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年前的辛亥革命，推翻了腐朽的清王朝，结束了几千年的封建制度，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在武昌起义枪声响起前的19世纪末甲午年，年轻的孙中山从中国的香山到达太平洋的檀香山，聚集一群海外华侨成立了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他们举手宣誓“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从而揭开了中国民主革命新的一页，谱写了华侨革命历史的新篇章。
研究海外华侨与辛亥革命的关系，首先要理清辛亥革命、孙中山和海外华侨之间的辩证关系。
辛亥革命是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孙中山在开展革命事业时是以海外华侨社会作为策源地和根据地，海外华侨无论是在革命组织的建立还是在革命舆论的宣传上；无论是对革命事业的支持还是在革命武装斗争的参与上，都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因此论述辛亥革命与孙中山不能不论及海外华侨。
海外华侨为辛亥革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们是在孙中山的发动和领导下参与辛亥革命的。起初，海外华侨对革命事业并不理解，观望者不少，反对者有之。然而，在孙中山和革命同志的不懈努力下，通过积极宣传、建立组织、开展斗争，海外华侨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对孙中山领导的革命事业越来越理解和支持。海外华侨参加和支持辛亥革命是与孙中山的努力分不开的，因此论述辛亥革命与海外华侨也就不能不论及孙中山。
孙中山的革命事业是从海外华侨社会中起航的。孙中山本身就是一名华侨。当他开始革命事业时，他选择了遥远的檀香山华侨社会，在那里建立了兴中会，从此，孙中山的革命事业就与海外华侨紧密地联系在一起。1895年，广州起义失败后，孙中山被迫长期流亡国外，确切地说是长期生活在海外华侨社会当中。海外华侨在艰难的环境下给予孙中山非常宝贵的支援。孙中山以海外华侨社会为家，克服了种种困难，坚毅地推进伟大的民主革命事业。孙中山在他漫长的革命生涯中与海外华侨自然地结下了深厚的感情，海外华侨与孙中山革命事业的互动关系主要体现在辛亥革命时期，因此论述孙中山与海外华侨不能不论及辛亥革命。
海外华侨支持和参加辛亥革命，既有历史的原因也有现实的原因。第一，从历史因素来看，华侨出国的原因主要有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宗教等，其中经济和政治原因是主要的。大多数华侨是为了谋生才背井离乡、远涉重洋的。但是，他们到了国外之后不但得不到祖国的保护，反而受到来自祖国的迫害和歧视，一些在国内因为各种原因被迫逃亡海外的华侨则是清政府追捕的对象。在海外华侨社会中，除了政治和经济上与清朝、与当地政府有着某种关系的华侨以及那些已经当地化了的土生华人之外，大多数海外华侨都对清政府对外的无能及对同胞的蛮横感到不满，他们是愿意看到改朝换代、革故鼎新、振兴中华的。这是海外华侨支持辛亥革命的历史因素。
第二，从思想因素来看，海外华侨对革命的认识与同时代其他中国人一样经历了一个思想转变的过程，他们并不是一开始就能全面认识和理解革命的实质和伟大意义。一些深受忠君爱国思想熏陶的海外华侨，起初将孙中山的革命言论当作大逆不道加以拒绝，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在海外大力宣扬保皇救国的思想，打击革命派主张，威胁、清算那些同情革命派的华侨，导致一些原先参加革命组织的华侨转而参加保皇会。因此，在孙中山开展革命活动的早期，形势是十分严峻的。不过，通过现实生活的教训和革命派与维新派的思想论战，海外华侨逐步看清了保皇派的真面目，转而拥护革命派的主张。
第三，从客观因素来看，19世纪后期，尤其是甲午中日战争之后，中国的民族危机日益深重，救亡图存在海外华侨社会中逐步成为主旋律。在此背景下，海外华侨的民族主义思潮不断高涨，海外华侨支持革命的动力不断增强。新加坡华侨林受之阅读邹容的《革命军》时，曾被感动到泪湿衣襟。海外华侨希望通过推翻封建主义统治，建立民主共和的国家，发愤图强，赶上世界潮流。原来对维新派抱有幻想的华侨认清了形势，坚定地站在革命派一边。只有革命才能救国成为海外华侨的共识，革命的洪流滚滚向前。
第四，从主观因素来看，与同时代在国内的中国人相比，海外华侨更多更直接地接触到资本主义的民主共和理念，对孙中山等革命党人提出的革命主张比较容易接受和支持。尤其是华侨社会的中下层群众，他们在国内饱受封建主义的压迫，到了海外既要受当地殖民主义的欺凌或者受当地政府的排斥（如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的排华行为），又要受华侨资本家、头领的压榨，因此具有强烈的革命意识。
第五，从现实因素来看，海外华侨深知，只有祖国强盛起来，才能更好地维护海外华侨的权益，他们才能在海外扬眉吐气，才能过上不被欺凌、不被侮辱的生活，而祖国要强大就需要革命。
正是以上多种原因形成了合力，海外华侨社会才积极参加与支持反清革命事业，并在辛亥革命期间始终成为革命党人依靠的重要力量和社会基础。
辛亥革命的成功，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是历史潮流发展的必然结果，除了海外华侨之外，还有多种革命力量，海外华侨只是其中的一支重要力量。
纵观辛亥革命时期海外华侨的作用，概括起来有以下四个方面：
一、革命组织的支柱
在辛亥革命时期，从兴中会到同盟会，海外华侨始终是革命组织的重要支柱。1894年，孙中山在檀香山成立的兴中会，首批20多位成员都是华侨。后来，兴中会在华侨的支持下，组织规模不断扩大，在中国香港、台湾以及越南、南非等地先后建立了兴中会。到1905年，兴中会能明确身份的会员有286人，其中华侨有219人。可以说，如果没有华侨的参与和支持就没有兴中会。
1905年，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此后，同盟会在中国香港以及南洋、美洲等地陆续建立了分会。在东南亚，同盟会起初以越南为中心，建立了西贡堤岸同盟会、河内同盟会。1908年后，由于法国当局对革命党人的活动采取敌对政策，越南同盟会的活动被迫采取隐蔽的方式进行，而孙中山等革命领袖则被禁止入境。此后，孙中山将东南亚同盟会的领导中心从越南转移到新加坡，是年，同盟会在新加坡成立了南洋支部。此后，革命党人以新加坡为中心推动东南亚其他地方同盟会组织的建立，先后派人到马来亚、缅甸、印度尼西亚推动组织同盟会。1909年，同盟会南洋支部从新加坡移至槟榔屿。所有东南亚各地的同盟分会概归南洋支部管辖，所有各分会负责人的姓名、通信地址及其所签押的会员入会书面誓词，都送交南洋支部保管存案，以便加强联系与合作。至武昌起义爆发后不久，新马的同盟会会员人数达3万人左右，缅甸的同盟会会员有2343人。
北美地区一度因维新派的影响使得革命派的活动相对处于弱势，但到1909年，情况开始发生较大的变化。一方面是因为维新派的光环逐步退色，海外华侨对维新派的真面目有了比较清晰的认识；另一方面是革命党人经过不懈努力，逐步争取到华侨的认同。是年，孙中山再次赴北美推动美洲同盟会的组织建设，这次受到了华侨的热烈欢迎。孙中山先是在纽约促成美东同盟会的成立，后又前往芝加哥建立美中同盟会。1910年，孙中山到达三藩市，这时候的革命形势与以前大不相同。在他指导下，正式成立了美洲三藩市同盟会总会，以领导北美地区的同盟会。后来，在孙中山劝说下，三藩市同盟会会员集体加入致公堂，从此“美洲的革命党人终于打开了局面”。
在同盟会时期，由于东南亚殖民地政府对革命活动的限制，东南亚华侨以及中南美洲地区的华侨多采用书报社的形式作为革命组织的形式和开展革命活动的场所。新加坡有同德书报社等4个书报社，马来亚的书报社多达61个，数量最多。印尼华侨组织的书报社有52个，居其次。缅甸也有觉民书报社等18个书报社，越南有8个。武昌起义爆发后，许多书报社转为正式的同盟会组织。
同盟会是由若干个革命组织联合组成的，与兴中会一开始就是以华侨社会为基础有明显的不同。但是，同盟会成立后，孙中山在海外成立的同盟会组织依然是以华侨社会为基础，以吸收华侨为主。换句话说，同盟会在海外的组织依然依赖华侨的支持和参与，如果没有华侨的参与，海外同盟会组织就难以组织起来，更无法开展革命活动。从南洋和美洲等地同盟会的建立过程不难看出，加入同盟会的差不多都是华侨。因此，同盟会时期海外华侨依然是革命组织的重要支柱。
二、革命宣传的先锋
舆论是革命的先导。由于清朝的压制和控制，革命派在国内的宣传活动主要是通过散发革命书籍等形式来宣传革命思想的。至于像创办报刊、阅书报社及演出街头剧等形式则难以在国内开展。革命党人开展舆论宣传主要是以国外为基地，以华侨和留学生为主力军。在清末，中国海外留学生主要集中在日本，在日中国留学生确实在政治上显得非常活跃。但从整个海外宣传来看，海外华侨才是革命宣传的先锋和台柱。海外华侨在革命宣传中的作用主要表现在创办报刊、印刷书籍、开设阅书报社、组织集会演讲及街头演出等方面，在这些方面，海外华侨既是创办者又是支持者和最主要的受众。
自19世纪中叶以后，随着海外华侨社会的发展和经济实力的壮大，海外华侨应形势的需要陆续创办新式报刊。报刊这一新式宣传手段很快成为舆论宣传的强有力武器，无论是维新派还是革命派，都抓住这个阵地，开展宣传活动以传播自己的思想。维新派与革命派的论战，更加促进了华侨报刊的发展。1900年，兴中会首先在香港创办了第一份机关报《中国日报》。1904年，新加坡华侨创办了《图南日报》，这是南洋第一家革命报刊。《图南日报》所制作的月份牌，“分赠华侨，以资宣传”，上面写的“文字收功日，全球革命潮。图南新世界，书檄布东南”的字句至今读来仍极具震撼性。到同盟会时期，革命派已在海外创办了更多的报刊。据统计，从1906年至1912年，在海外创办的革命报刊有23种，其中重要的革命报刊有新加坡的《中兴日报》等。革命派通过华文报刊与保皇派进行思想大论战，批驳保皇派的谬论，使“救国必须革命”的思想被广大民众所接受，这为推动革命运动的不断高涨，为动员更多的国内外人民融入革命的洪流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同时，通过大论战，革命党人自身的理论修养也得到显著提高，革命理论更加成熟、更加富有影响力。
三、革命经费的来源
辛亥革命期间，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在开展革命活动、组织武装起义及进行思想宣传的过程中，需要大量的活动经费。海外华侨大力支持孙中山的革命活动，在经济上予以有力的支援。整个辛亥革命期间，海外华侨的捐款总数达800万港元。
海外华侨的经济支持经历了一个渐进的过程。在兴中会时期，海外华侨的支持力度还不是很大。第一次发动广州起义时，孙中山只得到檀香山华侨和香港同胞的支持。以后，虽然又陆续得到各地华侨的支持，但总数不是很大。到了同盟会以后，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海外华侨的支持力度越来越大，广州“三·二九”起义得到海外华侨的大力支援，这对武装起义的进行起到关键的支撑作用。如果没有海外华侨在经济上的支持，孙中山领导的革命事业的发展是极其艰难的。武昌起义爆发后，海外华侨对革命的经济支持有了较大的飞跃。
当然，我们不能以捐赠金额来衡量海外华侨对辛亥革命的贡献度。支持革命的华侨大多不是什么富翁，他们多数是一般商人，还有不少是普通劳工。但是，他们为了革命，竭力而为，有的甚至是倾家荡产。马来亚华侨商人谭德栋（一名谭扬）在为黄花岗之役筹款时便认捐了500元，后来得知筹款有困难便再捐500元，最后答应把店中的5000元货物全部售卖作为捐款。又如新加坡华侨林受之，仅潮州黄冈起义一役，即认捐万元，此后各次武装起义，或三千、五千，或一万，不遗余力，先后为革命捐款达数十万元之巨，连潮州庵埠老家的家产也变卖了，最后其子女只能去做佣工。
关于海外华侨对辛亥革命的经济贡献，我们应该看到这种贡献除了经济层面上的意义之外，还有精神层面上的意义，即华侨为了革命倾力而为，钱虽不多但精神可嘉。“至于工人更来得热心……他不管自己袋里有没有钱，总是捐了以后再来设法。”所以孙中山说“慷慨助饷，多为华侨”，这句话高度概括了海外华侨对辛亥革命的经济贡献。
四、武装起义的骨干
辛亥革命期间爆发的历次武装起义，有不少是海外华侨组织策动的。1895年，孙中山策划的广州起义，核心力量就是檀香山华侨邓荫南、宋居仁、夏百子等骨干。惠州三洲田起义是由郑士良带领的300多名华侨和三合会志士发起的。1907年的潮州黄冈起义是新加坡华侨许雪秋等组织实施、林受之等人大力支持的。惠州七女湖起义是邓子瑜、黄耀庭等领导的。至于广西、云南的一系列起义，海外华侨均前赴后继，表现勇敢，冲锋在前，为国捐躯。
广州“三·二九起义”打响了辛亥革命的第一枪，起义的主要力量就是来自海外华侨社会，其中仅从新加坡和马来亚等地回国参加起义的华侨就不下500人。在殉难的86位烈士中，华侨烈士31人，另有8名是留日学生。孙中山饱含深情地写道：“是役也，碧血横飞，浩气四塞，草木为之含悲，风云因而变色。”对于广州“三·二九”起义的伟大历史意义，孙中山给予极高的评价，称其“与武昌起义之役并寿”。
武昌起义爆发后，海外华侨纷纷回国参战，仅马来亚霹雳州华侨矿工回国的人数就有2000多人，为夺取革命的最后胜利贡献了力量。
总结海外华侨与辛亥革命关系的特点，主要有：
第一，海外华侨始终是孙中山革命事业的支持者，始终是辛亥革命的重要力量。从孙中山开始在海外发起革命活动到辛亥革命胜利，即中华民国成立后，海外华侨始终给予孙中山以有力的支持。在辛亥革命期间，无论形势如何险恶，风云如何变幻，海外华侨在创建革命组织、冲锋破敌、革命宣传和捐输革命等方面始终是一支重要的力量。
第二，海外华侨对辛亥革命和孙中山革命事业的支持经历了一个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疑惑不解到全力支持的过程。当孙中山刚开始在海外华侨社会中发动革命时，不少华侨对革命疑惑不解，甚至拒绝、反对。孙中山初次到美国宣传革命，费了很多心血，结果却收效甚微，华侨大资产阶级对革命事业采取了不支持的态度。但到辛亥革命前夕，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海外华侨对革命的热情日益高涨，到了武昌起义后，海外华侨对革命的态度更是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第三，遍及五洲四海的海外华侨，由于所处的具体环境不同，各国华侨对辛亥革命的态度与支持力度是有差别的，基本上东南亚是革命势力最强盛的地区。越南和新加坡、马来亚是辛亥革命期间革命最活跃的地区，而新马地区更是东南亚革命势力的中心。
第四，广东华侨在辛亥革命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19世纪的海外华侨社会是以地缘、血缘、方言及业缘为基础的社会。语言是沟通的必要条件。孙中山是讲粤方言的香山人，他要宣传鼓动、组织革命力量等，偏重在讲粤方言的华侨群体当中进行是自然的事，孙中山身边的核心领导层基本是讲粤方言的人，从兴中会到同盟会，革命组织的成员许多是讲粤方言的华侨。1895年，孙中山到香港策划广州起义时，周边的陈少白（新会人）、谢瓒泰（开平人）、杨鹤龄（香山人）、黄咏商（香山人）等都是粤方言区的人。孙中山流亡日本时，得到南海籍华侨冯镜如的帮助。孙中山到越南开展革命活动时，围绕在身边的也是台山籍华侨黄隆生、南海籍华侨李卓峰等人。在南洋革命中心的新马地区，粤方言的华侨在整体上的表现不如福建、潮州方言的华侨群体，但在那里的革命组织成员中，粤方言华侨占有重要的地位。例如，马来亚吉隆坡同盟会分会的16位创始会员，除了王清之外，其余均是来自顺德、南海、东莞一带的乡亲，而首届会长是顺德人陆秋泰。至于在美洲大陆，更是粤方言华侨占了绝大多数。所以，分析海外华侨各个群体在辛亥革命中的表现，我们可以认为广东籍华侨在此之中作出了独特的贡献，其中粤方言华侨群体在辛亥革命中一直是孙中山倚重的对象和坚定的支持者，具有非常突出的地位，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回顾辛亥革命时期海外华侨的作用特征，我们可以用“革命前驱”这个词来形容。因为无论是革命组织的创立和发展还是革命宣传活动的开展，无论是对革命的财力支持还是回国参加武装起义，海外华侨都走在了前列。正如孙中山所指出的那样，“华侨的思想，开通较早，明白本党的主义在先，所以他们革命也是在先”。
概括海外华侨在辛亥革命中的历史地位，我们可以说海外华侨社会是孙中山开展革命的策源地和根据地。因为从兴中会到同盟会的建立和发展，从1895年第一次广州起义到1911年广州“三·二九”起义，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均是以海外华侨社会为革命策源地。每次起义失败后，都有大量革命志士流亡海外，需要海外华侨接济安置，革命党人都是将海外华侨社会当作革命的大后方；而当革命处于低潮时，革命党人都是将海外华侨社会当作革命斗争再出发的根据地。
孙中山在总结海外华侨对辛亥革命的贡献时称“华侨为革命之母”。这句话高度概括了海外华侨在辛亥革命中的历史地位，高度浓缩了海外华侨对辛亥革命的历史功勋。今天，我们在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之际，重温孙中山的论断，依然感觉到无比正确。
海外华侨对辛亥革命的伟大贡献已经被历史所证明。那么，辛亥革命对海外华侨社会有什么历史影响呢？
首先，辛亥革命开创了海外华侨社会政治史的新时代。19世纪上半叶，海外华侨社会的领导阶层基本上是由甲必丹（或帮长、会馆领袖）、秘密会社头目、受当地政府委任的官吏和商人四部分构成，这四种人的身份并不是泾渭分明的，他们之间互相交叉，或者同时兼有多种身份。以经济为基础，以地缘、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华侨社会，其社会组织主要是地缘、血缘、会馆和秘密会社。会馆是从正面、合法的层面来管制华侨社会，秘密会社则从地下的、非法的层面来干预华侨社会。华侨社会的内部事务，包括经济、行政、司法等，基本上由华侨领袖根据中国封建传统制度和习惯予以处理。从历史角度来看，这一时期的华人“参政活动”主要是自治能力和对外交涉能力的培养，主要是处理与当地统治者政治交往经验的积累，还没有出现类似日后那样有理想的职业政治人物，也没有实现社会的政治动员。鸦片战争后，随着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革，清政府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逐步改变对海外华侨的政策，承认海外华侨是清朝的臣民，并将华侨当作争取的对象。清朝华侨政策的变化无疑对华侨社会起到巨大的鼓舞作用，使海外华侨与中国的政治联系得到激活，与祖国的关系、对祖国的认同成为一种“社会记忆”。清朝华侨政策的改变以及随后而来的一系列措施，如设立领事馆进行护侨活动，以各种名义在华侨社会进行筹款活动，吸引华侨回国投资，等等，都空前地加强了海外华侨与中国的政治联系。一些华侨领袖由于对清朝有所贡献而得到封官晋爵，一些华侨领袖则通过鬻官制度也获得官爵，变成清朝在海外的“政治代表”。
19世纪后半期，中国与海外华侨政治互动关系的形成与发展，其结果是建立了清朝与海外华侨的政治关系网络，培养了一个有双重政治认同的华侨阶层，既认同于当地也认同于中国。由于有了来自清王朝的政治授权，华侨领袖便披上了“官方”的色彩。他们一方面以当地领袖的身份参与当地政治事务，一方面又以清朝的“臣民”身份迎送清朝官员来访和承办清政府委托的事务。19世纪后期，清朝华侨政策的变化对华侨社会所产生的影响，从政治史角度来看是为后来华侨参政活动积累了进一步扩大和提高的历史基础。
正当清政府努力建立与海外华侨政治关系的时候，19世纪末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与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分别向腐朽的清朝封建制度发起强有力的冲击。两大政治派别先后在海外发动宣传和组织上的斗争。他们之间的政治思想论战以及他们在海外建立政治组织的活动，从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空前地提高了华侨的政治参与度，推动了近代华侨政治车轮的前进。辛亥革命是海外华侨历史上首次在有明确政治纲领指引下为了一种政治理想而进行的深度空前的政治参与和政治斗争。在孙中山革命思想的影响下，海外华侨不仅在舆论上、组织上和经济上支援了辛亥革命，而且直接回国参加革命斗争。在辛亥革命这个特殊的历史环境下，尽管海外华侨面临着种种困难和阻力，但他们在实践中逐步学会了追求理想、政治动员、政治组织、政治斗争等一系列政治参与和政治斗争模式，并且培养了一批政治人才。辛亥革命在华侨政治史上的重要成果之一就是在华侨社会中产生了有政治纲领指引的政党组织以及服膺党纲的党员和民众追随者，使海外华侨在历史上有了现代意义的政治组织和政治活动。海外华侨在辛亥革命中积累的经验，为后来的参政活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从这个意义而言，讨论海外华侨与辛亥革命的关系应该对辛亥革命时期海外华侨在政治上的成长予以高度的评价，应该充分认识到它在华人政治史上的飞跃及所产生的历史意义。
其次，辛亥革命促进了海外华侨社会的团结，培育了新思想、新观念，提升了海外华侨的民族主义内涵。
19世纪的海外华侨社会，帮派林立，各自维护着自身的势力范围，不同方言群体之间的交流不是很多。移民过程中的连锁移民方式以及到海外后职业选择的“乡亲化”，进一步强化了方言群体之间的隔阂。革命党人在华侨社会中开展革命活动是按理想、目标来组织动员华侨的，因此，不同方言群的华侨便走到一起，在革命组织中更多是在阅书报社内进行学习交流，讨论和形成共同的革命理想和价值观，从而打破了原先狭隘的地域观念和血缘观念，加强了不同方言群的华侨之间的交流和团结。
自19世纪中期以后，海外华侨社会先后接受了三次新浪潮的冲击。第一次是清朝为了争取华侨对清朝效忠和吸引华侨回国投资，采取了一系列争取侨心的措施。清朝驻外官员在华侨社会中推行改革陋习、提倡文化及兴办教育等活动。这些活动对海外华侨改变原先的精神面貌起到了积极的历史作用。第二次是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和梁启超流亡海外，他们在海外华侨社会中鼓吹维新变法，大力提倡兴办新式学校，发表了大量抨击封建顽固思想的文章和言论，这对启发海外华侨的思维，促进海外华侨接受新生事物，转变固有观念起到很重要的作用。第三次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他们针对封建主义制度和封建主义思想，向清朝发起全面的攻击，全面否定清王朝存在的意义。尤其通过与维新派的论战，革命派全面、系统地阐述了革命思想和理论，彻底批驳了维新派的谬论，厘清了华侨的模糊认识，促使海外华侨抛弃愚昧落后的思想，接受新思想、新观念，促进华侨社会向现代文明社会转型。
海外华侨虽然到海外之后接触西方资本主义精神，但他们毕竟深受封建主义影响，忠君观念比较严重，思想保守落后，当孙中山开始在海外华侨社会中开展革命工作时，不少华侨是不理解、不支持的。例如，1896年孙中山到达旧金山发动革命时，因康、梁保皇派的恐吓，结果只有大学教授邝华汰一人加入兴中会。后来，通过革命派的不断宣传，海外华侨逐步接受了新思想、新观念，尤其是资产阶级的自由、民主、平等观念才在华侨社会中得到广泛的传播。到了20世纪初，海外华侨的民族意识和爱国主义思想不断得到强化和升华，不再只是朴素的民族主义感情，而是以自由、民主、平等作为民族主义的内涵，这就为后来海外华侨支持祖国各项革命进步事业打下了基础，也为后来华侨社会掀起反对殖民主义、争取当地独立的社会政治运动打下了基础。
最后，辛亥革命提升了海外华侨的地位，加强了海外华侨与中国的联系。鉴于华侨在辛亥革命中所建立的历史功勋，民国政府通过一系列行动保护华侨的权益，制定了提升华侨政治地位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措施，并设置侨务机构来执行护侨政策。在参政、议政方面，首先是规定在参议院以及后来的国民大会、立法院及监察院等机关中保留一定数量的华侨代表名额。1913年，根据《国会组织法》，180多名海外华侨选举人回国选举了6名参议院参议员，这是海外华侨首次通过民主选举的方式当选为议员。到了1931年，国民政府公布了《国民会议组织法》，规定海外华侨可以选举26名代表。此后，在国民大会、立法院、监察院等机关都有华侨代表，不少华侨在各级党政机关中任职。在保护华侨权益方面，广东革命政府执政时期颁布了《保护侨民专章》，规定旅居外国及回国者皆称侨民，凡旅外侨民和回国侨民均须向侨务局注册领取证明书，以便侨务局确认其侨民的地位，照章保护其权益。同时，《保护侨民专章》中还规定了保护侨民的政治、财产及其他方面的权益。民国时期海外华侨的地位与过去相比确实有着天壤之别。
辛亥革命的胜利和中华民国的建立，使海外华侨有了祖国的依靠。海外华侨对新生的民国充满许多遐想，对中国的国家认同和文化认同不断得到强化。民国时期是近代海外华侨回国投资活动的高峰期。民国政府采取了多种措施，制定了多项政策，鼓励华侨回国投资，而海外华侨也在这一时期掀起回国投资的高潮。在广州、汕头、厦门、江门和上海这些城市，海外华侨对城市房地产的投资对这些城市的现代化建设起到重要的作用。华侨回国投资设厂大量增加，矗立在上海滩的永安、先施、大新和新新四大华侨百货公司引进了现代经营理念，以多种方式的创新引领了中国百货业的新潮流。在广东和福建等侨乡，海外华侨掀起了回乡建业的热潮，兴建了大量的侨房、街道、市墟，修建了学校和其他文化设施，使侨乡社会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但是，中华民国成立后，中国的命运依然十分坎坷。外国列强环伺四周，虎视眈眈。而日本在甲午战争后，时刻幻想着侵略中国。从20世纪20年代末起，日本不断制造事端，到1931年竟公然占领东三省，中华民族又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海外华侨掀起了波澜壮阔的抗日救国运动。抗日救国运动兴起后，海外华侨社会不同党派、不同阶层，在抗日救国的旗帜下达到空前的大团结。为了协助祖国抗战，他们在海外开展声势浩大的群众筹款运动，派出了规模庞大的南侨机工回国服务，涌现了许多感人的故事。此外，海外华侨还通过抵制日货和抗日宣传活动，打击日本的嚣张气焰。为了统一领导，东南亚华侨社会成立了“南侨总会”这个最高领导机关，产生了以陈嘉庚为代表的一大批爱国华侨领袖。海外华侨的爱国主义精神在抗日救国运动中达到了历史的顶峰。华侨在抗日救国运动中的表现其实是对辛亥革命传统的继承和发扬。
辛亥百年，记录的是中国历史的发展轨迹。百年辛亥，铭记的是中国历史的伟大转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