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理论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进行了新的完整的概括和系统论述。决议将毛泽东思想丰富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独创性理论归纳为六个方面：即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关于革命军队的建设和军事战略、关于政策和策略、关于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关于党的建设。决议还把贯穿于上述各个组成部分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精辟地称之为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并把它的丰富内容概括为三个基本方面，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我们党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进而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开始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新实践。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的宝贵的精神财富，在党的七大被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写进了党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经过拨乱反正已重新确立了这一科学体系的指导地位，它将长期指导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和行动。
中国革命发生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从中国特殊的国情出发，深刻研究中国革命的特点和规律，创造性地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理论，正确地回答了如何进行中国革命和革命的发展方向等一系列基本问题。这种新型革命论的提出和系统阐述，是对马克思主义社会革命论的创造性发展和新贡献。
首先，关于中国革命的性质，是新式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即新民主主义革命。这是毛泽东对中国革命性质的科学论断。明确中国革命的性质，是毛泽东社会主义革命理论的一个基本的和首要问题。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中，对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作了系统的理论阐述。在分析旧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础上，论述了中国革命是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同时，毛泽东进一步指出，五四运动以后，中国民主革命已经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发展为新民主主义革命。
那么，这种新民主主义革命“新”在何处呢？毛泽东指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改变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方向，划分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时代。在这之前，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属于旧的世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部分；在这之后，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则属于新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范畴，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因为，处于社会主义日益兴盛、资本主义不断衰落的时代，任何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如果发生了反对帝国主义，即反对国际资产阶级、反对国际资本主义的革命，它必然成为新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作为反帝反封建的中国民主革命，自然不可能例外。第二，革命领导权不同，中国民主革命不再由资产阶级领导，而是由无产阶级领导，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因为中国资产阶级不具备领导中国革命的资格。民族资产阶级既具有参加革命的可能性，又带有对敌人的妥协性。因此，领导中国革命的任务，历史地落在了中国无产阶级的肩上。第三，革命的前途不同，近代中国历史证明，以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发展资本主义为目的的旧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在中国行不通。以五四运动为分界线，旧民主主义已让位于新民主主义。新民主主义革命不造成资产阶级专政，而造成各革命阶级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统一战线的联合专政，并最终过渡到社会主义。
其次，关于中国革命的进程，必须分两步走。毛泽东提出中国革命“两步走”的思想，即整个中国革命分为两步，第一步先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第二步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
中国革命之所以要分两步走，主要有以下原因：第一，这是由中国的社会性质决定的。旧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这就决定了中国革命必须分为两个步骤。第一步，改变这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形态，使之变成一个独立的民主主义的社会。第二步，使革命向前发展，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社会。第二，社会主义革命需要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需要由新民主主义革命为之作必要准备。例如，统一的国家、经济的发展、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发展等。第三，不同性质的革命都有自己特定的任务和特定的时间，只能由一个革命到另一个革命，如果“毕其功于一役”，必然降低对于当时任务的努力，这是对革命发展很有害的。第四，在一定的时期中，在一定的程度上，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能够参加反帝和反封建的斗争。民族资产阶级具有参加革命的一面，又有动摇、妥协的一面，这是毛泽东对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两面性特点的正确分析。混淆革命阶段，就会把革命的同盟者当成革命对象，从而损害革命。
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犹如一篇文章的上篇和下篇。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新民主主义革命，由无产阶级领导，它会促使社会主义因素的发展，这一革命又处于社会主义向上高涨、资本主义向下低落的国际环境中，所以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终极的前途，不是资本主义，而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
再次，关于中国革命的途径，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并在理论上作了论述，形成了关于中国革命道路的完整理论，成功地把中国革命引向胜利。
毛泽东关于独特的中国革命发展道路的理论，主要内容有：第一，分析了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必要性。这主要是由中国的国情决定的。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在内部没有民主制度，对外没有民族独立，无议会可以利用；中国革命的敌人异常强大，长期占据着中心城市，而广大农村则是他们统治的薄弱环节；中国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大国，农民占全国人口的80%以上，这就决定了农民是民主革命的主力军。因此，在中国，主要的斗争形式是战争，主要的组织形式是军队，工作的重点必须放在农村。第二，论述了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现实可能性。一是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农村经济的自给自足，为农村革命根据地存在和发展提供了一定的物质条件。同时，由于各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新旧军阀之间的冲突，使他们不能协同一致镇压革命力量。二是第一次大革命的影响，为农村根据地奠定了群众基础。三是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红军的存在，共产党的领导和政策的正确等，都为农村根据地的存在和发展提供了条件。第三，指明了中国革命道路的基本内容，即实行工农武装割据。这就是在共产党领导下，以农村革命根据地为中心阵地，以土地革命为基本内容，以武装斗争为主要斗争形式，最后达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全国政权的目的。
最后，关于中国革命的结果，是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在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同时，毛泽东还提出革命胜利后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理论，科学勾画了新中国的发展蓝图。毛泽东明确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纲领。指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是建立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们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是没收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归新民主主义国家所有；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无地少地的农民，实行“耕者有其田”；允许不操纵国计民生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即保护民族工商业。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文化。这些纲领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的体现和展开。
（二）社会主义改造理论
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自创立时起就确定的奋斗目标。新中国建立之时，党中央认为：先经过一段新民主主义建设时期，再实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国有化和个体农业的集体化。这至少要10年到15年，然后视情况而定。因此，当时的《共同纲领》，没有把社会主义的前途写进去。后来，随着国内经济、政治形势的变化，1953年6月，毛泽东提出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成功的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取得了伟大的历史性胜利。取得这个胜利的根本原因在于，在毛泽东社会主义改造理论指引下，整个社会主义改造工作，走的是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正确道路。
首先，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基本思想。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毛泽东的初步设想是，这是一个相当长的时期，要一二十年时间；不要过早消灭资本主义，要抓住恢复和发展生产这一主要矛盾，在条件具备以后，从容地走进社会主义。从1952年下半年以后，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土地改革行将结束，毛泽东在向社会主义过渡问题上产生了一些新的想法，党中央根据毛泽东的建议提出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其内容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是一条社会主义建设与改造同时并举的路线。
过渡时期总路线反映了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它的基本思想有两个方面：一个是“一化”，即实现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旧中国工业十分落后。工业不发达，便不能消灭半殖民地经济不独立的弱点，就无法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也不能巩固。因此必须努力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由此，当时把“工业化”称之为总路线的“主体”。总路线的另一个思想就是“三改”，当时称之为“两翼”，一翼是对个体农业和个体手工业的改造，一翼是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这就是解决生产资料所有制问题，建立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这些改造对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对于巩固国家政权，建立社会主义制度都是非常必要和完全正确的。
过渡时期总路线的特点，就是实行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举的方针。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是“剥夺剥夺者”的政策，无所谓对私有制改造问题。列宁也是采取“剥夺剥夺者”的政策，不存在处理好与资本主义经济的关系问题。在中国，过渡时期总路线把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同时进行，把革命和建设同时并举，这是马克思主义“本本”上所没有的，也是别国所没有的。这是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一个伟大创造。
其次，关于对生产资料私有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理论。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指引下，毛泽东领导全党对生产资料私有制进行了全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在此过程中提出一系列关于社会主义改造的思想和方针政策。
第一，对个体农业和手工业实行合作化。把个体和手工业组织起来，实行互助合作，是毛泽东的一贯思想。早在革命战争年代，他就在根据地成功地领导过农业、手工业和其他方面的互助合作。过渡时期，毛泽东系统地提出了对个体农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方针政策。主要内容有：一是论述了引导个体农民走互助合作道路的必要性。毛泽东认为，只有使农民走合作化道路，才能解决国家和工业发展所需的粮食、原料、资金和市场；才能解决农村出现的两极分化现象，使农村人民共同富裕起来；才能割断城市资产阶级和农民的联系，彻底把资产阶级孤立起来。二是论述了农业合作化符合大多数农民的愿望和要求。贫农、下中农由于生活困难，或还不富裕，为了摆脱贫困，抵御灾荒，是愿意联合起来的。三是提出农业合作化的三种形式，即农业生产互助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四是强调农业互助合作必须坚持典型示范、自愿互利的原则。
对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指导思想也与对农业的改造一样，要求通过生产小组、供销生产合作社、生产合作社三种形式，逐步把手工业者组织起来，实现由低级到高级的社会主义改造。
第二，对民族资产阶级实行和平赎买。革命导师已有和平赎买的思想，但没有成功的先例。毛泽东关于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理论的主要内容有：一是论述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和平赎买的可能性。毛泽东认为，民族资产阶级有剥削的一面，又有接受改造的一面；工人阶级掌握了政权，国有经济占有绝对优势。在这种形势下，民族资产阶级只能接受改造。二是改造资本主义的主要形式是国家资本主义，包括加工订货的初、中级形式和公私合营的高级形式。1953年，毛泽东提出著名的利润“四马分肥”原则，即国家所得税34.5%；工人福利费15%；企业公积金30%；资方红利20.5%。按这个原则，工人阶级在为国家生产的同时还要为资本家生产一部分利润，用以赎买这个阶级。同时企业利润大部分归国家和工人，基本上是为国计民生服务的。这就使这些企业具有不同程度的社会主义性质。三是提出要把改造企业同改造资本家相结合。对资本家的知识和技术，要学习利用，不能丢掉。要保护资本家的民主权利和合法利益，对他们的工作和生活做出妥善安排。
最后，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改造的经验和失误。通过社会主义改造，实现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深刻变革，使全民和集体两种社会主义公有制形式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占据绝对优势地位。伴随着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建立，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也逐步健全起来，并且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指导地位，这就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表明我国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我国社会主义改造的主要经验：一是对资产阶级的成功赎买，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增加了新的内容。二是通过由低级到高级的各种形式，采取逐步过渡的办法，进行社会主义改造，避免了大的社会动荡和对社会生产力的破坏，这是了不起的事情。三是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同时并举，在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同时，开始实施第一个国民经济发展五年计划，做到了革命和建设有效地结合。四是社会主义改造和对人的改造同时并举，不仅使农民、个体手工业者受到社会主义教育，特别是对资产阶级采取团结、教育、改造的方针，使资产阶级分子从剥削者变为了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同时，社会主义改造也有一些失误和不足。主要表现为社会主义改造工作的后期存在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改造形式过于简单划一等缺点，以致长时间遗留了一些问题。其原因是与当时党对社会主义建立和发展规律的认识水平不高，与受社会主义传统模式的束缚和限制分不开。具体说：一是忽视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对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补充和促进作用，基本上建立了单一的公有制。二是误认为社会主义经济就是计划经济，而计划经济就是由国家下达指令计划，限制以至取消了商品经济和市场调节的积极作用。三是在农村经济的管理方面，忽视了把所有权和经营权分开，造成过分集中和平均主义问题，妨碍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应当指出，在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并不能成为否定我国社会主义改造成果的理由和根据。就20世纪50年代中国经济、中国社会发展的全局以及中国所面临的复杂国际局势而论，当时对社会主义的选择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完全正确的。在一个几亿人口的大国中比较顺利地实现如此复杂、困难和深刻的社会变革，为我国今后的进步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领导下，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建立了新中国，并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这是中国社会在20世纪实现的第二次历史性的巨大变化。
（三）社会主义建设理论
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毛泽东又一次提出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任务，并在其后的20年间，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艰辛的探索，提出许多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观点，其内容涉及经济、政治、文化、外交等各个方面，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的思想源泉。邓小平说：“转入社会主义建设以后，毛泽东同志也有好文章、好思想。”《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是这一探索的积极成果。这些成果的突出理论贡献表现在：
首先，在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方面。针对一些人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还有矛盾，不懂得正确处理和解决矛盾的情况，毛泽东从借鉴斯大林的错误和波匈事件的历史教训入手，总结自己的经验，把正确认识和处理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各种矛盾的重大课题作为全局性问题提到全党同志面前。他认为，否认矛盾的存在，就是否认辩证法，社会的发展总是在不断的矛盾中进行的。只不过各个社会的矛盾性质不同，解决的方式不同。1957年2月，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著作中，比较系统地提出和阐述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问题的学说。
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充满着矛盾，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运动的特点，是既相适应又相矛盾，而相适应是基本的、主要的，矛盾是非对抗的。解决基本矛盾的方法，是通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调整和完善得到解决。这是社会主义制度具有优越性和生命力的缘由。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论断，科学地揭示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
关于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毛泽东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这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类矛盾，其解决方法也不同。敌我矛盾用强制的、专政的方法去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只能用民主的、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即“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去解决。同时强调，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我国政治生活的主题。
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指出，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在客观上将会长期存在着社会生产和社会需要之间的矛盾。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此前党的八大曾正确分析国内形势和国内主要矛盾的变化，明确提出：由于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取得决定性胜利，我国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这些论述，是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建立起来以后党确定正确路线的基本依据。遗憾的是，在1957年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改变了八大的正确判断，提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八大二次会议又提出“两个剥削阶级和两个劳动阶级”的论断，即右派分子同被打倒了的地主买办阶级和其他反动派被称为一个剥削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它的知识分子被称为另一个剥削阶级；工人和农民是两个劳动阶级。这就改变了八大一次会议对社会阶级关系的正确分析，成为后来党在阶级斗争问题上屡犯扩大化错误的理论根源。
其次，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方面。在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过程中，通过调查研究和总结经验，毛泽东提出了许多重要思想和观点。
一是提出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和步骤。20世纪50年代初，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党中央领导集体就开始规划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蓝图。1954年9月周恩来首次提出“四个现代化”的思想。1957年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提出，要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1959年底到1960年初，毛泽东进一步提出，要加上国防现代化。1964年在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宣布要在20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并设想，第一步用15年时间，即在1980年以前，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在20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
二是提出走自己的工业化道路。毛泽东认为，要在中国实现工业化，既不同于欧美，也不同于苏联，要走自己的工业化道路。他指出，工业化道路的问题，主要是指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关系问题，并提出“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方针。这些思想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同时他还强调，要搞好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处理好各种关系，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三是提出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在总结1958年“共产风”教训的基础上，毛泽东在《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生产问题》、《价值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等著作中提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两种所有制并存，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就是极其必要、极其有用的；不要怕商品，我们可以发展商品生产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价值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只有利用它，才能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四是初步提出改革旧的经济体制。比如：毛泽东针对经济管理权限集中的问题，提出要扩大地方的权力，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还提出企业要有独立性；提出“两参一改三结合”的“鞍钢宪法”，即：对企业的管理，采取集中领导和群众运动相结合的工人群众、领导干部和技术人员三结合，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不断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针对非公有制经济问题，还提出“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的观点等。
再次，在政治建设和文化建设方面。毛泽东在民主政治建设、国家统一、民族团结、文化建设等方面的探索，都取得了至今仍具有重要指导意义的积极成果。
关于民主政治建设问题。毛泽东认为，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扩大国家的民主生活，反对官僚主义，有迫切的重要意义。要坚持民主和集中的统一，自由和纪律的统一。他提出，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既有集中又有民主，既有纪律又有自由，既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具体到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关系，他提出，几个党比一个党好，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同时，毛泽东还提出要遵守革命法制的观点。
关于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问题。毛泽东指出，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对于台湾问题，1955年开始，毛泽东和党中央提出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实行第三次国共合作的主张。还具体提出蒋介石可以搞三民主义，台湾保留军队等。对于民族团结问题，毛泽东主张民族平等，实现民族团结，要按民族聚居程度实行不同级别的区域自治；国家要帮助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等。
关于文化建设问题。为了繁荣科学和艺术，毛泽东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基本方针。发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号召，提出必须建立宏大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队伍的要求。对于知识分子，还提出“又红又专”的要求。
所有这些，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特别是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经济建设、政治和文化建设等方面，提出的一些新认识、新思想和新观点，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重要发展。这些理论不仅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而且有些理论至今仍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但是我们也会发现，毛泽东提出的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总是与后来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发生着冲撞。比如：他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但在实践中却适得其反，坚持要以阶级斗争为纲；他认为社会主义阶段应该发展商品生产，利用价值规律，但实践中又认为它是资本主义的，应该批判、限制等等，结果给社会主义建设带来了严重损失。之所以会出现理论与实践的背离，原因就在于当时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不十分清醒和科学，思想理论还不够成熟。理论上的不完备、不成熟、不彻底，导致实践上的失误，理论和实践也必然发生冲撞。这个曲折发展的教训启示我们：一是绝不能由此否认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建设提出的积极成果。要看到，在人们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多的情况下，毛泽东能提出这些观点是极其难能可贵的。二是正因为社会主义发展会出现失误和曲折，我们就更应该认真学习研究社会主义理论，掌握其发展规律，从而避免或减少社会主义发生的失误和曲折。三是使我们更清楚认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重大意义，深入学习和掌握、运用邓小平理论，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搞得更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