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南宋初年的民变与兵变南宋初建，除了金人强大的军事压力外，还有来自内部的民变、兵变威胁。南宋初年，民族矛盾激烈，国内的矛盾也异常尖锐。北宋时期的赋税本已十分繁重，南宋初建在战争状态下，军费开支又直线上升，无疑加重了普通百姓的负担，致使百姓“困于军兴”。遇到天灾，更是“人至相食，虽亲父母，手杀其子食之”，即使丰年，也“比他岁所入十倍，然官敛其七八，民存二三，生理萧然”《历代名臣奏议》卷107《仁民》。。赋税繁重，再加上金人所到之处，烧杀掳掠，百姓朝不保夕。另外还有溃军与盗贼，亦不时骚扰，百姓更是无法存活，只能“去而为盗”《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42，绍兴元年癸巳。。
从建炎元年（1127）至绍兴四年（1134）这八年间，见于史籍记载的民变有：关中史斌、婺州浦江县何三五、婺州永康县民、婺州兰溪县僧居正、秀州卒徐明、建州卒叶浓、广东澄迈县民、明州象山县民、信州王念经等、梅州杨隆、建州范汝为、虔州虔化县李敦仁、湖南郴州贺潮、韶州等地王少八、均州武当县红巾军、兴元府米仓山饥民、福建顺昌县余胜、湖南宜章县李冬至二、福建叶百三、福建建安县张毅、福建建阳县刘时举、福建崇安县廖公昭、建阳丁朝佐、南安军吴忠等、南雄州邓庆、南剑州将乐县饥民、虔州陈颙、楚州五湖捕鱼人夏宁、建昌军石陂寨卒丁喜、泉州花郑贵、惠州谢达、湖南醴陵县张成、广东博罗县谢宝、广东民柳聪、惠州男子、虔州和吉州彭友、袁州萍乡县高聚、虔州瑞金县钟十四、汀洲和潮州等地的周十隆、筠州黄十五、衢州余五婆、严州缪罗、江西南丰县黄琛、潮州黎盛、江西分宁县寗铁龙、湖南武冈军民杨再兴、韶州乐昌县区稠、吉州永丰县唐英等。何竹淇：《两宋农民战争史料汇编》（第三册），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从民变分布地区来看，几乎囊括了长江以南各省份。对于南渡、准备在长江以南立足的南宋来说，不解决民变问题，政局就难以稳定。除了民变以外，还有盗寇问题。南宋初年的盗寇，大都由武装流民和散兵游勇转化而来。武装流民的来源，基本上由北方民间的抗金武装和各地勤王义军转化而来。因此，又可称为“兵变”。由于当时高宗准备南渡，并没有对这些勤王之师加以妥善安排利用，造成“自敌围京城，忠义之士愤懑争奋，广之东西、湖之南北、福建、江、淮，越数千里，争先勤王。当时大臣无远识大略，不能抚而用之，使之饥饿困穷，弱者填沟壑，强者为盗贼”《宋史》卷360《宗泽传》。。还有从与金战斗中败退下来的溃军，他们烧杀抢掠，沦为盗寇，也占了整个盗寇中的相当比例。如建炎三年（1129），金兵分三路入侵江南，“江、浙兵皆散而为盗”《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60，绍兴二年十一月己巳。。此外，还有受土匪、豪强胁迫而被迫成为盗寇的普通百姓和因遭受战乱破坏、背井离乡无家可归的流民参看何忠礼等：《南宋史稿》，第二章《南宋初年的农民起义和游寇》。。据不完全统计，建炎元年（1127）到绍兴五年（1135），南宋规模较大的盗寇集团有二十多个，其中主要有李成、张用、曹成、李宏、马友、张遇、王善、桑仲、张琪、邵青、孔彦州、刘忠、雷进、韩京、吴锡等集团。这些集团，人数多则十几万，少则也有万人以上。江淮和荆湖地区则是他们活动最为猖獗的地区。这种形势决定了初建的南宋政权，不得不两面作战：一面应对强大的外敌，一面应付内部的兵变以及民变。形势严峻，可想而知。三位宰相执政期间，都面临这一棘手问题。如何平定兵变、民变问题，成为对三位宰相执政的考验，更是南宋能否立足的关键。而三位宰相在地方执政期间，平定兵变、民变也成为他们重要的施政内容。正是他们使用了相同或相似的平叛原则与策略，基本解决了兵变、民变问题，才使南宋内部得以安定。二、李纲对民变、兵变的军事行动与策略
1．李纲为相期间的平叛及其策略建炎元年（1127）春天，李纲领命回开封府。此时都城围闭，道路阻绝。当李纲到达太平州时，得知高宗即位，他非常高兴，立即准备率湖南勤王之师回朝入援。然而就在此时，江宁府禁卒周德等人发动了叛乱，“囚帅臣、杀吏民、焚舟船、劫官府”《李纲全集》（下册）附录二《李纲行状中》。，且拥城自守，占据了金陵。周德叛乱，对于南宋这个初生政权无疑是巨大的打击，金陵对于南宋来说，地理位置尤为关键。一旦周德在金陵割据成功，阻断高宗南下之路，后果可想而知。此时经制司属官、文林郎鲍贻逊统勤王兵七千至城下。江淮发运判官、直徽猷阁方孟卿檄贻逊进兵逼城。周德在无奈之下，只好“受招而擐甲”，但是仍然“乘城杀掠如故”。宣教郎、知溧阳县杨邦乂亦起民兵讨之。在太平州的李纲，“遣使谕以勤王，德始受纲节制，然犹桀骜。不以时登舟，欲乘间遁去。”面对周德的反复，李纲到达江宁后，“遂与江南东路转运判官、权安抚司事李弥逊谋大犒群贼于转运司，执德与其徒聂旺，皆磔于市。又诛乱党四十四人。”李纲用计剿灭了周德的叛乱。为了彻底清除这次叛乱，不留后患，李纲又“令提举常平公事、直徽猷阁王枋统其余兵”《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5，建炎元年五月乙亥。。李纲的这次平叛，是南宋成立后的第一次平叛行动，对防止盗寇阻绝长江以南道路，起到了重要作用。就在李纲平叛之时，高宗任命李纲为相，平叛后李纲立即回朝受命。建炎元年（1127）六月五日，李纲刚刚入相，大臣阎真的一份奏折，表明当时南宋面临的盗寇问题严峻：“逆贼见据都城，势力渐固。四方勤王之师，观望首尾，恐误大事。理宜速行江宁府以备缓急，窃虑奸贼乘势先有窥伺江南之意。欲乞更赐严切，催促诸路兵马进发讨逆外，别行选差公忠才明官，前去江南措置事宜，庶得首尾内外相应，可济大事。一淮南贼阎僅猖獗蕲、黄之间；严州瑞安县贼党益炽，荆南窃据，未得平定；群贼李孝忠等见在颍、蔡境内，有窥伺中州之意。若不早行措置，恐闻变乘衅盗据一方，则大事去矣。一契勘江宁府最是控扼去处，见系宇文粹中右丞知府欲乞详酌，如可以委任，即乞速赐箚下，如有所疑，即乞速赐选差有才力官委以措置，不可少缓。实恐盗贼滋蔓啸聚，蜂起据有形势之地，益难制御。”《三朝北盟会编》卷107《起建炎元年六月五日癸亥尽七月乙丑》。从这份札子反映的情况来看：在金人压境、四方勤王之师持观望态度之际，盗贼涌起，很可能乘动荡、南宋无暇顾及之时，占据江淮一带，割据一方。如果形势如此发展的话，一旦中原不保，南宋高宗政权连退路都被截断，将处在金人与盗贼的夹击之中，腹背受敌，后果不堪设想。因此，国初戡定内乱就是一项关系南宋政权生死存亡的大事，刻不容缓。面对如此形势，李纲提出：第一，建立统辖机构，以防止中原勤王之师沦为盗寇或被金人所用。当时的勤王之师，“在州郡者依城郭，无城郭者依大河，西山结山寨以为固，皆推豪杰以为头领，多者数万，少者亦不下万人，如此知名字者已十数处”。因此，李纲提出：“朝廷不因此时置司遣使，有以大慰抚之，分兵以援其危急。臣恐为金人所迫，粮尽力困，坐受其弊；强壮而狡狯者从贼，其次者为盗，老弱稚孺渡河，而朝廷何以待之？且金人善因兵于敌。两路军民，虽怀忠义之心，使救援之兵，久而不至，危急无告，必且愤怨朝廷，使金人因得抚而用之，皆精兵也。彼复何待借兵于他国哉？驱之以扰中原，而将之以酋首，中国之兵亦将望风奔溃，未易御也。”《李纲全集》卷175《建炎进退志总叙上之下》。李纲置河北招抚司、河东经制司，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安抚勤王之师，防止这个群体沦为盗寇，或被金人所用。第二，对已经招安的盗寇进行合理安排，提出“因其力而用之”的原则。李纲入相后，由溃兵沦为盗寇的，如祝靖、薛广、党忠、阎瑾、王在之徒皆招安赴行在，共有十几万人。如何安置这些已经接受招安的溃兵，不仅关系到南宋政局的稳定，而且对其他盗寇也具有示范影响作用。为此，李纲提出：“今日盗贼，正当因其力而用之，如光武用铜马、绿林、下江之属，以定天下；曹操亦用黄巾以破袁绍。顾所以驾驭之者如何耳，不移徙其部曲，则易以叛去；移徙之，则彼必致疑。正当以术制之，使由而不知则可。”高宗按照李纲提出的原则，“命御营司差官，每招安到一头项，即先号令，有元系良民愿归业，及有营房，兵卒愿归营者，给劵及公据遣之，遣去大半；又择其羸弱不胜兵者放散，独留强壮愿充行阵立功者，以新法团结，每一军差大小使臣充部队将，及择有材略者为统制官以统之；而其头领皆命以官，于他统制下充准备将领及差遣之类。”这样的做法，不仅杜绝了这些人再次聚集为寇的可能，又为军队补充了兵力，使得“无叛去者”《李纲全集》卷176《建炎进退志总叙下之上》。。宗泽则贯彻了李纲的这种平叛理念，在他就任开封府尹后，集合各种军事武装，包括各种盗寇，将之编组成军，“公（宗泽）自留钥甫半载，威誉四驰，远近归心，招致贼徒，如王再兴兵五万，李贵兵二万人，往来淮上，王善兵号七十万骑，护万乘、寇濮州，杨进自号‘没角牛’，兵三十余万，并王大郎等诸头项人马百余万众，所至侵掠。公徧遣人喻以祸福，招来之。群盗素知公，悉听命，相继至进，尤所敬慕，愿效死，军声甚振”《宗忠简公文集》，《遗事》。。日本学者寺地遵先生认为，宗泽“成功地将李纲所构想的军事体制具体化”寺地遵：《南宋初期政治史研究》，第二章《与宋政权重建构想有关的政治斗争》。，一时之间，盗寇问题得到了很好的解决。第三，对于不接受招安的盗寇，李纲则提出“不先靖内寇，则无以御外侮，盗贼虽主于招安，然不震耀威武，使知所惧，则彼无所忌惮，势难遽平。宜分遣兵将，讨殄数处，则余者自服”《李纲全集》卷176《建炎进退志总叙下之上》。的原则。当时淮宁之杜用，山东之李昱，河北之丁顺、王善、杨进，皆拥兵数万不可招，而拱州之黎驿、单州之鱼台，亦有溃卒数千为乱，影响颇大。高宗采纳了宰相李纲的建议，派遣御营都统制王渊率师讨杜用，都巡检刘光世讨拱州叛兵，统制官乔仲福讨李昱，韩世忠讨鱼台贼。不旬月间皆破之，斩杜用、李昱，获甲马宝货不赀，余悉平殄。丁顺、杨进乃就招抚司招安过河。《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7，建炎元年七月庚寅。《李纲全集》卷176《建炎进退志总叙下之上》。李纲为相期间，招安平定了上述的溃军、盗寇后，还有当时的盗寇李孝忠未能平定。“李孝忠破襄阳、扰京西、湖北”《李纲全集》卷176《建炎进退志总叙下之上》。，给这一带百姓带来了极大的危害，“李孝忠破襄阳府，守臣直徽猷阁黄叔敖弃城去。孝忠遂入城肆焚，劫掠子女，尽驱强壮为军”《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5，建炎元年五月丙辰。。非但如此，李孝忠占据要道，阻碍了地方与京城的沟通往来，“初京城既破，武略大夫、光州刺史郭京自宣化门南遁，引所部六甲神兵二千人至襄阳府，屯洞山寺，欲立宗室为帝。陕西制置使钱盖、西道都总管王襄、统制官张思正等止之，不听。思正乘间会兵，执京囚之。至是以闻，既而思正持京以献，道为剧盗李孝忠所夺”《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4，建炎元年四月乙亥。。李孝忠所率的武装，成为南宋建国后的大患。李纲大胆起用尚怀不轨之心的范琼平定李孝忠。“李孝忠既破襄阳，扰京西诸郡。纲以京城都廵检使、温州观察使范琼反侧不自安，因命琼讨李孝忠，使离都城，且示以不疑之意，琼乃将所部赴行在，既而丁顺等皆赴河北招抚司自效，盗益衰。”《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7，建炎元年七月庚寅。《李纲全集》详细记载了此事：“余建议遣范琼讨之（李孝忠）。范琼者，在靖康间为统制官，将兵河东，颇宣力。其后归京师，权步军都指挥使。京城破，渊圣幸虏营，留不遣。有门宣赞舍人吴革者，私结禁卫，欲劫虏营，迎渊圣归。谋泄，为琼及殿前都虞候左言诛之。上即位，琼不自安，朝廷以其握重兵，为降诏言：‘节义所以责士大夫，至于武臣卒伍，当阔略之，以责后效。’琼尚反侧，至是，余奏遣之讨贼，使离都城，琼以朝廷委用之，心乃安，卒杀孝忠，招安其余党以赴行在。”《李纲全集》卷176《建炎进退志总叙下之上》。这样，范琼基本平定了李孝忠的武装。在李纲执政短短的七十几天，“使渡河讨贼。才两月间，威令稍振”《李纲全集》卷19《诗十五》，《建炎行·并序》。，对南宋动荡的政局起到稳定的作用。在平叛过程中，李纲也注意采取一些策略。首先，李纲提出：“专事招安，则彼无所畏惮，势难遽平。”《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7，建炎元年七月庚寅。李纲主张招安、严厉打击两手策略并行。“且捕且招，威令既行，则穷寇别无他策，必须自归。”《李纲全集》附录二《李纲行状下》。其次，主张南宋政府从思想物质两个方面入手，实行宽民措施，以彻底解决百姓反叛问题，“结以恩信，使之改过自新，将为贼首徒党、桀黠之人尽赴军前使唤，以除后患，此最策之上者。……至于盗贼衰息之后，又须县令得人劳心抚字，使作过桀黠之人既去，良民得以复业，安于田亩，乃可以化盗区复为乐土。……其贼平定之后，量与蠲免租税，已前欠负，并免催科。庶几，官吏尽心，民庶安业，复有承平之象”《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01，绍兴六年五月甲午。。在李纲罢相后，黄潜善、汪伯彦等一改李纲做法。随着南宋政权的南渡，民变、兵变问题更加严重，影响南宋政局的存亡。原因如下：宗泽曾说：“自移淮甸，强盗如猬毛而起，正以去朝廷远，无所归，至于此耳。臣谓自京城围闭，天下忠义之士梯山航海数千里争先勤王者，大臣不能抚而用之，使之饥馑流离，弱者填沟壑，强者为盗贼，此非勤王之人罪，皆一时措置乖谬耳。今河东、河西不随番贼而自保山寨者不知其几千万人，诸处节义士夫不爱其身而自刺其面为争先救驾者亦不知其几，陛下以勤王者为贼，则此二者，岂不失其心邪？此皆词臣失职之过，愿陛下黜代言之臣，更降罪已之，诏许还阙之期，则天下之人尽皆迁善远罪，不犯有司，岂复有为盗者不报？”《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卷3《高宗皇帝三》。实际上，宗泽认为，民变、兵变频生，是因为高宗南渡后，当时执政者黄潜善、汪伯彦对十几万勤王之师没有作出妥善安排造成的。宗泽去世后，由于继任者杜充改变政策的缘故，宗泽招抚的盗寇复又叛去。“（宗）泽方留守，时尝有志经略河东、河北，故两河豪杰皆聚保形势，期以应泽。泽又招抚河南，群贼集城下，欲遣迎复两宫。议既定，先以薛广、张用、王善前驱，才离城下，而泽已死。杜充无意于虏，尽反泽所为。故河北诸屯豪杰皆散，而充又务诛杀，故城下兵复去为盗，掠西南州县，数岁不能止。”《三朝北盟会编》卷118《杜充为京城留守》。当时，地方官吏对兵卒赏罚不公，直接造成兵变。如杭州兵变，原因是“杭卒初无叛心，止缘守臣叶梦得不以时支赏、遂致纷纷”《皇朝中兴纪事本末》卷3，起建炎元年十月尽十二月。。由于以上原因，造成了李纲之后，盗寇频仍。再加上此时金人对高宗的追击，南宋政局更为不稳，各地形成了几支规模大、危害强的盗寇武装集团。当时规模最大、对南宋危害最大的是李成叛军。“时金人横行山东，群盗李成辈因之为乱。金左元帅尼雅满将由东平历徐、泗以逼行在。左右仆射黄潜善、汪伯彦皆无远略，且斥堠不明。自京城至泗州，道途甚远，其京城斥堠，但委之御史台，南京则委之留台，泗上则委之郡守，未尝多以金帛，专遣人探金之动息。成虽前为江淮制置使刘光世所败而走，然成众未解也。是月，淮北屡有警报，皆谓成余党无足畏者。金人觇知朝廷不戒，亦伪称成党以疑我师云。”《皇朝中兴纪事本末》卷7，起建炎二年十月尽十二月。除李成外，中原还有张用、王善、杨进，以及山东“阎皋众二万据维州，张成众五万据莱州，有葛进者，来攻青州”《皇朝中兴纪事本末》卷8下，起建炎三年正月尽三月。。如此一来，南宋的形势更加危急。
2．李纲任职地方时的平叛及其策略从建炎元年（1127）李纲罢相后到绍兴元年（1131），李纲度过了一段贬谪、放还任便居住的岁月。绍兴元年（1131）正月二十二日，李纲提举临安府洞宵宫。是月，李纲携家眷从福建家乡出发赵效宣：《李纲年谱长编》，《香港新亚研究所专刊》，1968年。，一路上，李纲亲历了盗贼蜂起的景象，如他在诗中描绘的那样：
我来寓杉江，客馆未暖席。纷然群盗起，环境暗锋镝。束装呼仆夫，又复事远适。峨峨章源岭，峻峭初未识。
攀援仅能进，十步九倾侧。风吹雾雨来，草木尽矛戟。朝登暮始降，落日半天赤。儿童饥屡啼，徒御疲已极。薄游玉华洞，庶可稍休息。东郊遽不开，蜂蚁迭吞食。避寇如避弩，吾敢惮行役。驱车适沙阳，颇喜田野辟。虽经兵火余，邑屋幸如昔。旧游疑梦中，一一有遗迹。寓轩存佛宫，修竹自春色。峥嵘凝翠阁，尚对七峰碧。故人皆避地，谁与道胸臆？理舟剑浦行，稍就宽旷域。溪流正湍暴，恶子亦充斥。脱身险阻中，协济藉众力。吟哦杜陵诗，妙语皆中的。丧乱古今同，临风意如织。《李纲全集》卷28《诗二十四》，《闻建寇逼境携家由将乐沙县以如剑浦》。
绍兴二年（1132），吕颐浩二度为相，采取“先平内寇，然后可以御外侮”的原则，加大对盗寇的打击。李纲在这样的背景下，于绍兴二年（1132）二月八日被任命为荆湖南路宣抚使兼知潭州。李纲于同年八月到达湖南境内。当时境内既有义军杨么等武装，又有曹成、马友等溃兵劫掠。使得湖南深受民变、兵变的危害，“累年以来，为盗贼之所侵扰，官兵讨捕，又皆科敷，民间应副钱粮，次数既频，无可供应。上户类皆逃移，往别路营生，抛下田产，不复料理；其中下户，出卖产业净尽，犹未足以应副须索。是致人户不敢归业，公私受害”《李纲全集》卷71《奏议》，《乞下本路及诸路转运司科敷钱米于田亩上均借奏状》。。李纲到任后，采取招安、镇压两手政策，从绍兴二年八月到年底，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内，境内的盗寇基本被平定，只剩杨么义军没有肃清。曹成本是“河北百岁忠义之民，勇捍敢战之士”《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68，绍兴三年九月壬戌。的民兵首领，曾经在东京留守宗泽的领导下，参与保卫开封的斗争。宗泽去世后，曹成带领人马，纵兵掳掠，走上反叛朝廷之路。曹成一度接受南宋招安，并任知郢州。但是之后不久又叛，进攻沅州。“曹成下约七万余人，受福建等路宣抚司招安。自辰沅州起发前来，沿路杀人放火，依旧作过，衡、永、全、邵等州，人心震恐。”《李纲全集》卷74《表箚奏议三十六》，《湖南无溃兵作过奏状》。由于当时力量不足以弹压曹成等，李纲一面分其力量，一面亲自监督其出湖南境。“闻曹成将自邵入衡，以趋江西。而韩世忠所留提举官董晈亲兵才数百人，势不足以弹压，即住（驻）师衡阳，遣使谕成，使散其众。成至衡，纲召与语，俾率其余众四万诣建康。”《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60，绍兴二年十一月甲戌。又据《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记载：“将招收到曹成、王方两头项人兵，逐一拣选，内有老弱不堪之人，并行措置放散外，开具的实人兵数目供申。续据董旼申，已行下王方、曹成等，将老弱不堪之人，并行措置沿路放散；乃到邵州，亲自拣选。除放散外，王方下实管四千六百余人，曹成下实管一万六千余人，并老小辎重，不下数万人，声势差大。缘本路衡州及郴永等州军兵稀少，窃虑上件人马到来，难以弹压。及据本路监司州县并衡州父老节次申，乞本司留候曹成到来，遣发出界，保全一路。臣统率一行人马，遂且于衡州驻札，弹压遣发，自茶陵县出江西界，及挪拨钱粮应副支遣。”《李纲全集》卷73《表箚奏议三十五》，《弹压遣发董晈降到王方曹成人马经过衡州出界奏状》。李纲招安、捕获了马友部将步谅、王进、王俊等人，“步谅有兵二万，掠衡山，泊吴集市。纲留统制官韩京屯茶陵以扼贼，而亲帅大军自白沙潜涉江，谅不虞，其至，遂出降”。“至是以闻诏，纲精加拣汰，得七千余人隶诸军。”《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60，绍兴二年十一月甲戌。“除降到王进一头项三千余人外，有王俊一头项一千余人开远去。续据邵州申：王俊犯邵州界内，攻破新化县，四散打虏，逼近邵州，委是危急。臣实时再遣吴锡将带一项军马，前去讨捕。据吴锡申：两处杀死贼徒近一千人，生擒三百余人，获到贼将李赟等，其余残党并各走散。臣及时行下吴锡，须管追袭招捕净尽。又续据吴锡申：追袭前件贼徒，至全州界，杀获贼徒及统领官荣贵外，生擒到统领贼首王俊；其余贼徒七百余人，并已解甲投降，委实净尽。”《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60，绍兴二年十一月甲戌。此外，又招降到安镇等人，“拣选堪出战人兵共一千三百余人，并拨隶陈照、汤尚之管辖，结成队伍，听候使唤”《李纲全集》卷74《奏议》，《湖南无溃兵作过奏状》。。到绍兴二年年底，除了杨么为首的义军外，“目今荆湖南路别无溃兵作过，民渐归业”《李纲全集》卷74《奏议》，《湖南无溃兵作过奏状》。。这一地区的治安基本得到恢复。在平定盗寇的过程中，李纲本着公正的原则，维护了南宋朝廷的尊严。这点体现在李纲强烈要求处置擅杀马友的李宏。“臣窃见拱卫大夫、成州团练使马友，与武功大夫、贵州团练使李宏，皆是北来盗贼，侵犯湖南，占据州县。内马友以尝杀败孔彦舟，已蒙朝廷敕命，除湖南路副总管，在潭州驻扎一年有余。虽胁制官吏，搔扰百姓，掊聚钱粮，赡养徒众，不无过恶，然实未见有背负朝廷之迹。李宏阴图杀害，并诛将佐王成等十数人，却称马友尝有不顺之语，不敢依从。于六月一日统兵入城，已将马友处置讫。既无证佐，事理难明，设使马友有不顺言语，及诸般过恶，近则有福建等路宣抚司，见在吉州；远则有朝廷，皆可申陈，听候指挥，岂可擅行诛戮？如杀一副总管，以言语他故加之，则以次将领，凡欲戕害将帅者，何所不可？方今朝廷欲振起中兴之业，正当分别是非，明辨曲直，使号令所及，群盗心服，自然不劳兵革可以底定。今马友下溃散军兵，数万为群，散漫于江湖间，虏掠作过，虽加招抚，往往以此为言，未肯听从。今来李宏已随韩世忠军中前去。伏望圣慈特降睿旨，将李宏特正典刑，庶几四方盗贼，见朝廷纲纪既正，渐次率服。”《李纲全集》卷72《奏议》，《乞正李宏擅杀马友典刑奏状》。并且李纲指出，如果不对李宏典刑，会对其他盗贼带来不利影响，“显见李宏图杀马友，本非激于忠义，若不明正典刑，深虑为盗贼所窥，上累国体不细”《李纲全集》卷72《奏议》，《小帖子》。。对于不听从朝廷政令的平叛官员，李纲坚决予以惩处。“初，（张）中（忠）彦以讨捕驻军广州，胁制州县，供亿以万计，一路为之震扰。朝廷拨隶杨惟忠、李回、岳飞、孟庾、韩世忠、李纲，皆不禀命”《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59，绍兴二年十月壬寅。，并且“称不曾被受朝廷指挥。见在广州招纳亡命郭中复、宋安国、宋举正及袁潭等在其军中，日夜谋议，恣为不法，愈见狂悖”《李纲全集》卷72《奏议》，《张中彦不肯赴本司公参乞依旧归江西任表状》。。李纲用计逮捕了张忠彦，“纲察中（忠）彦意乐为郡檄，令权知岳州，中彦果至，即械送狱，遂并其军”《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59，绍兴二年十月壬寅。。朝廷最终采纳了李纲的建议，处决了张忠彦。“诏斩江西兵马副钤辖张中（忠）彦于潭州，用帅臣李纲奏也”《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61，绍兴二年十二月庚子。，维护了朝廷平叛政令的畅通。李纲在平叛中，尽量维护百姓的利益。针对地方官吏以平叛为由，借以科扰、侵渔百姓的现象，李纲提出“一路州县官吏，多系权摄，与人吏通共作弊，侵渔搔扰，莫甚于此。且以今年计之，应副曹成及岳飞并福建宣抚人兵，已是三次科率，民力安得不困？臣见痛加止绝，出榜州县，将前项科须未纳人户，并更不得催理。自今以往，一切科须，并行住罢；如有军期急阙，常赋不足，非奉臣本司指挥，不得擅行科率；却令州县依法于省限内催理正税，其以前科敷之数，依去年明堂赦文，许于正税内克折。见体究作过实有情弊官吏，续具奏闻，乞重置典宪”《李纲全集》卷71《奏议》，《乞下本路及诸路转运司科敷钱米于田亩上均借奏状》。。对于平盗中浩繁的军队开支，李纲积极采取应对措施，筹措军费，“许令臣本司自备钱本，前去广西出产海盐地分，计置煎盐于二千一百万斤，十分数内，只乞二分之数，计四百二十万斤。本司自备舟船脚力，般运前来本路出卖，庶几盐价稍平，民不艰食，赢余之数，可以赡养军兵，不致仰烦朝廷应副”《李纲全集》卷72《奏议》，《乞本司自备钱本前去广西出产盐地分计置煎盐奏状》。。当时宰相吕颐浩同意了李纲的请求。李纲在地方的经济措施，也成为吕颐浩整个经济改革的一部分。除此之外，对于湖南遭受盗寇破坏最为严重的潭州地区，“湖南一路，累经残破，民力困乏，在潭州诸县尤甚。自经孔彦舟、马友等屯泊日久，劫掠殆尽。至如湘阴一县之税赋，几无人户可催输纳。通计诸县，见存凋零人户，税赋不多，各系兵火；后来不住应副岳飞、韩世忠大军，委是重困，缓急难更科须”，李纲提出“将益阳县财赋依旧充潭州支用，其鼎州钱粮乞令广西路挪融应副施行，庶免误事”，《李纲全集》卷75《奏议》，《乞取益阳财赋还潭州奏状》。以这样的方式解决盗寇劫掠后州县的经济。在平叛中，对于无辜百姓，李纲则加以保护。韩世忠攻打福建义军范汝为所占据的建州城，久攻不下，“疑城中人（建州）皆附贼，欲尽杀之”。当时李纲时在福州，“见世忠曰：‘建州百姓多无辜。’世忠受教。及城破，世忠令军人悉驻城上，毋得下植旗于城之三隅，令士民自相别，农者给牛种使耕，商贾者弛征禁，为贼胁从者汰遣，独取其附贼者诛之。由是多所全活”《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51，绍兴二年正月辛丑。。李纲的做法，深受百姓的爱戴。李纲还配合了朝廷其他地区的平叛行动。桑仲叛乱后，其余党李横，与知随州李道，攻围德安府，德安府派人向荆南求援。而荆南军府事解潜拒不出兵，遭到李纲的批评，希望朝廷敦促其出兵援救：“盖谓诸镇平时无事，不许擅自出兵相加，如系有盗贼攻围，理宜互相救援。今来襄、邓镇抚使李横叛逆，擅自出兵，攻围德安府，以蜡书求荆南应援。解潜却称上件指挥，不敢出兵。窃虑有失元降诏旨之意，深属不便。伏望圣慈特降睿旨，申明元降指挥之意，行下诸镇，庶几协力应援，可以捍御外寇。”《李纲全集》卷73《奏议》，《乞下镇抚使令有寇盗侵犯邻镇合出兵迭相应援奏状》。绍兴三年（1133）三月，“江西安抚大使司将官李宗谅、燕筠以所部叛于筠州，引兵侵浏阳诸县。李纲为湖南安抚使，遣兵击降之。诏宗谅、筠戮于市，其众分隶诸军”《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63，绍兴三年三月甲申。。李纲在湖南期间，虽然没有完全平定以杨么为首的荆湖义军，但是，李纲也做了一些工作，为之后完全平定义军奠定了基础，“湖南境内溃兵为盗者悉平。惟湖寇杨太据洞庭，文榜指斥，言词不逊。纲命统领官李建、马凖、吴锡分屯襄阳、益阳桥口以备之。湖南无水军，纲乃拘集沿江鱼网户得三千人屯潭州，言于朝，乞合兵讨荡。诏湖北安抚使刘洪道、知鼎州程昌寓、荆南镇抚使解潜遣兵会之，仍权听纲节制”《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60，绍兴二年十一月甲戌。。绍兴五年（1135）十月十六日，起复李纲为江南西路安抚制置大使兼知洪州。李纲于次年四月到达洪州地界。八月，李纲对筠州统领官何球借平盗为名，科敛百姓、欺骗朝廷之事予以揭露，希望当时宰相赵鼎给予处置。“朝廷差到统领官何球，即时依禀，就申世景军中差拨军马，令往虔州措置群盗。未行间，适报筠州管下盗作，因令就便前去措置。本人全不以捕盗为意，公然招收亡命，冒请钱粮，沿路作过，搔扰民户，至有强取民财牛畜，杀伤平人。恐其生事，檄令归司歇泊。又自擅往袁州招安，所为愈甚。本司别差将官马仙前去措置，适得大理寺公文，根究何球盗用官物，凡二十余次札下，令以职事交割与马仙讫回归，并不听从。不免先次勾回军兵，及委提举茶盐赵大夫随宜措置，差人勾押前来，昨日方到本司，已选所属根治。”《李纲全集》卷122《书十五》，《与赵相公第十书》。之后，李纲负责江西地区盗寇的平定行动。《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11，绍兴七年五月丁卯。当时江西地区以虔州的周十隆、谢小鬼为首的农民起义为主。他们屡招屡叛，“为害甚大”《李纲全集》卷94《奏议》，《乞差兵会合措置虔寇奏状》。。李纲认为，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虔寇巢穴多在江西、福建、广南三路界。首置立寨栅，为三窟之计。一处有兵则散往他处，官军既退，则又复团聚。中间遣发军马不能穷讨，止以节制不一之故”《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01，绍兴六年五月甲午。。而捕盗官员“无捕盗之术，谋虑不密，泄漏事机。致令皆怀反侧，结集复行作过”《李纲全集》卷94《奏议》，《乞差兵会合措置虔寇奏状》。。他提出“若节制归一，使不能散逸，且捕且招，威令既行，则穷寇别无他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01，绍兴六年五月甲午。，即“压以重兵，且招且捕；将招出头首，并桀黠徒党，押赴军前使唤”《李纲全集》卷94《奏议》，《乞差兵会合措置虔寇奏状》。。对平定盗寇、义军的有功之臣，李纲向朝廷提出奖赏。最终，周十隆等于绍兴八年（1138）六月接受朝廷招安。更为重要的是，李纲注重平叛之后百姓的安置。“贼平之后，亦合体究着实蠲放租税，使民户得以安业”《李纲全集》卷94《奏议》，《乞差兵会合措置虔寇奏状》。，并且提出了许多具体的宽民措施《李纲全集》卷98《奏议》，《条具利害奏状》。，以彻底杜绝百姓再次与国家抗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