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重农主义体系，或论将土地产物看做各国收入或财富的惟一来源或主要来源的各种政治经济学体系
关于政治经济学中的各种重农主义体系，不需要作出像我认为对重商主义体系所必须作出的那样长的说明。
将土地产物看做各国收入和财富惟一来源的那种体系，就我所知，从来没有为任何国家采用，现时只存在于法国的几个博学多才人士的思想中。对于一种从来没有、或许将来也决不会对世界任何地区造成伤害的体系，肯定不值得用很长的篇幅去考察它的错误。可是，我将力图尽可能明确地说明这一天才体系的大体轮廓。
路易十四的有名的大臣科尔培尔是一位正直、勤勉和博学的人，他对公共账目的检查富有经验、十分精明，是一个有能力的人，总之他在各方面均适于在公共收入的征集和开销中引进方法和良好秩序。这位大臣不幸抱有重商主义体系的一切偏见，按其性质和本质来说这是一种限制和管制的体系，因而为一个勤苦工作的事务家所喜爱，他习惯于管制政府机关的不同部门，建立必要的制衡办法，去使每个部门在各自的领域中运作。他企图对一个大国的工商业按对待政府各部的同一模式去加以管制，不是让每一个人用他自己的方式在平等、自由和公正的没有拘束的计划下去追求他的利益，而是赋予某些产业部门以特殊的权利，同时使其他产业部门受到特殊的限制。他不仅和其他的欧洲大臣一样，倾向于鼓励城市产业多于鼓励乡村产业，而且为了支持城市产业，他甚至愿意抑制和降低乡村产业。为了使食物对城市居民价格低廉，从而鼓励制造业和对外商业，他完全禁止谷物出口，从而使乡村居民不能将自己的最重要的产物送往所有的外国市场。这项禁令，连同法国各省的旧时法律对谷物在各省之间运输施加的限制，以及几乎在所有各省对耕种者的横征暴敛，挫抑了法国农业，使之达不到在土壤如此肥沃、气候如此良好的国家农业自然应有的水平。这种黯淡和萧条状况在全国每一个地区都可以或多或少感觉到，关于它的原因已在进行许多不同的调查。其原因之一似乎是，科尔培尔先生的体制重视城市产业而不重视乡村产业。
俗话说，要使一根歪向一边的竿子变直，你必要使它同样多地歪向另一边。提出以农业作为各国收入和财富惟一来源的体系的法国哲学家们，似乎采用了这条谚语的原则；就像在科尔培尔先生的计划中城市产业肯定比乡村产业被估价过高一样，在这体系中城市产业肯定比乡村产业被估价过低。
他们将对一国土地和劳动年产物在任何方面假定做出过贡献的不同阶级的人分为三个阶级。第一个是土地所有人阶级，第二个是耕种者即农场主和乡村劳工阶级，他们用生产阶级这个特殊称号来尊崇它。第三个是工匠、制造商和商人阶级，他们用不生产阶级这个不名誉称号去贬低它。
所有人对年产物的贡献是对土地改良偶尔所做的支出，即对建筑物、水渠、围墙和其他改良所做的支出，这些是他们在土地上建立或维持的，由于有了这些东西耕种者能以相同的资本生产更多的产物，从而能支付更大的地租。这种提高的地租可以看做是所有人在土地改良上作出的开支或使用的资本应得的利息或利润。这种开支在这个体系中称为土地费用。
耕种者或农场主对年产物的贡献，在这个体系中称为他们在土地耕种上所作的原始的和每年的支出。原始的支出是农具、牲畜、种子以及农场主的家属、雇工和牲畜的维持费，至少是在他从事耕种的头一年的大部分时间内，直至他能从土地获得某种收益以前。每年的支出是种子、农具的损耗、农场主的雇工和牲畜还有他的家属（就其中有人可以被看做是从事耕作的雇工而言）的每年维持费。支付地租以后还留在他手中的那部分产物，应足以：第一，在合理的时间内，至少是在他从事耕作的期间，补偿他全部原始支出，连同资本的普通利润；第二，每年补偿他的年度支出，连同资本的普通利润。这两种支出是农场主在耕作中运用的两种资本；除非它们能经常地回到他手中，连同合理的利润，否则他不能处于和其他行业相同的地位继续经营他自己的行业，考虑到他自己的利益，他必须尽快地离开它，另谋出路。为使农场主能继续从事经营所必要的那一部分土地产物应当被看做是神圣的耕种基金，如果地主加以侵犯，他必然会减少他自己土地的产物，在几年之后，不仅会使农场主无力支付这种苛刻的地租，而且会使他不能支付合理的地租，即地主否则可以从自己土地得到的地租。正当属于地主的地租，只是以最完全的方式支付了以前为生产总产物或全部产物所作的一切必要开支以后剩下的净产物。正是由于耕种者的劳动在完全支付这些必要的开支以后还能提供这种净产物，所以这一类人在这个体系中才用生产阶级这个光荣称号去特别加以区分。他们的原始支出和年度支出也是由于这个原因在这个体系中称为生产费用，因为在补偿自己的价值以后，这些支出还能造成这些净产物的每年再生产。
所谓的土地支出，或地主在改良他的土地上所作的开支，在这个体系中也得到生产费用这个光荣称号。直到这种费用的全部，连同资本的普通利润，由地主从自己土地上的提高地租得到完全补偿以前，那种提高的地租应当被认为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教会和国王均不得侵犯；不能课什一税，也不能课赋税。如其不然，由于抑制了土地改良，教会就抑制了它自己的什一税的未来增长，国王也抑制了他自己的税收的未来增长。在事物的井然有序的状态下，这些土地费用在以最完全的方式再生产其自己的价值以外，在一定的时间以后，同样造成净产物的再生产，因此这种费用在这个体系中被看做生产费用。
可是，这个体系看做是生产的只有这三种支出：地主的土地费用，农场主的原始费用和年度费用。所有其他的费用和所有其他阶级的人民，即使是在人们的普通理解中被认为是最生产的人，按这种说法均被认为是完全不生产的。
尤其是技工和制造业者，他们的劳动在人们的普通理解中大大增加了土地天然产物的价值，在这个体系中也被列为完全不生产的阶级。据说，他们的劳动只补偿了雇用他们的资本，连同资本的普通利润。这种资本包括原料、工具和工资，是他们的雇主垫支给他们的，是预定用来雇用和维持他们的基金。资本的利润是预定用来维持他们的雇主的基金。他们的雇主向他们垫支了他们的工作所必需的原料、工具和工资等资本，也向他自己垫支了为维持他自己所必需的费用，他使这种维持费一般和他预期从产品价格上得到的利润成比例。除非这种价格能偿还他所垫支给他自己的维持费以及他所垫支给他的工人的原料、工具和工资，否则显然没有偿还他在产品上所作的全部开支。可见，制造资本的利润和土地地租不同，不是完全偿还取得总产物所必须作出的全部开支以后剩下来的净产物。农场主的资本给他提供的利润和制造商的资本给制造商提供的利润一样，但它还向另一个人提供地租，制造商的资本则不提供。可见，雇用和维持技工和制造业者所作的支出，只不过是使它自己的价值继续（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存在下去，并不生产任何新价值。因此它完全是不生产的支出。反之，雇用农场主和乡村劳工所作的开支，除了使它自己的价值继续存在以外，还创造一种新价值，即地主的地租。因此它是生产支出。
商业资本和制造资本一样是不生产的。它只是使它自己的价值继续存在，并不生产任何新价值。它的利润只是偿还投资者在投资期间或在他获得资本收益以前垫支给自己的维持费。这种利润只是偿还在投资中所作开支的一部分。
技工和制造业者的劳动，从来不能使每年全部土地天然产物的价值有所增加。它诚然能使它的某些部分的价值大为增加。但在同时它所造成的其他部分的消费恰好等于它对那些部分增加的价值，因此价值总额在任何时刻都没有因之有丝毫增加。例如，制造一对花边的人有时可将或许只值1便士的亚麻的价值提高到30英镑。但是虽然乍看起来他似乎从而使天然产物一部分的价值提高到大约7200倍，他在实际上对每年天然产物总量的价值并无任何增加。花边的制作或许花费他两年的劳动。当其完成时他从花边得到的30镑只不过是偿还他在从事制作的两年中自己垫支给自己的生活费。他每天、每月或每年的劳动在亚麻上增加的价值，只不过是偿还了他自己在这一天、这一月或这一年的消费的价值。因此，在任何时刻，他都没有在每年土地天然产物总量的价值上增加任何东西，他不断消费的那部分产物总是等于他在不断生产的价值。从事这一费用高而又并不重要的制造业的人们大多数都是极端贫困的，这足以使我们相信，他们的制造品的价格在普通情况下并不超过他们的生活资料的价值。而农场主和乡村劳工的产品则完全不同。地主的地租是一种价值，它是在以最完全的方式偿还全部消费，即雇用和维持工人及其雇主的全部开支以后继续生产出来的。
技工、制造业者和商人只有通过节俭才能增加自己社会的收入和财富，或是像在这个体系所说的，通过剥夺，即剥夺自己的预定用作自己生活费的基金的一部分。他们每年再生产的只是这种基金。因此，除非他们每年节约一部分生活资料，除非他们每年剥夺自己的对一部分生活资料的享受，否则他们社会的收入和财富决不会通过他们的劳动而有最小程度的增加。反之，农场主和乡村劳工能完全享受预定用作他们生活费的全部基金，还能同时增加自己社会的收入和财富。在预定用作他们自己生活费的东西以外，他们每年的劳动还能提供一种净产品，这种净产品的增加必然增加他们社会的收入和财富。因此，像法国和英格兰这样的国家，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土地所有人和耕种者组成的，可以经由勤劳和享受致富。反之，像荷兰和汉堡这样的国家，主要是由商人、技工和制造业者组成的，只能通过节俭和剥夺才能变得富起来。由于处境如此不同的国家的利益非常不同，因此国民的普遍性格也不相同。在前一种国家，宽宏、坦白和友爱构成普遍性格的一部分；在后一类国家，则为褊狭、卑鄙和自私的倾向，厌恶所有社会娱乐和享受。
不生产阶级，即商人、技工和制造业者阶级，完全是靠其他两个阶级，即所有人阶级和耕种者阶级，来维持和雇用的。它们向它提供工作原料和生活基金，提供它在从事工作时所消费的谷物和牲畜。所有人和耕种者最后支付不生产阶级的所有工人的工资和所有他们主人的利润。这些工人和他们的雇主严格地说是所有人和耕种者的仆人。他们只是在屋外工作的仆人，像在屋内工作的家仆一样。但是，他们都是同样靠相同的主人来维持的。两者的劳动同样是不生产的。它对每年土地天然产物总额的价值不增加什么东西。它不但不增加这一总额的价值，反而是必须由这一总额支付它的费用和支出。
但这个不生产阶级不但是对其他两个阶级有用，而且是大大有用。利用商人、技工和制造业者的劳动，所有人和耕种者能用较小量的自己劳动的产物去购买自己所需要的外国货物和自己国家的制造品；如果他们试图用自己的笨拙不灵的方式去进口外国货物或自行制造本国制造品，他们就不得不使用较大量的自己的劳动。利用不生产阶级，耕种者可以摆脱许多烦心之事，否则这些事情会分散他对耕种土地的注意力。由于这种不分散的注意力所造成的产量的提高，完全足以支付所有人或耕种人在维持和雇用不生产阶级上的全部支出。商人、技工和制造业者的劳动，虽然按其性质来说是不生产的，但按这种方式却间接地有助于土地产物的增加。它增加生产劳动的生产力，这是由于它让生产劳动可以将自己的劳动专门用于本职工作即土地耕种上，耕地这一业务，由于本职离耕地最远的人的劳动，而常常进行得更为容易，更加完善。
在任何方面限制或挫抑商人、技工、和制造人的劳动，决不可能是符合土地所有人和农场主的利益的。这个不生产阶级享受的自由越大，组成这个阶级的所有不同行业中的竞争也就越大，供应这两个其他阶级的外国货物和他们本国的制造品，也就越低廉。
压迫其他两个阶级也决不符合不生产阶级的利益。用来维持和雇用不生产阶级的，乃是土地的剩余产物，即首先扣除耕种者的维持费，然后扣除所有人的维持费以后剩下的东西。这个剩余额越大，那个阶级的维持费和雇用费也就越大。建立完全的公平、完全的自由和完全的平等就是最简单的秘诀，它可以有效地使所有这三个阶级的繁荣达到最高的程度。
像荷兰和汉堡这样的商业国，主要是由商人、技工和制造业者这一不生产阶级组成的，他们同样是完全靠土地所有人和耕种者来维持和雇用的。惟一不同的是，这些所有人和耕种者大部分离开自己为之供应工作原料和生活基金的商人、技工和制造业者十分遥远，这些所有人和耕种者是其他国家的居民，是其他政府的人民。
可是，这种商业国对那些其他国家的居民不仅是有用，而且是非常有用。它们在某种程度上填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空缺，补充了商人、技工和制造业者的位置，这些其他国家的居民本应当在国内能找到这些人的，但是由于本国政策的某种缺陷，在国内却找不到他们。
对这种商业国的贸易或对它们供应的货物课征高关税，从而挫抑或妨害这些国家的劳动，是决不可能合乎农业国（如果我可以这样称呼它们的话）的利益的。征课这种关税会使这些商品价格更贵，其作用只可能是降低他们自己土地的剩余产物的价值，这些剩余产物或它们的价格（二者是一回事）是用来购买进口商品的。这些关税只能阻止剩余产物的增加，从而阻止他们自己的土地的改良和耕种。反之，提高剩余产物价值，鼓励它们增长从而鼓励他们自己土地的改良和耕种的最有效的办法，是让所有这些商业国的贸易享有最完全的自由。
这种完全的贸易自由甚至是在适当的时候以所有的技工、制造人和商人供应农业国的最有效的办法，它们在国内缺乏这样的人，而这是填补它们在国内所感到的最重要的空缺的最合适最有利的方法。
本国土地剩余产物的不断增加，所创造的资本在适当的时候会比按普通利润率在土地改良和耕种上所能运用的更大；资本的剩余部分自然会转用于在国内雇用技工和制造业者。但这些技工和制造业者发现在国内既有工作原料又有自己的生活基金，就可以立即――虽然技术和技能较差――像商业国的技工和制造业者一样低廉地制作，后者必须从遥远的地方去得到工作原料和生活基金。即使由于缺乏技术和技能，他们在一个时候不能制作得同样低廉，但是在国内找到了市场，他们或许能像商业国的技工和制造人同样廉价地出售自己的产品；当他们的技术和技能得到改进时，他们就可以更加低廉地出售自己的产品。商业国的技工和制造业者在农业国的市场上会立即受到竞争，不久就会售价不及竞争者低，终而被完全挤出市场。这些农业国制造业的低廉，由于技术和技能的逐渐改进，在适当的时候就会使自己的产品销售超出本国市场，将它们送往许多外国市场，在那里它们会按同样的方式将商业国的许多制造品逐渐排挤出去。
农业国天然产物和制造品的这种不断增长，在适当的时候会创造出比按普通利润率在农业或制造业中所能运用的更大的资本。这种资本的剩余自然转向对外贸易，用来将本国天然产物和制造品的超过国内市场需要的部分输出到外国去。在输出自己国家的产物时，农业国的商人比商业国的商人处于更有利的地位，也和农业国的技工和制造业者比商业国的商人和制造业者处于更有利的地位一样，就是能在本国找到货物、原料和食物，而商业国的商人则不得不到远处去寻找这些东西。因此，当航海技术技能较差时，前者在外国市场上能和后者同样低廉地出售货物；而当技术和技能相等时，前者能比后者售价更低。因此，农业国在这个对外贸易部门不久就能和商业国竞争，到时候会把它们完全排挤出这种贸易。
因此，根据这种自由的和宽大的体系，农业国培养自己的技工、制造业者和商人的最有利的方法，就是给予所有其他国家的技工、制造业者和商人以最完全的贸易自由。它会提高自己土地的剩余产物的价值，这种剩余产物的不断增长会建立一种基金，它到时候必然会培养出自己所需要的一切技工、制造业者和商人。
反之，当农业国用高关税或禁止进口来压制外国贸易时，它必然以两种方式损害自己的利益。第一，由于提高所有外国货物和所有制造品的价格，它必然会降低自己土地的剩余产物的真实价值，它是用这些剩余产物或它们的价格（二者是一回事）来购买这些外国货物和制造品的。第二，由于给予自己的技工、制造业者和商人一种国内市场上的垄断权，它会将商业和制造业的利润率提到比农业的利润率更高，从而将以前使用在农业中的一部分资本吸引出来，或阻止本来会进入农业的一部分资本进到农业中去。因此，这种政策以两种方式挫抑农业：第一，降低农产物的真实价值，从而降低农业的利润率；第二，提高所有其他行业的利润率，使农业变得比本来会有的情况更为不利；使贸易和制造业变得比本来会有的情况更为有利；每一个人都为自己的利益所驱使，去尽可能地将自己的资本和自己的劳动从前一种行业转向后一种行业。
虽然用这种压迫的政策能比通过自由贸易所能做到的略为快一些培养出自己的技工、制造业者和商人――可是能否做到是大可怀疑的――但是过早地（如果我们可这样说的话）培养了他们，他们尚未达到完全成熟的时机。由于过于匆忙地培养了一种劳动，它会损害另一种更有价值的劳动。由于过于匆忙地培养了一种只能偿还使用它的资本的劳动，就会减少一种除了带着利润来偿还使用它的资本以外还能提供净产物――地主的自由地租――的劳动。由于过于匆忙地鼓励那种完全不生产的劳动，它就会损害生产的劳动。
根据这种体系，土地年产物总额在上述三个阶级中如何分配，不生产阶级的劳动怎样只补偿它自己消费的价值而没有在任何方面增加那个总额的价值，这个体系的非常有才智的和渊博的作家魁奈先生已经用一些数学公式将其表述。其中第一个，为了要使之突出，他称之为《经济表》，表达了他认为在最完全的自由状态下，因而是在最高的繁荣状态下，这种分配实现的方式；在这种状态下，年产物能提供最大可能的净产物，每一个阶级享受它应有的整个年产物的份额。下面的一些公式表示在不同的限制和管制状态下他认为这种分配实现的方式；在这种状态下，所有人阶级或不生产阶级比耕种者阶级得到的好处更多，两者之一或多或少地侵蚀了应当属于这个生产阶级的份额。每一种这样的侵蚀，每一种对于最完全的自由所建立的自然分配的违犯，根据这个体系，必然会或多或少地逐年降低年产物的价值和总额，必然会造成社会真实财富和收入的逐渐减少，这种减少的进度或快或慢。依侵蚀的程度、依最完全的自由所建立的自然分配受到违犯的程度而定。这些下面的公式表述了不同的减少程度，根据这个体系，是与事物的自然分配受到违犯的程度相适应的。
有些纯理论的医生似乎认为，人体的健康只有靠遵守某种严格的饮食和运动规则才能维持，每一种最小的违犯必然会造成与违犯程度成比例的某种疾病或失调。可是，经验似乎表明，在各种各样的不同养生规则下，人体常常能保持――至少是在表面上――最完全的健康状态，即使是在一般相信远远不是完全卫生的养生规则下。但是人体的健康状态似乎本身就包含某种不为人知的保持健康的性能，在许多方面，能防止和纠正即使是一种非常错误的养生规则的坏影响。魁奈先生本人就是一位医生，是一位纯理论的医生，他对政治实体似乎抱有相同的看法，认为它只在某种严格的养生规则――完全自由和完全公平的严格规则下才能兴盛繁荣。他似乎不认为在政治实体中，每一个人不断作出的改善自己状况的自然努力是一种保持健康的性能，能在许多方面防止和纠正一种政治经济学――在某种程度上既是不公平的又是压迫性的――的坏影响。这样一种政治经济学虽然无疑地多少起着阻碍的作用，却永远不能完全阻止一个国家向着富裕繁荣的自然进步，更不要谈使它倒退了。如果一个国家不享受完全的自由和完全的公正就不能繁荣，那么世界上就没有一个国家能够繁荣起来。可是，在政治实体中，自然的智慧幸而作出了充分的准备，去纠正由于人类的愚蠢和不公正所产生的许多坏影响，就像它在人体中所做的那样，去纠正人的怠惰和无节制所产生的坏影响。
可是，这种政治经济体系的主要错误，似乎在于它把技工、制造业者和商人阶级说成是完全不生产的。下面的几点意见可以表明这种说法的不恰当。
第一，大家承认这个阶级每年再生产出它自己每年消费的价值，使维持和雇用它的资财或资本能继续存在。单凭这一点，就可以看出将不生产这个词用在它身上似乎就是很不恰当的。我们不应当称一门婚事是不生育的，虽然它只生了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去代替父母，没有增加人类的数目，只是使人类像从前一样继续存在。诚然，农场主和乡村劳工除了补偿维持和雇用他们的资本以外，每年还再生产出一种净产物，地主的自由地租。就像一门生三个儿女的婚姻比只生两个的婚姻肯定是更有生产性一样，农场主和乡村劳工的劳动肯定比技工、制造业者和商人的劳动更有生产性。可是，一个阶级的产物较多并不能使另一个阶级成为不生产的。
第二，由于这个缘故，像看待家仆一样去看待技工、制造业者和商人，是完全不恰当的。家仆的劳动并不能使维持和雇用他们的基金继续存在。他们的维持和雇用完全是靠他们的主人出钱，他们所做的工作并不具有偿还这种支出的性质。他们的工作是在做了以后立即消失的服务，并不使自己固定或体现在任何可以出售的商品中，这种商品能偿还他们的工资和维持费的价值。反之，技工、制造业者和商人的劳动则自然固定和体现在某种可以出售的商品中。正是由于这个缘故，在讨论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的那一章中，我将技工、制造业者和商人列为生产劳动者，将家仆列为不生产劳动者。
第三，不论根据何种假设，说技工、制造业者和商人的劳动不增加社会的真实收入，似乎是不恰当的。虽然我们应当假定，像在这个体系中似乎假定的那样，这一阶级每天、每月、每年消费的价值恰好等于它每天、每月、每年生产的价值，但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它的劳动对于真实收入，对于社会的土地和劳动年产物的真实价值没有增加任何东西。例如，一个技工在收获以后的头六个月内，做了价值10镑的工作，尽管他在此期间消费了10镑的谷物和其他生活必需品，却也为社会的土地和劳动年产物真正增加了10镑的价值。当他消费价值十镑的半年收入即谷物和其他生活必需品时，他也生产了同等价值的产品，可以用来为自己或为他人购买相等的半年收入。可见，他在这六个月中所消费和生产的价值不是等于10镑，而是等于20镑。诚然，在任何时刻存在的，可能只不过是这10镑的价值，但是，如果价值10镑的谷物和其他生活必需品是由士兵或家仆消费的，那么六个月终了时存在的就比由于技工的劳动而实际上存在的少10镑。可是，虽然技工生产的东西的价值在任何时刻都不比他所消费的价值大，但在每一个时刻市场上实际存在的货物价值，由于技工所生产的东西，大于在没有这种东西时的价值。
当这种体系的拥护者主张说，技工、制造业者和商人的消费等于他们所生产的东西的价值时，他们的意思或许只不过是，他们的收入，或预定用于他们消费的基金，与他所生产的价值相等。但是，如果他们说得更准确些，只主张说，这一阶级的收入与他们所生产的东西的价值相等，那么读者可能容易地理解为，这一阶级从这一收入中自然会节省下来的东西，必然或多或少会增加社会的真实财富。因此，为了说出像一个论据一样的东西，他们不得不像他们本来所说的那样去说，而这个论据，即使假定事情实际上像它似乎假定的那样，也是一个非常不能令人信服的论据。
第四，农场主和乡村劳工如果不节俭，也像技工、制造业者和商人一样，不能增加真实收入，即他们社会的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任何社会的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只能用两种办法去使之增加：第一，社会上实际维持的有用劳动的生产力的改进；第二，增加这种有用劳动的数量。
有用劳动的生产力的改进，第一，依存于工人能力的改进；第二，依存于他工作时所使用的机器的改进。但是技工和制造业者的劳动，由于它能实行更细致的分工，使每个工人的劳动能比农场主和乡村工人的劳动变得操作更为简单，所以它能在更大的程度上作出这两种改进。可见，在这方面，耕种者阶级不可能比技工和制造业者阶级处于优越的地位。
任何社会中实际使用的有用劳动在数量上的增加，必然完全依存于雇用它的资本的增加；而这一资本的增加又必然和从收入中节约的数量完全相等，或是经营和指挥资本使用的具体人的节约，或者将资本贷与他们的其他人的节约。如果技工、制造业者和商人，像这种体系似乎假定的那样，比所有人和耕种者更有节约和储蓄的自然倾向，那么他们就更有可能增加他们社会中雇用的有用劳动的数量，从而增加它的真实收入，即它的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
第五也是最后，虽然每个国家的居民的收入被认为，像这个体系似乎认为的那样，完全是由他的劳动所能向他们提供的生活资料的数量组成的，但是即使根据这种假设，贸易和制造国的收入，在其他条件相等的情况下，也必然要比没有贸易和制造业的国家的收入要大得多。通过贸易和制造业，每年所能输入一个国家的生活资料的数量，要比它自己的土地在实际耕作状态下所能提供的要大得多。一个城市的居民，虽然自己常常没有土地，却能凭自己的劳动得到其他人民的土地的天然产物，其数量不仅足以供应他们以工作原料，而且可以供应他们以生活资料基金。一个城市和它的邻近农村的关系是怎样，一个独立国和其他独立国的关系也常常是怎样。荷兰从其他国家得到生活资料的方式就是如此：从霍尔斯泰因和日德兰得到活牲畜，从几乎所有欧洲国家得到谷物。小量的制造品就能购买大量的天然产物。所以，一个贸易和制造国自然用自己的一小部分制造品去购买其他国家的大部分天然产物；反之，一个没有商业和制造业的国家一般不得用自己的大部分天然产物去购买其他国家的很小一部分制造品。前者出口的东西仅能维持和供应极少数人，而进口的却是许多人的生活资料和供应品。后者出口的是许多人的供应品和生活资料，而进口的却只是极少数人的生活资料和供应品。前一类国家的居民必然总是享受比他们自己的土地在他们耕种的实际情况下所能提供的数量更大的生活资料。后一类国家的居民则必然总是享受数量小得多的生活资料。
然而，这个体系尽管有一切的缺点，在已经刊行的有关政经济学这个题目的著作中，或许却是最接近于真理的，因，它非常值得想要仔细考察政治经济学这门科学的原理的人虑。虽然将在土地上使用的劳动说成是惟一的生产劳动，这一再重述的观念未免过于狭隘和偏窄；但是它认为，国民财不是由不能消费的货币财富组成的，而是由社会劳动每年生的可消费的货物组成的，认为完全自由是使这个年度再生产能最大的惟一有效方法，这种学说无论从哪一方面来说都是正的，是慷慨大度和自由的。它的信奉者人数众多；由于人都喜欢似是而非的隽语，装作懂得超越普通人所能理解的东，所以这个学说所主张的有关制造劳动的非生产性这种似是非的论断或许对于增加它的赞美者的人数做出了不小的贡。他们在过去若干年内形成了一个颇为重要的学派，在法国术界中以“经济学家”著称。他们的著作对他们的国家肯定所贡献；不仅将许多以前没有好好考察过的题目提出来给公讨论，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公共行政，使之重视农业。此，由于他们的学说，法国农业得以从以前所受的几种压迫中被解救出来。土地租佃期已从九年延长至二十七年，在此期间土地的未来购买人或所有人均不得侵犯。对于谷物从王国的一省运往另一省以往由各省所加的限制已被完全取消；向所有外国出口谷物的自由在所有一切普通场合已作为王国的习惯法所确认。这个学派在他们的著作――著作非常多，不仅讨论正当称作“政治经济学”或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有关问题，而且讨论有关文官政府每一其他部门的事情――曾都绝对地没有显著改变地遵循魁奈先生的学说。因此之故，在他们的大部分著作中没有多大的不同。对这种学说的最明确最连贯的说明，有梅西埃？德？拉？李维埃先生――曾任马提克岛总督――所写的一本小书，标题为《自然秩序和政治社会的本质》。这一整个学派对他们的导师――他自己是一个非常谦逊和单纯的人――的颂扬，不下于任何一个古代哲学家对各自体系的建立者的颂扬。一位非常勤勉的和值得尊敬的作家马奎？德？米拉波说：“自从有世界以来，有三大发明在极大程度上给政治社会带来了稳定，这是与丰富和装饰政治社会的许多其他发明无关的。第一是文字的发明，只有它给予人类以毫无改变地传达它的法律、它的契约、它的历史和它的发现的能力。第二是货币的发现，它将文明社会间的一切关系连结在一起。第三是《经济表》，是以上两种发明的结果，由于使两者的目标更加完善，所以使两者更加完全；这是我们时代的发现，我们的子孙将得到好处。”
由于现代欧洲国家的政治经济学重视城市产业即制造业和对外贸易，而不重视乡村产业即农业，所以其他国家的政治经济学采取了不同的策略，重视农业而不重视制造业和商业。
中国的政策是，对农业比对所有其他行业更为重视，在中国，据说农业劳动者的状况优于技工的状况，而在欧洲的大部分地区，则是技工的状况优于农业劳动者的状况。在中国，每一个人的最大雄心就是拥有一块土地，或是自有，或是租入；据说那里租佃土地的条件是非常温和的，佃农有充分的保障。中国人不尊重对外贸易。关于这一点，北京官员对俄国公使德兰格先生谈话时惯常使用的语言是，你们的叫花子商业！除了和日本，中国人自己用自己的船只进行的对外贸易很少、或根本没有；他们甚至只允许外国船只在王国的一两个港口靠岸。可见，对外贸易在中国，各方面都只限制在一个狭窄的范围内，如果让其自然发展，听任他们自己的船只或外国船只有更大的自由，对外贸易范围一定要宽广得多。
制造品在很小的体积内常常包含巨大的价值，因此能比大部分天然产物以较小的费用从一国运往另一国，所以它在几乎所有的国家都是对外贸易的重要支柱。此外，在比中国幅员较小、环境较为不利以致不能发展内地贸易的国家，它们一般要求有对外贸易的支持。没有广阔的外国市场，下述国家就无法繁荣：它们或是由于幅员不广，只能提供狭小的国内市场，或是由于各省之间交通困难，不能使特定地区的货物享受国家所能提供的整个国内市场。必须记住，制造业的完善完全依存于劳动分工，而能够引入任何制造业的劳动分工的程度必然是由市场的大小来决定的，这一点已经指出过。但是中华帝国的幅员辽阔，居民众多，气候多样，因而各地区物产丰富，大部分地区之间水路运输交通方便，使该国的国内市场如此广大，单是这一点就足以支持非常庞大的制造业，容许有非常细密的劳动分工。中国的国内市场，在范围上或许不小于欧洲所有国家市场的总和。可是，更为广泛的国外贸易，在这个巨大的国内市场上又加上所有其余世界的市场，特别是当这种贸易的很大一部分用中国船只来进行时，一定会大大增加中国的制造业，大大改进它的制造业的生产力。通过更广泛的航海，中国人自然会学会如何使用并自行建造其他国家所使用的一切不同机器的技术，以及世界所有不同地区所实行的其他技术和产业方面的改进。按照他们现在的策略，他们除了日本的榜样以外，很少有通过任何其他国家的榜样去改进自己的机会。
古代埃及的政策，以及印度斯坦的印度政府的政策，似乎也是重视农业胜于所有其他行业。
在古代埃及和印度斯坦，全体人民划分为不同的世袭阶级或部族，每一个阶级从父亲到儿子只限于从事一种或一类的特殊职业。僧侣的儿子必然是僧侣，士兵的儿子必然是士兵，农业劳动者的儿子必然是农业劳动者，织工的儿子必然是织工，裁缝的儿子必然是裁缝，如此等等。在两国，僧侣阶级占据最高地位，其次为士兵阶级；在两国，农场主和农业劳动者阶级的地位优于商人和制造业者阶级。
两国的政府特别注意农业的利益。古埃及国王为适当分配尼罗河河水而建设的工程，在古代是著名的，其中有一些的遗留残迹迄今仍为旅行者所赞叹。印度斯坦古代国王，为适当分配恒河以及许多其他河流的河水而建设的同类工程虽然不是那样著名，似乎也是同样伟大的。因此，两国虽然有时也粮食不足，都均以粮食丰饶著称。虽然两国人口十分众多，但在普通丰收年成，仍能向邻国出口大量谷物。
古代埃及人有畏海的迷信；印度教不准许信徒们在水上点火，因而不能在水上烹调食物，所以实际上是禁止他们去远海航行。埃及人和印度人必定是几乎完全依靠其他国家的航海业来输出他们的剩余产物，由于这种依靠必定使市场受到限制，所以也必定使这种剩余产物的增加受到阻抑。它阻抑制造品的增加一定比阻抑天然产物的增加更甚。制造品比土地天然产物的最重要部分要求有更为广大的市场。一个鞋匠一年能制造300多双鞋，他自己的家人或许不会穿烂六双鞋。因此，除非他至少有50个像他这样的家庭的光顾，否则他无法售出他自己的全部劳动产品。在一个大国，人数最为众多的技工阶级也只能占全国家庭总数的1/50或1/100。但在像法国和英格兰这样的大国，从事农业的人民占全国居民总数的比例，有的作者计算为一半，其他作者计算为1/3，但我不知道有作者计算为少于1/5的。但是由于法国和英格兰的农产物大部分是在国内消费的，所以只要求一个、两个、最多四个像他那样的家庭的光顾，来出售他自己劳动的全部产物。因此，在市场受到限制的情况下，农业能比制造业更好地维持它自己。诚然，在古埃及和古印度斯坦，对外贸易的局限在某种程度上为许多国内航道的方便所抵消，这种航道以最有利的方式，为两国每一个地区的每一部分产物开辟了广阔的国内市场。印度斯坦的幅员辽阔，也使该国的国内市场非常广大，足以支持各种不同的制造业。但古埃及幅员狭窄，不与英格兰相等，一定在所有的时候使该国的国内市场过于狭小，不足以维持种类繁多的制造业。因此，孟加拉，即印度斯坦普通出口大量大米的一省，总是以出口多种制造品比以出口谷物而更加受到注意。反之，古埃及虽然也出口一些制造品，特别是精纺麻布，以及一些其他的货物，总是以它的大量出口谷物而最为著名。它在长时期中是罗马帝国的谷仓。
中国和古埃及的国王们，以及印度斯坦在不同时期划分的各个王国的国王们，总是从土地税或地租获得他们的全部或绝大部分收入。这种土地税或地租，像欧洲的什一税一样，是按土地产物的一定比例――据说是1/5――来征收的，或是用实物交纳，或是根据一定的估值用货币交纳，因此一年与一年不同，随产物的全部变化而定。因此这些国家的国王自然特别注意农业的利益，他们自己每年收入的增加或减少直接依存于农业的繁荣或萧条。
古代希腊共和国的政策，以及罗马的政策，虽然是重视农业而不重视制造业或对外贸易，但似乎更多地是挫抑后一类职业，而不是对前一种职业给予直接的或有意的鼓励。在希腊的几个古代国家中，完全禁止对外贸易；在其他的几个国家中，技工和制造业者的职业被认为有害于人体的体力和敏捷，使之不能养成军事训练和体育训练所企图形成的习惯，使人们或多或少地不能忍受战争的疲劳和经受战争的危险。这种职业被认为只适于奴隶，而国家的自由公民则禁止从事。即使是在没有这种禁令的国家，如罗马和雅典，人民大众实际上也不操现在由城市下层居民所操的行业。这种行业在雅典和罗马全都是由富人的奴隶操作的，他们为了主人的利益而从事这种行业，主人的财富、权力和保护，使得贫穷的自由人在自己的产品与富人奴隶的产品竞争时，几乎不可能为自己的产品找到市场。可是，奴隶很少有创造性，所有最重要的改进，不论是在机器方面，还是在工作的安排和分配方面，都是自由人的发现。假如奴隶提出任何这样的改进，他的主人常常会认为这种建议是懒惰的表示，是想要节省他自己的劳动来使主人吃亏。可怜的奴隶不是受到奖励，反而受到斥责，或许甚至受到惩罚。所以，在由奴隶进行的制造业，比起由自由人进行的制造业来，同量的工作常常要花费更多的劳动才能完成。因此，前者的制品一般比后者的制品更贵。孟德斯鸠先生说，匈牙利的矿山，比起邻近的土耳其矿山来，虽然藏量并不丰富，但开采费用总是比较小，因而利润比较大。土耳其矿是由奴隶开采的，土耳其人想到使用的机器，只有奴隶的双臂。匈牙利矿是由自由人开采的，他们使用大量的机器，方便和简化了自己的劳动。从有关希腊罗马时代制造品价格的极少的信息来看，其中比较精美的东西是异常昂贵的。丝与等重量的黄金相交换。丝在当时诚然不是欧洲的制造品，它是从东印度运来的，长途运输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价格的昂贵。但是，据说一位贵妇人有时付给一段非常精美的麻布的价格，也似乎是同样十分昂贵的；由于麻布总是欧洲的制品，最远也只不过是埃及的制品，所以这种高价只能由制作时所耗费的巨大劳动量去说明，而这种劳动的耗费又只是由于其所使用的机器的笨拙引起的。精美呢绒的价格，虽然不是那么极端昂贵，但似乎也比现时的价格高得多。普林尼告诉我们，一些用特别方式加染的呢绒，每重1磅值100迪纳里，或3镑6先令8便士。其他用另外方式加染的呢绒，每重1磅值1000迪纳里，或33镑6先令8便士。必须记住，罗马磅只值我们的常衡12盎司。诚然，这种高价似乎主要是由于染料。但是，如果呢绒本身不是比现在制造的更贵，或许也就不会以这么昂贵的染料去加染。附属物价值和主要物价值的不成比例会太大了。同一作者提到的放在靠近桌子的长椅上可以倚靠的一种毛织枕头或垫子（Triclinaria）的价格令人难以置信，有一些据说值3万镑以上，另外的则值30万镑以上。这种高价也没有说是由于染料引起的。阿巴斯诺特博士说，古代时髦男女的衣着，比起现代来，式样较少。我们在古代雕像中只看出有极少式样的服装，可以证明他的话是正确的。他由此推论说，他们的服装整个说来一定比我们的价格低廉；但是似乎不能得出这个结论。当时髦服装的价格昂贵时，其式样就一定很少。但当由于制造工艺和劳动的生产力改进而使任何服装的价格降到适中的程度时，式样自然就会很多。富人不能通过任何一件服装的昂贵来炫耀自己，于是自然就企图通过服装的数目众多和式样翻新来做到这一点。
已经指出过，一国商业的最大的和最重要的部门是在城市居民和乡村居民之间进行的商业。城市居民从乡村获得天然产品作为自己的工作原料和生活资料基金，将自己制造和准备的供直接使用的一部分产品送回乡村来支付天然产品。在这两部分人民之间进行的贸易，最终是用一定数量的天然产物去交换一定数量的制造品。因此，后者越贵，前者就越贱；在任何国家，凡是提高制造品价格的事情，都会降低土地的天然产物的价格，从而挫抑农业。任何给定数量的天然产物或任何给定数量天然产物的价格（二者是一回事）所能交换的制造品数量越小，这给定数量的天然产物的交换价值就越小；地主从而得到的通过良土地去增加天然产物数量的鼓励，以及农场主从而得到的通过耕种土地去增加天然产物数量的鼓励也就越小。此外，凡是在任何国家减少技工和制造业者人数的事情，却会缩小国内市场即天地天然产物的一切市场中最重要的市场，从而进一步挫抑农业。
因此，重视农业过于所有其他行业的各种体系，为了促进农业而对制造业和对外贸易施加限制，其行为与其所提出的目的完全相反，间接地挫抑了它想要促进的那种产业。它们甚至比重商主义体系更加是自相矛盾的。重商主义体系鼓励制造业和对外贸易超过农业，使一定部分的社会资本从支持一种更有利的产业，转向支持一种利益较小的产业。但实际上归根到底仍然鼓励了它所要促进的那种产业。反之，这些重农主义体系实际上归根到底却挫抑了它们自己所重视的那种产业。
这样看来，每一种体系，或是企图通过特别鼓励，去吸引社会资本的比自然应有的更大份额到某种产业中去，或是企图通过特别限制，去强迫社会资本的本来会留下来的某种份额去离开某种产业，都是和它想要促进的巨大目标背道而驰的。它阻碍而不是加速了社会向着真实财富和强大的进步，它减少而不是增加了社会土地和劳动年产物的真实价值。
因此所有偏重或限制的体系被完全取消以后，明显的和简单的天然自由体系就自行建立起来了。每一个人，只要他不违犯公正的法律，就有完全的自由去按他自己的方式去追求他自己的利益，用他的劳动和资本去和任何其他人或其他一类人的劳动和资本竞争。君主完全摆脱了这样一种职责：在试图履行这种职责时他总是陷入无数的幻灭之中，任何人类的智慧和知识都不足以使他去恰当地履行这种职责；这个职责就是监督私人劳动，并指引它去从事最适合社会利益的职业，根据天然自由体系，君主要履行的只有三种职责，的确是三种非常重要的职责，在普通人看来是明白易懂的：第一是保卫社会使之免受其他独立社会的暴行和侵犯的职责；第二是尽可能保护社会的每一个成员使之免受每一个其他成员的不公正行为或压迫的职责，或建立严格的司法行政的职责；第三是建设和维持某种公共工程和公共机构的职责，这些都不是为了任何个人或少数人的利益去建设和维持的；因为利润不能偿还个人或少数人的支出，尽管由大社会经营时，利润常能补偿支出而有余。
正当履行君主的这几种职责自然要做出一定的开支，这种支出又要求有一定的收入来维持。因此在下一编，我将力图说明：第一，君主或国家的必要支出是什么，何种支出应由整个社会的一般赋税来开销，何种支出应由向社会的某一部分人或某些成员课征的赋税来开销；第二，向整个社会为开销因整个社会所做支出而课征赋税的各种方法是什么，每一种方法的主要好处和困难是什么；第三，使几乎所有现代政府抵押一部分收入或举债的理由和原因是什么，这种公债对真实财富即对社会土地和劳动年产物的影响如何。因此，下编自然将分成这三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