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多伦多市的皇家安大略博物馆是加拿大收藏中国文物最多的地方，其中收藏的中国文物多达3万件，涉及从新石器时期至明清时期的甲骨、玉器、青铜器、瓷器、陶瓷、家具、杂项等。
其中的中国文物展厅徐展堂中国艺术馆，是以香港著名收藏家徐展堂的名字命名的。徐展堂先生为中国文物展室的修缮工作捐赠了大笔资金，以期这些珍贵的文物得到更好的保存条件。在该馆的中国寺庙艺术展区，最引人注目的是一幅气势恢弘的巨型元代壁画——《弥勒说法图》，这幅精美华丽的佛教壁画是怎样漂洋过海来的？它曾经又经历过怎样故事？
《弥勒说法图》（加拿大多伦多皇家安大略博物馆）支离破碎跨异国
1928年，由于时局混乱，北京城风雨飘摇，许多人收拾金银细软准备出城，然而一个加拿大传教士却带着一笔巨款，专门从河南赶到了北京。这个人名叫怀履光……
怀履光1910年开始任职河南圣公会主教，他在开封、商丘、洛阳等地做了一些救济工作，同时他还培养了一批中国的高层神职人员，促进了基督教在河南的传播和发展。然而，怀履光还具有另一重身份，这就是为加拿大的博物馆搜集中国文物。他利用主教这一职位之便，收购了大量的中国文物，这一次，怀履光带着巨款来北京，其实就是为了购买一幅元代壁画——《弥勒说法图》。
山西兴化寺始建于隋代，经历了千年的风霜洗礼。元代时绘于寺院大殿和后院墙上的壁画却历久弥新，这幅《弥勒说法图》不但场面宏大，而且色彩鲜艳、构图紧密，上面的弥勒佛、菩萨等人物众多，安排的井然有序，人物形象栩栩如生，充分展示了元代壁画的艺术精华。其实，早在1926年，怀履光就曾接到消息，山西兴化寺有一幅元代壁画《七佛说法图》正在秘密寻找买主。当时，由于战乱和旱灾，寺里的僧人面临着严峻的生存问题，无奈之下，便想到将壁画卖给古董商，以解燃眉之急。这一消息在古董界一传出，就引起了许多人的兴趣，怀履光自然也不例外。然而，他还没来得及出手便得知，壁画已经被时任北京大学教授的马衡买走了。这让他感到非常遗憾。因此，这次一听到兴化寺的壁画要出售，他便立刻动身来北京，找中国的古董巨商做中间人，帮他买下巨幅壁画。很快，怀履光找到北京一家古董店宝珍斋，由该店的古董商葛春华出面代买下巨幅壁画。葛春华很快便与古董商谈好了价钱，最终以5000银元成交。
巨幅《米勒说法图》原长11.11米，宽5.22米，但是已经被分割成63快，七零八落的壁画让人看后难免心痛。为了运回加拿大，壁画被分装成63箱，先以火车运到天津，在天津踏上了前往加拿大的旅程。就这样，一幅精美的壁画离开了故土，踏上了异乡之路。如今，它已经在加拿大多伦多市中心的皇家安大略博物馆历经了80余年。
《弥勒说法图》局部（加拿大多伦多皇家安大略博物馆）巨大的画面上描绘了弥勒佛、四位菩萨、佛祖的两个弟子，两旁还附有剃度图。画像正中的弥勒佛结跏趺坐在宝座上，他头顶为右旋螺发，脸颊丰满，双耳垂肩，右手扬掌施无畏印，身披赤色袈裟，充满了祥和与宁静。弥勒佛两侧侍立的是供养菩萨，右侧的菩萨身体微倾，手持两只盛开的莲花；左侧的菩萨则面向前方，一手挽飘带，一手托碗，姿态优美。两位协侍菩萨半跏趺坐在莲花座上，面向饱满，头戴宝冠，束高髻，身上装饰有十分华美的璎珞。站立在后面的两个弟子，一个面色黝黑，神色刚毅；一个仪容俊秀，和善可亲。在壁画的两侧还有两副剃度图，左侧的是男性剃度图，右侧的则是女性剃度图。画面上虽人物众多，但却分布的井井有条，人物各有特点，形象生动。整幅画面线条遒劲蜿蜒，工整规律，又不失灵巧。庞大的画面，精致的画工，合理的布局充分体现了画师的高超技艺，为人们展现了元代壁画的风采。
这幅庄严宏伟的壁画。是由中国元代末年山西著名画师朱好古及其徒弟张伯渊共同绘制的。朱好古擅长画人物和山水，当时，山西境内许多寺庙的壁画都是由朱好古所画。著名的永乐宫壁画也是朱好古参与绘制的。这幅壁画人物众多、内容丰富，却不失一致性。画中运气缭绕，人物的衣袄飘然灵动，使得整幅壁画又增添了一分灵动之美。虽然历经沧桑，但如今画面的色彩却变得更加温润调和，显得大气而凝重。这样一幅精美的巨幅壁画，很难想像当时被切割成63块的情景，那么它又是怎么复原的呢？
据说，当时从寺庙的墙上剥落下来的时候有很多灰尘、破损严重，想要把这63快残片拼起来成为一幅完整的壁画，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首先要把壁画的表面清洁，这不是一般的清洁，而是用火酒、小棉花、一根竹签一寸一寸地慢慢清洗。
中国的壁画并不是直接挂在墙上的，而是先用沙和麦秸的混合体涂在墙上，然后涂上一层泥，最后涂上一层白色的泥或石灰，最后才在上面作画。然而壁画后面的这几层泥。经历了数百年时间。有的已经剥落、有的松脱，严重威胁到附着在表面上的壁画。因此，博物馆找来修复专家决定，小心剥落泥层，以麻布和木板取之。贴上木板的壁画，经过了去除污迹，颜色如新。画面一步步修复后，残片又被一块块编号，按照原画的图纸重新在墙上拼起来，画面上凹凸不平的地方用重新配置的颜料一点一点填补。就这样，经过修复专家的巧手，支离破碎的壁画终于恢复了昔日的风采，出现在人们面前。
佛教壁画的起源、发展
古印度多以壁画庄严佛堂，亦有招画工于门侧、讲堂、食堂、浴室等作诸彩画，内容多与佛教有关，如描绘神通变、地狱变、五趣生死轮、本生故事等。现从北印度古代佛教寺院残存之雕像、建筑物、遗址中，发现部分壁画之薄彩痕迹，可依毗奈耶杂事卷一、卷十七、摩诃僧祇律卷三十三、洛阳伽蓝记卷五、大唐西域记卷一、卷二等之记载推定之。如位于孟买东部的阿旃多，当地溪谷设有石窟寺院，其内部即有壁画。至于较古老的壁画，大部分于公元四至十一世纪间完成，木造寺院多于壁上涂白泥，直接彩画；石窟之画稍异，乃于侧壁、天花板、梁柱等处薄施漆灰而描绘者，历经千年，其色彩依然鲜丽，但脱落部分也有很多。
我国壁画，最早可考者为汉代，其时佛教传入，塑像及壁画随之茁壮蓬勃。大致上南方以寺庙壁画发展为主，北方则多石窟造像。著名的佛教艺术胜地，除敦煌千佛洞因山壁无法凿刻而为泥塑及壁画外，北方的云冈、龙门、麦积山、天龙山、巩县石窟寺皆先后开凿。南方佛画之先导，如晋代戴逵、戴颙父子增损塑像，使其具有我国艺术之比例尺度，达到光颜圆满的境界。顾恺之画维摩诘像，光照一室，成为千古楷模。我国内地现存的古壁画已不多，唯甘肃敦煌之南、鸣沙山莫高窟遗存不少六朝以后之壁画。
我国人物衣纹之“骨法”，南北朝时有“张家样”、“曹家样”，唐代有“吴家样”、“周家样”之说法，说明了人物画于佛画表现中各种类型之演变。梁朝张僧繇笔迹周密完美，晕染成“没骨法”，即是受佛画影响发展而成的。初唐之阎立德、阎立本兄弟也承袭此类衣纹之染法。印度在四世纪初建立笈多王朝，雕刻人像，衣服紧贴全身而显露曲线，北齐之曹仲达乃仿照其型式而创出新风格，后人称为“曹衣出水”。唐代开元年间，出现百代画圣吴道子，由于笔法强劲，气势壮阔，以笔奋扫，衣裾飞舞飘动，世人美称为“吴带当风”。
艺术之发展，以经济为基础，以社会之喜憎为对象，寺院中也常举行“俗讲”、“道场”，吸引无数信徒前来。以佛经为内容之经变、曼陀罗、尊像、顶相等，皆为壁画之题材，寺庙成为绘画之竞技场。洛阳敬爱寺、成都大圣慈寺、镇江甘露寺皆为名家壁画荟萃之所。以成都大圣寺为例，九十六个院落，壁画有八千五百二十四件，佛、菩萨、罗汉、天王神将等数以万计。其中包括卢楞伽、张南本、孙知微等人的作品。此已是会昌法难以后的残况，最盛时之状况也可想而知了。
五代十国时，寺庙壁画未衰，从五代迄宋，壁画受绘画发展的影响，佛教之内容渐形衰退。如唐宋二代均奉道教，释道之画并行于世。而殿庭壁室花卉走兽，四时风景之普遍，多少使壁画内容发生变动。辽、金、元寺观壁画尚保存者，有大同华严寺、稷山青龙寺、兴化寺、洪洞广胜寺、水神庙、芮城永乐寺等。明清以降，士大夫作品见于寺壁者如凤毛麟角，匠人绘画，一为投世俗之所好，二则沿用民间传说，除释迦、观音、罗汉、药王外，另有三国志、西游记、封神榜、施公案等小说中故事角色之塑画。台湾各处庙宇大都代表此种以民俗为主的风格，不易再看到早年整壁之经变，或整堵神佛画像慑人心魄、气象万千之景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