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得按照通常来讲，胡总书记每年7月1号会发表讲话，但今年7月1号没有发表讲话，所以引起了外界很多的关注，现在大家看到，就在“七一”过后时间不长，胡总书记在7月23日，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发表了非常重要的讲话。我的看法，这个讲话实际上在一定意义上就替代了往年7月1号都要发表的讲话，这个讲话的发表，我认为有很深刻的背景，大体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考量：
第一，中国目前所处的国际环境。
我认为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我们一直有个比较好的外部环境——国际环境，这确实给中国发展提供了机遇。但是自从美国重返亚洲——前几年开始以后，这个环境应该说发生了非常大的改变。大家可以看到，美国拉拢亚洲一些小国家，围绕南海问题等发生一系列的事端，这给中国的国际环境增加了很大的变数。所以总书记在讲话中说我们现在面临的国内外形势是前所未有的，我觉得在一定意义上也反映这样一个深刻的变化，确实对我们高层的领导战略思维是个非常大的考验。
第二，从我们的社会政治环境来看，我觉得也是一个比较复杂的环境。
现在群体事件还是比较多的。国内的收入分配不公，社会矛盾比较尖锐，贫富差距扩大，这些问题都应该说和过去相比发生了一个比较大的改变，这个改变对我们执政、治理国家也提出了很大的挑战。
第三，从我们经济发展本身来讲，尽管中国经济过去高增长了30年，在1978—2008年这30年平均增长9.8%，中国经济一枝独秀。现在中国经济变成全球老二，去年我们的经济总量达到7.4万亿美元，约合47万亿元人民币，人均达到了5400美元，也是
一种人类奇迹。
但是应该看到，我们现在经济发展放缓，上个季度破“八”了，增长7.6%，经济下行压力越来越大，经济也面临很多变数，这对我们如何保障增长也提出了很大的挑战。 从思想文化内容来讲，我认为目前在十八大召开以前我们有很多期待，感觉中国社会现在集聚了一些问题、矛盾、冲突，人们对十八大有很高的期望，希望通过十八大能够提出更大的改革举措，能够解决目前所面临的问题，所以在十八大以前各种思想都在表达，都希望能够影响主要的政策，不管是倾向改革的甚至反对改革的。在这样关键的时候，亟须中央最高层能有声音，能够出来，在这样关键的时间点上，能够给全国统一思想、统一认识奠定一个思想基础。所以，我认为，这就是十八大召开以前胡总书记讲话的这个基本背景。
讲话站位很高，站在全球这个视野，站在我们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以后这样的高度上来审视中国，全面回顾和总结了过去这些年我们的一些经验，深刻地分析了当前我们面临的经济社会问题，而且对未来作出了很多的前瞻，指明了很重要的方向。从指导思想来讲，我觉得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种传统的表达以外，这次特别强调要把科学发展观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一个很大的发展。
从胡锦涛上任以后提出“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从理论变成全国的实践，我觉得在指导中国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个科学发展并不是说否定过去的“发展是硬道理”，而是讲我们在发展过程中要坚持科学发展，不能拼资源，不能拼环境，要遵循经济发展的规律，实现可持续。如果说没有这种科学发展的理念来支撑的话，我们的现代化进程可能很难持续。所以说，这十年的时间，我认为在这方面我们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总书记在总结这些理论的时候，把科学发展的理论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过去我们从来没有提过的，我认为这是个很大的进步，在一定意义上讲，也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一种完善。
在这次胡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中，他13次提到了“改革开放”，而且强调了“解放思想”的重要性，我认为这也是有很深刻的背景的。中国改革开放经过30多年发展以后，确实遇到了一些困难，就是改革进入到“深水区”、攻坚阶段，如果用老百姓的话来讲就是“好改的都改了，剩下的都是骨头”，都是一些很困难的问题。那么对这些困难的问题要不要改革，如何改革？大家的看法也不完全一样，而且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确实利益格局发生了很大的改变，有些改革可能对一些利益群体的利益是伤害的，他会坚决反对，如果对我这个利益群体有利我会坚决支持，所以，对改革的争议
也在加大。包括老百姓、上层一些官员，对改革的争议都在加大。老百姓的说法很尖锐，说“教育改革使人上不起学”、“医疗改革使人看不起病”、“住房改革使人买不起房”，这些看法肯定是不准确的，但是相当多的社会公众有这种感觉。那么这就要我们认真考量，我们过去的改革政策有没有剥夺老百姓利益的，有没有让大多数人来埋单的，对这样一种伤害多数人利益的改革，我们就要非常谨慎，不能出台这样的政策。对这样的改革，老百姓也不拥护，这是从大众层面、社会层面，需要看到对改革的争议在加大。
领导干部中对改革的认识也会有些分歧，这些分歧包括这两年，前不久“做蛋糕论”还是“分蛋糕论”这种争论，谁做蛋糕呢？还是谁不做蛋糕呢？这种争论都反映了高层对改革也发生了某些争议和分歧。所以在这样的时空点上，需要重构改革共识。但改革共识从哪里重构？这就非常非常关键。我们到底是要坚持邓小平开辟的改革开放道路呢？还是另找一条道路来解决目前我们遇到的问题呢？我认为在十八大以前，这就成为历史到了今天必须回答的问题，不能再含糊，不能再模糊。
恰恰在这个问题上，我认为胡总书记在讲话中用大量的篇幅来阐述，中国即使到了今天仍然要坚持邓小平的改革开放道路，就是邓小平开辟的改革开放道路不能改变，不能动摇，这是他释放出的非常重要的信号，也是非常强烈的信号。过去我们取得的成功就在于坚持改革开放的道路，为了化解我们前进道路上的问题仍然需要我们坚持改革开放的道路，如果离开这条改革开放的道路，可能我们国家社会群众都会受到很大的威胁，这是我认为非常值得关注的。
现在的问题是如何来坚持改革开放？改革开放道路是一个大的口号，在这个口号下，如果说我们没有具体的举措，没有具体的措施，它可能就是一个空洞的口号。
那么要能够有举措，有实际行动，就需要有思想解放，就需要有新的思维，就不能因循守旧，不能抱残守缺，要大胆通过解放思想，在新的历史时点上重构共识，凝聚人心，唤起老百姓对改革的烈火或者说期望，这样我们的改革才能够推进。而恰恰在这点上，我认为过去我们经历过几次大的思想解放都对我们的改革发展产生过深远的影响。比如说1978年邓小平发动的“真理标准讨论”那场思想解放，如果没有那次思想解放的话，我认为它否定不了文化大革命，否定不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否定不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这三个东西在当时否定不了的话，中国不可能实现党和国家工作重心的转移，而工作重心转移不了，我们就不可能走向改革开放的道路，这是有深刻的内在逻辑关系在里面的。
同样，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构成第二次思想解放。在这次思想解放中，我觉得
邓小平关键回答了社会主义阶段共产党执政能不能搞市场经济的问题。他说，计划和市场都是发展经济的手段，不决定一个国家政治制度，资本主义可以有计划，社会主义也可以有市场。这段话彻底打开了中国的思维空间。原来“计划”和“市场”它是发展经济的一种手段而已，它和国家政治制度没有必然的联系，这样就把中国的思维空间彻底打开了，所以1992年以后我们的改革开放上了一个大台阶。如果没有1992年邓小平关于计划和市场这样一种振聋发聩的论述、这场思想解放的话，中国改革开放会不会走到今天？我认为可能是个大问号。
所以我认为，总书记在这次讲话中特别强调思想解放的重要性。实际上我们要看到，从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就讲了“四个坚定不移”：第一，要坚定不移地解放思想；第二，要坚定不移地坚持改革开放；第三，要坚定不移地落实科学发展观；第四，要坚定不移地为实现小康目标而奋斗。
在十七大报告里讲“四个坚定不移”的时候，思想解放是放到第一个的，所以大家看到从2007年以后，广东就提思想解放，湖南也提思想解放，海南也提思想解放。
所以，我认为我们现在仍然要把这场思想解放往前推进，就是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通过解放思想重构改革共识，把邓小平开辟的改革开放道路坚持下去。
从1978年改革开放起步以后，中国一直存在有关改革要不要走这条道路的争论，换句话讲，中国从三十多年以前改革开放刚刚起步的时候就存在一个一直反对改革的极端势力，后来他们一直认为，改革开放的道路错了，方向错了，路线错了，甚至说工人阶级不是领导阶级了，农民阶级沦为社会底层了，到处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它是一种“左”的东西。
同时，也有一种倾向，就是说好像中国一改革是不是就要照搬西方的东西，就要照搬西方三权分立、多党制？这又是一种“右”的表现 。我们一再强调中国的改革是要走自己的道路，要立足于中国的国情，走我们自己的道路，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不动摇，坚持共产党领导地位，这些都是不会动摇的。在这个前提下我们来推动政治改革、经济改革、行政改革、社会改革、文化改革。
总书记这次讲话中，应该说把这些疑虑都回答了，就是坚定地坚持邓小平开辟的改革开放道路，这些最基本的介绍完全没有改变。所以，我认为这是给全国老百姓很大的鼓励。
在这次胡总书记的讲话中，我们还注意到，就是总书记对于当前我国所处的发展阶段，他的判断是“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战略机遇期”。这个“战略机遇期”，首先是从战略层面思考问题的，就是中国可以和平崛起，整个国际大的环境，还是有利
于、有可能给中国发展提供这种机遇的。
总书记这个判断就是给全国一个信号，就是说不要以为现在美国重返亚洲了，我们现在国际环境遇到了很多困难，挑动一些小国家和中国闹对立，我们的国际环境确实也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但是从整体格局上并没有改变中国这个和平战略机遇期本身。我们不要误判，大的方面中国还处在和平发展战略机遇期，这是个大判断。在这个判断下，我们的很多政策制定，很多措施都要围绕这个大的战略来制定，如果这个大的战略本身我们误判了或者判断不准确的话，就会影响到我们很多具体政策的制定。所以，我觉得这个信号还是非常重要的。
在这次胡总书记的讲话中，我们注意到一句语气很坚定的话，就是“我们必须抓紧工作，抓紧落实”，这句话有一种强烈的时不我待的意味，现在从中央那里释放出来的种种声音来讲，一是改革开放这个道路是没有动摇过，而且我们在局部领域也不断在推出一些改革（措施），比如经济层面的、社会层面的、文化层面的、行政层面的，这些方面我们都相继出台了很多改革举措。现在为什么社会有些反映或者老百姓还觉得不尽如人意，现在社会矛盾还比较尖锐，比较激化呢？我想这可能与我们各级党政领导机构、党政官员他们在落实主要的方针政策过程中有些不到位，或者说处理问题有很大的关系。
我们这个权力链条很长，从中央政府—省政府—市政府—县政府—乡镇政府，我们所有的政策都要通过这五级政府来贯彻实施，当然中央政府它主要是制定大政方针的，它是把握方向的，那么大量的实施需要通过省特别是市、县、乡镇这几级基层政府来实现。如果说基层政府在贯彻实施过程中不能原原本本地执行中央的政策指令，或者说对中央的一些宏观调控，中央说的一套，地方做的是另外一套，那么如果中央政策都得不到很好的贯彻实施，可能就会带来很多很多负面的效应。
所以我认为总书记这段讲话，他更多强调的是我们上下如何能够拧成一股绳，能把主要的政策执行到位，使得政策执行中不走样，包括中央提出的解决民生问题，解决老百姓的医疗、社保、就业服务问题，中央拿了很多钱，我们能不能把解决民生问题的这些钱真正用到刀刃上，中间流通环节能够减少这种流失。我想这些都是非常具体、非常关键的问题，只要我们能够把中央的政策原原本本地贯彻实施到最基层，让每个老百姓感受到改革开放的好处，享受到改革开放的成果，我想就能够增加公众对党和政府的信任，也增加对我们这个政权的信任。
说到对于形势的判断，离不开对于目标的明确，胡总书记在讲话中提到了“小康社会”。“小康社会”是我们既定的战略目标，就是我们在“十一五”规划，甚至
“十一五”规划以前，邓小平最早就作过这样一种判断，我们到2020年要建成全面小康社会，这是中国整个现代化进程中一个大的目标。我们围绕这个全面小康社会目标也做了一系列的指标、框架和体系，就是说不是一句空话，全面小康社会它是有一系列的经济、社会等各种指标体系来规范的，所以说既然这个目标是大的目标，我们不能改变它，我认为现在几乎快到倒计时了。
现在是2012年，离全面小康社会的实现只有8年，换句话讲我们“十二五”五年计划实施完了以后，还有个“十三五”五年计划基本就到了全面小康社会了。就是说，我们要分时段来看，我们哪些指标现在还实现不了，哪些指标现在问题还比较多，这是非常关键的。所以说，总书记这个讲话一个是给人们一个信号，就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这个时间点——2020年——不会改变；第二就是全面小康社会这个指标不会降低，我们仍然按照这个既定的目标，要从经济、社会、政治、文化各个领域来推动我们的工作，使得全面小康社会指标能够实现。
有人说这次总书记讲话实际上就是十八大报告的浓缩版，我在一定意义上也认可这个看法。这次我们在十八大报告起草过程中应该说做了很多很多的调研，能形成总书记这个讲话，在一定意义上讲它肯定反映了十八大报告中我们形成的一些主流看法。
这次，总书记集中讲了六个问题，比如转变发展方式问题、政治体制改革问题、民生问题、生态建设问题、文化建设问题，还有党的建设问题。这些问题我认为之所以要强调，不仅仅是我们现在在改革开放发展中集中抓的一些重大问题，甚至也是我们在十八大以后，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主要的政策方针。
从第一个方面来看，从转变发展方式来讲，我们现在走到了尽头，就是这种传统发展方式已经很难再持续下去了，必须下定决心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我把这个转变发展方式的必然性概括为“四个难以为继”：
一是低成本出口战略，以金融危机爆发为标志难以为继。
二是低端产业主导的经济结构难以为继。
三是资源和环境的传统使用方式难以为继。
四是劳动者在收入分配中的占比持续下降以及严重的收入分配不公引发的社会问题使社会稳定的大局难以为继。
第二，他特别强调政治体制改革。我认为这个问题是全世界都在关注的问题，人们老认为中国的改革，经济改革推进比较快，力度比较大，行政改革也搞了六次，但唯独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我们好像所做的力度相对比较小一点，在政治体制方面积聚的问题也比较多。所以，对政治体制改革，各方面都有很高的期待。特别对十八大，
通过十八大能不能在政治体制方面有些考量，有些思考，来推动这个改革，我认为海内外都有很高的期待。恰恰在这个非常关键的问题上，总书记这次讲话作了非常深入的分析。
这里面他强调了以下五点：
第一，特别强调法制，强调社会主义法制。过去这些年来我们的法制条文在完善，但是应该说法制实际上的进程在某些方面有些人说是不进则退，比如司法腐败的问题，司法不公的问题，这些问题都影响到司法公正，所以特别强调社会主义法制。
第二，特别强调社会主义民主，要保证老百姓的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监督权。
这两个方面是总书记在政治体制改革这部分内容特别强调的，这也是目前社会广泛关注的。如果我们能着重在这两个方面，在法制和民主方面有实际的举措，我想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就会大大向前推进一步。比如说选拔官员的差额选举制，这次我们在地方的省市县乡换届中，普遍实行了差额选举，但我认为这个差额选举力度还不够，还应该在更大的范围内、在更大的比例中实行差额选举，这样就给党员、社会老百姓参与选拔官员一种机会，这就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党政官员队伍的生态环境，能够从根本上改变这种机制，这就会对社会产生很大的影响。
第三，他特别强调了资源环境，就是搞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这对我们过去几十年一直搞拼资源、拼环境，没有自己的核心技术，没有自己的专利技术，贴牌生产，专门加工组装，就是粗犷式增长的一种反思。未来我们必须要搞资源环境的友好型，要搞节能减排，要降低碳排放量，要在世界产生高端话语权，逐渐由经济大国变成经济强国，这很重要。
第四，文化建设。去年中央已经作了一个文化建设的决定，这对全国的文化，不管是思想道德建设还是中国的文化产业，还是文化体制改革都会产生很大影响，这次总书记又作了强调。
第五，总书记特别强调“党的建设”。我的看法，中国现在所有的问题最终说到底都在于执政党。如果我们执政党本身没有比较大的改观，在建设方面不能有实质性推进的话，我想公众对党和政府的信任度都会下降。我认为这是中国面临的最大的危险，就是说，一个政权，一个执政机构，一个执政党，一个国家，如果说老百姓不信任你，不支持你，这是最大的危机。而恰恰在这点上，我认为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到现在还找不到一个对公权力有效制约的机制，尽管有纪委、检察、反腐机构、巡视组织，主体很多，但是腐败蔓延的势头没有得到有效控制。所以说，如何约束公权
力，使权力显示在阳光之下，这是我们面临的最大问题之一。
其次，党政自身的改革明显滞后，比如说“三公消费”，社会反应很强烈，公车消费、公务接待、公款出国；关于财产申报公开制，这是国际惯例，但我们现在只有申报环节，还没有公开环节，所以就想立法，说建立关于财产申报公开制，但这个法律到现在没有立起来，老百姓有很高的期待，但是遇到了很大的阻力。再比如官员问责制，行政成本过高。所有这些都和执政党建设息息相关。如果我们在这个方面没有实质性的举措，给老百姓以信心，给老百姓以鼓舞，我们党政的公信力很有可能下降。
现在大的环境变化了，是互联网时代、信息时代，中国现在有5亿网民，3亿微博（用户），现在这个信息发布主体完全改变了，进入了自媒体时代。而且网上传递速度非常快，这个快速被传递，排山倒海式响应，瞬间被放大，网络媒体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这种自媒体时代，如果我们政务形象，信息不能公开，不能面对老百姓，直面自己的问题，我想我们党政机构的公信力还会下降。从这个意义上讲，我认为所有的问题最后都会落到执政党本身，就是我们这个政党如何来执政，如何来面对公众各种各样的质疑，如何面对老百姓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的高涨，满足公众这种诉求，这是我们不可回避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讲，我认为，执政党的建设不仅仅关系到我们的经济社会的现代化问题，甚至关系到我们这个政权的巩固问题。
在党建方面，胡锦涛总书记在这次讲话中也提到了，“要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我记得从十二大开始，我们党的报告最后一部分都是党的建设问题，所以党的建设长期是被我们重视的。但是现在看来，如何来抓党建，党建如何才能够适应目前形势发展变化的需要，这是我们面临的一篇大文章，这个文章我们一直没有完全解决好。我觉得现在要从表面上来看的话，党员的数量不断地在增加，我们现在有8000万党员，世界上的国家总人口达到8000万的也是屈指可数的，我们光党员就有8000多万，这个数量是非常大的。
在党的建设上，总书记这次强调党建这个问题时跳出了传统思维，就是要看到我们执政党面对的这个环境完全改变了，这个环境的改变不仅仅是一个国际环境的改变，甚至也是我们执政机构、国内这个经济社会环境的改变。我们正处在一个非常快速的，也可以说痛苦的社会转型期，这个社会转型期引发了一系列的问题。比如说，追逐各种利益，大面积人口迁徙，从农村走向城市，社会犯罪上升，官员行为得不到控制，这都是世界在社会转型过程中曾经历过的问题，都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我们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所以，要看到执政党执政的外部环境，经济社会环境发生改变对我们提出了很大挑战，这样我们在加强党建的时候就不能用传统的思维，用简单说教
式的，要强调个人自觉，这仅仅是一个方面，还有更严厉的手段。
举个例子，比如香港，香港在1974年以前的官场非常贪腐，在1974年香港就设计一个制度——成立廉政公署，这个廉政公署机构权威性很高，它只对一个人负责任，过去叫总督，现在叫特首，他有权跟踪调查任何一个官员，权力非常大。从1974年建立这个制度以后到现在这三十多年下来，香港现在变成全世界最干净的官场之一，就是它每年在全世界的廉洁评价中大体处在全世界2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前十位。香港是我们的特别行政区，它的官场为什么这么干净呢？我认为这值得我们来思考。
再举个例子，比如梁锦松，梁锦松原来是香港的财政司司长，他找的夫人是伏明霞，跳水皇后。伏明霞生小孩之前他俩就商量，准备家里添置一辆进口高档车。梁锦松作为财政司司长，政策制定者，他很清楚，再要不了多长时间，香港的进口高档车价格要上浮，梁锦松在价格上浮之前先平价买了一辆。后来这个事情曝光了，梁锦松把差价部分拿出来捐给香港公益事业，香港老百姓不答应，又给香港社会道歉，香港老百姓还不答应。最后就由这件事情，梁锦松引咎辞职，永远离开香港官场。大家看到，它管得多么严格。
我们现在党的建设过程中不是没有制度，不是没有政策，我们制定了很多很多规章制度，包括如何请客吃饭，四菜一汤，如何接待，我们很多很多制度都是非常完善的。但这些制度很多都得不到执行。特别是在 一个地方，一个领导的权大于法，一个县上的一把手，省上的一把手，在很多情况下，一把手是很难得到有效监督的。这种现象不是个别现象。这就告诉我们，我们党的建设要重新思考这种思路，过去传统有效的方法我们要坚持，但是更应该按照经济社会发展本身，根据形势要求，我们创造出新的加强党的建设的一些制度和方法，而不是一味地延续过去。这点我认为从总书记讲话中看得非常清楚。
我们不仅要制定完善的制度，还要尽量地去提高公民的监督的意识。让社会能够参与，这是非常重要的。国内外对公权力监督的有效载体有很多，其中有舆论监督、公民监督。公众监督就很重要。我们党是执政党，掌握着大量的国家权力，各级党政领导是以共产党为主体的，其他民主党派是很少的，所以说能把党员领导干部管住，能够有效制约了，整个公权力它就在一个框架中来运行了，就可能在阳光下来运行了，就能够按照老百姓的意志来运行了。所以说，加大公众的监督力度，加大社会监督力度，包括加大媒体监督力度，仍然是我们采取的一种好的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