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徽商的历史流变。
徽商又称新安商人。徽州商人是旧徽州府籍（歙县、休宁县、婺源县、祁门县、黟县、绩溪县）商人集团之总称。徽人经商，源远流长，早在东晋时就有新安商人活动的记载，以后代有发展，明成化、弘治年间形成商帮集团。明喜靖以降至清乾隆、嘉庆时期，徽商经营达到极盛。从清道光、咸丰时期至清末民初，徽商渐趋衰落。作为中国商界中的一支劲旅，徽商曾活跃于大江南北、黄河两岸，以至日本、暹罗、东南亚各国和葡萄牙。其商业资本之巨，从贾人数之众、活动区域之广、经营行业之多、经营能力之强，都是其他商帮所无法匹敌的，在中国商界称雄数百年。徽州素称“东南邹鲁”，生于斯、长于斯的徽商，一个显明的特点是“贾而好儒”、“贾儒结合”。徽商的本质是儒商。徽商研究是徽州文化研究中的不变课题，向来为海内外学者所关注。
徽商作为一支重要的商帮，在商界首屈一指。徽商不仅以自己的杰出实践实现了雄踞中国三百余年事业的辉煌，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发展史上的一大奇迹。
《晋书》载，徽州人好“离别”，常出外经商。齐梁时，休宁人曹老常往来于江湖间，从事贾贩。唐宋时期，徽州除竹、木、瓷土和生漆等土产的运销外，商品茶和歙砚、徽墨、澄心堂纸、汪伯立笔等产品的问世，更加推动了徽商的发展。
唐代，祁门茶市十分兴盛。南唐，休宁人臧循便行商福建。宋代，徽纸已远销四川。南宋开始出现拥有巨资的徽商，祁门程承津、程承海兄弟经商致富，分别被人们称为“十万大公”、“十万二公”，合称“程十万”。朱熹的外祖父祝确经营的商店、客栈占徽州府的一半，人称“祝半州”。一些资本雄厚的大商人还在徽州境内发行“会子”。元末，歙县商人江嘉在徽州发放高利贷，牟取暴利。元末明初的徽商资本，较之宋代大为增加，朱元璋入皖缺饷，歙人江元一次助饷银10万两。成化年间，徽商相继打入盐业领域，一向以经营盐业为主的山西、陕西商人集团受到严重打击，于是徽商以经营盐业为中心，雄飞于中国商界。
明代中叶以后至清乾隆末年的300余年，是徽商发展的黄金时代，无论营业人数、活动范围、经营行业与资本，都居全国各商人集团的首位。当时，经商成了徽州人的“第一等生业”，成人男子中，经商的占70%，极盛时还要超过这个比例。徽商的活动范围遍及城乡，东抵淮南，西达滇、黔、关、陇，北至幽燕、辽东、南到闽、粤。徽商的足迹还远至日本、暹罗、东南亚各国以及葡萄牙等地。
徽商经营行业以盐、典当、茶木为最著，其次为米、谷、棉布、丝绸、纸、墨、瓷器等。其中婺源人多茶、木商，歙县人多盐商，绩溪人多菜馆业，休宁人多典当商，祁门、黟县人以经营布匹、杂货为多。
徽商除了从事多种商业和贩运行业外，还直接办产业。休宁商人朱云沾在福建开采铁矿，歙县商人阮弼在芜湖开设染纸厂，他们边生产边贩卖，合工商于一身。徽商经营多取批发和长途贩运。休宁人汪福光在江淮之间从事贩盐，拥有船只千艘。一些富商巨贾，还委有代理人和副手。徽商还使用奴仆营商，休宁人程廷灏曾驱僮奴数十人，行贾四方。徽商在经营中注重人才，做到知人善任，注重市场行情，实行灵活经营。有一业为主兼营它业的；有根据不同行情、季节变换经营项目的。
清乾隆末年，封建统治日趋没落，课税、捐输日益加重，徽商处境愈来愈困难。1831年，两江总督兼管两淮盐政陶澍革除淮盐积弊，改行“票法”，靠盐业专利发迹的徽商开始衰败，典当业也因左宗棠垄断及外国银行的侵入而中落。茶、木两商则由于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运动的影响，连年亏损。尤其是随着帝国主义入侵，外资渗入，国外商品倾销，徽商经营的行业大多被其所替代。同时与帝国主义、军阀官僚联系密切的广东、江浙财阀开始兴起，只掌握传统商业知识、技能的徽商，在商业领域逐渐失去其操纵、垄断和独占的地位，开始走下坡路。
清末和民国时期，虽有个别徽商人物如黟县盐商李宗媚、歙县房地产商人程霖生等崭露头角，但整体上没能挽救徽商的颓势。
2.徽商的经营理念和经营原则。
徽商讲究商业道德，提倡以诚待人，以信接物，义利兼顾。以勤奋和吃苦耐劳而著称，在外经营，三年一归，新婚离别，习以故常。徽商商而兼士，贾而好儒，与封建官僚混为一体，或相互接托。他们除以“急公议叙”、“捐纳”和“读书登第”作为攫取官位的途径外，还以重资结纳，求得部曹守令乃至太监、天子的庇护，享有官爵的特权。一些徽商本人不能跻身官僚行业，就督促子弟应试为官，自己也就成为官商。徽商的这些经营理念和经营原则对后世有很好的借鉴意义。
（1）贾而好儒，贾儒结合。
历史上，徽商在商界曾发生过举足轻重的影响。一直以来，徽商不是一个单纯的以经商营利为惟一目的的商业集团，他们与文化有着不解之缘，从而形成了这个商业集团的独特风格，赢得了“儒商”的美名。
徽商中不乏饱学之士，贾而好儒，亦贾亦儒，这是安徽商人的传统。历史上，徽商中精通儒学、擅长诗词文学者不乏其人。他们中间有些是早年习儒，以后走上经商道路的；有些则是亦贾亦儒，在经商的同时，爱好文化和儒术，形成了他们“贾而好儒”的特点。商人有文化，则其气质、智力、判断力和洞察力的品位自然比较高。在商品市场瞬息万变、供求关系变化莫测的情况下，他们善于审时度势，精于筹划，因而获利不仅多而且快；商人在与官府交往、同显贵应酬中，也能言语相通，应对自如。安徽商人知识广博，喜欢谈论文化事，在经商的过程中，喜欢来点文化义举，或文化投资。因此有人说，安徽商人走到哪里，哪里的文化就繁荣。
程氏是徽州大族，自从他们祖先晋朝太守梁忠壮公迁徙徽州以来，世代子孙繁衍，散居在歙县、黟县、休宁等地，人口多达数千家。因为歙县、黟县、休宁等地处山区，仅靠数量极其有限的农耕田地来满足日益繁衍的人口是远远不够的，于是他们大多出外经商谋生。
虽是士大夫之后代，但他们不避讳工商业，不以经商为耻，而是将工商业看成是与农业同等重要的行业。食盐、竹木、珠玉、犀象、玳瑁、果品、棉布以至于餐饮，总之根据市场需求他们无所不经营；天下都市繁华所在，无处没有他们的身影。他们当中有不少人在商场成为叱咤风云的领袖人物，程白庵就是其中的代表。
程白庵幼年时在父母督促下读过书，因而他深谙为儒之道。后来他随着乡族人到苏州经商。经过几十年的商场磨练，他日益成熟，俨然成为当地商人领袖。
然而，他的领袖风范不仅仅在于他商场上的成功，吸引人的更在于他的为儒之道或者说是他所追求的文化精神。在苏州经商，他下自工商百姓，上同官僚士大夫，无所不交。因为他举止言谈有儒者风范，所以苏州的士大夫们也都非常喜欢和他交游。苏州都太仆先生喜爱他为人淳朴，所以为他住所题词为“白庵”，他也因此被人亲切地称为“白庵翁”。
徽州是南宋理学大师朱熹的故里，以“商贾之乡”闻名海内，素称“文献之国”、“礼仪之邦”，儒家的学说思想在徽州占有极其崇高的地位，有所谓“儒风独茂”的说法。徽人不仅在州内遍设学堂、广立书院宣讲儒家思想，而且还在家典、族规中告诫族人必须遵循儒家的道德规范。总之，崇儒重道是徽人恪守不变的传统。生于斯、长于斯的徽商深受儒风熏陶，大多“贾而好儒”。“贾为厚利，儒为名高”。徽商虽孜孜追求“厚利”，但他们更是念念不忘“名高”。他们或是“先儒后贾”，或是“先贾后儒”，或是“亦贾亦儒”。自明代开始，徽商就已有“儒贾”之美称。
（2）以诚待人，以信接物。
“诚”是儒家思想体系中的一个重要范畴，先贤名儒无不以“诚笃”、“诚意”、“至诚”、“存诚”等道德说教来教化百姓。深受儒风浸染的徽商大多以“诚”为其立身行事的指南，主张在经营活动中“以诚待人”，摒弃一切奸商惯用的“智”、“巧”、“机”、“诈”之类的聚财手段，深知只有诚实不欺，才能赢得顾客的信任。正如歙县商人许宪所说“惟诚待人，人自怀服；任术御物，物终不亲”（《新安歙北许氏东支世谱》卷三）。意思是说，只有以诚待人，人家才会信服于你，经常与你打交道，否则，终会对你敬而远之。
徽商不惑于眼前利益，他们认为商家与顾客的关系是互惠互利、相互依存的，将商业信誉看作商品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徽商具有很强烈的品牌意识，注重积累商业信誉这一无形资产，大都通过长期艰苦努力去建立良好的商业信誉，并极力维护这种信誉，视之比金钱更宝贵，从而在徽商中涌现出一大批“老字号”。“贾而好儒”使徽商受到传统文化的熏陶，自觉地用儒道经商，讲究义利之道，见利思义，以义取得利；“贾而好儒”使徽商有较高的文化素质，比其他商帮更善于从历史上汲取经验，因而善于把握商机，权衡大道，在商海竞争中技高一筹。
一个企业的诚信度高低，直接关系到企业的生存和经济效益的好坏，企业的经营者和领导者如果目光短浅，不诚实守信，只顾眼前利益，不顾长远利益，竭泽而鱼、杀鸡取卵，不仅会损坏企业的形象，损坏消费者利益，更重要的是为企业的长远利益带来严重危害，于国、于家、于己、于社会、于他人皆无利可言。基于徽商的义利观，当今企业应当走一条先“立义”，而后谋利的发展道路。
如清代婺源商人朱文炽，为人憨厚刚直，在珠江流域经营茶叶贸易时，每当出售的新茶过期后，他总是不听他人的劝阻，在与人交易的契约上一律注明“陈茶”二字，以示不欺。他行商20余年，虽因此亏蚀本银数万两，但却无怨无悔。
又如黟县商人胡荣命在江西吴城镇经商50多年，童叟不欺，名声大著。晚年，胡氏罢业还乡，有人要以重金租赁其店肆名称，胡氏坚决拒绝这一要求，并说：你如果是诚实经商，又何必借我的店名。这表明胡氏积几十年的经商经验，感悟到要创出金字招牌，非以诚待人不可；如果待人不诚，极尽欺诈之能事，即使借用别人的招牌也是无济于事。
“信”也是儒家思想体系中的一个基本范畴。儒家所倡导的“立信”、“笃信”、“言而有信”、“讲修信睦”等学说对徽商影响至深。徽商在经营活动中十分重视自身的商誉和信誉：徽商讲究童叟不欺，市不二价。如歙县商人吴南坡在行商过程中，因遵循“人宁贸诈，吾宁贸信，终不以五尺童子而饰价为欺”的原则，赢得了顾客的信任，生意极为兴隆，四方民众争购其货，从不挑剔货物的“精恶长短”（《古歙岩镇吴氏族谱·吴南坡公行状》）。
徽商在处理买卖双方关系时，坚持“诚信”的信条，讲究商业信誉，遵守诺言，经营时货真价实，不缺尺少寸，克扣斤两，以取信于消费者。投机取巧只能获取眼前利益，讲“诚信”是长久之计。你以诚心对待顾客，顾客也会真诚待你，容易争取消费者。
徽商在经营活动过程中，十分注重商品的质量，力求杜绝伪劣商品经自己的销售渠道流入市场。其目的在于保证信誉，促进经营的持久发展。以次充好，以假充真，这是对消费者极不负责的奸商行为，徽商坚决反对这样做。清末胡开文墨店有一次一批墨锭在生产中未按规定制作，被发现后，令各店各坊立即停售这批墨，卖出去的墨，也以高价收回，并予销毁，以此保证了该店的信誉。
另外，徽商重承诺，守信用。凡借贷银钱，收取存款，徽州典商中的正直者都守信不渝。如歙商唐祁，其父曾贷某人银钱，后来债主诡称债券丢失前来讨债。唐祁以其父借贷属实，如数归还了债款。后有人拿着以前所谓丢失的债券前来讨债，唐祁以其债券属实又付了一次债款。
（3）义利相生，薄利多销。
“义利之辩”是儒家思想中的一个重要命题，儒家先哲一般是勇于言义而羞于言利。但作为商人，其经营的最终目的又不外乎一个“利”字，与“义”似乎无缘。深受儒家传统思想教育影响的徽州商人打出“以义为利、利缘义取”的旗号来调和“义”、“利”之间的矛盾，主张“以义获利”、“义利双行”。如婺源有一李姓商人经商大半生，晚年总结自己行商经验时，感触最深的体会是：“财自道生，利缘义取”（《婺源三田李氏统宗谱·环田朋处士李公行状》）。
经商是要赚取利润的，而社会道义却需要无私奉献。徽商把这两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打出“以义为利，利缘义取”的旗号，并把它作为自己的商业道德。休宁商人刘淮，在嘉兴、湖州购买囤积了大批粮食，有一年当地遇上灾荒，有人为刘淮庆幸，劝他乘机狠狠赚上一笔。但刘淮却说：应该让老百姓度过灾年，重新复苏，才是大利。于是将囤积的粮食全部减价出售。同时还命人煮粥免费提供给灾民。减价售粮，应该还是有利可图的，但刘淮却把利益的获得同“义举”联系在一起，是徽商“利缘义取”的典型例子。
在徽商的观念中，商家与顾客的关系，不是一方盘剥另一方的关系，而是互惠互利，相互依存关系。所以，他们反对刻意欺诈顾客，贪图一时利益，主张薄利多销。明末南京当铺，福建商人的典息为三分四分，徽州商人的典息只有一分二分，所以人们喜欢到徽商当铺典当。康熙《休宁县志》记载，徽商“居贾则息微”。证明薄利经营在徽商中不是个别现象，而是一种普遍经营方式。薄利促进多销，利润自然滚滚而来。徽商坚持“薄利生财，甘为廉贾”的商业道德，不仅有助于个人发财致富，而且对商帮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也大有裨益。
首先，让我们想到的是徽商的那种吃苦耐劳的创业精神。大家都知道在封建社会整体出现“重农抑商”的现象，在那样一个封建体制下徽州商帮能在国家经济中举足轻重，没有一种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精神和意志，很难成功。徽州人选择经商这条路，以青春和生命做赌注，“十三四岁，往外一丢”，远离徽州本土，有的终其一生，未能再回惠州一次。这是什么精神？这种感情的投入，生命的投入又代表着什么呢？值得我们深思的是这种对理想的执着和敬业精神。
其次，创新精神和竞争精神。创新是一个民族发展的不竭动力，也是徽商发展壮大的力量源泉。徽商在那个封建体制下在自己的经营方式和范围、融资方式、经营机构和个人发展上都有着一定的创新。同时在经商的过程中也是审时度势，因为在明清时期，全国涌现出十余个大商帮活跃在各地的市场上。市场风云变幻莫测，活跃于市场的徽商必须时时细心预测市场，分析市场行情，这样才能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第三，诚实守信的诚信精神和贾而好儒的人文精神。诚、信、仁、义是儒家文化传统，是儒家伦理道德规范的核心内容，也是处理人际关系的行为准则和做人的最高境界。亦贾亦儒，贾而好儒是徽商的最显著特点。最终形成了“以诚待人、以信接物、以义为利、仁心为重”的“经商之道”，儒家伦理文化在徽商这里转化为商业的伦理文化，这也是徽商的一大特色。这为以后徽商能在各地市场站住脚跟提供了一个人文条件，也让其他商人对徽商大大尊敬！
第四，热心公益和民族自主的爱国精神。徽商在发家致富后，以种种“义举”、“义行”为民解忧，为国分忧。他们是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精神体现。嘉靖时期，倭寇进犯我国疆域，徽商积极地投入到对外的战斗中，以程次公、许谷先、程良锡为例。近代，为了抵御外国入侵，徽商也踊跃捐资。凡此种种无不体现徽商的爱国精神。
第五，以众帮众的互助精神和对外发展的开放精神。徽商能取得如此成就，与团结互助、以众帮众的互助精神有关，同时也与他们积极向外发展的开放精神有关。徽商里面有宗族关系，率先经商富裕起来的商人往往不吝去帮助族人经商，从而共同走上经商之路。徽商随着商业的扩大，也发起了海外贸易。说明徽商已经不满足于国内市场，表现出徽商的开拓和开放精神。最后，徽商还有着虽富犹朴的节俭精神。勤俭是中华民族的美德。徽州人居家节俭，虽然很多徽商已经可以算得上是富甲一方了，可是他们没有奢侈浪费，依然是节俭生活，但在为社会、国家、他人需要时，则是从不吝惜，大气而豪爽，有着“仁者爱人”的广阔胸怀。
（4）善解人缘，用人所长。
徽商的代表商人胡雪岩是徽商的“精神领袖”，他身上典型的体现了徽商的经营理念和经营原则。
做事先做人，胡雪岩深谙此道，如果有什么利益与做一个好人有利害冲突的话，胡雪岩会毫不犹豫选择后者，成功的人与失败的人分别也在于此，世人考虑的是眼前的事，然后推及将来，胡雪岩考虑的是一生利益与名誉，然后推及现在。没有一个好人品，不用说他不会成功，更不用说世人如今还会记得他了。例如，胡雪岩在明知违例的情况下，把收回来的钱给王有龄作上京之用，自己却被扫地出门。而在自己成功之后，别人都劝他一雪前耻，报原东家扫地出门之辱，而他却淡然一笑，仍旧是朋友；胡雪岩每次欠了别人的情，必定加倍偿还，不仅偿还，而且还让受赠的人觉得合理，觉得舒服，这就是用钱买不来的本事了。
人情世故通透。不是说每个在社会上的人都知道人情世故，虽然知道，也未必像他那样精通，因为他会思考，而且是站在对方的立场上思考。他能够通过各方面的分析，知道你需要什么，知道你不需要什么，知道你什么时候需要，知道你什么时候不需要，而且总让你觉得他确实够朋友，够义气，他是真心地在拿你当朋友，把你的利益当作自己的利益来做，而往往在做好了之后，却不要求什么，于是你不得不服他，也真心情愿地拿他当朋友。胡雪岩之所以处处遇贵人，是因为他处处为人着想的缘故，在他处理漕帮、沙船帮，对待左宗棠，还有招揽人才的时候，处处可见他对人情世故的了解。
胡雪岩在早期识人之高，用人之长，简直叫人叹为观止。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长处，有时连其自己都不知道，但胡雪岩知道，而且管你心服口服，死心踏地发挥自己的特长。他主张商人应当“重义不轻利”，讲究“仁义”是他的商业精神和人格魅力的核心，以此取得民心，诚服员工。他有一句名言谓之“一碗饭，大家吃，花花轿儿人抬人”，这就是商事中的互惠“双赢”原理。他常主动给药农贷款，面对洋商刁难蚕农压价收购蚕丝时，敢冒风险以较高价购入。在人家有急难时敢于挺身相助，尤其在成为巨富后，更热心于赈善扶危、兴办公益事业。还在杭城兴义渡，开义塾，由此博得了一个“胡善人”的美名。
（5）团结合作，以众帮众。
徽商的和谐精神不仅表现在家族中，也表现在一个个的商业团体中。即便在整个徽州商帮内部，也能做到同舟共济、以众帮众。遍布各地的徽州会馆、同业公所的建立，就突出体现了这种精神，从而大大地强化了徽州商帮内部的凝聚力，提高了市场竞争力。
徽商是以血缘和地缘为纽带结成的商帮团体。“美不美，家乡水；亲不亲，故乡人”。有着共同血缘或者地缘关系的徽商，有着很强的亲缘和地缘认同意识。在人生地不熟的异乡外地，不期然碰见了同族人或者家乡人，徽商往往会兴奋得忘乎所以。这种固有的“乡谊观念”和“宗族意识”，形成了徽商以众帮众、相互提携的传统。
有一吴姓徽商家族，族里长辈就曾制定这样的族规：凡是族中有些子弟不能读书，并且家里又无田可耕的，因为生活所迫不得不出外做生意，那么族里诸位有经营经验的长辈在外要么提携他，要么在其他亲友处推荐他，好让他能有个稳定的职业，可供其糊口，千万不能让他在外游手好闲，以致衍生祸患。
有位徽州商人名叫方用彬，他在经商过程中，结交了包括政府官僚、文人士大夫、缙绅商贾等等各界朋友。那么方用彬这位名不见经传的儒商是怎样认识这么多不同地区、不同社会地位的人物的呢？或者用现在的话来说，他是怎样建立这样一个广泛的交际网络的呢？要知道在当时交通、通讯都远远不如今天发达。答案就是除了方用彬本人喜好交游而且文学书画无所不通外，他的同宗同乡关系给了他许多接触不同人物的机会。
在徽商的乡族观念中包含着约定俗成的道德观念和带有强制性的宗族族规，这些使徽商彼此之间有着很强烈的患难与共意识。这种意识客观上成为徽商之间信息传递的动力泉源。一首绩溪民谣这样唱道：
有生意，就停留，没生意，去苏州。跑来拐去到上海，托亲求友寻码头。同乡肯顾爱，答应给收留。
就拿歙县和休宁两县来说，明清时期，两县由于不少人在外经商，这些在外经商的人往往携带亲戚朋友出外共同经营。因此往往出现这种情况：一家创业成功，那么这家人不会独享，往往大家共同分享，规模大的甚至能携带千家百家，生意小的也能携带几家几十家共同致富。
有位徽商叫许孟洁，这个人亲族观念极强，他在外生意做得非常红火，于是亲戚朋友纷纷去投靠他。凡来投靠者，他都加以提携，于是他的亲戚朋友也就个个致富。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徽商宗族之间是何等的休戚与共！
千人同心，则得千人之力；万人异心，则无一人之用。
相互提携自然也就形成了一种团队精神，在商场竞争中造成了一个集体优势。
近代徽州人胡适早就认识到徽商宗族团体的优势，他听说家乡绩溪准备编纂县志时，就说：“县志应该注重县里人移动转徙经商的分布与历史，县志不能够只见小绩溪，而不看见那更重要的‘大绩溪’，若无那大绩溪，小绩溪早已不成局面。”胡适所说的“大绩溪”实际上就是靠宗族纽带联系的散落于各地经商的绩溪人团体。宗族意识隐含的强制性在这里起着关键性作用。
比如说，一旦出现一些不顾家乡的族人，族中一些长老就会百般对他们进行劝诫，说：“我们徽州家乡一直保留着千百年的祖墓，千百年的祠堂，千百户的乡村。这些在其他地方是没有的啊。假如你们背离了家乡，即使子孙可以长保富贵，但是他们在外地已成为孤家单亲，假设出现家业败落的情况，就会无依无靠。这种轻易背离家乡的事情，你可要谨慎地好好想想！”这些舆论说教再加上道德和宗族法规的制约，使宗族和乡缘之链坚实而牢靠，也就使徽商的团队精神愈加发扬，团队力量也就愈加壮大。
正是由于徽商具有强大的团队精神，他们在挫败竞争对手后，凭自身实力往往进一步变一般经营为垄断经营，谋取高额利润。如两淮的盐业、北京的茶业、松江的布业等，差不多都是由徽商垄断的。
徽商经商于外，商海茫茫，人地两生，险恶难测。因为他们深知，“波涛千派，挂风帆益励战兢之心；星月一天，摇夜橹更防窥伺之辈”。徽商曾经总结出自己的处世格言：
天下有二难：登天难，为人更难。
天下有二薄：春冰薄，人情更薄。
天下有二苦：黄连苦，贫穷更苦。
天下有二险：江河险，人心最险。
须知要知其难，耐其薄，守其苦，测其险，方可处事矣。
如何克服艰难，获得成功，徽商们充分发挥了团队精神。他们在异国他乡，大量建立属于自己的组织——会馆，并以此为据点，团结同乡之人，互相帮助，协力并进。
在武汉的汉口，徽商建立了自己的会馆组织叫紫阳书院，为了拓宽新安巷，维护徽商的群体利益，他们和当地的土著发生了矛盾。为此，他们不惜动用会馆的全部资产，和当地人进行了6年诉讼。先是输了官司，直到40多年之后，才将官司赢了过来。不仅拓宽了新安巷，而且置买了店铺，扩充了道路，开辟了新安码头，并兴建了魁星楼。所以后来在武汉流传着这样一句民谣：“哪怕你湖北人刁，徽州人买断你汉口的腰。”清朝光绪年间，徽商还在六安因为创建会馆，侵犯了当地人的利益，与当地人打了一场漂亮的官司。当然，这些官司所以能够最终获胜，全部都依仗于徽商的群策群力、以众帮众，真正做到了有钱出钱、有力出力。
依靠团结互助和群体的力量，徽商在异国他乡在诸多方面都取得了成功，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辉煌。
（6）结交官府，寻求庇护。
徽商不仅注意自身内部的团结，发挥群体力量，而且还重视同官府中的徽州籍官员以及经商地官府和地方势力打交道，徽商在经营盐业的过程中，为了取得垄断的独占地位，甚至不惜和当时的最高统治者交往。歙县的大盐商江春在乾隆皇帝六下江南时，不惜斥重金予以接待，他先后为朝廷平定金川叛乱、修治黄河、救济水灾等捐款总计1120余万两，深得乾隆皇帝的欢心，1785年，江春被乾隆邀请参加在北京举行的千叟宴，成为“以布衣上交天子”的第一人，后来他更被乾隆皇帝授予正一品光禄大夫的头衔，享尽了人世间的荣华富贵。
徽商结交官府达到登峰造极地步的还有上文提到的徽商胡雪岩。这位“红顶商人”不仅广交官府，操纵商场，活跃洋行，而且为清政府镇压太平军和左宗棠平定阿古柏叛乱、收回新疆主权捐款捐物，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至于一般的捐官，在徽商中可谓比比皆是。所以，人们说徽商有两个爱好，即乌纱帽和红绣鞋。
徽商还附庸风雅，广泛结交和攀附经商地的文人学士，和他们彼此唱和。所以明朝有人说，江南地区的文人见到徽商，就像蚊子见到血一样；而徽商见到文人，同样也和蚊子见到血一样。
我们说徽商的公关艺术，特别是和官府甚至皇帝打交道的艺术，既有积极的一面，同时更多是消极的一面。徽商的攀附和结交，无非是为了获取更大的利润，这是商人的本性使然。汪道昆说得好，徽商贾而好儒，是互相为用的，“贾为厚利，儒为名高。夫人毕事儒不效，则弛贾而张儒；既则身享其利矣，及为子孙计，宁弛贾而张儒。一弛一张，迭相为用。”
结交官府，获得某种商品的垄断经营权利，这是封建社会时代的局限。因此，我们今天在学习和借鉴徽商成功的公关经验时，千万要汲取其结交官府、盘剥顾客、获取暴利的教训。我们鼓励合法经营、诚信为本，提倡积极的公共关系，反对消极的拉关系、媚权势、走门路。
有人说，“当官要效曾国藩，经商要学胡雪岩”。这里，我要说，“当官休效曾国藩，经商莫学胡雪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