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三宰相之间的相互关系
1．李纲与吕颐浩的关系李纲、吕颐浩、赵鼎先后为相，但是他们的执政并不是直接的承接关系。然而他们的仕宦沉浮、政策延续与否，多少都与对方有些关系。李纲被罢相后没有被再次起用，与吕颐浩有关。前文已有叙述，李纲在被罢相后，与高宗的关系也有一定的改善。但是，在吕颐浩二度为相期间，否定了李纲在地方的政绩，并且阻绝了李纲重新被起用的可能。吕颐浩初次罢相后，范宗尹代替吕颐浩为相，恢复了李纲的官职。绍兴二年（1132）二月，李纲任知潭州，在湖南着手平盗工作。吕颐浩为相后，对李纲在潭州的平盗活动予以抨击。高宗询问当时的宰相吕颐浩：“湖南巨盗既平，残党复能作过否？”而吕颐浩及其同僚的回答却加深了高宗对李纲的警觉与防范，“吕颐浩曰：‘有未灭者，令李纲收之。然闻纲纵暴，其治潭恐无善状。’上曰：‘朕选任贤才，惟恐有遗。朕盖尝任纲，不知其有何功可纪？若宣和论水灾，如此得望可也。’权邦彦曰：‘纲只是掠虚美。’颐浩曰：‘纲之为党，与蔡京一体。靖康伏阙荐纲者，皆其党，陈公辅、张焘、余应求、程瑀鼓唱为之，至杀内侍，几生大变。’上曰：‘如伏阙事，傥再有，当诛之。’”《皇宋中兴纪事本末》卷22，起绍兴二年七月尽九月。吕颐浩以抨击李纲结党的方式加深了高宗对李纲的嫉恨。徐俯秉承吕颐浩之意，趁此弹劾李纲，“谏议大夫徐俯言纲倨傲”《三朝北盟会编》卷199《十五日辛卯李纲薨》。。于是，李纲再次被罢职。当胡安国向高宗推荐李纲再入中枢为官之时，吕颐浩更是因为自己与秦桧的矛盾阻止李纲的进用。非但如此，吕颐浩还对曾经与李纲关系亲近或者得到李纲重用之人一律不予任用。“翌日，诏（邹）况引对。上曰：‘况，（邹）浩之弟，故欲擢之。’俯曰：‘浩自有子（邹）柄。’吕颐浩曰：‘柄尝为李纲客。然朝廷要当以其父故，湔拂用之，不然，则终陷于纲党，不能自拔。’”《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64，绍兴三年四月癸巳。在吕颐浩任相期间，李纲一直没有得到重用，曾经在李纲为相之时受到重用或者与李纲关系良好的官员也都没有受到重用甚至遭到贬谪。绍兴元年（1131）正月，当吕颐浩被任命为江东安抚大使，负责平盗之时，李纲几次致书，给吕颐浩多方面建议，包括平盗军队的数量安排、出兵线路、后勤保障、当地百姓状况等，并且对吕颐浩的身体状况表示关心。《李纲全集》卷115《书八》，《与吕相公第二书别幅》、《与吕相公第三书别幅》、《与吕相公第四书别幅》、《与吕相公第五书别幅》、《与吕相公第六书别幅》。绍兴二年（1132）二月，李纲任荆湖南路宣抚使，也几次致书吕颐浩，对自己平盗的进展情况向吕颐浩予以通报《李纲全集》卷116《书九》，《与吕相公第七书别幅》，《与吕相公第八书别幅》，《与吕相公第十书别幅》，《与吕相公第十一书别幅》，《与吕相公第十二书别幅》，《与吕相公第十三书别幅》。，对各地之间相互配合平盗行动也给予了建议。对于李纲的建议以及问候，吕颐浩是否回复，就现存史料记载，已不得而知。
2．李纲与赵鼎之间的关系绍兴五年（1135）闰二月，赵鼎趁李纲进献《建炎时政记》的机会，在高宗面前为李纲说情，企图缓和李纲与高宗之间的关系。“观文殿大学士李纲进……《建炎时政记》二册，上谓大臣曰：‘朕已看过，皆是实事。纲近日论事，非往时之比。’赵鼎曰：‘纲才气过人，但自辟属官，多少年浮躁之士，致有所累耳！’”《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卷17《高宗皇帝十七》。之后，在张浚与赵鼎两人共同执政期间，由于共同推荐李纲，李纲再次得到重用。“（绍兴五年十月）乙卯，提举西京崇福宫李纲为江南西路安抚制置大使兼知洪州。初，张浚之谪福州也，纲亦寓居于福，二人相见，除前隙，更相厚善。至是数于上前言其忠。赵鼎尝为纲辟客，亦为上言纲才器过人，故有是命。”《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卷18《高宗皇帝十八》。可见，李纲的再次任职与赵鼎的推荐密不可分。虽然赵鼎推荐李纲为官，但是他还是认为李纲的能力并不能挑起重担，不予重任。“先是，责授清远军节度副使赵鼎在会稽，尝语其客方畴曰：‘张德远建炎复辟之功，岂可忘也。上待臣下有恩，想必讲求矣。’畴曰：‘今日担子极重，秦相欲独负之，恐难也。不知故相中谁可办者？’时李纲、朱胜非皆在。鼎曰：‘伯纪（李纲）、藏一（朱胜非）皆不济事，惟德远（张浚）可尔。’”《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2，绍兴十一年十一月辛酉。在赵鼎看来，张浚的才能远在李纲之上。
3．吕颐浩与赵鼎的关系建炎三年（1129）十一月，当金人追击高宗即将到达浙江之时，吕颐浩献航海避敌之策，当时大臣为此争论得特别激烈，大多数大臣反对高宗航海避敌。时任侍御史的赵鼎指出：“众寡不敌，势难与战，宜姑避之。”《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29，建炎三年十一月己巳。这意味着赵鼎成为当时为数不多的赞同吕颐浩航海之计的大臣之一。接着，在吕颐浩的推荐下，赵鼎出任试御史中丞。但是，吕颐浩和赵鼎并没有因此保持良好的关系。
“鼎为御史中丞，则弹奏颐浩之罪。”《三朝北盟会编》卷155《赵鼎知洪州兼江西南路安抚大使》。赵鼎弹劾吕颐浩的原因是：“自建炎初置御营使，本以行幸，总齐军中之政，而宰相兼领之，遂专兵柄。枢密院几无所预。吕颐浩在位，颛恣尤甚，议者数以为言。上自海道还，鼎率其属共论颐浩之过。”吕颐浩得知后，将赵鼎降职为翰林学士。“鼎引司马光故事，以不习骈俪之文不肯就职。”《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32，建炎四年四月乙酉。两人的矛盾已达到白热化的程度，影响了南宋对金关系的正常决策。因为此时正是韩世忠与金人相持在黄天荡之时，吕颐浩提出亲征，但是这个建议却遭到赵鼎的强烈反对。“及闻韩世忠败金人，颐浩请帝幸浙西，下诏亲征，帝将从之，赵鼎以为不可轻举。颐浩恶其异己，改鼎翰林学士，鼎不拜，改吏部尚书，又不拜。乃上言‘陛下有听纳之诚，而宰相陈拒谏之说，陛下有眷待台臣之意，而宰相挟挫沮言臣之威。’坚卧不出，上疏论颐浩过失，凡千余言。”《历代通鉴辑览》卷84《迁赵鼎为翰林学士辞不拜吕颐浩免》。在赵鼎的弹劾下，吕颐浩被罢为镇南军节度使、醴泉观使。而赵鼎恢复御史中丞之职，并且深得高宗的赏识。吕颐浩去相之后不久，被任命为建康府路安抚大使兼知洪州。而赵鼎却不失时机地在高宗面前贬低、抨击吕颐浩，“建炎四年秋七月，时已除开府仪同三司吕颐浩建康路大帅。甲辰，宰执擬提举太平观刘洪道为参议官，上曰：‘不可，是又欲与颐浩同官。’赵鼎曰：‘颐浩之来尚迟，今先令洪道往池阳措置防江。’上乃许之。因曰：‘议者谓颐浩多引用山东人，且颐浩为相，当收天下人材，而独私乡曲，非公道也。’张守曰：‘立贤无方，正谓此耳’”《皇宋中兴纪事本末》卷14，起建炎四年七月尽九月。。与吕颐浩抨击李纲一样，赵鼎同样抨击吕颐浩任用同乡，结党营私。绍兴八年（1138）正月，在赵鼎二度为相期间，推荐吕颐浩为江东安抚制置大使兼行宫留守。“时上将还临安，而建康留钥，未有所付。赵鼎以颐浩之政，长于弹压，故奏用之。”《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18，绍兴八年正月壬辰。吕颐浩于二月正式被任命，但是吕颐浩因健康原因没有就任。二、三宰相之间的关系对南宋政局的影响三位宰相之间的关系，既有互相汲引的一面，又有互相抨击、阻止彼此任用的一面。他们的这种关系，对南宋的政治带来相当大的影响。如前所述，他们的许多政治理念相同或相似，许多政策也有一定的承接性和延续性，对南宋政权的稳定具有关键性的作用。但是他们之间的互相攻讦也给南宋政局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如频繁的人事变动、重大决策的连贯性受到影响，使得南宋的抗金力量受到削弱而没有形成合力。对此，后人多有惋惜：“颐浩有胆略，处苗、刘之变有功，而与李纲、赵鼎不协，几於媢疾，议者非之。”《资治通鉴后编》卷113《宋纪一百十三》。“朱胜非、吕颐浩处苗、刘之变，或巽用其智，或震奋其威，其于复辟讨贼之功，固有可言矣。然李纲、赵鼎当世之所谓贤者，而胜非、颐浩视之若冰炭然，其中之所存，果何如哉？”《宋史》卷362《吕好问传》。
§§结语
一、绍兴八年之后的三宰相以及南宋政局绍兴八年（1138）秦桧执政后，大权独揽，对不赞成和议的大臣疯狂地打击报复。不主张和议的三宰相，虽已下台，但仍是秦桧防范、打击的重点。所以在绍兴八年（1138）以后，三宰相或病亡，或被贬颠沛，几乎没有在政治中发挥作用，基本上都退出了政治舞台。绍兴八年（1138），李纲上书反对和议，言辞激烈，甚至责问高宗：“遽自屈服，冀延旦暮之命哉？”当时主和的大臣认定李纲忤逆，要求治罪李纲。高宗没有赞同主和大臣的观点，并为李纲开脱：“大臣当如此矣。”《宋史》卷359《李纲下》。绍兴九年（1139），李纲被任命为知潭州、荆湖南路安抚大使。李纲力辞，仍旧提举临安府洞霄宫。绍兴十年（1140），五十八岁的李纲去世。绍兴九年（1139），宋、金第一次绍兴和议后，高宗希望吕颐浩担当陕西事务的重担：“上欲得元臣调护陕西诸将，乃命中使陈永肩，将医宣押颐浩赴行在。颐浩以病老力辞，上赐手札曰：‘朕以陕西重寄，非卿夙德素望不能任，此出自朕意，欲烦卿行。可即日就道，俟到面议当处画事，卿宜深体至意，勿更执谦。’……既而颐浩至行在，上命国医王继先视其疾。颐浩留七日，不能入见。上乃听其辞。”《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27，绍兴九年三月乙未。或许是身体原因，也或许是怕遭到秦桧的打击报复，吕颐浩终究没有接受高宗的任命。在回台州养病之前，吕颐浩上书高宗，不仅分析了陕西的形势，提出了具体的对策，还进一步提出了南宋中兴之策。三月，诏吕颐浩除少傅、依前镇南军节度使，成国公致仕。绍兴九年（1139）四月初一日，六十九岁的吕颐浩病逝。赵鼎被罢相后，秦桧仍然把赵鼎视为心头大患，必欲除之而后快。秦桧利用台谏的力量，不断罗织罪名，迫害赵鼎。接受张邦昌伪楚政权的任命，成为秦桧弹劾赵鼎的一大借口。赵鼎被贬后，仍然上书议论时政。秦桧害怕赵鼎再次被进用，因此加紧了对赵鼎的迫害，除了受伪命外，贪污公款也成为秦桧列举赵鼎的又一项罪状。在御史中丞王次翁接二连三地弹劾下，赵鼎也被一贬再贬。先谪居兴化军，又移漳州，又责清远军节度副使，安置潮州。在潮州五年，赵鼎闭门谢客。即使这样，也未能逃过秦桧的继续迫害。秦桧唆使中丞詹大方诬陷赵鼎受贿。绍兴十四年（1144），五十七岁的赵鼎又被编置吉阳军。接到被贬谪吉阳军的诏令后，赵鼎感慨自己的命运“白首何归，怅余生之无几；丹心未泯，誓九死以不移”《忠正德文集》卷4《谢到吉阳军安置表》。，表现出坚韧不屈的品格。在吉阳军的三年，赵鼎潜居深处。为了避免秦桧迫害家人，赵鼎派人对其子赵汾说：“桧必欲杀我。我不死，一家当诛，我死，尔曹无患。”乃不食。《宋宰辅编年录》卷15《绍兴八年》。绍兴十七年（1147），赵鼎最终绝食，饮恨而亡。孝宗淳熙十五年（1188），朝廷讨论高宗庙庭的配享人选，文臣中吕颐浩和赵鼎当选，与武将韩世忠、张俊一起配享高宗庙庭。这是对吕颐浩和赵鼎执政的承认和最高的褒奖。绍兴八年（1138），在赵鼎被罢相之前，南宋定都临安，政局基本稳定下来。在赵鼎被罢相后，参知政事李光也因反对和议，与秦桧进行了斗争，但是也遭到了失败。随着李光被贬，朝中几乎再没有与秦桧抗衡的力量，秦桧开始独揽朝政，反对和议的大臣都被清除一空，和议已经成为定局。绍兴九年（1139），宋金双方达成和议：金归宋河南地，宋则称臣纳贡。但是，不久兀术即发动政变，掌控了金朝兵权，于是撕毁绍兴九年和约，于绍兴十年（1140）五月，分兵四路，大举进攻南宋。结果却是金兵屡战屡败，绍兴十一年（1141），金退兵于淮北。但是，高宗和秦桧却积极进行议和活动，最终签订了绍兴和议。绍兴和议的内容，已经与赵鼎提出的和议条件有很大的差别了。如果不是南宋急于求和示弱，或许和议的条件能够更为互利平等。不过，绍兴和议的签订，是历史条件与双方军事实力下的产物，是三位宰相对南宋内政外交一系列措施之后，南宋实力增强后的产物，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和议签订后，双方维持了一个较为长期的稳定局面。而南宋政治也进入了长达十七年的秦桧专制时代。二、结语本书从李纲、吕颐浩、赵鼎三位宰相的执政入手，论述了三位宰相在南宋政权建立初期，化解了南宋一次又一次的危机，使得南宋转危为安，终能确立。三位宰相对南宋经济的整顿，使南宋经济迅速恢复发展，逐渐增强了南宋国力。三位宰相执政时，对金朝采取了一致的主战态度，并且对伪齐、金采取了军事行动，逐渐使得宋金军事实力基本达到均衡，到赵鼎执政时，终于定都临安，南宋政权完全确立。三位宰相坚持先平内寇、后御外辱的平盗原则，为政期间，都把平定盗寇作为重要的内政措施，到赵鼎执政期间，基本平定了境内的民变、兵变，稳定了南宋的治安。三位宰相总结了北宋亡国原因，对王安石采取了一致的批判态度，为初建的政权凝聚人心起到了重要作用。南宋政权之所以能够维持半壁江山，最终定都临安，与金达成和议，维持宋金双方均衡的态势，除了与三位宰相的执政有关以外，其他宰相的贡献以及诸大将的功绩，也是不容忽视的。尤其是岳飞、韩世忠等人几次战役的胜利，增强了南宋的军事实力，成为南宋与金抗衡的重要保障。当然，除此之外，金朝内部政局的变动，也是造成宋金均势的一个重要因素。可以说，南宋之所以能够迅速摆脱危机，最终与金维持半壁，是南宋内因与金朝外因相互作用的结果。李纲、吕颐浩、赵鼎在其中发挥了不容忽视的关键作用，如果说，“中兴国政赖三相”，那也并不过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