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实际情况相结合，从而得出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道路。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政治报告《论新阶段》中指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待解决的问题。”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定义及其历史实践表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历史的过程。这个历史进程的决定因素主要有理论前提、认识前提、思想前提和主体条件等，这些因素作为一个整体，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经验。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出
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列主义思想为指导的人民大众的党。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革命实践活动中就已经被提上议事日程，党的早期领导人也从理论高度论证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要性。但是，由于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影响和党成立初期左右倾错误路线的干扰，马克思主义必须实现中国化的问题始终没有得到彻底解决，党内在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上也存在较大分歧。这种思想上的分歧对中国革命实践产生巨大影响，使中国革命经历严重挫折，并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不得不实施战略转移，开始长征。长征途中，中国共产党以血的教训为佐证，全面总结前期党在各项工作中的成败得失，并最终在遵义会议上确定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扫清了道路。
1.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出的必然性
马克思指出：“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马克思主义正式传入中国的时候，正是中国人民挽救民族危亡，反抗民族压迫的关键时候。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渐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近代先进的中国人进行了长期的反帝反封建的英勇斗争，先后爆发了太平天国农民起义、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和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等伟大的革命斗争，但由于农民阶级、资产阶级改良派和民族资产阶级自身的局限性，这些革命活动相继失败了。实践的失败同时也就宣告了指导革命实践的农民起义理论、改良主义理论和民族资产阶级革命理论的失败。这表明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19年“五四”运动前，中国并没有找到适合中国特点和现实需要的救亡图存的道路，中华民族处于前行的十字路口，在这个关键时刻，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为中华民族的救亡图存指明了前进的道路。
但是，马克思主义来到中国后，并不是理所当然地实现中国化了。在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上，中国共产党经历了一个长期探索和深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摸索前行并付出了血的代价，才认识到产生于西方文化基础上的马克思主义，只有与当地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有效办法；否则，如果将马克思主义生搬硬套，不仅不能解决问题，反而会产生更加消极的影响。中国共产党的这种正确认识，具体来说，体现在关于马克思主义必须中国化的几点认识上：
（1）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质要求其“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
恩格斯指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存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这凸显了马克思主义的工具性，而马克思主义者就是掌握并运用“马克思主义”这一工具去改造社会的主体，即将马克思主义运用到具体实践中，使之进一步具体化。同时，马克思主义也只有与具体实际相结合，才能得到不断的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这种理论品质要求其走出书斋、走向实践，成为世界各国无产阶级的理论思想和行动指南，为解决各国的实际问题服务；也就是说，各国无产阶级及其政治上的先锋队——共产党，要想成功地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本国的问题，也一定要将它和本国的实际相结合，用新的实践、新的内容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要想发挥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就必须将其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2）解决中国的问题要用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真理，揭示的是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的一般规律，因而对人们的社会实践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但是，由于各国社会实践存在较大的差异性，而从实践中抽象出来的马克思主义不可能面面俱到，这就要求各国马克思主义者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本国的实际情况，实现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性与具体实践性的统一，进而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因此，在解决中国的问题上，同样要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寻找到适合中国特征的问题的解决办法。这个过程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或者说是中国式马克思主义的形成过程。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到中国之所以有这样巨大的作用，是因为中国的社会条件有了这种需要，是因为同中国人民革命的实践发生了联系，是因为被中国人民所掌握了。任何思想，如果没有客观存在的需要，如果不为人民群众所掌握，即使是最好的东西，即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是不起作用的。”
（3）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要求马克思主义必须实现中国化。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生平的大部分时间里，他们都是以欧洲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模板来考察社会主义革命的。但是，19世纪70年代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开始关注东方俄国的革命运动，并认为俄国等东方国家走了一条有别于西方国家的革命道路。他们这种“不是从原则出发，而是从事实出发”的科学态度，使一切从实际出发成为马克思主义的一条基本原则和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条基本经验。在这一经验的指导下，以列宁为首的俄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与本国实际相结合，形成了俄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并运用这一理论为指导，取得了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使马克思主义由理论变成现实。
列宁主义的出现，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也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指明了道路。列宁主义的形成及其伟大成就再次表明，中国要取得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必须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使马克思主义进一步具体化，即中国化。
（4）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党总结经验教训和成败得失后得出的基本结论。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党内长期存在两种主要的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一种是教条主义的态度，一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教条主义只重结论而有意无意地忽视产生结论的条件和过程，因而产生了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神圣化的错误做法。这种做法的直接后果就是导致党在早期革命运动中经历两次重大失败。以毛泽东为首的另一部分共产党员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用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走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崭新道路，不仅带来了中国革命早期的两次胜利，也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得到丰富和发展。正如毛泽东所说：“从党的建立到抗日时期，中间有北伐战争和十年土地革命战争。我们经过了两次胜利，两次失败。”“经过胜利、失败、再胜利、再失败，两次比较，我们才认识了中国这个客观世界，因为没有经过大风大浪，没有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的比较，还没有充分的经验，还不能充分认识中国革命的规律。”
2.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孕育与正式提出
（1）中国共产党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正式提出前，经历了一个较长的孕育期。在这个时期中，我党早期主要领导人都从各个方面进行过相关阐述。恽代英说过：“解决中国的问题，自然要根据中国的情形，以决定中国的办法。”张太雷曾强调：“把国际无产阶级政党的纲领和方法正确地运用于各国具体特点的基础之上。”瞿秋白更明确指出：“革命的理论永不能和革命的实践相离……应用马克思主义于中国国情的工作，断不可一日或缓。”进入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革命道路已经全然不同于俄国了，这种情况使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上有了更大的压力和更加迫切的现实需求，同时也为中国共产党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提供了全新的实践空间和体验，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早日实现产生了巨大推力。1930年，毛泽东发表了《反对本本主义》一文，这是我党有史以来第一次公开地、旗帜鲜明地、从理论上系统地反对教条主义。文章强调，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必须坚持的，但绝不能搞本本主义，中国的问题，只能靠中国的同志了解中国的情况，而不是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寻找答案。经过党内部分同志的长期努力，我党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逐渐统一到正确的立场上来，在此基础上，中共中央于1937年4月发出告全党同志书，强调指出由于“中国革命的复杂性与变化多端性……马克思列宁斯大林主义的原则必须使之具体化，成为具体行动的指南针。中国共产党能否做到这一点，将决定此次大革命能否胜利的命运”。
以上事实充分表明，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实践活动过程中逐步形成了关于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态度和立场，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正式提出奠定了基础。
（2）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正式提出。
经过以上阶段的发展，我党从思想上、理论上和实践上都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正式出现做好了准备。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已经成为水到渠成的事情了。1938年，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作《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正式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他指出：“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而不是抽象地应用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之一部分而与这个民族血肉相连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
从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为我党从事革命实践活动的重要内容之一，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奠定了理论基础和思想准备。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正是在这一前提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内涵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的过程，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是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态度，又是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过程。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首先表现在认识上所要求的掌握、理解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对中国国情及革命的实践认识与了解；其次表现在内容上的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最后表现在形式上的中国特征与中国风格、气派。十七大报告指出：《共产党宣言》发表以来近一百六十年的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只有与本国国情相结合、与时代发展同进步、与人民群众同命运，才能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创造力、感召力。由此可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内涵主要包括：
第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强调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首要和基本的问题，不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而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或者说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却没有解决问题，都谈不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只有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结合中国实际情况，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有关原理、思想和方法，解决了中国的实际问题，才算是迈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步。要做到这一点，首要的就是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当时的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经济文化又十分落后。在这样的环境下开展革命，将会遇到许多欧洲各国所没有的困难，这决定了中国进行革命必须立足于中国的实际，而不是套用国际上已有的模式或机械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同样的道理，中国的改革、发展和建设之路，也不能照搬国际经验，就目前来说，无论是中国的改革，还是对外开放，都是世界上其他国家所没有经历过的，因而是探索性和创造性的实践，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是“摸着石头过河”。
第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还必须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这句话包含以下两层意思：一是必须从实践中进行理论提升和总结，使实践的经验上升为理论的高度，回过头来再次指导实践；二是提升的理论和历史的经验总结必须是科学的、符合马克思主义理论要求的、能够为马克思主义所吸收并成为其有机组成部分的思想、观点和方法。这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提出的更高的要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着眼的是中国的实践，而实践过程中必然会产生这样那样的新思想、新观点和总结出具有独创性的实践经验。这些新的思想、观点和经验经过理论提升，就成为马克思主义新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所说的“使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就是这个意思。
在当今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求我们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在我国现代化建设中的指导作用，又要及时地对现代化的建设经验进行总结和理论提升，逐渐丰富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第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内在地要求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文化相融合，体现中国特质，彰显中国元素。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先进的西方文化思想，要能被全体中国人民所接受，就必须对其进行加工改造，使其成为符合中国人民认知结构和认知特点的科学思想体系。这个过程实质上就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过程。毛泽东说过，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处”。在这个过程中，民族性和科学性要实现有机的结合和统一，因此是优秀的传统文化得到更新并作用于新的实践，形成新的适应形势发展需求的文化的过程；也是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发展的过程，是马克思主义始终保持科学性和先进性的过程。因此，这一过程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终实现，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总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过程，同时也是中国实践经验不断上升为马克思主义的过程，是马克思主义的丰富和发展的过程，还是马克思主义呈现多样性、保持科学性的过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终目的，是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变为现实。
胡锦涛在《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5周年暨总结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国共产党85年的历史，就是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繁荣，为中国人民的自由、民主、幸福而不懈奋斗的历史。这85年，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85年；是我们伟大的祖国结束近代饱受屈辱的历史和长年战乱的局面、战胜各种困难和风险顽强奋进的85年；是中国人民掌握自己的命运、意气风发地建设新生活的85年；是我们党经受住各种风浪考验、不断发展壮大、不断开创各项事业新局面的85年。”连续使用五个“85年”，揭示了中国共产党在85年的历程中，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人民英勇奋斗的光辉历程，也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在85年中不断中国化的过程。在这85年中，中国共产党人以开拓创新的实践精神和大无畏的理论勇气，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经验，用实践证明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要性和重要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