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中国共产党人经过的艰辛探索和正反经验对比，终于找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正确道路，即坚持不懈地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以及时代特征相结合。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经历了不同内容和特点的两次历史性飞跃，产生了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两大理论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产物，这次飞跃是在世界格局发生重大变化，和平与发展逐步成为时代主题的时代条件下，在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进行的。它所解决的核心问题，是在对中国现实国情形成清醒认识的基础上，探索和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成功地开创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次历史性飞跃，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历史地位，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爷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凝结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不懈探索实践的智慧和心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党最可宝贵的政治和精神财富，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体系。”报告从多个层面概括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历史地位，具体说来，可以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理论地位、实践地位和世界意义三个方面来理解。
党的十七大创造性地提出并深刻阐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它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在中国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正确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理论地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在理论形态上，它具有科学性、概括性、简明性的特点；二是在理论内容上，它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三是在理论开拓上，它为新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开放的平台。
（一）理论形态上的地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具有科学性、概括性、简明性的特点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中形成的理论成果，它首先是作为一种理论形态而存在的。从理论形态的角度来分析和考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地位，可以发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具有科学性、概括性和简明性的特点。
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具有科学性的特点，它是概念演变的逻辑必然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一概念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第一次提出，它是在一系列理论和概念基础上发展和提炼出来的，合乎理论自身发展的内在逻辑，更具有科学性。从理论自身发展的内在逻辑来考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来源，可知它先后经历了“中国式的现代化”、“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表述，最后才演变成十七大所提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的过程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中国人民初步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实践及其理论成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基础。苏共二十大以后，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提出要“以苏为鉴”，探索自己的道路。毛泽东说：“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由此开始了全面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明确提出了“应该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起来，探索在我们国家里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的思想。在探索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过程中，毛泽东在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方面提出了许多重要思想，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奠定了思想基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踏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新征程，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全面深入，一系列新的概念不断出现。1979年3月，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发表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首次提出“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的重要命题。邓小平指出：“过去搞民主革命，要适合中国情况，走毛泽东同志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1982年9月，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首次明确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概念。党的十三大报告以“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标题，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概念，“初步回答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阶段、任务、动力、条件、布局和国际环境等基本问题，规划了我们前进的科学轨道”。意味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轮廓基本形成，明确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发展方向。党的十四大进一步提出了“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并对这一理论的主要内容作了科学的概括，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科学体系。这表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不断成熟，也表明党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主题的认识越来越清晰。党的十五大报告用“邓小平理论”正式取代了“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概念，“邓小平理论”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代名词。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为题，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概念，同时明确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理论定位。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取得了飞速发展，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先后提出了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推动建设和谐世界、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理论总结日益丰富和完善，形成了一批具体的理论，如何理顺不同理论之间的相互关系，使理论的概括与三十多年来一以贯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相统一就显得非常关键。党的十七大报告第一次使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念，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最根本的就是要坚持这条道路和这个理论体系。”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统合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之下。
考察概念演进的内在逻辑，不难发现，从“中国式的现代化”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这一系列概念的演进过程中实现了三个方面的发展：一是概念从最初侧重于基本特征的描述发展到最后对实质内涵的深刻揭示，使理论更具有科学性；二是概念的外延从对一代人实践经验的概括发展到对几代人实践经验的总结，增强了理论的生命力；三是概念的语言表述从凸显个人的贡献发展到强调集体的智慧，更彻底地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念，明确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这一理论形成的实践基础，实现了理论形态和实践内容的统一，使理论的形成更自觉地合乎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本规律的要求，增强了理论的科学性。
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具有高度概括性的特点，它实现了理论发展整合的内在要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具有丰富的内涵和外延，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爷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体系。”表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对改革开放以来党的一系列创新性理论成果的系统总结和科学凝练，有机整合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最新的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具有高度的概括性。
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愈走愈宽阔。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迅猛发展相对应的是，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创新和发展速度也是罕见的。在三十多年的探索和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先后形成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要理论成果。党的十五大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命名为“邓小平理论”，将其载入《党章》并在十五大报告中旗帜鲜明地进行了系统而精辟的论述。十五大修正后的《党章》总纲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十六大报告中提出，“三个代表爷重要思想是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并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写进《党章》。十七大通过的新《党章》将“科学发展观”写了进去，科学发展观成为新时期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指导思想，是新世纪新阶段党的指导思想，是我党指导思想的新发展。
理论的不断创新和快速发展，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发展规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党的执政规律以及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在不断深化，使理论对实践的指导能力不断得到强化。然而，理论要为普通群众所认识和掌握需要时间，而理论的快速发展和不断更新容易造成群众在理论理解上出现混乱。所以，对党的指导思想进行整合和规范，用一个宏大的思想理论整合现有理论成果，使之既具相对的稳定性又深得党心、民心，这是党要实现进一步科学发展迫切需要解决的理论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提出科学地解决了上述问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它贯通了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学科，涵盖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以及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祖国统一、国际战略和外交工作等各个领域，涉及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各个方面，是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系统科学的创新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要理论有机地整合在一起，构成了脉络清晰、层次分明、内容完整、逻辑严密的理论体系。它包含的所有理论概括起来就是“围绕一个问题，探索和回答了四个基本问题”，即围绕着“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主题，系统探索并科学解答了“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这四个基本问题。
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具有简明性的特点，它有助于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大众化的实现
理论必须被群众所掌握才能释放它内在的能量，马克思主义的巨大生命力，就在于把理论的武器交给群众，使群众能够在科学理论的指导下认识规律、把握规律、运用规律，更好地在实践中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凝结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不懈探索实践的智慧和心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党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正如马克思所说，“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代的需要而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在中国人民三十多年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基础上形成的，它也必须回到实践中才能真正展示其理论自身的光芒。因此，坚持不懈地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宣传普及活动，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的一项重要任务。
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宣传普及活动，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其根本目的在于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实践、时代以及人民大众的生活结合起来。这就需要理论深入浅出、简明扼要。在三十多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产生了大量的创新理论，理论与理论之间又有继承发展关系，这就免不了内容表述上的重叠。有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个最新概括，就解决了这个难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将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党的所有创新理论都包括进去了，并且将理论的基本内容概括为“围绕一个主题，探索和回答四个基本问题”。精练的表述，形象的语言以及强烈的问题意识，都有利于群众接受和理解，便于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普及化的教育活动。同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理论表述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之间的联系更直观，也更贴近群众的生活实际经验，有利于人民群众更主动地结合自身参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经验来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内容，以把握其科学内涵。
（二）理论内容上的地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继承与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原理，深刻认识和把握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国情以及当代世界的整体特征，在中国人民三十多年的社会主义建设伟大实践中，对各种经验进行了系统而科学的总结，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学说，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推向了新的境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体系，体现了理论体系的继承与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
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脉相承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因时代主题和中心问题的不断转换，其发展呈现出阶段性的特点，在不同阶段形成的各个理论成果则是既连续又统一的，是一脉相承的关系。具体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一脉相承关系具体体现为它们在思想基础、政治理想、根本立场、理论品质和基本观点等方面都是一脉相承的。
（1）一脉相承的思想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都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的理论基础。恩格斯指出：“我们党有个很大的优点，就是有一个新的科学观点作为理论的基础。”这个“新的科学观点”，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它是无产阶级政党制定路线、方针、政策和从事各种实践活动的理论基础。列宁说：“马克思的哲学是完备的哲学唯物主义，它把伟大的认识工具给了人类，特别是给了工人阶级。”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科学地分析了帝国主义的本质和特征，揭示了帝国主义时代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规律，阐明了社会主义可以在少数国家甚至一个国家取得胜利的结论，阐明了帝国主义时代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和策略。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斗争的实践中，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作为探索革命道路、夺取革命胜利的思想武器，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1941年，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明确地界定了“实事求是”的科学含义：“‘实事爷就是客观存在的一切事物，’是爷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爷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中国化的表述和概括，集中体现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本质要求。正如邓小平所说：“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思想路线，毛泽东同志用中国语言概括为实事求是爷四个大字。”“实事求是，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过去我们搞革命所取得的一切胜利，是靠实事求是；现在我们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同样要靠实事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是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指导下展开的，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所以能够做到三十多年来保持持续、快速、稳定的发展，关键就在于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每一个原则和观点，都是科学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成果。
（2）一脉相承的政治理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都坚持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的统一。
实现共产主义，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确立的纲领和目标。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唯物史观科学地阐明了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并在此基础上具体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形式，揭示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人类必将进入到共产主义的发展规律。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共产主义社会是自由人的联合体，阶级和阶级之间的对立将不复存在，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从此共产主义成为全世界无产阶级前仆后继为之奋斗的共同目标。
中国共产党在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一直以实现共产主义、解放全人类作为自己的根本目标和最高纲领。毛泽东认为：“共产主义是无产阶级的整个思想体系，同时又是一种新的社会制度。这种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是区别于任何别的思想体系和任何别的社会制度的，是自有人类历史以来，最完全最进步最革命最合理的。”邓小平指出：“我们奋斗就是为了共产主义，我们的信念理想就是要搞共产主义。在我们最困难的时期，共产主义的理想是我们的精神支柱，多少人牺牲就是为了这个理想。”江泽民也特别强调：“我们坚信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必然走向共产主义这一基本原理。共产主义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充分发展和高度发达的基础上才能实现……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将来条件具备时，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会进入更高的发展阶段。”
中国共产党在坚持实现共产主义的最高纲领不动摇的同时，善于结合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实践的具体国情和时代条件等因素，不断提出和更新共产党人的阶段性理想，即最低纲领，把它作为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奋斗的具体目标。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的最低纲领；在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邓小平又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最低纲领。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时期提出的最低纲领都充分了解了当时中国的具体国情，最低纲领提出后也在实践中更好地激励了一代人甚至是几代人为之努力奋斗，共同推动了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既包含了立足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最低纲领，又包含了追求共产主义远大理想、逐步实现共产主义的最高纲领，它集中体现了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的有机统一。一方面，如果离开“中国特色”去建设社会主义，我们的社会主义就容易偏离中国的实际、不符合中国的国情，社会主义建设不可能真正搞好；另一方面，如果离开了“社会主义”去搞中国特色，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就会迷失方向，就有可能偏离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也不可能取得成功。一个“中国特色”，一个“社会主义”，两者的有机结合，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内在地坚持了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的统一，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保持了一脉相承的关系。
（3）一脉相承的根本立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都坚持一切从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
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和群众性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显著特点。无论是作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马克思、恩格斯，还是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都是从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创建自己的理论体系，使之为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服务。坚持一切从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是始终贯穿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根本立场。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马克思、恩格斯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从一开始就明确地从根本立场上将无产阶级的运动同以往的一切运动区分开来，将全人类的解放视为自身的历史使命。
毛泽东也经常强调：“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就是我们的出发点。”不仅如此，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被确定为中国共产党和我国人民军队的唯一宗旨。邓小平同样注重坚持和弘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他把一切为了人民的利益、一切为了人民的幸福作为制定各项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提出要将是否符合“三个有利于”的要求，作为衡量各项具体改革成功与否的标准。邓小平提出的“三个有利于”标准的落脚点就是“是否有利于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正如江泽民所说，邓小平“尊重群众，热爱人民，总是时刻关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和愿望，把‘人民拥护不拥护爷、’人民赞成不赞成爷、‘人民高兴不高兴爷、’人民答应不答应爷作为制定各项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江泽民也指出：“我们党所以赢得人民的拥护，是因为我们党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总是代表着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并通过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实现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不懈奋斗。”并且强调“始终做到三个代表爷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江泽民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升到了关乎政党存亡和党的执政地位是否稳固的高度。其中，“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一句又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江泽民说：“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最鲜明的政治立场。实现人民愿望、满足人民需要、维护人民利益，是三个代表爷重要思想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尊重人民实践、从人民的伟大创造中汲取思想营养并上升为理论，是我们党进行理论创新的不竭源泉。”可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样，都坚持一切从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的政治立场，它们在政治立场上是一脉相承的。
（4）一脉相承的理论品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都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
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科学地指出，人类的认识源于实践，并对实践具有指导作用，同时，人类的认识又在新的实践中不断得到丰富和完善。人类实践是连续的过程。其间，主观条件和客观条件会不断发生变化，人们会不断遇到新的情况和问题。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理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但是，马克思主义只有同各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才能发挥其指导作用。正如马克思所说：“正确的理论必须结合具体情况并根据现存条件加以阐明和发挥。”邓小平也说：“马克思主义理论从来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它要求人们根据它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不断结合变化着的实际，探索解决新问题的答案，从而也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和影响力，就在于它是同各国的具体实际紧密结合的，是在各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中运用和发展着的，在实践中不断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身的内在要求。
以科学的态度和发展的态度来对待马克思主义是每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应该具有的理论品质。列宁指出：“我们决不把马克思的理论看作某种一成不变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恰恰相反，我们深信：它只是给一种科学奠定了基础，社会党人如果不愿落后于实际生活，就应当在各方面把这门科学推向前进。我们认为，对于俄国社会党人来说，尤其需要独立地探讨马克思的理论，因为它所提供的只是总的指导原理，而这些原理的应用具体地说，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国又不同于俄国。”列宁作为一位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充分运用了马克思的辩证法思想科学对待马克思的理论，明确提出了坚持马克思主义总的指导原理与结合各国实际具体运用之间的内在联系和重要性。毛泽东继承了列宁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并采用中国化的语言风格对其进行了阐述。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指出：“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而不是抽象地应用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之一部分而与这个民族血肉相连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江泽民也特别强调要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对于马克思主义，既要继承、坚持，又要创新、发展。江泽民指出：“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任何时候都要坚持，否则我们的事业就会因为没有正确的理论基础和思想灵魂而迷失方向，就会归于失败。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道理所在。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如果不顾历史条件和现实情况的变化，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针对具体情况作出的某些个别论断和具体行动纲领，我们就会因为思想脱离实际而不能顺利前进，甚至发生失误。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必须始终反对以教条主义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道理所在。”江泽民进一步强调：“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是我们适应新形势、认识新事物、完成新任务的根本思想武器。”事实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既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也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其中的每一个理论都内在地贯穿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其每一次的理论创新都充分展示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品质。它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在理论品质上是一脉相承的。
（5）一脉相承的基本观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都坚持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根本的决定力量。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是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其中，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根本的决定力量。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指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要“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在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也强调“无产阶级取得国家政权以后，它的最主要最根本的需要就是增加产品数量，大大提高社会生产力”。毛泽东在民主革命时期就说：“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从马克思、恩格斯到列宁，再到毛泽东，都对发展生产力的重要性有着清醒的认识。
邓小平再进一步，把生产力的观点看作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最根本、最重要的观点，他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发展生产力。”同时，邓小平将对生产力问题的思考直接与社会主义联系起来，他认为“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时期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使社会物质财富不断增长，人民生活一天天好起来，为进入共产主义创造物质条件”。江泽民认为，中国共产党要做到“三个代表”，首先必须做到“总是代表着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并对其进行系统的阐述。江泽民强调：“我们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就是党的理论、路线、纲领、方针、政策和各项工作，必须努力符合生产力发展的规律，体现不断推动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的要求，尤其要体现推动先进生产力发展的要求，通过发展生产力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中国共产党对于发展生产力的重要性的认识，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实践的不断推进而日益深入。
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根本的决定力量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众多丰富多彩的理论观点中一个最基本的观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毫不含糊地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这一基本观点，构成了其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之间一脉相承的重要内容。
总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样，都共同坚持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作为思想基础，坚持以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的统一作为政治理想，坚持一切从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的根本立场，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坚持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根本的决定力量的基本观点。它们在思想基础、政治理想、根本立场、理论品质和基本观点等方面都是一脉相承的。
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我们党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国情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我们党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为基础的，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又对马克思主义作出了重大的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新阶段。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对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的贡献主要表现在四大方面：一是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系统回答了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和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二是提出并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三是提出并回答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需要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的问题；四是提出了要实现什么样的发展和怎样发展的问题。在这四大课题中，第一大课题贯穿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整个实践始终，并在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得到科学的解答，增强了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后三大课题则是在改革开放以来的不同发展阶段，面对改革和建设中的实际问题而提出的，在理论上形成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一系列创新性成果，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内容。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对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创新主要是通过以下三种形式来实现的：
（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大胆突破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中一些受时代局限性影响的观点，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得出了新的科学结论。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形成。
在共同富裕的基础上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无产阶级运动的核心理念。其中，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最终目标，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最高理念。邓小平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深刻总结了中国二十多年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和教训，提出了实现共同富裕必须“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因为它是“达到共同富裕的捷径”。而市场经济内在的强大激励机制决定了要尽快实现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最佳经济运作方式，只能是市场经济而不是计划经济。利用市场经济建设社会主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区别于经典社会主义理论的显著标志，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概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重要内容。
在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发展的历史上，关于如何认识和对待市场经济，在理论认识上并不是一以贯之的。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用诗一般的笔调赞美了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在人类发展中的巨大作用，但他们始终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不能采用这一发展方式。这主要是由商品经济本身的极大负面效应所决定的：一方面，商品经济所伴随的无政府状态以及周期性经济危机的爆发会导致生产力的巨大浪费；另一方面，商品经济所形成的优胜劣汰机制会带来社会成员的两极分化。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分析说，“商品生产达到一定的发展程度，就转变为资本主义的生产……即使我们排除任何掠夺、任何暴力行为和任何欺骗的可能性，即使假定一切私有财产起初都基于占有者自己的劳动，而且在往后的全部进程中，都只是相等的价值和相等的价值进行交换，那么，在生产和交换的进一步发展中也必然要产生现代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出现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被一个人数很少的阶级所垄断，而另一个构成人口绝大多数的阶级被降低到没有财产的无产者的地位”，因商品生产而必然带来两极分化的社会后果，这是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的最终理想背道而驰的。列宁也非常赞同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他更为明确地指出：“只要还存在着市场经济，只要还保持着货币权力和资本力量，世界上任何法律都无法消灭不平等和剥削。只有建立起大规模的社会化的计划，一切土地、工厂、工具都转归工人阶级所有，才可能消灭一切剥削。”故长期以来，在理论的认识上，一直认为市场经济同社会主义是不可兼容的，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是反映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根本经济制度的经济范畴。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提出，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它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重大发展。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在思考用什么方法才能更有效地发展生产力时，就已经提出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关系问题。1979年，邓小平就提出，“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我们是计划经济为主，也结合市场经济，但这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在这里，邓小平明确地指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伴随社会主义改革实践的发展而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开始是突破完全排除市场调节的大一统的计划经济观念，提出了“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方针，允许市场调节存在和发挥作用。在中国社会主义改革的实践中，经济理论实现了突破，提出了“在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不再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在这个问题上，邓小平说：“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比较，它的优越性就在于能做到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保证重点。缺点在于市场运用得不好，经济搞不活。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如何解决？解决得好，对经济的发展就很有利，解决不好，就会糟。”1987年2月，邓小平在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又进一步指出：“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嘛。只要对发展生产力有好处，就可以利用。它为社会主义服务，就是社会主义的；为资本主义服务，就是资本主义的……我们以前是学苏联的，搞计划经济。后来又讲计划经济为主，现在不要再讲这个了。”党的十三大充分采纳了邓小平的意见，提出了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体制，将其界定为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并提出了“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机制，这样就纠正了把市场调节放在从属和次要地位的状况。
随着市场经济的推进，国内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同时市场经济带来的弊端也日益突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一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另一方面也出现了许多的矛盾和困难。在此背景下，把市场经济看作是资本主义经济基本特征的传统观念又开始滋长蔓延起来。邓小平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总结实践新经验、借鉴当代人类文明的有益成果的基础上，反复告诫我们：“不要以为，一说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一说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不是那么回事，两者都是手段，市场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在1992年初的南方谈话时，他又进一步强调：“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邓小平的精辟论述，从理论上破除了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看作属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范畴的思想束缚，为进一步打破传统观念，解放思想，推动市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动力，为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结合，它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有根本性的区别，体现出不同的制度特征。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制度结合，要求必须做到“三个坚持”，即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坚持以实现共同富裕为目标。正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这“三个坚持”，从根本上有效化解了市场经济内在地走向两极分化的趋势，使市场经济能够真正服务于建设社会主义的目标要求。江泽民指出：“我们搞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爷这几个字是不能没有的，这并非多余，并非’画蛇添足爷，而恰恰相反，这是‘画龙点睛爷。所谓’点睛爷，就是点明我们市场经济的性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就是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离开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抽象地讲市场经济，不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重大发展，是对社会主义的历史性贡献。
（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过去研究过但并未研究清楚的一些问题，作了科学阐发。其中最富有代表性的是对社会主义本质问题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问题的科学阐发。
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者始终在探索的问题。从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时候起，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就一直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和回答着这个问题。但是过去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主要局限于社会主义制度的特征和要求上，侧重于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方面，某种程度上忽略了生产力的发展和解放。这导致多年来离开生产力抽象地谈论社会主义，把许多束缚生产力发展的、并不具有社会主义本质属性的东西当作“社会主义原则”加以固守，把许多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东西当作“资本主义复辟”加以反对的历史教训。邓小平在回顾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经验时说，“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我们讲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要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这就要求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社会物质财富极大丰富。所以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并且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如果说我们建国以后有缺点，那就是对发展生产力有某种忽略”。为此，邓小平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基本成果，抓住“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科学论断：“社会主义本质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社会主义本质理论把我们对于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了一个新的科学水平，为我们真正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并在实践中创造出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奠定了科学的思想基础。
关于社会主义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将会经历哪些发展阶段以及如何划分阶段的问题，也是马克思主义者一直关注的重要理论难题。因为认清现实社会的性质和发展阶段是把握国情的关键。在社会主义思想发展史上，最早提到并初步阐发社会主义发展阶段问题的是列宁。斯大林则并没有从实际出发深入研究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问题，就提出了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设想。毛泽东曾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确立后比较正确地提出了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阶段问题，但并没有能够在实践中坚持探索我国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正确之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历史经验和改革开放以来新的实践经验的基础上，逐步作出了我国还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论断。党的十三大召开前夕，邓小平强调指出：“党的十三大要阐述中国社会主义是处在一个什么阶段，就是处在初级阶段，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订规划。”明确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问题是党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和根本依据。党的十三大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包括两层含义：第一，我国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我们必须坚持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第二，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还处在初级阶段。我们必须从这个实际出发，而不能超越这个阶段。同时，党的十三大以此为根本依据制定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以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提出后，得到了后续几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坚持，并用于指导实践，成功地走出了一条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使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是经社会主义实践成功印证过的创新成果，是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突破性贡献。
（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根据中国的民族特点以及新的历史条件和时代背景，提出了独创性的新理论。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提出了关于“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科学构想。
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是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内容和基本任务。纵观人类社会历史，因宗教信仰、意识形态以及社会制度的不同，爆发过无数次的战争；尽览中华民族的历史，为了实现国家的统一，历经过数不尽的杀戮；回顾近代以来的中国，则更是饱受侵略和战争之苦。中华民族最终因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才实现国家的独立和民族的解放。但由于复杂的历史原因，我国迄今为止并未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
社会主义的新中国要如何才能够既继续坚持社会主义内在所追求的和平原则，同时又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肩负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重任？毛泽东等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为此进行了艰辛的探索，提出了争取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宝贵设想。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及时把握住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从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出发，确立了和平统一的大政方针，创造性地提出了“一国两制”的科学构想。1984年6月，邓小平接见香港工商界访京团和香港知名人士时明确指出：“我们的政策是实行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爷，具体说，就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十亿人口的大陆实行社会主义制度，香港、台湾实行资本主义制度。”1985年3月，六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正式把“一国两制”确定为中国的一项基本国策。1997年，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一国两制爷构想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基本内容是在祖国统一的前提下，国家的主体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同时在台湾、香港、澳门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长期不变。这一构想，既体现了实现祖国统一、维护国家主权的原则性，又充分考虑台湾、香港和澳门的历史和现实，体现了高度的灵活性，是推进祖国和平统一大业的基本方针。实行’一国两制爷，有利于祖国统一和民族振兴，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从而更加明确地把“一国两制”构想作为党推进祖国和平统一大业的一项长期方针和基本国策。在“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科学构想的指导下，中国先后顺利收回了香港和澳门并成功实现对香港和澳门行使主权，同时在推动海峡两岸统一方面也不断迈出坚实的步伐。
“一国两制”的科学构想及其实践不仅为中国的和平统一开创了光明的前景，而且为世界和平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和国际争端提供了一个崭新的模式。正如邓小平指出的：“世界上一系列争端都面临着用和平方式来解决还是用非和平方式来解决的问题。总得找出个办法来，新问题就得用新办法来解决。香港的问题成功解决，这个事例可能为国际上许多问题的解决提供一些有益的线索。”在这一点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作出了创造性的贡献。
总之，在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坚持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同时，不断总结实践经验、创新理论，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上升到新的境界。实践没有止境，创新也没有止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对马克思主义作出重大创新、突破性发展的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
（三）理论开拓上的地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新理论的形成发展提供了开放的平台
党的十七大报告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体系。”开放性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特征，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怎样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是一个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探索的问题。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必然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体系。
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不断发展的与时俱进的科学体系
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所谓与时俱进，“就是党的全部理论和工作要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社会主义。它与一切空想社会主义的根本区别在于，它是从“人民自己进行的社会运动”中去寻找有关实现新社会的策略。马克思主义与实践的这种紧密联系注定了它必然具有不断发展的、与时俱进的特点。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其形成的过程中，自觉地坚持了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在如何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上，邓小平一方面非常重视要用发展的眼光来看待马克思主义，另一方面也反复强调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要善于结合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实际情况进行独立思考，实现理论创新。邓小平说：“世界形势日新月异，特别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很快。现在的一年抵得上过去古老社会几十年、上百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这是在立足于时代新特征的基础上，特别强调了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性。邓小平还说：“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基本精神是解放思想，独立思考，从自己的实际出发来制定政策。因为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这样的事，马克思的本本上找不出来，列宁的本本上也找不出来，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情况，各自的经历也不同，所以要独立思考。不但经济问题如此，政治问题也是如此。”这是勉励和告诫共产党人，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就必须与中国的实际建设情况相结合，独立思考、创新理论，而不能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本本中。江泽民同志也非常重视在实践中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他指出：“我们进行理论创新，就是要使我们党的基本理论在继承的基础上不断吸取新的实践经验、新的思想向前发展……坚持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就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原理和科学精神、创新精神，善于根据客观情况的变化，不断从人民群众的实践中吸取营养，不断丰富和发展理论，使理论更好地指导我们的工作。”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不断发展的事业。“社会实践是不断发展的，我们的思想认识也应不断前进，应勇于和善于根据实践的要求进行创新。”我们在前进中还会遇到这样那样的新情况、新问题，还要应对各种可以预料和难以预料的风险和挑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还要在指导新的实践中不断发展、与时俱进，实现新的理论创新。
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优秀文明成果，不断汲取人类一切文明成果的开放体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体地说，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更进一步地和中国革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相结合起来”，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实现民族化和具体化。毛泽东曾经指出：“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继承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帮助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相互交流、碰撞、融合和发展的进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正如马克思所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接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正是将马克思主义理论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的优秀文明中，使马克思主义“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表现出来。不论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阶段性发展目标的提出，还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提出，以及推动和谐世界的主张，都深深地打上了浓厚的民族烙印。要真正做到了胡锦涛所说的“要把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力量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凝聚力之中，使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具有更加鲜明的民族特色”。
同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在吸收人类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形成的，它是一个兼容并蓄的开放的理论体系。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既吸收了世界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成功经验，也借鉴了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进行经济建设和社会治理方面的优秀经验，对于世界各国先进科技的引进和学习更是不遗余力。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自然具有不少世界性的特点，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形成、科学发展观的形成等，就都有着深厚的国际理论背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绝不是离开世界文明发展大道而产生的一种故步自封、僵化不变的理论。人类文明也在不断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也要不断吸收和借鉴几千年来人类思想和文明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在实践中不断发展。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世界在变化，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在前进，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在发展，迫切要求我们党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勇气，总结实践的新经验，借鉴当代人类文明的有益成果，在理论上不断扩展新视野，作出新概括。只有这样，党的思想理论才能引导和鼓舞全党和全国人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为一个与时俱进的开放的理论体系，为中国共产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随着实践、科学和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创新和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示范和广阔的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