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领域展开过分激烈的思想文化斗争。违背了意识形态自身变化的规律，使人们不敢讲真话、说实话，束缚了思想。
党内生活中展开过分激烈的政治斗争。使人人自危，无人为党负责，党的生活处于独断专行下的自然演化状态。
这里旨在说明这两种过分斗争的恶果，这种恶果无疑是“红旗倒地”的原因之一。对于这两种斗争的性质，人们是有疑问的：“过分”的斗争，还是不是本来意义上的斗争？作者的观点是：无论把这种“过分”斗争的性质升级到何种程度，它都不过是红旗倒地的原因之一，故作者对此不予作论，还是定位为“思想文化斗争”和“政治斗争”。作为“红旗倒地”的原因之一，我们能在这个定位上汲取教训即可。
1.意识形态领域过分的思想文化斗争
意识形态作为由经济基础决定的上层建筑之一，有不完全适合于经济基础的地方；意识形态中的主流（以指导思想形式，官方形式存在的）与非主流之间也不可能没有矛盾；意识形态（无论主流还是非主流）内诸要素之间也不会完全一致，这就使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成了一种必然，而且是正常的。正是在这种斗争中，真理战胜了谬误，正确战胜了错误。斗争的结果总是文明的胜利。这是人类自身的进步早已说明了的。
但是，斗争而“过分”，则违背了思想规律，就必然出现相反的结果。因为人们的世界观和信仰虽各有不同，但毕竟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和为改善社会主义制度而指出社会不足是不同的性质。谁能保证在斗争前者时不会把后者斗争了呢？另外，有什么理由说明反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人就是多数呢？一切都源于苏共领袖的教条主义及由此而培养的一大批新教条主义者的臆断。
苏共在斯大林及其后的领导人主政期间，开始了一个很长时期的意识形态领域的过分斗争。这种过分斗争的思想根源，合理地导源于上面已经阐述过的教条主义。早在苏联革命之前，马克思主义就是作为一种灵活的、变革的、开放的和善于吸收一切新事物且不怕抛弃旧观念的理论而发展的。正因为如此，马克思主义才对世界社会政治思想的发展产生了明显的影响，才被人们称之为革命理论，尤其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但斯大林及其后的诸多领袖，包括中央、地方的一些高级党务工作者，都把马克思主义当成了教条，后来则变成了宗教。以至于到最后连马列的著作也不能读，人们能读的只是被后人称为“宗教教科书”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 以及“伟大领袖”的文集、小册子、文章和演讲。这个过程，前文已论及。这里重提的必要性在于点明教条主义者实际地开始了意识形态领域的过分斗争。从斯大林始到苏共垮台，这种过分斗争几乎从未中断，有的只是程度上的差别。任何一个党员（包括党外群众），哪怕对领袖的任何言论有不同认识，都是不被允许的，都可能引来灭顶之灾。直至苏共垮台前十年的 1982 年，这种过分斗争还在继续。这一年，苏联“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研究所”的许多领导及工作人员遭逮捕，理由竟然是“我们的敌人正在夸奖研究所”，指的是外国某报纸表示对该所的一篇论文予以重视。这一事件对研究所损失很大，它的政治威信被大大破坏了，研究所的团队精神也受到很大的打击，被捕人员曾工作过的处室，甚至党组织的领导人都受到了株连而给予处分，有的被开除出党。除这些人外，其他工作人员也遭审查，直至开除出研究所 （5）。如果说这个事件的主角是一个有着浓厚意识形态色彩的研究所的领导、干部及工作人员，存在着“多种路线斗争”的话，那么把这种过分斗争扩展到非意识形态领域，对许多作家、画家、教师、医生、音乐家及自然科学家进行残酷的斗争，则显得毫无理由的荒谬。
在这种情况下，知识分子最尖锐地感到了意识形态上的不舒适……一个著名的乌克兰诗人会突然被发现犯了鼓吹“地方沙文主义”的罪行；有权威的历史学家会由于低估了沙皇征服高加索和中亚的进步性质而遭到严厉批评；一个著名的讽刺作家会被指责为虚无主义；哲学家们被指责过分宣扬马克思主义的始祖德国的黑格尔，伟大的作曲家因为对斯大林所喜爱的民歌轻视和不敏感而遭到谴责；文学评论家则被指控违反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如此等等。知识分子不得不在民族主义和‘无根的世界主义’夹缝中生存。
“1953年1月3 日官方宣布，9 个医学教授已被揭露出来是英国间谍机关的特务。这9个人都服务于克里姆林宫……他们身为医生，在政治上很少有或根本没有什么重要性的，他们不可能是那种为自己而努力夺权的人”。
从1847年《共产党宣言》诞生到1917年俄国革命胜利的70年里，不仅有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全部著作，还有列宁的早期著作，直至《国家与革命》和具有原则性重要意义的，但仅仅是开始的有关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一些主要论述，苏共和其他共产党的著名活动家也肯定有不少有意义的创作，但由于个人迷信的思想气氛，也由于“过分斗争”，这些都没有进入宣传和交流中去，更谈不上发展，对国家、党的实际政治生活影响很少。苏共在1917年革命后的70年创作的一些有价值的，唯一被允许的理论也是如此。
至于国外的非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政治理论，其实很早就在苏联国内终结了。国外所写的一切都认为是反马列的阴谋中的一部分。外国图书被收藏在图书馆的“特书部”，都被列为“保密”范围。图书检查员在这些书上盖上一个六角形的图章，图章中有他自己的编号，用行话叫上了一个“螺钉”，对“绝密”书则上“双重螺钉。”甚至对专家来说，要接触这些书都是很困难的。其他群众只有通过专家的评论去了解外国的思想。其结果是除了谴责、戴帽子和捏造的东西外，很难在书架上找到别的东西。苏联专家、学者、科学家和学生与世界政治思想相隔绝几十年，而对以后的影响恐怕会超过几十年。这类例子举不胜举，况且列举从来不是目的。对于公认已存在过的事实，思考比列举更重要。
2.意识形态领域的过分斗争造成的影响
苏共对“思想罪”的残酷斗争造成的恶果，是极其严重，影响极其深远的。
对社会的影响。首先阻滞了社会主义由革命向建设的过渡。正当革命胜利之后要开展全面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因而特别迫切、尖锐地需要能够指明尚未探索过的前进道路的、先进的创造性的思想的时候，社会思想就被禁锢了；马克思主义尤其是列宁主义在革命胜利后应该显示其特别重要意义的时候，却被变成教条而窒息了。社会意识的贫困、停滞不仅是意味着社会原地踏步，而是明显地向后倒退。突出的反映就是政治思想迫害的产生及发展程度，即使是中世纪的宗教迫害，也未可企及。
对人的影响。在这种看得见的恶果外，更深的影响在于严重地破坏了社会知识潜力，人们不能思想、不敢思想，也就不愿意思想，最终不会思想了。当马克思主义被当作教条后，必然会有打着马克思主义招牌的其他教条出现。这种教条彻底地斩断了先进思想发展的脉络，以至为此付出了惨重代价。最终断送了苏共。倘若先进思想的脉络未断，在适当的机会、适当的条件下（苏共曾不止一次遇到过这种机会），党的领袖和党内觉悟者明白过来，或许还能救亡图存，使党和国家步入正轨。这并非假设，社会主义阵营中的许多成员，初期几乎与苏共模式如出一辙，但由于先进思想的脉络未断，终至有所进步。其他勿论，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成就，难道不能说明这一点吗？
“过分斗争”首先阻滞了社会的顺利过渡，有又阻滞了人的积极思想，当然地阻滞了发展，发展缓慢、停滞甚至倒退，终至最后亡党。
3.党内过分的政治斗争
党内政治斗争是不可避免的，也是正常的。这用不着论证。但“斗争”而“过分”，肯定会失去斗争的本意。对党内过分的政治斗争，笔者同样不在因量的“过分”而导致质的变化上作论，同样定位为“政治斗争”既可，理由同上。所不同的是由于“政治”本身的复杂性和尖锐性，注定了政治斗争，无论是以权力为核心的政治权力斗争还是以指导思想为核心的政治思想斗争，都比前一“过分”更过分，最终都走上了政治迫害之路。关于这方面的材料用不着多罗列，只列一组数字即可：仅在 1936年，就有120万苏共党员曾遭逮捕，占当时全体党员的一半，而这些人中只有 5 万人获得释放 。除政治迫害一词，实在找不到一般苏共党员如此下场的理由。不过，政治迫害也是政治斗争的一种形式，与论者的定位不悖。既如此，笔者就直接论述这种党内过分政治斗争的教训了。
首先是伤了党的元气，削弱了群众基础。杀了关了数量众多的党员，其中许多是党的“忠臣”、“功臣”，党的政治精英、思想精英和实践精英。使党的组织基础元气大伤；因基本群众（工人、农民、士兵）望党员下场而生畏，故敬党而远之，党的群众基础大大削弱；政治迫害大多从“思想罪”始，故侥幸躲过劫难的人再也不愿思想了，最终不会思想了。进步思想停滞，意味着不进步的思想丛生，思想的芦苇并不是真空。当各种思想汇成了所谓“新思维”时，党就失去了获救的一切机会。
其次是培养出了一大批坏人，壮大了掘墓人队伍。杀“好人”的过程，同时也是培育“坏人”的过程。在长期的政治迫害成了一种既定环境的情况下，一大批与真正的共产党人格格不入的人就雨后春笋般的培养起来了。由于这些人的出现，加剧了政治迫害；由于政治迫害加剧，培养出了更能加剧迫害的血腥的人。这样如风助火，如火生风，狂热的，残酷无情、不择手段向上爬的人，出卖、告密、诈骗，编造谎言的人渣，甚至爬到了党的高层，环绕于领袖周围，如贝利亚之流。这个阶层，与其说是党的领导层，毋宁说是党的掘墓者。还有“并不卑鄙的玩世不恭的人”，他们什么都不相信，只是为了地位和升迁装作相信的样子，他们只迷恋官位。虽然他们尽可能避免做肮脏的事，也不踩着别人的脑袋向上爬。但寄希望于他们挽救党，则是可笑的。剩下的“温和的信仰者”，他们的信念中理性尚存，忠于本质的社会主义，并忠诚地准备为之贡献力量。但他们能存在已属不易，回天无力是肯定的。党的队伍分化到如此状况，不亡党就不正常了。这样的党能把社会主义领导成功，根本是天方夜谭。相反，科学社会主义的名声，正是被他们搞坏了。许多人把苏联模式的破产看成科学社会主义的破产，不是偶然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