥相呼应,在中华大地的东南方则出现了良渚文化——这一中华古文明中耀眼的彗星。

良渚文化人工堆筑的土冢、中心聚落址与神徽玉器一起,进一步表明我国长江下游地区在距今7000年前后河姆渡文化丰富多彩的稻作农业、家畜饲养业以及手工业等农业文化成就的基础上,在距今4800年前,其原始文化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后世的神权与王权意识在这里已经有了初步的形象的反映,堪称中华文明之代表。

开多色土先风的瑶山祭坛良渚祭坛以1987年在浙江余姚安溪乡瑶山发现的中国第一座与墓葬复合的祭坛遗址最为重要。瑶山祭坛经过精心设计,为近方形的漫坡状,边长约20米,面积约400平方米,以不同的土色分为内外三重。中心为红色土方台,四边长约6—8米,红土外围为灰色土填充的围沟,灰土围沟外是用黄褐色斑土筑成的台,围台面铺砾石,边缘用砾石叠砌。这座祭坛由多色土构成,衬托了祭坛场所的神秘色彩,开创了后世多色土祭坛建筑的先风。

1991年,在浙江余杭汇观山又发掘出了一座较为完整的良渚文化祭坛,并在祭坛的西南部发现了4座良渚文化大墓,出土有琮、璧等重要玉礼器及陶、石器。该祭坛是继瑶山祭坛之后的又一个重要发现。

祭坛的形式与前者相似,整个祭坛主要是利用自然山势修凿而成,基本呈正南北方向,总面积近1600平方米。在中部偏西部位,以挖沟填筑的灰色土框将祭坛的平面在土色上分割成内外三重。灰土框宽约2米,其围成的方框内边约为8×10米。祭坛的四边、围沟及墓葬均于风化层和基岩中开凿而成。在祭坛的东西两边低于现存坛顶1—1.5米的平面上,各凿有两条南北向的30余厘米宽、深的沟槽,应为排水之用。虽然限于发掘面积和后世的破坏,而不能把该平面全部剥揭出原状,但该祭坛存在着两极的形式,无疑为认识同类遗迹提供了新的资料和线索。

而在瑶山祭坛西南面5公里的余姚雉山村南侧发现的反山墓地,实际上是良渚文化时期人工堆筑的一座大坟山,考古学家根据某些遗迹推测,这座东西原长约100米,南北宽约30米,高在6.35—7.30米之间的大土山,最早可能也是一座祭坛。现存的反山土冢东西长90米,南北宽30米,高4米。1986年在反山土冢西半部发现的11座墓葬,规模都较大,一般长3米,宽约2米,深约1.3米左右,墓内可能原有外表涂朱的木棺。每墓都有大量的随葬品,种类有陶器、石器、象牙器、漆器、玉器等,其中成批的玉器尤为珍贵。

除瑶山、汇观山与反山外,目前发现的良渚文化祭坛墓地、高台土冢,还有上海青浦福泉山,江苏武进寺墩,昆山绰墩、赵陵山,吴县张陵山,常熟罗墩,浙江海宁余墩、大坟墩等,几乎遍及太湖地区。所有这些祭坛、墓地及台基的发现,充分显示了距今4800年前的良渚人的精神世界与灿烂辉煌的物质文化,良渚文化的社会在那时已经进入了高度发达的时期。然而,良渚文化又像夜空中耀眼的彗星一样突然的消失,变成如同它的发现一样引人瞩目、发人深思的历史疑案。太湖地区在良渚文化以后的近千年内,还没有发现可与发达的良渚文化成就相媲美的文化遗存。良渚人创造的精美文化,在良渚人之后流向了何方?至今仍是中华文明史中的一个谜。

具水城墙特色的寺墩祭坛

不管良渚文化的突然消亡是因为中原文化的冲击,还是洪水泛滥,或神权大量消费耗竭资源,良渚文化的印记还是有遗迹可供搜寻。例如太湖地区的历代古城,城河深阔,城内有河道,设有水门。这一筑城特点除多水的地理环境因素外,还应有历史和文化方面的渊源,从良渚文化江苏武进寺墩遗迹可见其端倪。

武进寺墩为一高约20米、直径约100米的土山,为良渚文化时期人工堆筑而成。原高约25米,墩体圆形斜坡,墩顶方形直壁。寺墩有一高大的方形土台底座,高约10米,边长约200米。南面和西面底座断崖下现有已被割断的河道,宽20多米,东面和北面地形显示出也曾有相连的河道,说明寺墩底座曾有一周河道环绕。内河外侧为一周台地,高约7米,因多处已被挖去,台地边沿很不规则,面积(包括寺墩在内)有十几万平方米。良渚文化大墓葬就葬在这台地上。墓地(台地)外侧是平地,距墓地三四百米的外围又有一周河道(暂称外河),河宽20多米,长约3500米。外河内岸发现良渚文化的遗物,整个遗址当以外河为界,南北最大径约1000米,东西最大径约1100米,总面积约100多万平方米。这样,寺墩遗址便呈现出内河和外河两重河道。北部平地上现有河道与内河和外河相通,东部、南部、西部的地形也显示出曾有与内河和外河相通的河道。这些河道将墓地和平地分割成数块,使平地形成更多的自然区。估计寺墩(下称祭坛)和墓地的土方量,几乎需要用全部河道的土才能堆筑起来。

开挖寺墩外城河和居住区的河道,将土石运至中部堆筑祭坛和墓地,这是一项相当巨大的工程,使得筑成的祭坛显得非常神圣,显示着先民极度虔诚的信仰,没有城墙,使祭坛几乎无异于古埃及的金字塔和玛雅文化的神庙,显得无比雄伟,墓地显得尤为宏大,能充分感受神性的伟力和民族的气概。

显亚细亚标志的祭坛玉器

良渚祭坛和高台土冢有一个共同的文化现象,就是不仅都出土有玉礼器,而且是大量精美绝伦的玉器,如上述反山墓葬出土的大量玉器最是代表。这些玉器都经打磨抛光,晶莹滑润,并琢有优美图案。其中最多一墓有170件(组),铺满墓室。在出土的3200玉器中,种类主要有琮、钺、璧、璜、佩、冠饰等等,大都精美绝伦。其中最大的一件玉琮,高17.6厘米,重达6.5千克,是迄今发现的玉琮之冠,被誉为“琮王”。

发人深思的是,在琮、钺、冠状饰以及三叉形器等玉器上,通常雕刻有繁缛的图案装饰,其中最主要的是一种繁简不一的神像图案。完整的神像图案为阔嘴露齿、宽鼻,原目睁睛,满首羽冠飘然,耸肩叉腰,腰系饰带,鸟足蹲距,全身以兽面纹装饰。这种神像有的极小,需借助放大镜方能看到,但刻纹线条流畅,细如毫发,体现了距今4800年前太湖地区的玉雕技艺已达到极高的境界。整个神像图案似神人兽面结合,表现了威严无比、气贯长虹的气概,充满了良渚人的信仰与追求。将这种神像雕刻在玉琮、玉钺等重器上,由当时的上层贵族所执,表明这种神像可能是良渚文化的神徽。

正如考古学家牟永抗先生所述:这些玉礼器的出现是手工业、农业分离的结果,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分离的结果,也是一种类似后代城乡分离的结果,而这三大差别的存在正是阶级和国家出现的根本原因。于是提出玉器时代作为这一时代发展的标志,进而指出玉器时代和玉礼器正是马克思提出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物质表现,也就是东方文明有异于其他文明的重要特征,表明玉和玉礼器正是东亚的新石器时代文化独立起源和发展并进入文明时代的标志物。

近期,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也特别强调玉器文明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标志。正如玉器专家杨伯达先生所说:如果从辽西东山嘴、牛河梁开始,向南经山东临朐,安徽含山、太湖,江苏武进寺墩,上海青浦福泉山,终至浙江余杭瑶山,这些原始文明遗址点连接起来,那么,自北向南则形成一条线,恰好位于中国东部地区原始社会弧形玉器带内,而这些玉器中大都有龙的形象。这就表明,虽然这些文化聚落在绝对年代上并不完全一致,分处不同地域,但从社会发展与文化形成的角度看,它们已有了大致相同的文化底蕴,并且都已进入了相对自然和图腾崇拜更高阶段的文明社会,这也为后来的社祀找到了最有意义的考古依据。

由此可见,良渚玉器与中华其他区系文明,尤其是东部文明应有相当的关联,只是,那断缺的一段历史有待人们找寻到必要的遗存物质,从而来把这条精美神秘的中华古文明项链串联得更加完美。

数千载祀奉成定制——祭坛沿革

坛,在《说文解字》中释为:祭场,即在平坦的地面上用土堆筑的高台。从上述辽西红山文化和环太湖良渚文化祭坛中,我们看到不管是阜新胡头沟、凌源城子山,还是喀左东山嘴和凌源、建平交界处的牛河梁,都是在露天环境下利用自然形成的土丘、高岗或山头等较高的地形来筑祭坛。这几处遗址还应是互有联系的整体:前者胡头沟和城子山遗址可能是属于一个村落或村落群的祭祀址;东山嘴遗址则是统一若干个村落群的组织中的祭祀场所;而牛河梁遗址则是红山文化系统相当大的部分地区居民的祭祀中心。与之相比,良渚文化祭坛总体规模就显得更巨大,同样,更具有自然与祖先崇拜的宗教性,更具有王神权威和各国君王的政治性及文化意味。据此,我们已能大略感受到祭坛最早的宽泛到逐步的复杂化。

三代祭坛周成《礼》

至于夏商周三代的祭坛或祭祀遗址就有了很大不同。《尚书·尧典》中所载虞舜“禋于六宗”的说法,很可能就反映了夏商周时期宗教分野规范明简的史实。河南郑州商城遗址中,在位于宫殿区北面和北城墙东端之间的地带,发现了一座祭坛。祭堂平面呈正方形,长、宽各2.35米,堂门面向西南,四壁用夯土筑成。后墙根的中部设一长方形的祭台,台上有火烧和供祭的痕迹。祭堂的左右两侧有南北两行排列的“狗坑”,坑呈长方形,方向和祭堂的门向相同。坑内埋狗,多者23只,少者4只,一般10—16只,狗是杀死后随意扔进坑内的。在部分狗骨的下面,还埋有完整的人躯体、成堆的人肢骨及金质夔龙饰等。郑州商城遗址因破坏严重,宫殿区的布局已不甚清楚,因此,这个祭坛与整个宫殿区的关系也不甚清楚。但它位于宫殿区北面,与宫殿区相近,在整个城市中也处于核心区。由此也可推测,祭祀活动区在整个城市中处于中心地位。

又如在江苏铜山丘湾发掘的一处商代末期的祭祀遗址,是在一近山傍水的台地上。遗址中心矗立有4块天然大石,周围有人骨架20具,人头骨2个,狗骨架12具。人骨架大多俯身屈肢,双手反缚,人、狗骨架的头皆向中心大石。在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1号宗庙遗址周围,发现了大约五六十个个体的人骨架,他们或被置于浅坑,有的双手被绑,有的身首异处,显然是用于祭祀的人牲。河南安阳殷墟中也发现类似祭坛的建筑,安阳小屯宗庙区所有建筑基址中都有人祭遗迹,其中的乙七基址发现了人牲约600个。

在侯家庄王陵区的西北岗,发现了中国古代规模最大的人牲祭祀场,它东西长450米,宽250米,考古学家们共发掘出了1400多个祭祀坑,全躯者每坑1—10人,身首分离者每坑1—10人,无头躯体者一般每坑10人,埋头骨坑每坑3—39个不等,被杀者多是成人,但也不乏6—10岁的儿童。据卜辞所示,用于祭祀的人牲,多是羌人战俘,也有一些奴隶。每次祭祀杀人,少者几个,多者数百,甚至有杀人达千的惊人记录。根据卜辞中不完全的统计,商王祭祀共用人牲14000余人,而武丁一代就用人牲9000多。这累累白骨,反映了那个时代的宗教狂热,也说明了夏商时期的祭祀还较多保留史前祭祀野蛮、残忍的特征,带有浓重的血腥味。

夏商周三代,王公庙在都城中居于中心位置,规模也最大,是城市聚落的核心,这与古代文献中的记载相一致。

《墨子·明鬼篇》:昔者虞夏商周,三代之圣王,其始建国营者日,必择国之正坛,置以为宗庙。然而,周王朝借鉴殷商亡国教训,由周公主持制定的西周王朝的祭祀礼仪和制度,在继承商代祭祀文化的同时,更多表现出西周的特点。应该说西周祭祀礼制实际上把经历了漫长而又曲折的祭祀礼仪制度,修改得比较完备、系统,在汉以后2000多年中,一直是国家制定礼仪制度的经典著作。

在尊天敬德保民思想的指导之下,西周祭祀礼仪和制度的宗教色彩大大淡化,但其维护统治的政治性明显增强,祭祀礼仪制度被纳入王权统治的体系之中,周天子和各级诸侯成为天神地祇祖先的主祭人,祭神成为统治权力的一种象征。政治地位愈高,祭祀的对象也就愈崇高,而随着政治地位的不断变动,祭祀权的归属也在不断游移。《礼记·王制》称:“天子祭天地,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岳视三公,四渎视诸侯。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

周成王以后,周王直接被尊为“天子”或是天之“元子”,周王成为上帝和天的人格体现,具有了极大的神圣性。自颛顼提出“绝地天通”,至此,其真正的祭祀主持人唯有天子,只有他能主持祭天和上帝。而由于实行宗法制度,周天子还是天下的大宗,所以,通过强化尊祖敬宗,可以极大地增强周天子的地位,于是祭祖变得繁复起来。

《礼记·祭统》说:“礼有五重,莫重于祭。”《左传》中载: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将祭祀与战争相提并论,说明了祭祀的极端重要性,以及极强的现实性和政治性,使其成为维护王权统治的有力工具。

鉴于上述祭祀对封建王权的重要意义,一些特殊的祭拜天、地、祖先的活动要求有相应的场所,于是逐渐出现了各种形式的宗法礼制建筑,如祭天地的坛庙、祭拜祖先的宗庙等。

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国家的稳定强大、宗教的繁盛离不开土地,离不开五谷丰登,也离不开风调雨顺。无论哪朝哪代,天地、社稷、五谷、先农都是祭拜的重要内容,所以周礼中五礼之冠为吉礼。吉礼之首就是祭天,如祭日月星辰,祭风、雨等。接下来则是祭地祇,主要包括社稷、五帝、五岳、山川。由此,我们可以选择祀天祭地,并追溯一下专供祭祀、举行重大祭祀之用的重要物质载体——祭坛的类型、产生、演变、发展、嬗变、成熟的轨迹。

奉天承运圜丘祀

古文献载,虞舜、夏禹时就有祭天的典礼,称为类。相传轩辕皇帝在王屋山顶曾设坛求雨;周代祭天的正祭于每年冬至之日在国都南郊圜丘举行。“圜丘祀天”与“方丘祭地”都在郊外,故也称“郊祭”。圜丘是一座圆形的祭坛,因古人认为天圆地方,圆形正是天的形象,圜同圆。后代的祭天礼多依周礼制定,只是以神主或神位牌代替了“尸”(由活人扮饰,作为天帝化身,代表天地接受祭享)。而从有关文献资料中可看到,圜丘祭坛自周以来一直为历代所继承保留。

秦代祭天的资料甚少,只知道有“三年一郊之礼”。汉武帝初,行三年一郊之礼,即第一年祭天,第二年祭地,第三年祭五时(五方帝),每三年轮一遍。

1999年,陕西西安发掘的唐长安圜丘遗址系全国保留下来的唯一一处早于清代的圜丘遗址。遗址高出地面8米,圜丘表土夯筑而成,仅修补部分用少量砖石包砌填垫,推断唐代圜丘外观是洁白的坛体。每层圆坛都设有十二陛,均匀分布在圆坛四周,呈十二辰分布(中国古代天文学是依二十八宿和十二陛的分野来观察某一天域的天象,十二陛可能反映天上十二个方位,唐代文献以十二辰称之)。此后,宋、金、元历代皆有南郊圜丘祀天之记载,更修建了各种配套建筑。这里要提出的是,至明清,祭坛建筑有了明确的广义和狭义的分别。狭义的祭坛仅指祭祀的主体建筑——或圆形或方形的祭坛,当然还有一类为建筑内特设的祭坛;而广义的祭坛则包括了主体建筑和各种附属建筑。如北京的明清天坛:狭义的天坛即指圜丘坛,而广义的天坛则包括了圜丘坛、斋宫、祈年殿、宰牲亭等其他所有建筑物。“封禅”,实为专指在泰山的天地祭祀。《史记·封禅书》正义曰:“此泰山上筑土为坛以祭天,报天之功,故曰封。此泰山下小山上除地,报地之功,故曰禅。”这就是“封泰山”、“禅梁父”(梁父是泰山下一座小山)。相传远古在泰山举行封禅典礼的有72家。封禅始于伏羲氏以前的无怀氏,先后有无怀氏、伏羲、神农氏、炎帝、黄帝、颛顼、尧、舜、汤、周成王受命后得封禅。历代好大喜功的帝王多将封禅作为一代盛典,给予特别重视。史书所记封禅,可靠的是秦始皇二十九年(前218)的泰山封禅。

其后行封禅礼的帝王有后汉光武帝、唐高宗、唐玄宗与宋真宗,其中尤以汉武帝和唐玄宗封禅甚为隆重。而以唐高宗与武则天那次封禅最为兴师动众,光仪仗队伍及士兵就长达数百里,包括波斯、天竺、倭国(日本)、新罗、百济、高丽等国使者都前来参加,历时三月,最是奢侈。现山巅有唐玄宗《登泰山铭》和唐登封碑存在。

汉元封五年(前106),汉武帝封天柱山,至今还有遗迹可见。武帝刘彻南巡,登祭天柱山,封为南岳,与东岱(泰山)、西华(华山)、北恒(恒山)、中嵩(嵩山)并列为五岳。武帝封禅时人群高呼万岁,故得万岁山之名。

祭天中从祭的显神数以百计,较大的有《周礼》所说的司命(主老幼)、司中(主灾咎)、司民(主户口)、司禄(主赏功)。隋代定星辰之祭为中祀,祭祀中司命及诸星为小祀,在国都西北郊有祭祀司中、司命、司禄的坛位,于立冬后的亥日行祭礼。唐因隋制,并在立秋后辰日祀灵星,玄宗时又设寿星坛祭老人星等。明洪武四年(1371),为祭祀周天星辰特辟专殿,设10坛,祭仪如朝日仪。

在祭天的坛中,最近又有新的发现:黑龙江宝清县炮台山古城址被认定为“北斗七星祭坛”遗址。炮台山城址建筑于汉魏时期,遗址中的北斗七星北侧还有第八颗星,表示的是极星,用天文学岁差推演核校,证明这颗极星实际上是后世所称的“太一”或“天一”星,即当时的北极星。这是距今4500年左右的星象,显示了汉魏时期的居民对其先人天文知识的传承关系。

“北斗七星祭坛”属于敬天礼地的祭坛,而且据天文考古学家考察认为,七星的方位表明汉魏时期三江平原的先人重视夏季的祭祀大礼。炮台山“北斗七星祭坛”是在我国目前已发现的同类祭坛中规模最大的,年代也是最早的。

太岁是古人设想的一颗与岁星逆行的星,星占术士认为它的方位与战争胜负、土木兴建、谷物收获丰歉有很大关系。从周秦到宋,历代都无祭祀太岁的记载。最早祭祀太岁的史见于元朝,元至元三十一年(1294),成宗即位后,在司天台将太岁星与太阳、火星、土星等同祭。明清两代沿袭其制。明嘉靖时,别建太岁坛(在天坛之西、先农坛东北、山川坛内)。

厚德载物宜社稷

中华大地,自古以农立国。远古时已有对土地的崇拜,大地生长五谷,养育万物,犹如慈祥的母亲,因此,古代有“夫天而母地”的说法。古文献记载土地神是“社”,祭礼叫“宜”。

在商甲骨文里已有对社土的祭祀,还有大量的祭祀山岳河流的记录,主要目的是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收、国泰民安。周《礼记·王制》有“天子祭天地,诸侯祭社稷”的说法。祭地仪式与祭天仪式大致相近,但不用燔燎而用瘗埋,即祭后挖坎穴将牺牲等祭品埋入土中。秦始皇祭的地主是泰山梁父。汉高祖有专祠祀地。武帝祭祀后土。平帝时,王莽改为孟春正月合祭天地于南郊,夏至北郊祭地。后汉沿用此制。魏晋时,方丘祭地与北郊祀地先分后合。南北朝时,南朝多在北郊祭地,而北朝多在方泽祭地。隋开皇初于宫城之北建方丘,夏至祭地。唐初沿用隋制。武后则于南郊合祀天地,《开之礼》后又分开。由于天地祭祀分合之争激烈,祀典因而常动,直至明嘉靖时,在北京安定门外建方丘,改地坛。清沿用明制。

1999年,南京紫金山最高峰向南延伸的一座山梁顶部发现一处石构建筑物,初步确认这处遗存是六朝时代的大型祭坛,可能为全国首次发现的六朝都城的礼仪性建筑。

祭坛所在的山梁背依钟山主峰,两侧坡降明显,形成两道山谷,谷水环抱山梁,流入紫霞湖(古代称落叉池)。祭坛位于山梁的尖部,这说明祭坛在建筑定位时,对地理形势做过精心的选择。祭坛分上下两部分,其间高差约在10—20米。祭坛平面呈方形,边长最上层71米,最下层约80米,正南北方向。坛东、南、西三面原用巨石垒墙,上下共有5道墙,形成5层台阶。祭坛上筑有4座近于方形的祭台,最大的一座边长约20米,高约1米多,位于祭坛的中心。其他三座分布在祭坛的中部偏北,呈东西一线排列。祭坛南面正中有一条登坛的石阶道路,长约20米,宽约5米,石阶也呈正南北方向。在清理和调查中,发现大量六朝时代的绳纹砖和少量的莲花纹瓦当、瓦唇、筒瓦和板瓦片,经考证,这些砖、瓦都具有六朝时代的特点。

南京为六朝首都,文献记载当时建有南、北郊(即天、地坛)。地坛至刘宋孝武帝大明三年(459)移北郊于钟山北原。宋人张敦颐所著《六朝事迹编类》言“今钟山定林寺山巅有平基两所,阔数十丈,即其地。”可见直到宋代,还有人知道六朝刘宋年间所建地坛就在紫金山定林寺的上方,而定林寺恰巧位于现在发现的祭坛遗存的右侧下方山谷中。另据《隋书·礼仪志》记载,地坛四周有多道矮墙,与现在发现的祭坛建制相合。

按中国古代礼仪制度,凡是都城必建有祭祀天地的礼仪性建筑,并为皇帝专用,祭天者称天坛(又称南郊),祭地者称地坛(又称北郊)。按中国古代“天圆地方”之宇宙观,天坛平面为圆形,地坛平面为方形。现紫金山发现的祭坛平面为方形,符合古代都城的“地坛”建制。

根据出土的砖瓦、现存的形制和有关的文献资料等可以判断此祭坛是一座遗存,或者说是属于六朝时代建康都城的“地坛”,具有国家最高级别的礼仪性建筑的地位,为国内迄今首次发现的六朝时代都城礼仪性建筑遗存。

即位拜将设坛场

史载中另有一种坛是专为帝王开国即位和禅位时所特设的。汉五年(前202),刘邦在汜水之阳皇帝建即位坛。后汉光武帝即位,建坛场,燔燎告天,祀于六宗(水、火、雷、风、山、泽),望于群神,祝辞而祭。其后,开国之主多举行燔燎告天之礼。明太祖朱元璋即位时,于南京钟山之阳设坛,祭祀天地,祷告上帝。至于北周静帝禅位于隋,则在南郊设坛。

所有这些用于帝王即位庆贺的坛,至今还未有遗址发现,恐怕与其本来即为临时专设而非永久性建筑有关。

唯有后汉光武帝刘秀的即位坛——千秋台算是个例外,一直流传至今。千秋台在河北高邑县城南1公里处,是一个高约2米,广10余平方米的土台,传为东汉开国皇帝刘秀登基之处,是河北有名的古迹。据史书记载,西汉末王莽篡权称帝后,刘秀加入了绿林军,借助农民起义军的力量,推翻了王莽政权。刘秀以河北为根据地,释放囚徒,整顿纪律,血腥镇压各路义军。公元25年6月,刘秀率部行至高地(今河北高邑一带),命有司“为坛营于高之阳”。刘秀戴皇冠、穿龙袍、乘法驾,建立了东汉政权。后来,东汉王朝定都洛阳。刘秀登坛称帝处被人称作千秋台,历代游者甚众,并有许多名人吟诗作赋。明嘉靖(1522—1565)年间,高邑知县访游此坛,建碑一通。崇祯年间(1628—1644)进士董国祥游台时,曾写《登高邑千秋台作》一首,感叹“千秋台上千秋事,千秋石碣生苔渍。洛阳宫殿委灰尘,岿然之台至今峙。”

在此,还有一个坛需要提一下,那就是“汉大将军韩信拜将坛”。拜将坛在四川汉中市城南,为南北列置的两座方形高台,各高丈许。南台上竖“汉大将军韩信拜将坛”碑,北台上建有台亭阁。两台周长百余步,面积7840平方米。史称:韩信足智多谋善用兵,为汉丞相萧何所赏识,竭力向汉王刘邦推荐,拜信为大将军。刘邦采纳了韩信还定三秦东向以争天下之策,终于亡秦灭楚,完成西汉统一大业。相传汉王刘邦十分礼遇韩信,“择良日,斋戒设坛具礼”,拜韩信为将,昔日拜将坛即是此台。它印证了在2000多年前坛确实还曾用于誓师、会盟、拜相、拜帅等重大仪式。

释道儒和而不同——宗教神坛

除了皇权,坛主要与宗教信仰相关,各种宗教自然也都离不开坛。而且,坛似乎就是伴随宗教的流传而弘扬,逐渐成为宗教精神的重要物质载体,甚至被作为宗教权威的象征,越发显示其神秘的色彩。

佛教戒坛

佛祖释加牟尼在菩提树下悟道后,首次布道就是在一个高约1米、直径约25米的圆形讲坛上。至于佛教传入中国后,各个寺院中的佛坛就数不胜数了,除了佛座坛位外,如经坛(外八庙普乐寺)、辩论坛(甘肃拉卜楞寺)在各门各派中均有。北京现存最古老的法源寺中就专设大悲坛等,比较特殊的还有内蒙古包头五当召(巴达嘎尔庙)中苏古沁独宫三楼内供奉有两座铜城——曼佗罗。它的底部为圆形,直径约1.5米,高约1米,上部为重檐歇山顶的宫殿,下部为城墙,城墙的下部有须弥山,出没于云水之中。

“戒”指佛教为出家僧人和在俗的信徒所制定的一切戒规,分为五戒、八戒、十戒和具足戒等。五戒是俗人信徒必须遵守的戒条,即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八戒是在五戒之上再加三条:不用华丽床座,不涂饰香料和歌舞观听,不食非时食;十戒是对一般的沙弥和沙弥尼制定的戒条(沙弥和沙弥尼是指已出家受十戒,但还未受具足戒的男女修行者)。具足戒是大戒,被认为完备足够,所以叫“具足戒”。佛教信徒受戒,要通过规定的仪式,戒的种类不同,受戒仪式也不同。戒台就是受戒的地方。

中国的戒坛始创于唐代,僧人道宣把从东晋以来传入中国的各种戒律加以融会贯通,在终南山丰德寺创立戒坛,制定佛教受戒仪式,形成了佛教宗派中的一派——律宗,又称南山宗。唐代就有三大戒坛,即西都长安灵感坛、东都洛阳会善坛和山西交城玄中寺甘露坛。

现存最早的戒坛遗址在河南登封市区西北6公里会善寺山门西半山坡上。据唐德宗贞元十一年(795)陆长源撰《会善寺戒坛纪》载,该坛是高僧元同禅师、一行禅师所建。

一行(673—727),俗姓张,名遂,巨鹿(今属河北)人,天文学家,学识渊博。武则天侄子武三思沽名钓誉,欲与张结交,张不愿同流合污,到嵩山出家为僧,创琉璃戒坛。据文献记载,此坛平面为一方形,四角镂裸天王像,栋柱磴石,各雕鬼怪山水,异常精美,并以旃坛为香材,琉璃为宝地。坛内置五佛塑像,故名“五佛正思唯”戒坛,亦称“琉璃戒坛”。戒坛曾是会善寺的宗教活动中心,每天都有数百人来此供佛,每年于此受戒者达千人之多,“钟梵相闻,幡盖交荫”,丛林之盛,甲于东都。寺院的规模很大,山门建在南岭,诸殿沿山坡层层升高,坛居其中。五代时戒坛所在的会善寺被毁,戒坛石槛亦遭厄运。今残存石柱一根,柱正面雕金刚像,右手仗剑足踏二鬼,手足及胸部皆裸露,头部已毁。金刚像背刻作八角柱,柱身两侧及背面留有梁枋榫眼数处,并镂刻精细的阴文卷草,似为盛唐作品。

现江苏句容县西北宝华山隆昌寺中仍存律宗戒坛。宝华山属中国东南佛教圣地之一,山中隆昌寺距今已有1400多年历史。寺庙殿宇宏敞,伽蓝千间,曲廊逶迤,大雄宝殿琉璃覆顶,气势森严,用大理石砌成的广场可容千人。清代乾隆帝六下江南,曾六度登临宝华山,参拜隆昌寺。寺中辟有乾隆下榻的行宫,乾隆曾为大雄宝殿题写了“光明法界”的匾额。隆昌寺因戒律严明,历代高僧辈出,皇帝又屡次御驾登临,加之寺院住持曾参与放皇戒(即授御戒),故隆昌寺为全国授戒名寺,“为金陵480梵刹之最上者”,被佛教誉为“律宗第一山”。它是国内现存最大的一座律宗道场和影响最大的传戒道场,被公认为“律宗首刹”。寺内戒台举世闻名,明清时期,全国70%以上的僧尼均要到此来受戒,就连东南亚一带的佛教徒亦前来受戒,“得戒学徒遍于天下,以数十万计”,因而有“国际佛教学院”之称。

山西交城玄中寺为净土宗祖庭,始建于北魏,寺中设有甘露戒坛,因唐太宗曾亲赴礼谒,故玄中寺成为唐代三大戒坛之一,9世纪又经善导法师在长安转传入日本。12世纪日本名僧源空(号法然)依善导教义开创日本净土宗,从此玄中寺成为净土宗的开山祖庭。玄中寺毁于元末兵火,以后虽多次修建,可甘露戒坛唯存唐贞观元年所立“甘露文坛碑”以为证。然此处作为净土宗祖庭,仍为中日佛教文化交往的纽带和桥梁。

北京戒台寺(也称戒坛寺),正式名称应为万寿禅寺,因寺内有一座全国佛教建筑中最大的戒台,故一般人都称它为戒台寺或戒坛寺,寺庙本名反鲜为人知。该寺为明代遗物,与杭州昭庆寺、泉州开元寺戒坛并称中国三大戒坛。

戒台寺位于北京西郊35公里处的马鞍山,创建于唐武德五年(622),当时叫慧聚寺。后辽代道宗清宁年间(1055—1065)一位高僧法均和尚来到此山,于寺左创建了一座菩萨戒坛,广度四众,日度数千人。戒台寺戒坛设于西北院戒殿内,殿内高悬的巨匾“树精进幢”,是乾隆御笔。戒台为高3.5米的汉白玉方台,平面正方形,底层23米见方,是明代遗物,有重檐琉璃瓦顶的方殿遮盖。台共三层,各层台四面均刻佛龛,每龛中置一戒佛像。底层每面12个龛,中层每面9个,上层每面7个。据记载,戒神高1米,共24位,“胄牟戒服或具器械,高一尺者甚众,妖鬼男女还焉,其部也。”

道教神坛

作为纯粹中国本土宗教的道教,既在全国各地有多处发源地,也有众多洞天福地,每处道教圣地几乎都有作法传道的坛,其中有的坛与道教的创立有关,如汉天师道发祥地,四川鹤鸣山迎仙阁前的戒鬼坛,相传就是张道陵作法的地方。

现在道教圣地也不乏传篆坛和万法宗坛这种著名道场内的神坛。

传篆坛,又称授篆坛,位于江西贵溪上清镇东端,是历代张天师进行宗教活动的场所,也是祀奉道教教祖太上老君之地,故又名上清宫。传篆坛始建于东汉,原为张道陵修道之所,名曰“天师草堂”。晋永嘉年间(307—312),道教创始人张道陵第四代孙张盛自汉中迁还龙虎山,改天师草堂为传篆坛。经唐、宋、元、明、清的修建,形成规模巨大的上清宫,号称“先灵都会”、“百神受职之所”。现存有福地门、午朝门、玉门殿、东隐院及元、明石刻等珍品。

同在贵溪上清镇,有天师府位于镇中部,为历代天师起居之地,原来建于龙虎山脚下。唐天宝七年(748),封张道陵第十五代孙张高为祖天师,并赐田敕免租税。宋、元、明、清尊其道,官其子孙,修其府第。“嗣汉天师府”历经各朝维修、重建,房舍达500余间,占地5万多平方米,建筑布局成“八卦”形,是道教的独有建筑风格。层层叠叠,甬道贯通,重檐朱漆,雕梁画栋,楼房亭阁,形似皇宫。院内古樟成林,环境清幽,素有“南国第一家”之称,敢与曲阜“孔府”媲美。天师府中设有万法宗坛,坐落在府中私第门以西,建殿三座:正殿为“三清殿”,殿内祀奉诸神138尊;院中十字甬道,珍花异木,松柏常青,千龄罗汉松二棵,盘根错节,稀贵罕见,使万法宗坛的四合院显得格外肃穆威严。每年10月3日至9日,龙虎山道教文化节举行,届时海内外道教信徒云集天师府,参加道教法会表演,更能一睹万法宗坛之盛况。

与传篆坛和万法宗坛这样规范的道教教坛有所不同,有些道教神坛,如茅山万宁宫后“潜神庵”有上清宗坛,俗称九层台,坛额由宋理宗御书,但主要是侍奉历代宗师。至于各座名山中也有一些坛,那就只是与道教长生成仙的主旨相关。如三清山上就有方士羽化坛,南岳衡山祝融峰北面则有著名的青玉坛。坛墓是突兀峥嵘的一片大岩石,岩石上面平坦无奇,可容数千人。俯瞰岩下,深不可测。岩下有大小两石,小石的面积仅有大石的一半,中有石桥可通,极险窄,仅可容步。据道家言:青玉坛是乌青公所创,为第二十四福地,仙人常在夜间到这里聚会,来去都要经过这座桥,所以叫作会仙桥。

道教崇奉的“神”和“仙”很多,不但有天神、地祇,还有属于人鬼一类的神,如各姓的祖先,历史上被誉为圣哲贤才和忠孝义烈之士,如关羽、岳飞,都为道教所奉祀。于是,就有了大至神农氏祭坛,甚至浙江金华黄大仙祖宫祭坛,安徽亳州华祖庵内有五禽戏坛等,在此不一一列举。唯选择天津义和团吕祖堂坛口遗址,因其在中国近代史上的特殊地位,故作一介绍。

吕祖堂为明清两代供奉八仙之一吕洞宾的道观,位于天津红桥区如意庵大街何家胡同18号。明宣德八年(1433)开始建立,清康熙、乾隆、道光、咸丰年间数次重修。占地1000平方米,主要建筑有山门、前殿、后殿和五仙堂。光绪二十六年(1900),义和团运动在山东兴起,很快传到天津,五月底,城厢一带已有坛口近300处,团民4万多人。乾字团著名首领曹福田统带静海、盐山、南庆、庆云、青县等地民团数千人,经南运河抵津后,于西门外永丰屯吕祖堂内设立总坛口,从此这里就成为天津义和团活动的中心和大本营。“坛中围桌椅靠,概用黄缎为之”,义和团坎字团著名首领张德成、刘呈祥及“红灯照”首领黄莲圣母(林黑儿)多次来此“拜坛”聚会,共商战略之策。曹福田在这里向八国联军发出了义正辞严的战书,著名的紫竹林战斗、老龙头战斗和整个天津保卫战的战斗计划都是在吕祖堂拟定的,院内月台及空地是团民练拳习武的地方,吕祖堂成为组织、指挥义和团抗击八国联军的重要基地。现吕祖堂保存完好,是义和团有代表性的坛口遗址,内存义和团总坛口乩语联:“创千古未有奇闻,非左非邪,攻异端而固人心,忠孝节廉於今精神不泯。为一时少留佳话,亦惊亦喜,仗神威以寒夷胆,农工商贾从此怨恨全消。”

发人深省。

儒教杏坛

春秋战国时代,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以重血亲人伦、重现世事功、重实用理性、重道德修养的淳厚之风,独树一帜,然而,终究不过是诸子百家诸学派之一。而经汉武帝、董仲舒尊儒兴学,制度教化,从而成为封建社会大一统的政治文化、礼文化,成为一种“准宗教”。又经历代众多封建统治者对异质文化宗教的兼容并包,于是,西来的浮屠、本土的道教和独尊的儒学在中国农业宗法社会达到了较高程度的协调和统一。清雍正帝还专门发布上谕,就应同时尊崇儒、佛、道三教宣示天下:“朕唯三教之觉民于海内也,理同出于一原,……而知三教初无异旨,无非欲人同归于善。”这把中华文化特有的圆通性、和融性表达得相当透彻。由此,我们看到在一些石窟中,如四川的天篆山就把释迦牟尼、老子和孔子同塑一个石洞中,同坐一座神坛上,真正的三教合一也就比较自然地感到当在情理之中了。又如中岳嵩山为宗教第六小洞天,而嵩山少林寺又是佛教禅宗祖庭,山中嵩阳书院又为儒学名院,真可谓三教荟萃之地。而通过观赏三大古建筑群之一的孔庙中的杏坛,孔子从人逐渐被尊为神的情状,也由此可见一斑。

杏坛位于孔庙大成门通向大成殿前甬道正中,相传是孔子讲学的地方。《庄子·渔夫》:“孔子游乎缁帷之林,休坐乎杏坛之上。弟子读书,孔子弦歌鼓琴。”宋代以前,孔庙正殿基址改于此,宋天圣二年(1024),大成殿北移重建,孔子第四十五代孙孔道辅以正殿旧址“除地为坛,环植以杏,名曰杏坛”,以纪念孔子杏坛讲学。金代于址上建亭,大学士党怀英篆书“杏坛”二字石碑立其上。明隆庆三年(1569)重建时扩充为重檐。亭子三间见方,四面歇山。八角木檐柱,石头中柱及圆木金柱,以三道枋子交圈贯穿,稳定牢固。十字结脊,黄瓦飞檐,斗拱双重。藻井饰以细小斗拱,纤巧可爱,彩绘金色盘龙,色彩绚烂。中间有清乾隆帝《杏坛赞》御碑:“重来又值璨花开,几树东风簇绛枝。岂是人间凡卉比,文明终古共春熙。”坛基两层,上层有石栏。亭前石香炉为金代遗物,高1米多,形制古朴。再前,有桧树一棵,传说为孔子手植,树侧立明代杨光训题书“先师手植桧”石碑,现存者乃清雍正十年(1732)所萌新枝。《庄子·渔夫》中孔子周游列国,从政治国,所遇之处,对学生讲学,发表见解,回答问题;体坐杏坛,教学质疑,学生读书,孔子弦歌,并随时准备答疑和讲授,表现了2500年前一个伟大的教育家、思想家的真实的教学实践,和现实社会紧密结合的教学内容及自由开放的教学形式,呈现出的是一派生动活泼的教学景象。但是在封建“至圣先师”、“万世师表”的推崇中终于被抬上“气备四时,与天地日月鬼神合其德;教垂万世,继尧舜禹汤文武作之师”(乾隆大成殿联)的大成至圣文宣王神位。

其他教坛

还有一种历史久远的坛,那就是傩坛。“傩”是驱除疾疫之礼,《礼记》云:“傩人,所以逐厉鬼也。”《周礼·夏官》有“方相氏”,蒙熊皮,以黄金为四目,著玄衣朱裳,执戈扬盾,率百隶而于季春、仲秋、季冬三时为傩礼,索室驱疫。显然这是远古巫觋的延续,这种原始宗教活动至今仍在民间保留着它的遗迹。自东汉以来,傩礼在腊月前一天举行,也称为逐疫。

现在湖南桃源县内桃花源秦人村景区还存有傩坛,是为奉祀傩王而建。坛前有钟楼、鼓楼,每当秦人按巫教要求进行祭祀活动时,就会来到傩坛。

此外,在福建历史名城泉州还有一座伊斯兰教的古坛——奉天坛。奉天坛位于泉州市内涂门街清净寺内,这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古代伊斯兰教寺之一。奉天坛始建于北宋大中祥符二年(1009),至今寺门和奉天坛依然保存着原来的规制。奉天坛是教徒礼拜之处,坛屋盖早塌,仅存四周石墙。东墙辟一尖拱形正门,西墙中部向外墙凸出,形成一坛,称讲经坛。坛中有一尖拱形的大壁龛,左右辟二门,南北对峙。坛左右相间并列小壁龛六,长方形门四。南墙开大窗八,北墙开门一,均呈长方形。南墙外壁及坛内大小壁龛都嵌有古阿拉伯文的《古兰经》石刻经句,至今保存完好。

封建祭坛集大成——京都诸坛

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尤其是元、明、清三代在北京修建的各式祭坛,无疑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非常特殊的地位,体现着中国封建社会的文化,从而成为十分重要的历史建筑。沧海桑田,显赫一时的坛现今所存无几,几乎都失却了它原先的祭祀功能,差不多要成为历史教科书里的名词了,甚至已为人们所陌生。不过,坛,因为其特殊的理念要求,且又为封建君主服务,几乎都体现了当时的最高建筑水平,更在各方面代表着封建社会的文化内涵,因而,目前在北京保留下来的祭坛仍不失为相当重要的中华文化遗存。

现今分布在北京城内外的坛有圜丘坛(天坛)、方泽坛(地坛)、朝日坛(日坛)、夕月坛(月坛)、祈谷坛(天坛祈年殿)、社稷坛、先农坛、先蚕坛、天神坛、地祇坛、太岁坛。其中,天坛、地坛、日坛、月坛分别位于都城的南北东西四郊。

而其中天坛由于其地位和价值更显得格外的重要。

祈祷丰年固江山——社稷坛

“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对于一个数千年历史的农业大国,土地和粮食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故历代帝王把社稷视为国家存亡的标志,甚至把社稷看作国家的同义词。

北京社稷坛是明清两代帝王祭祀社(土地神)稷(五谷神)、祈祷丰年的场所,占地达24公顷,位于天安门至午门之御道西侧,现中山公园内,与东边的太庙隔街对称,构成了“左祖右社”的帝王都城规制。社稷坛建于明永乐十九年(1421),南北长267米,东西宽203米,总面积为54201平方。呈方形,由三层汉白玉石筑成,高1.6米,上层每边长16米,中层16.8米,下层17.6米,各层长度相差仅为0.8米。坛四周的矮围墙顶分别覆以四色琉璃砖,矮围墙四周各有白石棂星门一座。上层台面上按5个方位各铺不同颜色的土:东方青土,南方红土,西方白土,北方黑土,中间铺有黄土,表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意思。坛上的五个方位又象征着中国古代的五行学说,即金、木、水、火、土五行,表示人们生活中离不开的五种物质,反映了我国古代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自古以来,我国把黄河称为中华民族的摇篮,中国人自称为黄帝的子孙。“稷”指的是五谷,五谷也是黄色的。金黄的土和五谷是皇权的物质基础,因此,“黄色”便成了帝王的专用色,故置黄土于坛中而尊之。祭祀土地神和五谷神,以祷祝五谷丰登。

社稷坛北有拜殿,是皇帝祭祀时休息的地方,如祭日遇雨,便在这里行祭礼。殿内没有天花板,所有梁柱、斗拱全部外露,是北京现存最古老的明初建筑物之一,已有500多年的历史。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曾在这里停放灵柩,所以改名为中山堂。

社稷之神是中华文明的产物,它的出现既有政治上的作用,又有经济上的意义,故官民都普遍祭祀社稷神,如山东曲阜至晚清民国初年,仍设有社稷坛。又如桂林明代靖江王府殿庙中也设有社坛,而民间的“社戏”、“戏火”等这些充满生活气息的欢庆活动皆与社稷祭祀活动有关。

藉田亲耕奉神农——先农坛

先农坛是北京著名的五坛之一,位于宣武区永定门大街西侧,与天坛隔路相对,是明清两代帝王祭祀先农、山川、神祇、太岁诸神的处所。

先农坛始建于明永乐十八年(1420),明嘉靖初年(约1524),立京师四郊分祀之制,重建先农坛。坛周围六里,筑双重坛墙环绕。先农神坛,位于先农坛内坛墙西,始建于明嘉靖年间,清乾隆十九年(1754)重修。坛南向,是一座长宽各约15米,高约1.5米的方形平台,砖石垒砌,四面出阶,各八级。坛北有正殿5间,供奉先农神牌。正殿东有神库,西为神厨,各5间,其南有东西相对的六角绿顶井亭两座。民国初年,先农坛辟为公园。今坛中古柏参天,苍松偃地。主要建筑先农坛、庆成宫、具服殿、太岁殿、观耕台等仍存。

先农坛东南有一座观耕台。台方约16米,高1.5米,南向。台四周砌黄绿琉璃瓦砖,台周绕以白石护栏。观耕台的西面是皇帝的亲耕田,共一亩三分,人称“一亩三分地”。明清两代每年仲春,皇帝来此扶犁亲耕,三公九卿从耕。台北面有具服殿5间,为皇帝亲耕和祭祀先农时的更衣处。1927年改为诵豳堂。台东北是神仓,圆形,为收藏亲耕田谷物之处,仓前有收谷亭,后为祭器库。

先农神坛的东北是太岁坛,又叫太岁殿,祭祀太岁神。明嘉靖八年(1529)曾设坛露祭,三年后,建太岁殿,面阔7间,坐北朝南,黑琉璃筒瓦绿剪边歇山顶。东西配庑各11间,东庑祀春秋两季的神6位,西庑祀夏冬两季的神6位。

前有拜殿7间,殿旁有蛰龙井,为明代山川坛旧井。每逢祭祀太岁,逢水、旱或出征、凯旋等重大事件时,皇帝都要派官员来这里行祭礼。

太岁殿的正南是神祇坛,包括天神坛和地祇坛两座,建于明嘉靖十一年(1532)。天神坛又名神祇坛,是皇帝祀风云雷雨的地方。坛坐北向南,方形砖石结构,面积17平方米,坛高1.5米,四面有4个台阶,每阶有9级。坛北设立4个白石龛,各高3米多,都有云龙雕刻;地祇坛在西边,是皇帝祀山岳海渎的地方,奉祀五岳、五镇、五山、四海、四渎之神,祈佑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坛坐南向北,也是方形砖石结构,面积33平方米,高1.43米,四面各有一石阶,每阶6级,坛南面5个青白石龛,其中3个刻山势,以祀五岳、五镇、五山;两个刻水纹分祀四海四渎。龛下四周凿池,举行祭礼时才放水。坛东面两个石龛,上刻山水,用以祀京畿的名山大川,西面两个石龛,也刻有山水,则是祭天下名山大川的。

先农坛建筑群被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基金委员会列为2000年“世界100个濒危古迹”之一。美国运通公司于1998及1999年捐赠3万美元及5万美元,用于修复具服殿及神厨的工作。运通公司近日又向国家文物局和北京市文物局捐赠10万美元,用于修复北京先农坛古建筑群中的庆成宫。庆成宫位于先农坛内东侧,是明代的斋宫,乾隆时称庆成宫,由大殿、后殿及东西配殿等建筑组成,现殿宇均存,但年久失修。

躬行桑礼感嫘祖——先蚕坛

“古者帝亲耕后亲蚕,以权天下。”古代皇帝多诏令皇后养蚕,谓之亲蚕,是表示对农业的重视,也是中国男耕女织、自给自足封建经济的缩影。

明清筑建先蚕坛,为“九坛”之一,是为皇后祭蚕神的场所。黄帝之妃嫘祖,是中国传说中第一个教民育蚕识丝的人,被后人尊为蚕神。

在黄河之滨的晋南夏县西荫村东二里的一片桑林中,有一块高地,当地人叫“丘台”,传说这就是教民育蚕识丝的先祖嫘祖的葬身之地。在这里发掘出的新石器时代的遗物中就发现过半只蚕茧的化石,说明夏县西荫村当是蚕丝的故乡,也说明嫘祖很可能确与我国最早的养蚕有关。

关于“蚕女”的传说,始见于《山海经·海外北经》。在干宝的《授神记》中已经比较完整:“相传太古之时,有大人远征,家惟有一女,牡马一匹,女思念其父,戏马曰:‘尔能为我迎得父还,吾将嫁汝。’马乃绝缰而去,径至父所,悲鸣不已,父亟乘以归。为畜生有非常之情,故厚加刍养。马不肯食,每见女出入,辄喜怒奋击。父怪问女,女具以告,父于是伏弩射杀之,暴皮于庭。父行,女与邻女于皮所戏,马皮蹷然而起,卷女以行。后经数日,得于大树枝间,女及马皮尽化为蚕,而绩于树上。因名取树曰桑……”据说那就是马皮裹走化为蚕的姑娘,就是“蚕神”。黄帝平定蚩尤之乱后,“蚕神”献上蚕种和蚕丝庆贺胜利。黄帝妃子嫘祖从此开始饲蚕织丝,并把技艺传授给当地的百姓。以后养蚕业便由黄河流域传向中华大地,人们也就把嫘祖当作“蚕神”、“蚕祖”了。

后世人感念嫘祖养蚕织丝带给人们的好处,就把她尊为先蚕(蚕神),年年祭祀她。历代后妃也愿意把自己比作嫘祖,每年春季第二个月的巳日,皇后都要亲自来到先蚕坛祭祀,躬行桑礼。

这座先蚕坛,始建于明嘉靖十年(1531),是清代皇后祭祀祖先蚕(蚕神)嫘祖的场所。坛门三间,谓之亲蚕门,内有祀蚕坛、采桑坊、亲蚕门、亲蚕殿、织殿、浴蚕池、浴蚕河、蚕神殿、神厨、神库、井亭、牲亭、蚕署、蚕室等,全部建筑除27间蚕室外,全为绿琉璃瓦屋面,谓通蚕桑。院内遍植桑柘,周围以绿琉璃瓦顶的红色高墙环绕。祀蚕坛为方形,面积13.1平方米,高1.3米,四面各有一台阶,每阶10级,坛口东西北三面都栽桑树,坛后是亲蚕殿,殿后为浴蚕池。

在京都九坛中,先蚕坛的规模最小,形制也简单,而且自嘉靖后就建在宫旁,祀奉仪式也较为随便,皇后去蚕坛祭祀、采桑、缫丝,大多出皇宫神武门,经景山,进北海陟山门,往北船坞,就是蚕坛了。并多结合闲游活动,可见与九坛中其他各坛的祭祀相比,确实是最方便随和的。

顶礼膜拜大明神——朝日坛

万物生长靠太阳,人们对太阳的感情是非常强烈的,而太阳对人类的产生、分类、生存、发展等几乎都有着决定性的意义。所以,人们对太阳的崇拜自然地产生,对太阳显得格外的虔诚。可以说太阳神不仅起源很早,而且崇拜太阳神的也相当普遍,开始是对太阳的顶礼膜拜,希望得到太阳神的庇护,并进而形成原始的、自由的,包括叩头、跪拜等礼仪。随着封建礼制的日趋完善,逐渐便有了固定地点和时间举行祭日仪式。如专门设立日坛为祭日的固定场所。大多朝代相对固定地把春分作为祭日的时间,尤其是明清两代,都规定在春分日出寅时进行祭日。

祭日虽然比不上祭天与祭地典礼,但仪式也颇为隆重。明代皇帝祭日时,用大牢玉,礼三献,乐七奏,舞八佾,行三跪九拜大礼。当然,皇帝并不是年年都来亲祭的,每逢甲、丙、戊、庚、壬年皇帝亲祭,其他年份由大臣们代祭。

日坛建于明代,又名朝日坛。朝日坛坐东朝西,这是由于太阳从东方升起,人要站在西边向东方行礼的缘故。朝日坛一层,圆形,直径33.3米,周围有圆形矮墙,东、南、北各有棂星门一座;西边为正门,有三座棂星门;墙内正中为拜神坛,方形,边长16米,高1.89米,朝西,由白石砌成。明代建成时,坛面用红色琉墙砖砌成,以象征大明神太阳,是一种很富浪漫色彩的布置。但清代改成方砖铺墁,致使日坛逊色不少。

以朝日坛为中心,周围还建有神库、神厨、钟楼、燎炉、瘗坎和宰牲亭等为祭日服务的附属性建筑。坛内也密植松柏,以烘托气氛。现已辟为公园,是北京著名的坛庙公园。

白石筑台祭夜明——夕月坛

北京月坛本名夕月坛,是明、清两代帝王秋分亥时祭夜明月亮之神的处所,在西城区阜成门西南月坛北路之南,明嘉靖九年(1530)建。坛一层方坛,高1.5米,周长56米,面上铺白色琉璃砖,清代改为方砖,土遗墙(矮围墙)环护四周,西、北、南各有棂星门一座,东边为正门,有三座棂星门;东门外为瘗地,东北为具服殿,南门外为神库,西南为宰牲亭、神厨、祭器库,北门外为钟楼。每年秋分亥时行祭礼,凡丑、辰、未、戌年份,皇帝都要亲自参加祭礼,其他年份由大臣代祭。祭月典礼在等级上较祭日之礼降一层次,规模也小。祭祀用牲、献舞和祭日一样,而乐由七奏改为六奏,行三跪六拜之礼,不如祭日隆重。

老百姓虽然不会像帝侯那样专门设坛拜月,但对月亮,应该说人们总有一种特殊的感情。月光似乎充满着亲情,与人们十分贴近,“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每年的中秋佳节就是专为月亮而设的,人们团聚欢饮总和月亮在一起。古代人们焚香拜月,现仍有中秋赏月、共度良宵的习俗。月坛现为月坛公园,是著名的坛庙公园。

点石成金韵无穷——地坛

中国北京的天坛可以说是名扬天下,人人皆知的建筑艺术珍品,可不少人是从这几年北京地坛庙会才得以初识此地,与天坛相比,其知名度悬殊实在太大了。然而,当我们步入这其貌不扬、平平淡淡的地坛之中,就会慢慢地感受到它以小见大、低中显高的整体艺术效果,就会在地坛中体会到多种艺术手法的巧妙运用,从而不得不最终承认地坛作为天坛的姐妹坛确实当之无愧,它是中国古代建筑艺术的一大瑰宝。

地坛原名方泽坛,位于北京安定门外路东,占地37.3公顷,仅为天坛面积的八分之一。它建于明嘉靖九年(1530),嘉靖十三年(1534)始称地坛。1531—1911年先后有明清两代的15位皇帝连续祭地长达381年。地坛有坛墙两重,形成内外坛。方泽坛、皇祇室、斋宫、神库、宰牲亭、钟楼、神子圈等建筑都集中在内坛。主体方泽坛位于中轴线上,是皇帝行祭地礼的地方。坛四周为方泽,祭祀时由暗沟引水。

古代祭地的大典都在方泽坛上举行。方泽坛分两层,每层8级台阶,上层高1.28米,边长20.35米;下层高1.25米,边长35米。由于古代中国“天圆地方”之观念根深蒂固,所以坛平面取正方形,从坛面到墙圈、拜台一系列大小平立面上,方向不同的方形重复出现。这些重复的方形,不仅具有强烈的象征意义,而且创造了构图上平稳、协调、安定的建筑形象,与大地平实的本色非常一致。

按照古代天阳地阴的说法,方泽坛坛面的石块均为阴数即双数:中心是36块较大的方石,纵横各6块;围绕着中心点,上台砌有8圈石块,最内者36块,最外者92块,每圈递增8块;下台同样砌有8圈石块,最内者100块,最外者156块,亦是每圈递增8块;上层共有548个石块,下层共有1024块,两层平台用8级台阶相连。凡此种种,皆是“地方”学说的象征。

地坛内除了方形的院子、围墙、平台、门之外,几乎是一无所有。可地坛就是凭借门、地面、台阶这些最基本的建筑元素组合,实现了一系列的艺术构思,不仅完满地达到了祭祀地祇的功能要求,还营造出了宗教建筑特有的气氛和作用——感染人、启发人,使人感到静谧、神秘和超脱,从而产生深思、虔诚、敬仰之情。可见为了形成一个高度净化的环境,最大限度地去掉建筑上一切多余的东西,精练到极致,体现出其高超的艺术构思与建筑设计技巧。

方泽坛巧妙的空间节奏处理手法堪称佳绝:两层坛墙被有意垒砌出不同的高度,外层墙封顶下为1.7米,内墙则只有0.9米,外层比内层高出了将近一倍;外门高2.9米,内门高2.5米。两层平台的高度相近,但台阶宽度却不同:上层台阶宽3.2米,下层台阶宽3.8米。这样加大远景、缩小近景尺寸的手法显然加强了透视深远的效果。当然,更为巧妙的是,祭拜人员在这样的空间视觉环境中,易于造成一种特殊的心理效果:就是当参拜者越向祭坛走近,建筑物就越觉矮小,而祭拜者本人就相对显得愈发高大起来。当最终登上祭坛中央时,很自然地产生一种蓝天白云之中俯视人间尘世的居高临下、超越脱凡的感觉。而且,方泽坛也重视人的触觉,首先是脚的感觉。中国建筑历来重视地面的铺作和道路、台阶距离的远近曲直(在园林、宗教建筑中尤甚),从而着力渲染出一种特定的意境或气氛。营建地坛的古代建筑师煞费苦心的构思应该说达到了相当的效果,君王在祭地之时,在大地的平实和宽广中,自会增强威严和志高气大、君临大地、统治万民的神圣感和自豪感。

另外,地坛建筑在色彩运用上也非常出色,方泽坛全部建筑只用了黄、红、灰、白四色,便成功地完成了象征、对比、过渡,从而形成协调艺术整体和恰如其分创造气氛的双重作用,真可谓“点石成金”。祭坛侧面贴黄色琉璃面砖,即标明其皇家建筑规格,又是地祇的象征。在黄瓦和红墙之间以灰色起过渡作用,这是我国宫廷建筑常见的手法。给人感受最强烈的是,整个建筑物以白色为主,并有强烈的红白对比,给人以深刻印象。红墙庄重、浓烈,汉白玉高雅、洁净;红色粗重有力,白色如轻纱浮云,富有变幻丰富的光形和宜人的质感;红色象征尘寰,白色寓意九天。红与白的强烈对比加强了全坛环境透视深远的感觉,四周苍松翠柏的映衬,又把红、白、黄三色的建筑物轮廓勾勒得更加鲜明。

今天走在地坛中,仍然可以想象昔日在万籁俱寂的黎明时分,皇帝由斋宫起驾,亲率文武百官虔诚地沿树林中幽邃的神道走向拜台。

古建筑史诗存绝唱——北京天坛

北京城“天地日月”、“先农社稷”,诸坛之首自然是天坛。我国乃至全世界现存最大的古代祭祀性建筑仍是中国北京之天坛。天坛气势磅礴,寓意深刻;建筑大方凝重,精美绝伦;环境古朴宁静,庄重肃穆,是1961年第一批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8年12月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了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天坛始建于明永乐四年(1406),到明永乐十八年(1420)完工,名天地坛。明嘉靖九年(1530),因立四郊分祀之制,于嘉靖十三年(1534)改称天坛。清乾隆、光绪时曾重建和修建。天坛是明、清两代皇帝冬至“祭天”和孟春“祈谷”及“祈雨”的地方,位于北京正阳门外、永定门内大街路东。天坛占地约273万平方米,即约为其所在地崇文区面积的三分之一,比故宫的面积还要大两倍多。天坛有垣墙双重,分为内坛和外坛,坛墙南方北圆,象征天圆地方。天坛是圜丘、祈谷两坛的总称,主要建筑都在内坛。南有圜丘坛、皇穹宇;北有祈年殿、皇乾殿,由丹陛桥相连成一组体型极其优美、布局十分完整,独具中华艺术风格的建筑群。

北京天坛以其恢弘完美的伟大创造,精美绝伦的艺术形象堪称世界建筑史诗中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经典篇章。无论从间架结构,还是从力学、美学等角度来看,天坛都是出类拔萃、举世无双的建筑杰作,是东方悠久而辉煌文化的代表,给人以神秘而崇高的强烈震撼。

天坛近年又进行了一系列整修,1995年至2000年修复了1800余米外坛墙;1998年对南神厨古建筑整体修缮,有效地保护殿内珍贵彩画,恢复原有陈设。尤其是2001年12月开始斥资5000万元对神乐署古建筑群进行全面修缮。修缮告竣后,神乐署将辟为音乐博物馆,这一弘扬中华璀璨文化的国家级形象工程即将完成,天坛将更加完整统一,更加壮丽完美。

斋必变食戒必迁坐——斋宫

斋宫属于祭天的辅助性建筑,在天坛的西天门以南,是一处小宫殿群,占地达4万平方米,平面呈正方形,供皇帝祭祀之前斋戒或沐浴之用。按明清规制,凡皇帝居住的地方,即使是行宫,都得一律坐北朝南,宫殿必须黄琉璃瓦盖顶。可是斋宫却一反常规,它坐西朝东,宫门殿堂全是绿琉璃瓦,原来,这些封建帝王都自称“奉天承运”的天子,天的儿子到天坛里来祭天,儿子在老子面前,就不能妄自尊大,就不能住黄琉璃瓦盖顶和坐北朝南的殿堂了。

斋宫殿堂周围除有天坛的围墙外,还围绕两层宫墙。外层宫墙叫“砖城”,又叫“外城”,内城宫墙叫“紫墙”,又叫“子城”。两层宫墙外面都有御沟(护城河)。紫墙外御沟内岸,建有围廊136间相环绕,是当年守卫斋宫八旗兵将遮蔽风雨霜雪的地方。进斋宫二道宫门,有大殿5间,建在一座汉白玉石台基上,绿琉璃瓦,重檐垂脊,吻兽俱全,整座建筑显得宏伟庄重,十分华丽。这座特殊的殿堂,为斋宫的正殿,也是北京一处著名的古建筑。大殿内无一梁一柱,象征帝王心灵似无梁殿一样虚空无邪,至敬至诚,以感动“皇天上帝”。大殿前露台两边各建有石亭一座,左边的叫“斋戒铜人亭”,明清两代皇帝到此斋戒时,亭子里就供着一乌纱玉带的铜人,据说是唐太宗的宰相魏征的遗容;铜人手捧一个牌子,上写“斋戒”二字,提醒皇帝别忘了斋戒。右边的叫“时辰亭”,里边摆着时辰牌子,告诫皇帝要按时斋戒,准时祭天。正殿北面有一座钟楼,内悬明永乐年间太和钟一口,当皇帝一出斋宫,准备登上圜丘祭天时,钟楼上立即鸣钟,直到典礼开始,古乐声起,钟声即停。待祭礼完毕,钟声又起,直到皇帝坐上大轿走出天坛大门,钟声方停。正殿后有5间华丽的大殿,是皇帝斋戒时的“寝宫”。

每年冬至祭天前三天,按“斋必变食,戒必迁坐”的古礼制,皇帝必须先期到天坛斋宫内独宿三昼夜,行戒沐浴之礼,这就叫作“斋戒”,又叫“致斋”。在此期间,皇帝不能吃荤腥葱蒜,不能饮酒娱乐,不理刑事,不能吊丧等,以表示对“皇天上帝”的虔诚。对于过惯了舒适生活的封建帝王来说,斋戒实在是度日如年的苦行僧生活,因此,想方设法简化。清雍正帝即位后,在皇宫内建斋宫,祭天前先在皇宫内致内斋,直到正式仪式举行之前才来到天坛斋宫致外斋,只不过做做样子走过场,斋宫也就如同虚设了。

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八国联军侵华,攻进北京城,侵略军的总司令部曾一度设在斋宫里,直到清政府和列强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后的1901年7月,八国联军才撤出北京城。斋宫里的陈设古物全被抢走,库房里存放的古乐器、祭器和绣片等珍贵文物也被抢劫一空,斋宫遭到严重破坏。解放后,经不断修缮,才得以基本恢复原貌。

九五之尊亿兆景丛——圜丘坛

圜丘坛位于天坛的南端,是当年皇帝冬至日举行祭天活动的地方,故又称祭天台、拜天台。圆形祭坛高约6米,3层,每层四面均有9级台阶,取“上天九重”之意。圜丘护栏的望柱从上至下均雕饰云龙图案,每层的栏板数目均为9的倍数,即上层36块,中层72块,下层108块;上层直径30米,中层50米,下层70米,三层之和为150米,不但是9的倍数,还含有“九五之尊”的意思。圜丘坛设计所用石料数目,都与“9”有关,是因为古人把单数视为阳数,代表天。上坛圆心是一块圆形的大理石,叫“亿兆景丛”石又叫“天心石”,皇帝站在此石上恭读祝文,声音特别洪亮,如同从四面八方传来的声音。这究竟是什么缘故?经现代中科院院士汤定元先生研究表明:原来,从“天心石”发出的声音传到四周石栏后被迅速反射回去,而从发音到声波反射回来才0.07秒,所以很难分清原音和回音,听起来只觉得声音极清晰响亮,站在圆心以外就没有这种感觉。可想而知,当年皇帝站在寒冷黑寂的圜丘坛的“天心石”上,其回音无疑给他增添了自信和庄严之感。

圜丘围以矮墙两重,内圆外方,东西南北向各设汉白玉棂星门一组三座,内外共24座,与石盘圜丘相得益彰,古朴典雅,称为“云门玉立”。而整个圜丘坛共有4个门,东为泰元门,南为昭亨门,西为广利门,北为成贞门。四门依次含有元亨利贞四字,出自《周易》的“乾卦:元、亨、利、贞”。

在圜丘坛北面有皇穹宇,是存放圜丘坛祭祀神牌位的处所。圜丘坛原来建于明嘉靖九年(1530),清乾隆十七年(1752)重修,改为鎏金宝顶,单檐蓝瓦圆攒尖顶,金碧重彩,远远望去,好像一把金色蓝顶琉璃伞,与红色院墙相辉映。因此殿专门贮放神牌,故俗称“寝宫”。殿内鎏金斗拱层层上叠,天花步步收缩,形成窿穹圆顶,藻井中心绘制着大金龙,四周配有金龙360条,象征周天360度。仰头望去,令人叹为观止,实乃建筑艺术之极品。皇穹宇殿内的正位宝座上供奉着皇天上帝的神位,上面刻写着汉满文金字。东西两侧是皇帝祖先的神位,祭天前一天,皇帝至此阅览祝版(祭文),上香供奉神位。正式祭天前,恭请各神位至祭天台。皇穹宇正殿前东西两侧各有配殿一座,是供奉日月星辰和风云雷雨诸神的殿堂。

皇穹宇殿门外是一条由大长方形石头铺成的甬道。从殿基须弥座开始,站在第一块石板上击掌一次可听到回音一声,站在第二块石板上击掌一次可听到回音两声,站在第三块石板上击掌一次可听到回音三次,这就是著名的“三音石”。由于在此说话声音很小而回声很大的缘故,因此,有“人间私语,天闻若雷”的说法。

回音壁是皇穹宇的圆形围墙,周长193.2米,高3.7米,厚0.9米,直径61.5米。由于声音的折射,两个人一东一西站在墙根,一人低声对墙说话,另一人就能清晰地听到,反之亦然。这种奇妙的声学现象究竟是何原理,有关研究人员检索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明清两代450万件档案,在有关天坛的75万字各类资料中未见对天坛声学现象的记载,对于三音石、回音壁、天心石有趣的声学现象的形成机理,科学家提出了很有见地的猜想,以汤定元院士在1953年的解释为基础,中科院声学研究所名誉所长马大猷院士为首的多位科学家作了不少研究,天坛公园管理处会同黑龙江大学等院校科研人员一起对天坛声学现象作了有关的测试研究,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初步结论为:在回音壁中,甲处发出的声波,沿着光滑的围墙依次在几处发生反射,由于反射时能量损失很少,到乙处还有足够的能量引起耳膜的震动,因此仍能听得很清楚。三音石位于皇穹宇的台阶下第三块石头处,这里恰好是回音壁的中心,声音往返于围墙之间,经过中心时人们就能听到三次甚至更多次的回音。圜丘坛天心石位于圜丘坛的中心,人站在天心石上讲话,四面八方的反射能量送回来,并集中到台中心,于是声音更强了。天坛的声学现象以及建筑材料、建筑文化等还有不少奥秘,有待我们不断地探索。

海墁大道步步升天——丹陛桥

天坛最主要的建筑圜丘坛、皇穹宇、祈年殿都在一条中轴线上,一道长长的台基由南至北,将三个主建筑连成一线。这长长的台基叫做神道,又叫丹陛桥,或海墁大道。这是一条阔广的砖墁大道,长360米,宽26.4米,它是皇帝登上祈谷殿的唯一通道,南起皇穹宇,南低北高,象征步步登高,与天宫相连。360米长的丹陛桥面纵向以条石划分左、中、右三条路面,祭祀时天地神灵走中间的“神道”,皇帝走左侧的“御道”,王公大臣走右侧的“王道”。丹陛桥的名称是王家的名称,“陛”是皇宫门前的台阶,多用丹涂抹成红色,故称“丹陛”,这条大道就如皇宫的丹陛;桥下有东西向隧洞,与上面的大道形成立体交叉,才以丹陛桥名。

丹陛桥东侧石台称具服台,面积150平方米,三面有白石护栏。典礼时支搭黄缎幔帐,皇帝至此洗手,更换祭服,并稍坐等待祀典开始,礼毕仍回此处更衣。

明清时,任何走兽不准通过丹陛桥,人们只得在桥下建一拱形门洞,以赶运牲畜,故取名走牲道,又称进牲门。祭祀时,凡通过此门的牲畜,必死无疑,所以又叫“鬼门关”。祭日前,外坛西南隅牺牲所有的“所牧”(即所长),率领“所军”赶运牛、羊、鹿、兔等,穿过此门,送至宰牲亭屠宰,这种活动叫“进牲”。进牲时前面龙旗鼓乐开道,牲只用黄绒绳牵引,很是隆重。

现在丹陛桥经过整修,平坦宽敞。登桥四顾,北面祈年殿辉煌绚丽,南面圜丘巍峨奇特,东西天门遥遥相对,森严的斋宫在古柏林中若隐若现,给人一种至高无上、心旷神怡的感觉。

中华伟物龙凤呈祥——祈年殿

祈年殿位于天坛北部祈谷坛的中心。祈谷坛是明清两代皇帝孟春祈谷之地,其构造形式为上殿下坛,两侧有配殿,所有建筑由一方形围墙围成院落,坛中即驰名中外的祈年殿,也是整个天坛的中心建筑。祈年殿于明永乐十八年(1420)建,原名大祀殿。嘉靖二十四年(1545)改建,名大亨殿,是鎏金宝顶三层檐攒尖顶圆形建筑,上檐用蓝色琉璃瓦,中层黄色,下层绿色。清乾隆十六年(1751)改今名,次年将三层檐改用蓝瓦。光绪十五年(1889),大殿遭雷击焚毁,次年重建,现存祈年殿为光绪十六年(1890)重新修建的。

现在祈年殿为三重檐攒尖顶圆形大殿,宝蓝色琉璃瓦衬托于三层汉白玉的台基上,华丽无比。“殿高9丈”,取“九九”“阳极数之意;殿顶周长三十丈,表示一个月有三十天。”大殿中部4根通天龙井柱高19米,朱红沥粉描金,柱身装饰满海水宝相花图案,将大殿分为东西南北四个空间,分别代表春夏秋冬四季。中层金柱12根,象征一年12个月。外层有檐柱12根,象征一日12个时辰。中、外层柱子数字相加为24根,代表一年24个节令。三层相加,则有28根,象征28个星宿。再加上顶部的8根童子柱,则象征36天罡。在大殿宝顶有一短柱,是象征皇帝一统天下的雷公柱。

祈年殿藻井中心为木雕贴金龙凤,游人向上仰视,好似一龙一凤盘旋起舞。殿内地面中心,与藻井相对的是一块圆形的天然大理石,直径80厘米,纹理黑白分明,天然生成一盘旋的游龙和翔凤,也称龙凤呈祥石。龙凤石恰好与龙凤浮雕藻井上下正对,相映成趣。祭天的时候,皇帝即在此跪拜行礼。

祈年殿内外的装饰图案,全部是龙、凤和玺彩画,是古建筑彩画中最高贵的一种,极尽皇家的富丽与威严。祈年殿三层坛石的白石护栏均刻有不同的纹饰:上层为龙,中层为凤,下层为云,所附的出水嘴分别为龙头、凤头和云头,以示大吉大利。而祈年殿前后丹陛均镶石雕3块,每块长4.2米,宽2.2米,自上而下分别为双龙山海、双凤山海、瑞云山海,均为石雕艺术中的珍品。

祈年殿以完美的比例、造型、色彩和工艺,完整地体现了人们对“天”的认识。三层的台基、柱身和其上的三重檐之间,有着极匀称的比例。三层逐渐收进的檐口,又构成了非常优美的抛物线形的外轮廓。而其从下至上的色彩为:汉白玉的台基,红色的柱,青绿冷色的檐,蓝色闪亮的三重檐,金色的宝顶,使整座建筑的色彩在对比中显现出协调。祈年殿附属建筑有皇乾殿、祈年门、神库、神厨、宰牲亭、燔柴炉、瘗坎及72间长廊亭等。长廊南边的广场上有七星石,石头上镂刻山形云纹图案,是明嘉靖时候放的镇石。

天坛的建筑量少且分布疏朗。为了突出象征天的石台,周围仅两重很矮的红色围墙环绕,内墙平面为圆形,外墙为方形,强调天圆地方的宇宙观。墙外则遍植翠柏。使视线上能求得一种与世隔绝的纯净与超脱,衬托出建筑高出林表之上,创造了一种与天相接的神圣气氛。

人们都说建筑是凝固的诗,它不像一些暂存艺术或不具象的艺术,容易似过眼云烟被人随意抹去或不经意遗忘,优秀的建筑作为一种体现文化内涵的形象象征,历经千百年的时空考验而长久流传,让人经久难忘。

天坛在一系列建筑中成功地运用了各种建筑手法与建筑形式,充分体现了美学、力学、几何学、声学的原理,是我国古代建筑最为珍贵的实物资料与历史遗产,也是世界科技、文化宝库中弥足珍贵的财富。天坛作为现今我国保存下来的最优美、最完整、最重要、最具规模的封建王朝祭祀建筑群,代表着中国古代建筑的最高成就。作为中国古代礼制建筑的顶峰,天坛无论在建筑的实用性还是建筑的造型或者现今推崇的文化隐喻方面,都堪称中国古代建筑中最为成功的作品,与万里长城一起代表着中国传统建筑的最高水平。

世纪时钟百花坛

中国“99昆明世界园艺博览会,是2000年到来之前最后的一次国际盛会,并取得了完满成功。走进昆明”99世博会的大门,人们首先被一座巨大的“世纪时钟花坛”所吸引。

“世纪时钟花坛”是上海市人民政府赠送给昆明“99世博会”的礼物,位于世博会花园大道之首。整个花坛绿化面积1000平方米左右,其中花钟约300平方米,是迄今为止国内建成的最大的时钟花坛。时钟直径19.99米,寓意1999年迈向新世纪。时钟体量庞大,蕴声、光、形、色等高科技于一体,以鲜花造型构成时钟花坛,充分体现了上海人民对’99世博会良好的祝愿和对新世纪美好的期望。

“世纪时钟花坛”从大手笔、大气魄入手统领着花园大道。花坛平台尺度较大,与周边开阔的大空间气氛相协调。由于花钟钟面是前低后高的斜面,前部挡土墙高0.4米,后部4.5米,故花钟外围地形处理为外低内高、前低后高的坡地。前部铺满草坪,后部按层次种植花灌木,让花钟在绿树鲜花掩映下自然升腾而出,避免了局部土方抬高带来的突兀感。

钟面花坛简洁、醒目,寓意上海的英文缩写“S”和传统太极图案的有机结合,在中间设环行和“S”形小路,辅以嵌草青石板,为时钟花坛的养护管理工作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钟面鲜花选用多种园艺优良新品种,每月更换,为观赏园艺提供了展示的舞台。时钟指针设计为三针型,不停转动的秒针为花钟增添了动感、欢乐和活泼的气息。时针和分针为简洁的披针型,秒针为细长型,2/3处突出为圆形,以上海市花——白玉兰图案装饰。

作为世纪时钟,采用GPS卫星校时系统,每一时刻都根据卫星信号校准时间,精确度为100天误差1秒。机芯采用无隙啮合齿轮,确保钟面指针表示的是即时时间。一般大型建筑用钟都只有两针,不设秒针,动感差;而世纪时钟,秒针长达6米,采用了航空材料——先进的蜂窝状铝合金板材制成,重量仅为通用材料的1/6,自重轻,强度高。此外土建、排水、绿化、喷灌都采用了高新技术。每当夜幕降临时,花钟巨大的指针在大型射灯的照射下更加熠熠生辉,使人们驻足留连。

中华统一坛

就在21世纪到来的前夕,秀丽的太湖之滨,矗立起了一座雄伟的中华统一坛,这是国内绝无仅有的独具台海风情、反映台湾历史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统一嘉园的标志性景观。中华统一坛由四根高8.5米的天柱,两两相对,上冠四条5.3米的巨龙联成一体,总高16.8米。坛体材料全部以青铜浇铸,共耗用青铜80多吨。外形仿西周青铜器,饰以殷商龙纹为图腾标识。天柱中间嵌有中华历代龙的五种典型变化石雕造型,外环又有伏羲八卦、十二生肖石雕。

中华统一坛张扬的是中华龙的传人顶天立地、自强不息、团结奋发的民族精神,以弘扬华夏文明,凝聚海内外华人的民族心,血肉情,推进中华统一大业为宗旨。

中华统一坛坐落在无锡太湖佳绝之处——大浮山上,面对着充满温情的太湖万顷碧波。登坛观赏,锦绣江南,满目葱茏;宝岛风情,领略一二,更激起中华儿女渴望“大海无波,祖国统一”的爱国情怀。

中华世纪坛

在新世纪到来之际,在首都北京军事博物馆与中央电视台之间耸立起了一座崭新的台坛式建筑,这就是具有鲜明时代特色和丰富文化内涵、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标志性建筑——中华世纪坛。1999年12月31日,盛大的开坛庆典点燃了从周口店引来的中华圣火,这是我国迎接新世纪的盛大庆典,欢庆北京申奥成功等重大活动也在此举行。

中华世纪坛坐落在北京复兴路北侧,玉渊潭公园南门广场。它犹如一座玉石山坐拥在万绿丛中,前面与新建的北京西客站遥相呼应,背靠着玉渊潭公园的一片秀色,一股清澈的泉水在脚下轻轻地流淌,祥和自然,东西两面世纪钟广场和国歌广场相互对称,春色尽染。

这座以表现中华民族几千年悠久历史文化和光辉未来为主题的中华世纪坛,缘于1994年全国人大常委、北京市政协副主席朱相远教授提出的“中华世纪墙”的创意,后改名为“中华世纪坛”。作为具有特殊意义的社会公益和大型公共文化设施,世纪坛由北京市负责建设,北京歌华集团投资2亿元人民币,并接受社会捐赠,凡大额捐赠者,其名字都刻在坛内的纪念碑上,如:“中华世纪坛专项基金会1999年3月2日接受澳门何先生300万美元第一重大捐赠。”为确保中华世纪坛建成世界一流精品,历史、哲学、文学、文化、艺术和建筑、园林、机械等领域200多位专家学者提出了意见和建议,由余立博士设计,北京市政府建设,1997年动工,1999年12月建成。可以说,现在建成的中华世纪坛是凝聚了当代中华民族文化的精髓,同时又运用了大量现代科技成果,从而很好地展现了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文化和强大的民族凝聚力,以及富有鲜明的时代感和强烈的激励性,使人们在瞻坛的过程中既感受到中华民族辉煌的历史和艰难的历程,又升腾起奔向灿烂明天的进取精神。

中华世纪坛坐北朝南,占地4.5公顷,建筑面积3.5万平方米。由南向北,依次为圣火广场、青铜甬道和主体坛体建筑。圣火广场是一个圆形的下沉式广场,为960平方米,用960块花岗岩铺就,象征着祖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广场的四周向中心窿起,寓意21世纪中华民族的崛起和腾飞。圣火广场南面是一块高2米、宽8米的影壁石碑,正面刻着“中华世纪坛”,背面是中华世纪坛序——大风泱泱,大水滂滂。洪水图腾蛟龙,烈火涅槃凤凰。文明圣火,千古未绝者,唯我无双;和天地并存,与日月同光。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卓越辉煌。信步三百米甬道,阅历五千年沧桑。社稷千秋,祖宗百世;几千年荣辱沉浮,几度盛衰兴亡。圣贤典籍,浩如烟海;四大发明,寰球共享。缅怀漫漫岁月,凝聚屡屡遐想。回首近代,百年三万六千日,饱尝民族苦难,历尽变革维艰。烽火硝烟,江山激昂。挽狂澜于既倒,撑大厦于断梁。春又绿神州,华夏沐朝阳。登坛远望:前有古人,星光灿烂;后有来者,群英堂堂。看乾坤旋转:乾恒动,自强不息之精神;坤包容,厚德载物之气量。继往开来,浩浩荡荡。立民主,兴文明,求统一,图奋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定将舒天昭辉,磅礴东方。世纪交汇,万众景仰;共襄盛举,建坛流芳;昭示后代,永世不忘。

一簇圣火在广场中心熊熊燃烧,这是中华文明的象征,它是对中华先民先哲的缅怀,更预示着这古老文明的生生不息,绵延不断。

广场两边各有28个喷泉,喷涌而出的清澈泉水顺阶而下,构成两道透明的水幕,似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长江与黄河,汇聚着56个民族源远流长而又融为一体的血脉亲情。

那条连接圣火广场和世纪坛主体建筑的甬道,全长300米,是用265块3米宽的青铜板铺成,上面5000道刻度和镌刻着公元前3000年至公元2000年历代国号纪年的时间纪表,穿越了中华民族5000年的历史沧桑。涓涓细流覆盖着青铜甬道缓缓流淌,恰似中华民族绵延不断、历久常新的历史。

甬道的水面倒映着蓝天白云,仿佛一幅将自然与人、历史与现实有机融合的生命长卷。这是由圣火广场步入中华世纪坛主体建筑的匠心独运的导引。

甬道两边的绿化使你能够自然、平和地亲历5000年漫漫时光,隐含了中华民族爱好和平、亲仁善邻的传统。

自圣火广场经青铜甬道至27米高的主体建筑,在视觉上由一个凹、平而凸的过程,给人以升腾之感。在心理历程上,由沉思、追忆而升华,将整个中华世纪坛的场景设计和精神寓意推向高潮。

主体建筑是巨大的日晷形坛体,由静止的回廊“坤”和转动的坛面“乾”组成。旋转的坛面呈19度倾斜向上,面积达1700平方米,载重达3200吨,约4至12小时转一圈,被称作“天人广场”。“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胸怀宽广、兼容博大的坤和刚健进取、自强不息的乾,正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写照。

旋转的坛面上,一根高达27米的指针刺破天空,指向浩瀚的宇宙。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21世纪将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新时代。

围绕旋转的坛体,两条宽6米、长140米的弧廊,构成一圈环廊;在旋转的坛体侧面,雕刻着56个民族的标志图饰,象征着56个民族的团结统一和共同形成的中华文化。

在主体建筑二层的东西两侧,分别是表现中国文化特色的东方艺术馆和表现西方文化特色的西方艺术馆。在这里,你可以亲身体验东西方文化带来的不同感受,也可以领会设计师们如何将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融为一体,使你能从容的从一种文化进入另一种文化。

主体建筑的一层是世纪大厅。大厅直径38米,面积约1100平方米。大厅内部的环形墙壁装饰一幅名为“中华千秋颂”的巨型天然彩石壁画。壁画周长17.6米,高5米,采用彩石拼嵌浮雕新工艺制作。以观望现在,反思过去,创造未来为主题,由四部分内容组成:先秦的理性精神、汉唐的包容气概、宋元明清的公忠气节、近现代救亡与启蒙和中华的独立与中兴。

世纪大厅中央有9座锻铜金柱,中心大柱直径5.8米,高4.8米,饰有“龙凤呈祥、日月华光”的浮雕,由8座祥云缭绕的金柱将其围绕。大厅天顶群星闪烁,这是以光导纤维制作的2001年起始时的“宇宙星象图”。

环形壁画、中央金柱、浩瀚繁星,融合为壮丽辉煌的一个整体,表明我炎黄儿女凝聚同心、祈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这座世纪圣坛,从形式到内容都与传统的祭坛有着本质的区别,已不再用于祈天祈地,她所蕴涵的意义是封建祭坛所无法比拟的,然而她又与历代祭坛一样,承载着中华民族对生命、对民族、对幸福生活最美好的祈盼,是庄严而神圣的。中华世纪坛不仅表现出了中华文明一脉相承的悠久历史,更表现出了我们这个民族大家庭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奋发图强,勇于开拓的拼搏进取精神和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崇高的历史责任感,昭示着一个古老民族灿烂文化的伟大复兴和新的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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