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是以武力方式推翻清朝封建统治的革命。为了实现革命的目的，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先后发动了多次武装起义。孙中山在发动武装起义的过程中，以海外华侨社会为策源地和根据地，采取里应外合的模式，先后在中国南方边境地区发动了10次武装起义，这些武装起义都得到了海外华侨的大力支持。他们虽然屡战屡败，但也屡败屡战。在革命胜利前的漫漫黑夜里，海外华侨表现出无私无畏的英勇精神，他们不怕牺牲，前赴后继，为夺取革命的最后胜利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19世纪末20世纪初，经过义和团运动冲击和八国联军侵扰后的清政府，希冀凭“新政”来挽救其摇摇欲坠的统治，摆脱其危亡的处境。然而此时的清王朝已是日薄西山，气息奄奄，恰如“一座即将倒塌的房屋，整个结构已从根本上彻底地腐朽了”。内则“政治不修，纲维败坏”，朝廷则“鬻爵卖官，公行贿赂”，“官府剥民刮地，暴过虎狼，盗贼横行，饥馑交集，哀鸿遍野”，外则“列强虎视鹰瞵，久垂涎我中华五金之富，物产之繁，蚕食鲸吞，已效于踵接，瓜分豆剖，实堪虑于目前”。内乱外犯、生灵涂炭、民族危亡的危险处境，一方面使得清朝统治阶级无法照旧统治下去，人民也无法照旧生活下去，另一方面也迫使中国人民为救亡图存不可能有稍事退却之心和充分积蓄力量的余暇。于是要求进取的各阶级阶层从其可能达到的认识水平出发，在不同水准上寻求救国的真理，进行救国的尝试。农民的抗捐抗税、反洋教斗争等烽烟四起，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改良立宪浪潮风行一时，资产阶级革命派则举起反清革命的旗帜，发动了多次武装起义。
东南沿海通商口岸城市、香港、澳门以及海外华侨社会，地处中西社会交往的前沿，对世界潮流的感知和反应也较中国内地更加敏锐、更加迅速。经过几十年与西方社会面对面的接触，已经形成了异于传统中国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环境，新的变动趋势正在那里萌生。
孙中山在谋划革命斗争时明确提出：“盖起点之地，不拘形势，总求急于聚人、利于接济、快于进取而矣。”根据这三项原则，“我同志之士相率潜入内地，收揽所在之英雄，先据有一二省为根本，以为割据之势，而后张势威于四方，奠定大局也”。在此思想指导下，广东、广西等沿海沿边地区逐渐成为孙中山发起武装斗争的目标。随着孙中山在海外的活动据点由日本、中国台湾向越南、新加坡的转移，孙中山选择的发难地点也相应地由广东沿海自东向西至广西沿海及广西、云南沿边地区转移。
革命虽在中国本土发生，但革命党人的大部分活动都是在海外进行的。这10次起义的发难方式，除广州新军之役外，其他各次起义都是采取里应外合的起义模式。起义不仅需要革命党人在海外华人社会进行长期的动员，而且由于时常受到帝国主义国家在清政府的压力下的干涉而倍显艰难。这10次起义基本上是“输入式革命”，在人力、物力方面对海外华人社会的依赖较大。海外华侨对孙中山领导的历次反清起义鼎力相助，因而被孙中山称为“革命之母”。
一、广州起义
1895年兴中会发动的广州起义，也称“乙未广州起义”，是自太平天国农民反清斗争以来中国人举行的第一次有组织、有领导的反清起义，也是华侨参与的第一次对清政府的武装进攻。此次起义，檀香山华侨为主动者，香港华侨与革命志士则居协助地位。它是孙中山在檀香山成立兴中会以后举行的第一次武装起义，揭开了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武装斗争的序幕。
1.成立革命组织，华侨积极响应，酝酿革命
首先，就社会形势而言，1895年前后的中国虽然面临重重危机，但还未到一触即发的革命边缘。甲午战争的失败，确实加剧了本已紧张的社会矛盾。但在青年孙中山看来，这种形势却正是举事的有利时机，“同志之人所在而是，其上等社会多不满意于军界……人民怨望之心愈推愈远、愈积愈深，多有慷慨自矢，徐图所以倾覆而变更之者”。
1895年广州起义所依托的主要是海外华侨。孙中山当时并未形成为某个阶级的利益而革命的想法。之所以最先寻求华侨的支持，不是因为他清楚地认识到后者具备革命精神，而是因为他的基本关系网络就位于华侨社会当中。
1894年11月，辛亥革命的旗手孙中山于檀香山创建兴中会，欲推翻清朝，缔造共和国。据统计，1894年至1895年参加兴中会的有名可考者共178人，其中79%为华侨。但是，参加兴中会的华侨只是少数。当时华侨中大多数人对民主革命主张尚不理解，有些人还把孙中山的宣传视为谋逆图乱言论，怕引来破家灭族之祸，避匿不及。孙中山“奔走逾月，仅得同志数十人”。这表明，华侨还未形成一支反清力量，更谈不上成为民主革命的阶级基础。当然，正如史扶邻指出的：“即使是海外华侨社会中的一小部分在政治上被激发起来，也是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新气象。”只不过在1895年前后，这一趋势尚不明显而已。
兴中会成立之后，除着手筹措经费外，还组织部分会员进行军事训练。邓荫南以近50岁的年纪积极参加，并满怀豪情地说：“我生平就喜好打猎，枪法准确得能从身后反身打中飞鸟，百无一失。又能自制炸药，回国参加武装起义，是一把好手呢。”随后，邓荫南毅然变卖了全部家产，得款近2万元，悉交孙中山安排使用。孙眉也以每头牛六七元的价格，贱售自己畜牧场的牛，以充革命起义的费用。由于邓荫南、孙眉带头捐献，1895年广州起义的准备工作得以顺利进行。
1895年初，孙中山先行启程回国，抵香港后即召集陆皓东、郑士良、陈少白等，联合杨衢云、谢瓒泰领导的辅仁文社成员，创立兴中会总部。他们在香港租了环士丹顿街13号为总部机关，对外称“乾亨行”，以作掩护。邓荫南与宋居仁、夏百子等相继回国，参与总部工作。虽然在反清起义的初期阶段，回国参加起义的华侨人数不多，但他们均是起义的骨干，在策划和领导起义中起到了重要作用。这样，形成了以孙中山、杨衢云、陆皓东、陈少白、谢瓒泰、郑士良、邓荫南、黄咏商8人为主的战斗核心力量。而这正是檀香山兴中会所没有解决的大问题。在这个战斗核心的领导下，他们迅速发动武装起义，为实现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理想，走上了武装推翻清朝统治的道路。
兴中会总会在筹备发动广州起义时，议决由孙中山驻广州，专任军务，郑士良、陆皓东、陈少白、邓荫南等佐之，杨衢云驻香港，专任后方接应及财政事务，负责筹措军饷、购运军械与募集会党等工作，黄咏商、谢瓒泰等佐之。不久，又决定了“遴选健儿三千人”，由香港乘轮船至广州起事的策略。
随后，邓荫南等人又随孙中山到广州双底门王家祠云冈别墅设立起义指挥机关，对外假称“农学会”，以研讨农桑新法为名，掩护聚集起来的力量。队伍扩大后，又在东门外张公馆和双底门圣教书楼后礼堂增加了分机关，在广州共建立大小据点数十处。兴中会成员还策动清军防营、水师，联络会党武装，经过半年的努力，各方面条件日臻成熟，遂定于这年的重阳发动起义。
2.召集志士，筹措革命经费，秘购和运送武器
在召集志士方面，杨衢云与三合会有密切的关系。谢瓒泰的父亲是一位著名侨商，隶三合会籍，“时以满虏吞灭华夏之历史训迪”其子，与三合会更有直接关系。前面提到的兴中会决议，“遴选健儿三千人”，实际上是说召集三合会会员三千人。陈少白曾说过：“到九月初八晚上（旧历），由他（指杨衢云——引者）带了三合会三千人，搭夜船到省城，天亮到岸，我们就马上动手。”这是很好的例证。杨衢云等经过半年左右的努力，到广州起义时虽未达到会党三千人之数，但据记载，会党头目朱贵全说：“乙未之役，自香港率同志二百余人入粤，在码头被捕……殉义。”又载另一个会党头目丘四说：“乙未之役，自香港率同志二百余人入粤，事泄被捕……殉义。”据孙中山面责杨衢云时说：“随后我打电（报）止你不来，隔一日，你又不多不少派了六百人来，把事情闹糟了……人又被杀了。”从以上记载可知，在广州起义前夕，杨衢云在香港派三合会头目朱贵全、丘四率领会众五六百人赴广州。这个数字，表明杨衢云在搜罗志士方面，虽未达预定的人数，但已是一支可观的队伍了。
起义前，“先生在港曾接纳三合会首领，并亲自调查其实力，约定时间在茶楼饮茶，先生入时，凡起立者即会员。先生如约前往，至十余处，每处茶客起立者百数十人，喜出望外。实则其头目事先邀集工人充数，为一骗局”。又据起义失败后，两广总督谭钟麟的奏折中提到：“又提截获之四十余名，分别审讯。据供，皆在香港佣工度日，闻杨衢云言省城现在招勇，每月给饷十元，先给盘缠，附轮到省，各给红带一条为号，不意上岸即被截住，实系为招勇而来，并不知有别事。反复推诘，各供如前。”由此可见，会党们并无大志，受金钱的吸引，他们才加入到革命队伍中来。对会党缺乏深入的思想和组织上的整顿，革命党人仅依靠单纯的金钱关系来利用会党，往往造成会党们来去自如，对革命贻害无穷。最终会党的散漫性使杨衢云无法如期派出起义人员，比原定时间晚了两天。作为主力之一的香港部队的延误是起义的一个重大失误，杨衢云应负掌控不力之责。
在筹措起义经费方面，孙中山在檀香山曾筹得一笔，但款额并不大，据《革命逸史》记载：“至（1894年）12月初旬，总理核算所得约合港币一万三千元，遂即束装归国。”而杨衢云在香港筹款，得到了香港议政局议员黄胜之子黄咏商的大力资助。“乙未（1895年）春，杨衢云筹措饷粮，尝裔其祖产苏杭街洋楼以助”，“得资八千元”。另外，香港日昌银号店主余育之贡献颇多。“乙未广州重阳之役，由杨衢云介绍入兴中会。时国人视谋反大逆如蛇蝎，育之独慨助军饷万数千元，密约衢云、咏商等至红毛坟场交款。”杨衢云总共筹得多少经费，限于资料，无法说清，但就上述黄咏商、余育之两家献款而论，合计港币两万多元，就多于孙中山在檀香山所筹款数。而檀香山兴中会，“于总理归国后，即不能有所接济”。那么，我们可以这样估计，广州起义的军费，大多依靠杨衢云等人的筹措，这是不夸张的。
广州起义的枪支弹药，也大多是由杨衢云等购买秘运到广州的。1895年10月初，杨衢云以香港沙宣洋行文员杨汝商的名义，向香港同德店购买了一批军械，其中包括短枪及火药，分装为五大箱，稍后杨衢云与两名男子委托广兴源庄把这五箱“英坭”经省港轮“保安号”于10月27日运往广州，收货人为广州市内美国长老会礼拜堂王牧师。然而“当保安轮船由香港启碇后，党人所备用之洋枪七箱”，“忽为多数杂货所积压，临时无法取用，党人失此武器，如缺左右手”，“及该轮抵广州时”，“捕获丘四、朱贵全等四十余人”。最后“那七个标有‘波特兰士敏土’的木桶的收货人不来认领，才对它产生怀疑。发现这些木桶装了二百多支左轮手枪”。杨衢云将小洋枪藏在五个士敏土（即所谓红毛泥）桶内，本是十分周密的安排，如果不是“收货人不来认领”，根本没有人怀疑那几个木桶。但他后来因此遭到革命党人的攻击。孙中山在总结革命教训时，指出1895年广州之役“本可一击而生绝大之影响，乃以运械不慎，致海关搜获手枪六百余杆，事机乃泄”。
正如美国学者史扶邻所说：“尽管杨衢云在香港的作用，后来成为内部争论的问题，但英国有关这个事件的详细记载，却充分证明杨衢云是很自觉地执行这个最困难的使命的。”上述杨衢云在香港筹措革命经费，招罗起义志士和购运枪支弹药，就是他“自觉地执行这个最困难使命”的成绩。此外，杨衢云还与孙中山多次密谈，共同制订起义计划。
广州起义，最后因“货不能来”和主力部队汕头与西江队伍不能如期赶到而流产。“除汕头与西江两军外，又有四百人自香港驰至。迨会兵之期已届，各军与省城之距离，军行约四小时可达；又有卫队百名，身藏利器，巡行于兴中会之四周；复有急使三十人，奉会员命分赴各邑，令党人于翌晨同时起事。讵意会员部署略定，忽有密电驰至，谓西南、东北两军（指汕头与西江两军）中途被阻。两军既不得进，则应援之势已孤，即起事之谋已败。然急使已遣，万难召回。一面又连接警报，谓两军万难进行，幸彼此各自为谋，未尽覆没。于是党员急起而消灭种种形迹，毁文籍，藏军械，且连电香港，令缓师。然香港党员接电之时，已在港军尽发之后”，“于是该党员及其部众尽投于罗网矣”。
至于港部在广州被捕，造成的不必要的损失，说法不一。孙中山的记述是：“……且连电香港，令缓师。然香港党员接电之时，已在港军尽发之后”，“于是该党员及其部众尽投于罗网矣”。简婷在文章中认为，杨衢云九月十日（旧历）派港部下省有多种可能，要么孙中山慌乱之中，没顾得上给杨衢云发电报；要么，电报发了，但到达杨衢云手中时，为时已晚，人员与枪械均已下船；还有一种可能，那就是电文的内容并非“止二队人不来”。总之，广州起义未发动即告失败，存在主、客观两方面的原因。
1895年的广州起义，作为资产阶级革命派的第一次反清起义，它的失败也不无积极意义，播下了反清革命的种子，奠定了日后反清革命成功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