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国富论》编者伦敦经济学院教授坎南写的介绍是：
“第四编讨论两种不同的政治经济学体系，（1）重商主义，（2）重农主义，但是前者所占的篇幅，即使在第一版中，也为后者的八倍。第一章指出了商业主义或重商主义原理，即财富依存于贸易差额的荒谬；以下五章详细讨论并指明重商主义者力图用来达到他们的荒谬目标的各种卑鄙恶毒手段的的徒劳无益，那就是普通保护主义关税，对来自贸易收支对我有顺差的国家的货物实行禁止或保证重税，退税，奖金和商业条约。第七章是最长的一章，讨论殖民地。根据第一章末尾的预告，这个主题之所以列入本编，是因为建立殖民地的目的，是在利用特殊的特权和垄断权去鼓励出口。但在本章中看不到这一点。殖民地的历史和演进是就事论事来讨论的，没有证明重要殖民地的建立是为了第一章所说的目的。”
“本编最后一章描述了重农主义，并宣布了反对它和重商主义的判断。合适的体系是天然自由的体系，它使国王摆脱了‘监督私人劳动并将其导入最适合于社会利益的用途的责任’。”
二
熊彼特为本编所写的“读者指南”是：
“第四编与第五编几乎一样长，对‘重商主义体系’作了著名的指控，最后一章即第九章还以高傲而仁慈的态度批判了重农学说，这里无需对这种批判加以评论。正是从这种被指控的重商主义体系的灰烬中，产生出了斯密自己的政治体系。读者可以再一次看到，斯密辛勤收集整理出了大量事实材料，而理论都很少，很简单（在这方面，他甚至丝毫没有超越古代的‘前辈’），但这点理论却得到了很好的利用，用来照亮了用事实材料拼成的图案，并用来把事实材料加热到了发光的程度。事实材料太多了，以致互相磕绊，不得不在第四编不伦不类地插入了两篇脱离主题的专论（论储蓄银行和论谷物贸易）。论殖民地那一章（应与该书最后几页比较对照一下）很了不起，也很著名，只是放得不是位置，显得很不协调，但这无关紧要，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一篇杰作，不仅是一篇辩护的杰作，也是一篇分析的杰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