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鼎曾采用优待措施，安抚了即将成盗的李横军。李成被吕颐浩打败后，率领残余力量归顺了伪齐政权。绍兴三年（1133），李成攻下了邓州。当时伪齐军中有欲前往襄阳的兵士，而襄、邓、随、郢等州镇抚使李横，以为是李成率兵攻打襄阳，而且以襄阳军粮不继，无力与李成抗衡为由，率众弃城而逃，使李成毫不费力地占据了襄阳。“（李）横之去襄阳也，欲依解潜以俟命，其参谋官、直龙图阁赵去疾、属官右宣教郎阎大钧劝使归朝待罪。横曰：‘我有乌合之众，所至自谋衣食，人皆谓我为贼，万一诸郡不见纳，奈何？’二人曰：‘我亦官军也，何至是？’已而，湖北安抚使刘洪道果拒之。横大怒，欲杀二人，皆呼曰：‘江西帅赵枢密可归也。’横犹未决。”此时的赵鼎为江西安抚大使兼知洪州。在得知李横的状况后，趁李横还在犹豫不决之时，“赵鼎已遣粮舟至，其众遂安。时权商、虢镇抚使董先、蔡州信阳军镇抚使牛皋先已渡江，至洪州，鼎复以银数千两犒横之众，且檄知黄州鲍贻逊迎劳于境上。横大喜，以所部入洪州”《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69，绍兴三年十月癸卯。。安抚了李横，避免他沦为盗寇，危害南宋。经过吕颐浩执政时期对民变、兵变力量的大力打击，南宋境内兵变、民变集团大为减少。到赵鼎执政时期，还活跃着几支兵变、民变的武装力量。其中规模最大的是杨么领导的荆湖地区的起义军。吕颐浩罢相后，南宋于绍兴三年（1133）冬天，派遣荆南府、潭、鼎、澧、鄂制置使王燮领兵六万，又统率建康府水军正副统制崔增、吴全所领一万水军，与程昌寓的军队配合，发动了对杨么义军的联合围剿，但是遭到了失败。南宋官军“头破额裂，满身中箭，无功而还”《鄂国金佗稡编续编校注》卷26《百氏昭忠录》卷10，《鼎澧逸民叙述杨么事迹二》。，平定兵变、民变中遇到极大的挑战，他们哀叹：“洞庭阻固，累年于兹，招安之人屡遣，而大半不还，水陆之师每进，而无敢深入。”《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85，绍兴五年二月壬辰条，张致远奏议。对于南宋政府而言，杨么起义军问题事关重大：第一，义军所处位置关键，正如张浚所说：“洞庭实据上流……壅遏漕运，格塞形势，为腹心害，不先去之，无以立国。”《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86，绍兴五年闰二月辛酉。第二，义军的存在，牵制了南宋军队的抗金斗争。李纲指出：由于杨么一军“非陆地群盗之比”，并且“据重湖环千余里，出没不常，其徒皆舟人渔子，便于操舟，又有溃散兵卒窜其间，以教之战”，造成南宋军队“欲速成功，则往往不利”，如果与之持久战，“则钱粮之费不赀”。《李纲全集》卷103《与宰相论捍贼札子》。时值金兵南下，朝廷欲将平叛军队调往前线，但是又对起义军有所顾忌，因此极大地牵制了南宋的抗金斗争。更使宋廷担心的是，万一伪齐军队和义军结合，由长江中下游联兵进攻，既可切断东南地区与川陕方面的联系，又可直接构成对临安的威胁，对南宋而言，这也是能否稳固政权的关键。绍兴四年（1134），南宋在击退金、伪齐联军进攻后，抗金形势好转。赵鼎执政后，立即着手全力围剿荆湖地区的义军。朝廷授予张浚右相兼知枢密院事，都督诸路军马，亲自指挥平叛。赵鼎又推荐岳飞，要他从抗金前线“将兵平湖贼杨太”。《宋史》卷28《高宗五》。岳飞在绍兴五年（1135）六月最终平定杨么义军集团，解决了南宋的心腹大患。这其中有赵鼎的一份功劳。在平定盗寇的过程中，赵鼎一方面提出对负隅顽抗的民变、兵变不能一味地使用招安的策略，要严加打击。例如从建炎三年（1129）到绍兴十年（1140）的江西地区的起义，给南宋朝廷也带来极大的震动。而南宋朝廷，以招安为平叛的主要形式。“赵鼎奏，大意以招安为非”《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15，绍兴七年十月癸卯。，主张严厉打击兵变、民变力量，“使凶恶之党知所至有兵，不敢妄动。”这与李纲的“不能专事招安”的平叛策略如出一辙。建炎四年（1130）十月，“辛卯，虔州进士李敦仁与其弟世雄聚众于罗源，有兵万余。是日，破虔化县，又入石城县。诏江西兵马副都监李山与吉州统制官张忠彦会兵讨之”。而此时，正是李成部将马进急攻江州之时，吕颐浩援救行动遭到了失败。一时之间，李敦仁、李成两股武装力量给江东地区带来极大的危害。江东安抚大使吕颐浩向朝廷求助，就怎样援助的问题，高宗君臣引起了争论。宰相范宗尹提议：“令韩世忠屯饶州，张俊留越州，相为声援。”高宗却不同意：“朕日夕念此，未尝忘怀。世忠兵少，与李成相拒，万一决战，小有败衂，国威愈挫。朕欲留世忠浙东，此人忠勇，不畏金兵，敢与之战。使张俊以五千精骑策应之，恐能成功。来春事定，朕亲督诸军巡幸江东，虽过淮南亦所不惮，平此二患不难也。”而时任签枢密院事的赵鼎则认为：“臣恐成辈乘间深入，愈难支吾。”显然，赵鼎希望高宗能够派出重兵平定盗寇。但是高宗不同意赵鼎的观点：‘卿所虑极当，顾力未能及耳。然朕之所说，未必皆是，卿等之言，亦未必皆非，更呼诸将议之。”《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卷8《高宗皇帝八》。这场争论，说明了高宗君臣面对当时国内面临的内、外双重威胁时，处于不知如何抉择的两难境地。另一方面，赵鼎认为百姓之所以走上反叛道路，并不完全由于他们自身的责任，“失业之民，率聚为寇。虽圣恩宽厚贷其胁从，亦既累年而犹家藏兵器，未尝输官州县，既不能止绝，又且听讼理狱，往往许以追证旧事。闾里骚然，各怀反侧。则是朝廷已赦之罪，官吏犹得治之，使德泽阻于布宣，人情积于忿怨。一旦奸心不能自惩，则投兵剚刃，势有必然者，因而聚众阻险，无由自新”《忠正德文集》卷3《奏议中》，《曲赦虔寇》。。失业、地方官吏的弊政是造成他们走上反叛道路的重要因素。因此，赵鼎更加强调对兵变、民变“渐革凶残之气，化为良善之民，使安田亩，永绝后患”《忠正德文集》卷3《奏议中》，《乞下邻路防托虔寇》。。他提出要彻底从思想、物质方面解决兵变、民变问题。不仅要通过教化，使之成为良善之民，更要解决他们的物质问题，使之安于农业生产，以彻底防止他们再次走上反叛的道路。这是在吕颐浩平叛中采取宽民措施以杜绝百姓再次走上反叛道路的基础上，赵鼎更加强调彻底解决百姓的生产生活问题，以及政府对百姓的思想教化作用，以彻底防止再次发生叛乱。这与李纲的平叛策略基本相同。他们的这种思想也影响到最高的统治者高宗。绍兴八年（1138），高宗在如何对待江西盗寇问题上提出了三项策略：“一择帅臣以厌服其心；二任守令以劝课其业；三蠲科役以优给其力。如此，尚或为盗，朕未之闻也。”《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卷23《高宗皇帝二十三》。最高决策者更加注重百姓的生计问题，缓和官民矛盾，有利于维护南宋的长久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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