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公有制性质的国有企业如何与市场经济相结合，是需要着重从所有制关系层面探讨的理论问题，也是需要认真从国民经济运行层面研究的现实问题。在以往改革的历程中，理论界似乎更多的是从所有制关系层面解释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可行性和必要性，而很少从经济运行层面分析二者之间的如何结合。因此，在改革进入攻坚阶段，缺少对国有企业运行方面研究的问题就突出地显露出来。这表明在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总体方案中，关于国有企业的设立范围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界定。2003年成立的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对此始终没有给予详细解释，各省、市、自治区的国有资产监管机构更是从未表态。然而，这确实是一个国有企业改革不可回避的战略问题。只有认真地解决这一问题，才能有效地实现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与市场经济的结合。因此，本章专门讨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有企业的设立范围问题。
一、国有企业应从一般的非竞争性领域退出
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国有企业的设立几乎是无所不在，上至尖端的军事工业，下至百货饮食行业，都是国有企业的天下。这与当年追求所有制越公越好有关，是受超阶段发展思想影响的结果。然而，现实的问题并不是如何声讨或批判旧的体制，而是要按照市场经济的新体制要求尽快确定国有企业新的设立范围。这是一个重大的改革战略问题。如果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客观实际出发，在改革的理论上解决这一战略问题，那么国有企业改革会大大地向前推进的，不会长久地处于一种徘徊状态。因为战略的问题不解决，战术的安排再好，也无济于事。国有企业改革是一场大的革命，涉及的问题很多也很复杂，不能从战略上思考设立范围的变化，或是说没有这方面的思想交锋和审慎决策，可能会使国有企业改革在微观层面上放任自流或停滞不前。所以，战略是最重要的，不先研究战略问题是缺乏逻辑性的。而在战略的研究上，有关国有企业是设立在竞争性领域，还是设立在非竞争性领域，这是一个大的方向问题，是必须准确而鲜明解答的。这是国有企业改革的战略方向的确定，是事关全局的国有企业发展的导向。
从目前国有企业改革的实际走向来看，从中央到地方，全国各地的情况基本是相似的，都是倾向于以非竞争性领域为国有企业的主要设立领域。有的地方甚至完全从竞争性领域退出，只在非竞争性领域设立国有企业。关于这一实际走向，现在大有确认不疑之势，好像没有多少人提出过质疑。但是，从改革的复杂性和艰难性来讲，大概越是看着没有问题的地方，越可能是问题所在。对于这种要以在非竞争性领域立足为国有企业改革创新的观点，我们认为是值得在理论上认真商榷的。我们的商榷不是针对某一个人，很可能是与经济理论界已经取得的共识商榷，所以，我们也就不必引用某些文章的原文了。实际的走向与已经形成共识的观点都是很明确的，即国有企业要退出竞争性领域，主要设立于非竞争性领域。对此，我们的态度是恰恰相反的，因为在确定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市场经济体制下，传统的国有企业需从一般的非竞争性领域退出，今后的国有企业基本上应设立在竞争性领域。
在当代，世界上各个国家的非竞争性领域都基本上是各级政府投资的公营企业进入的领域。当然，有一些发达国家，其民营企业也有相当的一部分进入非竞争性领域。但是，一般地说，非竞争性领域是属于公营企业的经营领域，民营企业进入这一领域是有限定条件的，民营企业应主要活跃于竞争性领域。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通行的准则是公营企业设立于非竞争性领域，但也有变通的情况。在社会高度稳定、法制健全、市场秩序良好的经济环境中，有些国家也允许民营企业投资非竞争性领域并在这一领域经营。不过，这样做实际上是以民营企业代替公营企业发挥作用，而不是否认公营企业的设立作用。也就是说，在非竞争性领域，如果有民营企业存在，民营企业是替代品，是以公营的原则让民营企业发挥同样的作用，因为在这一领域不需要搞竞争，将民营企业在市场竞争条件下的经营方法用在这一领域是不允许的，在此民营企业也要同公营企业一样地非竞争性经营。中国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后，非竞争性领域同竞争性领域一样，统统成为国有企业占据的领域，这种状况在市场化的改革中是需要转变的，在确认中国社会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的前提下，我们应承认中国也需同其他市场经济国家一样设立公营企业，这是由政府投资创办的属于国家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并且要将非竞争性领域交由公营企业经营。这样做，符合当代市场经济国家国民经济运行的通行准则，也符合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但是，迄今为止，在中国明确需要的多种经济成分中，还没有列出公营企业这一类。也就是说，到目前，即改革已进行了20多年，已经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50年了，中国还没有在法律上和政策上确定需要存在国家资本主义这一经济成分，还在延续20世纪50年代后期的传统做法，还在将公营企业混同于国有企业，这种状态的延续是可能产生严重后果的。实际上，在现实的改革中，许多地方已经不是用国有企业的性质取代公营企业的存在，而是以公营企业的模式抹煞国有企业的性质了。因此，在改革进入攻坚阶段，最重要的推进就是要在理论上区分公营企业与国有企业，要将目前在国有企业名义下存在的公营企业分离出去，恢复其本来面目，明确其国家资本主义性质，并明确保留这批企业继续在非竞争性领域经营。然后，以此为指导，进行相关的法律、政策、企业等层面的操作，打破僵局，推动改革。其实，这已经表现出理论落后于实践了，对此，中国经济理论界要负主要责任。这并不是说理论界没有对中国的改革做出贡献，而只是说在公营企业与国有企业的混同上，理论的失误直接导致了改革的徘徊与迷惘。对于公营企业，中国可以请外国的专家和学者来讲一讲，也可以聆听香港教授的教诲，因为公营企业是国家资本主义性质的，外国的专家学者和香港的教授很熟悉国家资本主义企业的经营与管理。可是，对于国有企业，外国的专家学者和香港的教授没有丝毫的发言权，因为中国的国有企业是社会主义公有制性质的，他们根本不了解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的改革。
所以，最重要的改革是理论的改革与推进。理论出现偏差，实践必然出现问题。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并不是不需要国家资本主义性质的公营企业，而是同其他国家一样需要这一类企业，并且，应当明确地讲，在非竞争性领域经营更适合公营企业，国有企业应退出非竞争性领域。这应是国有企业改革的一种大的战略方针，即要有一部分国有企业在非竞争性领域积极主动地制度演化为公营企业，而不是消极被动地做这件事，更不是以此作为国有企业改革的全部内容；另一方面，又应在竞争性领域更深入地展开国有企业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以此使国有企业的发展获得更大的生机与活力，以此推动中国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更具生命力地向更高阶段发展。至于民营企业是不是可以进入非竞争性领域经营的问题，我们的意见是，在现阶段，中国的非竞争性领域原则上应是公营的，中国的国情不同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在这一领域保持政府的直接控制，更有利于国民经济发展。如果在这种格局中有一些例外，那么在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下，应当也是允许存在的。
二、劳务服务行业不适于国有经济的发展模式
从根本上说，公有制先进于私有制，是由人类对自然的认识能力提高决定的，是由生产技术进步决定的。按照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来认识，在生产力的发展状况普遍落后的前提下，不可能出现和保持先进的生产关系，不应当也不允许改变私有制为公有制。无论从哪一方面讲，公有制都必然是生产力高度发达的产物，公有制的产生必然表现人类社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达到了一定的高度。没有生产力的发展，不会有生产关系进步；没有生产力的高度发达，不会有公有制经济出现。但人类社会的进步是具有整体性的和探索性的。不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是同一时代人类社会的组成部分。而在社会主流处于资本主义时代的发展期间，社会主义社会的萌芽探索就可以出现。不过，这种人类社会进步的萌芽探索没有出现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而是出现在历经社会苦难磨炼的发展中国家。在生产力相对落后的国家出现了代表人类社会进步的积极探索，根本的原因还是由于整个人类社会中的生产力已经发展到一定的高度，发展中国家的探索依然是代表整个人类社会做出的，并非只是封闭的发展中国家自身的进步表现，在人类社会整体中，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有着内在的不可分割的联系。由此而言，在发展中国家坚持社会主义发展方向，是十分艰难而可贵的。无论如何，发展中国家关于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探索是代表全人类的，与自己国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是不太相称的。所以，在中国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公有制的国有企业设立只能是起主导作用，还不能大规模地普及，不能超阶段发展。国有企业应设立在竞争性领域，不应设立在非竞争性领域，但是也不能在竞争性领域全面铺开，像改革之前和改革之后的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那样仍然是国有企业包打天下，最低限的直接变化应是国有企业不再设立在那些劳动密集型的劳务服务行业，因为就这些行业目前的状况和公有制的企业性质讲，国有企业的经营与管理不适于这一类行业，即目前情况下的国有企业不宜生存在这一类行业，或者说是这一类行业不适宜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有企业的生存与发展。
劳务服务行业是向生产消费者和生活消费者提供劳务服务产品的行业，市场分布很广，像旅行社、酒店、宾馆、美容美发、休闲娱乐、洗浴保健等行业，都属于这一类服务行业。这一类行业不似工业领域，生产技术不断地发展进步，产品的升级换代很快，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很高。劳务服务仅仅是简单的体力付出，虽也需要有一定的知识和技巧，但更多的是凭经验和体能工作。将来这一类行业怎样发展，现在还不好预测，只是从现在的情况看，以公有制国有企业开始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探索，无须在这一类行业展开。准确地说，这一类行业不代表当代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走在时代前列的公有制经济应代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其具有代表性的探索不应涉及这一类行业。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时代，这一类行业中的企业有的是国有企业，有的是集体性质的企业，而现在的改革要求不仅是国有企业需要改制，就是集体企业也不能保持原有的性质。这一类行业应同其他市场经济国家一样交由民间资本去经营，或由个体劳动者从事独立的服务。
劳务服务的市场需求是千变万化的，处于探索之中的国有企业很难适应这一类行业的市场变化。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社会主义的道路是曲折的，探索是艰难的，国有企业作为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本身也是具有不完全性的，存在诸多的不适应当代市场变化之处。像劳务服务这一类行业的市场变化，对于国有企业来说，如果不退出，在现阶段无论怎样改革，都是难以适应的。作为与私有制不同的公有制企业，国有企业不会交给一个人说了算的，而在领导集体决策的机制下，企业的经营不便应对多变的市场，只能适应于相对稳定的市场关系，所以，就目前的现实情况讲，在劳务服务行业，民间经营可能是更为灵活的，更有生命力的，不论是公有制企业，还是公营制企业，可能经营效果都不如民间经营的更有效。过去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让国有企业也进入这一类行业，那是削足适履，十分的勉强和教条。而今，在市场经济体制逐步走向无善的改革中，再也不能沿袭传统的做法了，应当从理论上明确地认识到国有企业目前的状态不可能适应这一类行业的市场变化，在实际的设立中坚决地将这一类行业排除在外。
若国有企业设立于劳务服务行业，就企业管理而言，也是一个难题。因为这一类行业的经营是比较分散的，而劳动者又都是以直接提供劳务过程为工作内容的，这对以人为本的国有企业，是很难实施有效管理的。现在设立国有企业，不怕规模大，就怕摊子散，凡是比较散的经营格局，都不太适应。问题就在于人员散了不便管理，在国有企业，人人都是主人，而主人与主人之间，相离太散了就不易统一思想和行动，以致会影响到企业的实际经营效果。从逻辑上讲，公有制企业的管理能力应是高于私有制企业的，但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需实事求是的承认，公有制企业的存在是带有一定的探索性的，是发展中国家为整个人类社会的进步做出的探索，而在这种实际的探索中并不能保证企业的管理水平高于一般私有制企业。尤其是像劳务服务行业中的企业，由于经营分散的原因和其他方面的原因，可能对于管理水平的要求是较高的，现在处于探索之中的国有企业做不到在这一类行业实施有效的管理。在未来较长的一段时间内，即在改革成功之后，国有企业的管理能力和水平也还是有限的，因为发展中国家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带有很强的不完全性，所以，不管未来的发展前景如何，在现阶段，改革对于国有企业设立范围的要求应当不包括劳务服务这一类行业。
三、国有企业在行政区域的划分
由于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的总体水平与世界平均水平相比，还是较为落后的，而且与发达国家相比的差距很大。在这种状态下，中国代表全人类进行新的社会主义社会制度探索，以公有制经济的创立为建立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的经济基础，只能是稳步前进，逐渐扩展力量。改革就是要为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和发展这一经济基础创造必要的条件。若还像改革之前那样，将国有企业全面铺开，让国有企业无处不在，并不一定能做到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因为那样做是不切实际的，是严重地违背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这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很可能葬送社会主义探索的事业，欲速则不达。改革以来，除去有一些国有企业陆续破产之外，实际改革的方向只是强调要抓大放小或放中小，还没有从行业的选择上和行政区划的层次上对国有企业的设立范围给予清楚的界定。
针对这种情况，我们认为在改革进入攻坚阶段，有必要在理论上强调，国有企业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不仅需要从非竞争性领域退出，而且也应当明确在省级以下行政区不再设立国有企业。从当代社会主义实践的角度讲，设立国有企业是很严肃的变更社会制度的探索，并不是简单地与私有制企业比市场效率，也不是单纯地为了保障国计民生。国有企业的实践一定要有科学的理论指导，因为这是前所未有的在发展中国家进行的代表全人类社会进步的探索，不可能盲目地走下去，更不可能仅仅依靠政治权力的维护而生存。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有企业的设立一方面要避开生产力技术水平相对低的行业，另一方面要尽可能向代表生产力发展最高水平的行业靠拢，而且还必须达到一定的规模，具有较强的行业竞争力。因此，不从行业的区分讲，仅从行政区划层次讲，在现阶段，国有企业是没有必要设在省级以下的，即除了中央一级的国有企业，只需再有省级的国有企业，不必再有其他地方级别的国有企业，像改革以前那样将国有企业一直办到了县一级。这不能像公营企业那样按行政区划设立到每一级地方政府的管辖层次。
但是，关于省级以下不设国有企业的确定，应是全国“一盘棋”，由中央统一做出决定，然后各地遵照执行，不能各地任意而为，自行其是。在20世纪90年代的改革进程中，曾有过轰动全国的山东省诸城县和福建省泉州市政府自行卖掉国有企业的事情。当然，其他地方也有很多类似的情况，只不过没有诸城和泉州那么典型，没有这两个地方造成的影响大。问题在于，诸城和泉州这两个地方造成的是很不好的影响，开了一个很坏的头。首先，地方政府擅自卖国有企业是越权行为。国有企业是全民所有的企业，由国家代表全民掌握，由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分别代表国家行使所有权（在2002年以前地方政府仅仅有代理权），国家从来没有将国有企业完全交给地方政府处置。在这样的权属关系下，地方政府根本无权卖掉并不属于地方政府所有的国有企业。若越权卖掉，严格地讲，在法制健全的条件下，对当事人是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这不同于小偷小摸，是大大地侵权，是侵犯全民所有的权利。其次，若讲地方政府卖掉的是公营企业，那就是说地方政府无端地放弃了自身应尽的政府职责。从改革的趋势讲，国有企业只能设立在省一级，再往下的行政层次就没有必要设立国有企业了，所以，从未来的情况看，作为地一级的泉州市和作为县一级的诸城县，可以不设国有企业，但是，却必须设公营企业，这属于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属于地方政府的经济职能。也就是说，地方政府不可以不设公营企业，不可以像诸城和泉州那样将政府管辖的企业统统卖掉。尽管不设国有企业，作为地一级和县一级的政府也并不能因此一身轻，未来的规范必然是要求每一级政府包括地一级和县一级都设立各自拥有的公营企业。
中央政府设立的国有企业是代表全民掌握的公有制企业。这些国有企业应是竞争性领域中的特大型企业，代表中国最发达的生产力，是中国与世界先进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最接近的经济力量。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公有制经济中，这些国有企业是核心部分，最体现发展中国家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探索性。改革的成功主要是体现在这些特大型的国有企业的生存活力上。到2020年，中国人口将达到15亿，那时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和进一步发展将对全世界产生巨大的影响，将为全人类的进步做出更大的贡献。在多种经济成分的并存中，中央政府设立的国有企业的数量是较少的，但却代表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与市场经济的有效结合，代表了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的希望。值得注意的是，中央政府设立的国有企业不同于中央政府设立的公营企业，其主要的差别在于国有企业是设立在竞争性领域，而公营企业一般是设立于非竞争性领域，国有企业与中央政府的关系是政企分开的，而公营企业与中央政府的关系是政企不分的。
省级政府设立的国有企业也是代表全民掌握的公有制企业。这些设立在省一级的国有企业也应是竞争性领域中的特大型或大型企业。就目前情况看，太小规模的企业不仅不能成为中央级的国有企业，连省一级的国有企业都不能考虑。这或许是经历了20世纪90年代改革之后才认识到，国有企业要求规模大是发展中国家适应全人类生产力水平创立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一个特点，是中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进行公有制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探索的一个基本特征。省级的国有企业经营一般讲应带有区域性，无须将经营面向全国。若是面向全国经营的，那最好还是归属中央一级的国有企业。但不论是哪一级的国有企业，在技术进步方面，都应是与整个世界联动的，不能自我封闭，更不能远远地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同中央政府设立的国有企业要与中央政府设立的公营企业相区别一样，省一级政府代表全民掌握的国有企业与省政府设立的公营企业也是有区别的。在各个省都一样，国有企业必然不同于公营企业。准确地讲，国有企业设在省一级，但不属于省级政府所有，省级政府只是代表全民掌握这些公有制企业，而省级的公营企业却是归属省政府所有的。
四、国有企业主导高新技术产业发展
国有企业是干什么的？在改革中，有人发出这样的质疑。在这质疑的背后，实际想说的是国有企业没有存在的必要。在现时代，世界上有那么多的发达国家，不是都没有设立国有企业吗？而且，越是发达国家，其公营企业也是越少，这很能说明问题，现时代的国家经济发展与公有制企业和公营制企业无关，各个国家的现代化都是在私有制经济基础上建成的。既然如此，那中国为什么还一定要坚持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性质的国有企业呢？对于这一颇具挑战性的问题，不能用原则和概念来解答，而只能用历史的逻辑来解释。既然在历史上中国是付出了巨大的代价选择了走社会主义道路，那么就承诺了一种历史的责任。这种带有责任的历史不是空洞的，而是真实的，是凝聚着千百万人的鲜血和生命的。这种在沉重的历史中承诺的责任，不是招之即来，抛之即去的，而是注定要在代际相传中保持连续性的。因此，在人类社会必然要从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到社会主义社会的趋势中，中国代表全人类进行新的社会制度和生产方式的探索是十分有意义的，是超前性和开创性的。只要我们勇往直前，就一定能为人类社会的进步做出特殊的贡献。在这样一种关系人类命运的具有震撼性的感召力面前，难道我们还要怯懦地退出吗？为了对历史负责，为了全人类进步的使命，我们要说，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一定要坚持下去，也一定能够坚持下去，国有企业不仅不会自生自灭，而且还要占领企业技术进步的制高点，要成为主导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企业群体。
20世纪中期，人类社会经历了一场伟大的新技术革命，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使得人类生活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这场以计算机技术的产生及其微型化和网络化为标志的工业革命，实现了人类劳动工具以延展人的肢体作用为主向延展人的脑力作用为主转化，表现出人类蕴藏着巨大的认识自然的力量，开创了人类生产的新时代，为人类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进步准备了必要的物质技术基础。自此之后，在现实的市场经济之中，就出现了一个高新技术产业，这一产业代表了人类的现代生产技术发展的最高水平。在其他的市场经济国家，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其高新技术产业都是私有制企业支撑着产业的发展，而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与众不同的是，高新技术产业中有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国有企业要在其中发挥重要的主导作用。这是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特点，也是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特点。
主导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作为企业需要成为产业中的龙头企业。在高新技术产业中，不要说是龙头企业，就是一般企业的构成，也需有巨量的资本，没有足够的资本，是很难进入这一产业的。也就是说，要成为高新技术产业中的龙头企业，是需要有超过一般企业的资本投入量的。这种巨量的资本投入带有巨大的风险性，高风险是这一产业的基本特征。当然，资本的投入量大，风险高，这同时意味着会有高效益和高产出的可能。在中国现阶段，国有企业相比其他所有制企业，有更强的投资实力，新中国的工业基础就是国有企业奠定的，新型工业化的主导也是国有企业承担的，因此，在高新技术产业的龙头企业建设上，国有企业是有绝对的资金优势的，是可以占领这一高地的。作为与人类最高生产力发展水平相对应的公有制经济组织形式，国有企业有责任也有能力推动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在这一点上，要得到充分的体现。中国要以公有制的国有企业作为高新技术产业的龙头企业带动整个国家的经济技术进步，这是与其他市场经济国家不同的。只要国有企业的改革取得成功，中国的这一特色将取得的成就会使整个世界刮目相看的。
除了资金投入，成为高新技术产业的龙头企业，还需要有超过一般企业的人本力量。在现代经济中，人本的作用超过资本的作用主要体现在高新技术企业。这类企业中，不是蓝领员工的人数超过白领员工的人数，像传统企业那样有为数众多的生产线操作工人，而是更多的员工在实验室里工作，生产车间里只有少数员工在操作计算机系统，几乎所有的生产程序都自动化了，企业的经济效益主要取自白领员工的努力。目前，高新技术企业的竞争力主要是落在从事高智力复杂劳动的白领员工的创造力上，因此，各个企业不惜重金聘请各类高级白领人才。一个铁的定律是，哪家企业拥有了一流的人才，哪家企业就获得了生存与发展的原动力。所以，在高新技术产业，要想成为龙头企业，拥有最优秀的人才比拥有资本更重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各个高新技术企业之间的资本都是一样的，不一样的是人本，是不同的智力表现的拥有高科技创新能力的人才。在中国，作为高新技术产业的龙头企业，同样需要拥有一流的最优秀的人才。而相比其他所有制企业，可以说，国有企业能够更强有力地吸引人才，这是国有企业的优势，改革成功之后，完全能够保证国有企业发挥出这一优势来。进入21世纪以来，许多人包括许多外国人不明白中国的经济建设何以取得那么大的成就。2005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超过了18万亿元人民币，经济增长速度达到了9.9%，中国的经济总量在世界排位已经晋升到第六位。这其中的原因很多，但最主要的原因是中国经济界的优秀人才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中，最优秀的人才都是团结在社会主义的旗帜下的，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因此，作为高新技术产业龙头的国有企业，在吸引国内最优秀的科技人才和管理人才方面，是有最大的号召力的，是独具强势的。进入这一类国有企业工作，对于优秀白领人才来说，不仅仅是荣誉，更重要的是具有一种使命感，能够感到有一种社会责任压在自己的肩上。在20世纪的后半期，中国最优秀的科技人才是为中国的两弹一星的成功发射做出巨大的贡献。而在21世纪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中国最优秀的科技人才将为中国的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贡献最大的力量。国有企业依靠最优秀的科技人才，一定能在21世纪成功地带动中国的高新技术产业走向世界的前列。
五、国有企业应主要从事资源开发和基础工业建设
改革后的国有企业的设立范围应当有一个明确的界定。这种界定有两个基本前提：一是范围不要过大；二是边界不必太清。通过上述讨论，可以讲，整个非竞争性领域不在国有企业的设立范围之内，劳务服务行业不在国有企业的设立范围之内，省级以下行政区不必设立国有企业，这样就将国有企业的设立限定在了一个与改革之前相比已是很小的范围。但就是在这个范围内，国有企业的设立也不能是“大满贯”。给出这个范围，只是讲国有企业可以设立在其内，并不是讲这个范围内一定都要设立国有企业。事实上，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刚刚开始的几十年内，国有企业只能起主导作用，不能大面积地铺开，其数量相比其他经济成分，应当是很有限的。从目前的管理能力和适应市场的能力来讲，国有企业基本上不适于设立在竞争很激烈、企业数量很多的行业，一般来说，国有企业应当是规模较大的企业，应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主要从事资源开发和基础工业建设。属于非竞争性领域的基础建设也不是国有企业的责任，那是公营企业的经营范围，国有企业从事的基础工业建设，是属于竞争性领域的经济活动，同资源开发一样，企业经营需要有相当大的规模，设立在普通的中小型企业无法涉足的领域。
资源开发产业包括石油、天然气、煤炭、铁矿、铜矿、盐矿、陶土矿等资源的开采。这一产业同农牧业一样，是现代国民经济的基础。在生产力落后的情况下，资源开发产业是小企业充斥的产业，小矿山比比皆是，效率低、污染大、资源开发率低。现在来看，小矿山开采资源已经成为历史了，即使是在发展中国家，小矿山也都列入国家明令淘汰的名单。在21世纪，不论是哪一个国家，资源开采都已经是高度现代化了。如果还是小矿山开采，不用说污染，不用说资源浪费，就是成本过高也会迫使其下马的，因为与现代的大矿山开采技术相比，小矿山的成本是没有竞争力的。当然，这种成本居高是不包括非法开采的小矿山在内的。从实际情况来看，资源开采产业一般是经营比较稳定的产业，产品基本上不直接供给生活消费，且产品的变化小，市场的行情在正常情况下不会有大的波动，所以在技术发达的今天，这一类产业适宜国有企业进入，国有企业可以大规模的投资保证企业经营的优势树立并长久保持。而且，国有企业进入资源开发产业，对于资源的保护和市场的供应稳定都是极有好处的。其一，国有企业管理规范。资源开发需要铁的纪律，比如煤炭生产，危险性很大，适于半军事化管理，这一点对于管理相对严谨的国有企业是比较适合的。因此，在煤炭行业，国有企业的生产应比其他所有制企业更有效率。现在，中国的煤矿安全事故频出，一年死亡员工人数达6000人之多，这种状况是必须尽快改变的。一些大的国有煤矿也频频出现大事故，这恰恰说明国有企业应继续深化改革。国有煤矿的事故增多，不是改革的结果，而是由于改革不到位。近年来，有一些国有煤矿似乎不再想走国有企业的道路，管理也失去了严格的规范，这是造成事故频发的重要原因。如果坚定地将国有煤矿办下去，坚持国有企业的严格管理，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保证做到煤矿生产管理规范，是可以突出国有企业在煤炭安全生产上的优势的。在今后的改革中，可以考虑对国有煤矿实行规范的半军事化管理，以确保生产安全，杜绝人为事故。其二，国有企业注重保护资源。国有企业是全民所有的企业，在利益上是与全民的要求一致的。矿山资源是国家的资源，也就是全民的资源，保护矿山资源是国有企业应尽的责任。在矿山开发中，国有企业能够做到资源保护第一，而不会像私有制企业那样贯彻利润最大化原则，不会为了追求利润增加而破坏资源的。这种情况在石油、天然气、煤炭等能源开采上都将一样的，作为代表最先进生产关系的国有企业，在探索新的社会进步之中，是可以做到与全民的利益始终保持一致的。改革之前的体制僵化与改革之中的过渡性行为都不是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国有企业的常规表现，改革的成功会保障国有企业的经营与管理达到公有制经济的原则要求，因而，改革成功后的国有企业适于保留在资源开发产业。其三，国有企业经营稳定。国有企业的经营是以人为本的，以人为本的经营要比以资为本的经营稳定。资源开发产业的生产成果向市场的供应稳定，这对于国民经济的运行稳定很重要，对于保持市场秩序稳定也很重要，而且这是来自上游产业的最基础的保障。而产业的生产要做到稳定，必须实现企业的经营稳定，国有企业在这一方面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作为员工当家做主的企业，国有企业的经营稳定是远远超过私有制企业的。这也是为什么让国有企业选择资源开发产业的一个重要理由。
基础工业建设不同于资源开发产业，但也是适于国有企业设立的领域。在竞争性市场，国有企业不适于进入劳务服务行业，也不适于进入企业为数众多、企业之间竞争过于激烈的行业，国有企业的经营与管理不论怎样改革，也不会像私有制企业那样灵活，国有企业是全民所有的企业，国有企业的经营与管理是受全民所有的社会关系多方面约束的，所以，国有企业根本做不到像私有制企业那样能够灵活地随着多变的市场变来变去。国有企业的设立，至少在现阶段，只能选择那些市场相对比较稳定的行业进入。历史的经验证明，在市场波动起伏比较大的行业，国有企业很难做好；而在市场相对稳定的行业，国有企业还是能够表现出自身的优势。因此，在目前情况下，或许乃至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都不能勉强国有企业进入或保留在那些市场波动较大的行业，或者说都无法改变国有企业不能适应市场波动较大的状况，不能硬逼迫国有企业去适应那些行业。我们可以做到的比较明智的选择只能是避开市场波动较大的行业，专找市场相对稳定的行业保留国有企业的存在。除去资源开发产业，可以说基础工业的各个部门大体上都属于市场相对比较稳定的产业，因此，改革后的国有企业应主要保留在资源开发产业和基础工业的各个部门。当前最重要的不是国有企业占据的行业有多少，国有企业的数量有多少，而是国有企业作为社会主义公有制性质的企业在世界主体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阶段的大时代背景下能在哪些适宜的行业中站住脚，保持规模相对大、数量相对少的存在，奋勇顽强地继续进行为了全人类进步的社会主义探索，具体地推进中国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建设。在国有企业的改革进入攻坚阶段，我们认为，首先要在理论上确认改革后的国有企业应在竞争性领域主要从事资源开发和基础工业建设，不要在其他的竞争性行业继续保持存在，也不要在公营企业设立的非竞争性领域继续保持存在，国有企业的设立范围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应该较小且明确。
据中国目前的情况，国有企业的设立可保持在以下主要行业。
1.钢铁行业。
工业是现代社会的经济支柱，而钢铁业则是现代工业的支柱。有多么发达的钢铁业，就有多么发达的工业。中国在20世纪50年代末，为了1070万吨钢一齐上阵，连土法炼钢都用上了，也仅仅是勉强达到了目标，足以说明当时中国工业的落后。而自从进入21世纪以来，钢铁产量年年猛增，2005年产钢达到3亿多吨，是47年前的近30倍，这说明中国的工业已经强大了，中国的经济正在走向发达。在已经成长为巨人的中国钢铁业中，主要的产能在国有企业，国有企业在这一行业中发挥着顶梁柱的作用。
2.能源工业。
能源工业包括石油工业、煤炭工业、电力工业等。这些行业都是国民经济的支柱，国有企业在这些行业可发挥主力作用。石油开采是艰苦的，煤炭工业有相当大的危险性，电力工业是整个国民经济的咽喉，国有企业可以在这些行业大有作为，承担最重要的生产任务。事实上，在能源工业的各个行业，生产都可实行半军事化管理，这对于国有企业的进入是非常适宜的。在这些行业，做大做强国有企业，就等于是做大做强了整个能源工业。
3.化学工业。
化学工业包括石油化工、煤化工、磷化工等主要化工行业。这也是适于国有企业生存的行业。化工行业一般都是大规模生产，有复杂的生产工艺和技术。国有企业的经营可以在这些行业保持一定的稳定性和先进性，不会在效益上有所欠缺的。在现阶段，发展化学工业的任务可以放在国有企业肩上。在化学工业的各个竞争性行业，国有企业都可以走在最前面。
4.制造业。
制造业包括众多门类的工业品制造部门。国有企业的进入应选择大的部门或关键的部门，并不是每一行业都需要有国有企业。在现阶段，国有企业不进入制造业，并不影响制造业的发展；国有企业进入制造业，也不会妨碍制造业的发展。国有企业只要能改革到位，就能够在这一大行业中生存与发展下去。
5.新技术研究机构。
研究型企业也可以是国有企业性质的。这属于尖端行业，国有企业可以不进入，也可以进入。相对而言，国有企业在这一行业可能更便于管理，即可能运营得很好，因为这一行业对员工要求素质高，这与国有企业性质的根本性要求是一致的，即公有制企业相比私有制企业，不仅仅改变的是生产资料的所有制，更重要的是有更高素质的劳动主体与生产资料相结合，所以，在研究型企业能够更好地体现出这一原则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