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久富
（北京师范大学价值与文化研究中心副教授，博士）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许多方面都发生了或正在发生着重大的变化，其中最具有影响力的是经济体制的改革、价值观念的变迁和交往方式的变革。经济体制的改革、价值观念的变迁和交往方式的变革是依次进行的，从经济体制的改革深入到价值观念的变迁，又进一步深入到交往方式的变革，对中国社会的发展产生着深远的影响。
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是中国社会发生重大变革的根本原因。
一、经济体制的改革
在计划经济时代，人们最看重的是公平，把没有贫富差别、没有阶级压迫视为社会的最高目标。计划经济在消除贫富分化方面产生了积极的作用，在一定意义上满足了人们对社会公平的要求。可是计划经济在消除人们在资产占有和产品分配方面的差别时，也削弱了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内在驱动力，影响了人们劳动积极性的发挥，造成社会生产效率的低下，出现了“共同贫穷”的情况。
平均主义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一个重要价值标准，从平均主义可以透视计划经济的基本价值倾向。平均主义的价值依据是公平，即人与人之间的无差别。在平均主义看来，社会利益必须按“人头”分配才是合理的，只有这样才能体现人与人之间的真正平等，才可以完全杜绝社会的贫富差别。平均主义并非在任何情况下都缺少效率，在计划经济初期曾一度激发起极高的劳动热情，带来了很高的劳动生产效率。然而，以一种理想支撑的热情无法长期坚持下去，当平均主义不能给个人带来更多的好处时，人们的劳动热情自然就消失了，劳动效率也就随之降低。
平均主义要消除人与人在财产上的差异，从理论上说符合人道主义的精神，对于弱者更有利，其理想价值无可辩驳。在一个较小的范围内实行平均主义也无可厚非，但在整个社会领域实行平均主义会遇到很多问题。经济活动必须以效率为基础，没有效率的经济必然会影响社会其他方面的正常发展。平均主义的主要目标不是效率，而是公平，以平均主义为价值指向的经济体制无法更好地满足效率的要求，事实上也会影响公平的实现。在没有公平的时候，人们会热切地盼望公平，但有了公平之后还需要追求效率，只有在公平和效率之间保持合理的张力，才符合社会和个人发展的要求。
各种经济体制本身只是把人和人以及人和物结合起来的经济运作方式，只有让人和人的结合能够激发出人的劳动热情和创造力，让人和物的结合能够达到“人尽其力、物尽其用”的目标，才能提高生产效率，才能成为合理的经济体制。相比较而言，市场经济更有利于实现人与人以及人与物的社会结合，其结合方式通常比计划经济的结合方式更有效率。在社会资源还不充裕、人们的思想境界有待提高的情况下，市场经济以其“看不见的手”可以更好地实现个人利益和社会整体利益的统一，具有更现实的合理性。
在计划经济失去内在活力，社会发展处于停滞状态时，社会改革是必然的选择。社会改革必须从经济领域入手，不可避免地触到社会的经济体制。改革开放最引人瞩目的成就出现在经济领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形成和发展，激活了人们的劳动热情，带来较高的劳动效率，社会生产力得到发展，国家经济实力得到加强，人们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形成的新事物。在此之前，人们一直把社会主义制度与计划经济等同起来，又把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制度对应起来，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是不可想象的。过去所理解的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对立面，把资本主义的社会矛盾看作是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和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的后果，社会主义必须要克服资本主义社会中出现的矛盾，理所当然地要批判和抛弃市场经济。邓小平在思考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课题的过程中，创造性地提出市场经济不是专属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论断。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有一切市场经济的共同特点，遵循大体相同的市场经济规律。在市场经济中，追逐利益最大化是每个经济主体的目标，也是市场保持活力、经济保持效率的重要依据。在市场经济中，行政干预和宏观调控要保持在一个合适的范围之内，过分的干预会破坏市场自发形成的秩序。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要有社会主义的特色，最重要的是要保证公有制的主导地位。经过一段时期的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逐渐形成，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发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体制和经济生活方面的变化有目共睹，这是价值观念和交往方式发生变化的重要根源。
二、价值观念的转变
在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出现了价值观念的转变。价值观念的转变既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产物，同时也是经济体制改革走向深入的重要推动力量。
在计划经济时代形成了与其相适应的价值观念，这些价值观念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是合理的。直到今天我们也不能说这些价值观念是完全错误的，其中有些价值观念仍然需要坚持和倡导。但是，价值观念的合理性不是抽象的合理性，而是现实的合理性，符合社会生活实际状况的价值观念才具有现实的合理性。从社会生活的实际状况来看，以往的价值观念有这样两个方面的弱点：第一，价值目标太高太远，不考虑实际能否做到。大公无私、公而忘私等价值观念是高尚的，但对于生活水平还不高的人们来说，很难把这些高远的价值观念落实到自己的行动中，结果沦落成为一种口号和形式。第二，价值评价从集体利益出发，而没有充分考虑个人利益。价值观念最终都要落实到个人的行动中，只要求个人对集体尽义务，而反对个人追求自己的利益，很难成为人们持久坚持的价值观念。不顾实际状况一味拔高价值目标，看上去这样的价值观念是合理的，然而脱离实际的价值观念最终失去了指导行动的作用。
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之中，人们的价值观念发生了重大的变迁。邓小平提出的“三个有利于”标准是对新价值观的高度概括，评价社会事物是否合理，“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三个有利于”标准是衡量社会价值的新标准，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重要价值尺度。综观改革开放前后价值观念的变迁，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从重视政治转向重视经济。在改革开放之前，不论是衡量一件事还是衡量一个人，首先要从政治方面考虑，只要符合政治的要求就被认定是有价值的。政治价值已成为本位价值，经济价值、文化价值甚至日常生活的价值都要以政治价值为参照，不符合政治价值则被视为没有价值。自改革开放之后，经济建设成为中心，经济成为衡量社会发展的最主要指标。一项工作做得好坏，一个人的能力大小，往往都以经济价值来衡量。对社会价值的追求也发生了转变，以往认为社会最重要的价值在于政治方面，保证社会无剥削无压迫，而今社会最重要的价值在于经济方面，保障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第二，从重视平等转向重视效率。在改革开放之前，社会平等被理解为社会主义的重要价值原则，把消除人与人在地位、财富上的差异作为社会的主要价值目标。最典型的表现就是平均主义，舍弃人与人在地位、财富、能力、贡献等方面的差异，以“人头”为标准分配社会财富。在公平与效率之间更重视公平，将人与人的平等看得比社会效率更重要。在改革开放之后，效率成为第一位的选择，创造更多的财富成为最重要的目标。“不患贫而患不均”的观念已被摒弃，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激励人们劳动和创新的热情。人与人在财富上的差异已经被认可，积累更多财富是大多数人都愿意接受的理想。金钱在人们心目中占据很高的地位，金钱是衡量社会价值的最重要尺度，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拜金主义的倾向。
第三，从重视群体转向重视个体。在改革开放之前，在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之间更看重集体利益，主张集体主义，反对个人主义。要求每个个体都把集体的、国家的利益放在首位，在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产生冲突时，舍弃个人利益而维护集体利益。在改革开放之后，集体主义仍然是大力提倡的价值观念，但其内涵已经有了变化。集体不再是超越个人的抽象集体，集体主义不再是忽视个人利益的空洞集体主义。满足个人需要和重视集体利益同时被强调。重视个体的利益，尊重个体的价值，已经越来越被人所认可。追求个人利益，实现个人价值，也成为合情合理的选择。在社会经济建设过程中焕发出的劳动热情，在很大程度上是重视个人利益和价值的结果。
经过改革开放20多年之后，再回头看社会价值观念的变化的确非常明显，毫无疑问社会价值体系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迁。在价值观念变迁的过程中引发了多次讨论。最初是关于人生价值观的讨论，对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作了深入探讨，使人们开始关注个体，重新反思以往的价值观念。其后是关于东西方文化的讨论，除了讨论社会制度、生活方式等问题之外，还有很大一部分是关于价值观念的讨论。再后是关于“道德滑坡”的讨论，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社会道德是否堕落了，抑或是进步了？经济发展是否必然以道德滑坡为代价？等等。每一次讨论都是对以往价值的反思，都体现着社会价值观念的变迁。
社会价值观念的总体变迁是从一元价值转向多样价值。在改革开放之前社会价值基本上是一元的，只承认最高远的价值，其他价值被忽略或排斥。价值一元化主要表现在价值评价标准的单一上，政治价值是最高的价值，排斥个人利益的群体价值是最高的价值。根据单一价值标准作出的价值评价是单一的，价值选择也是单一的，价值追求和价值理想也是单一的。改革开放之后，这种状况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价值观念多样化带来了价值标准的多样化，关于人和物的评价多种多样，人们的价值选择和价值追求也很不相同。主导的价值观念仍然是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念，同时还有许多其他价值观念存在。这些价值观念有些与主导价值观念相一致，有些相冲突，带来了许多现实的问题。价值多样化使人们在价值评价上越来越宽容，容许对事物作出多种评价，允许多种价值选择。这种变化，比起一元的价值体系是一个进步。
三、交往方式的转变
在社会经济体制和价值观念转变过程中，人们的交往方式也在逐步发生变化。交往方式既受经济体制的制约，也受价值观念的引导，反过来又会从更深的层次促进经济体制和价值观念的稳定或变迁。每次重大社会转型之后，伴随经济体制和价值观念的转变都会出现交往方式的转变，给社会生活的整体转变打上更深的印记。
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体制的改革，价值观念的变迁，引起了人们交往方式的变化。虽然交往方式的变化需要较长时间才能有显著的结果，但是种种迹象预示变化已经开始，而且正在逐渐加强。交往方式的变化最突出的是以人情为纽带的交往正在被以契约为准绳的交往所代替，传统的交往方式正在被现代的交往方式所取代。
注重人情关系是中国社会传统的交往方式。在人与人的交往之中，人情成为重要的尺度，父母、兄弟、姐妹，近亲、远亲，同乡、同学、同事，都可作为判别关系远近的标尺，人们往往会根据关系的远近以不同的方式区别对待。在日常交往中，以各类人际关系确定各自的身份，谁是谁的什么亲戚，谁和谁是什么关系等等，其所体现的就是人情交往方式。一个人在社会中的角色和身份往往不是以劳动、贡献为尺度，而是以人情关系为尺度，人与人的相互信任也常常建立在人情关系的亲疏远近上，人情关系亲近则得到更多的信任，而人情关系疏远则不被信任。
人情交往方式是人与人直接交往时代的产物，当人与人在狭小领域内直接交往时，人情便成为最重要的协调社会关系的尺度。中国传统社会重视“家”，各种关系都限定在“家”的范围之中，在“家”中人情关系自然是最重要的。这样的交往方式经常反映在人们的观念中，例如把“国”看作是放大了的“家”，把单位看作是自己的另一个家，把各种组织也看作是一个家庭。只要在家的范围之内，人情必然是不可摆脱的。在人情交往方式中，人与人的关系似乎非常紧密，但是这种紧密的关系只限于一个很小的圈子里，圈子之外的人被视为陌生人，被放在人情关系的远端。在交往范围日渐拓宽的现代社会中，人情交往方式把所有关系都从人情角度去看显然已经不合时宜了。
人情交往方式有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根底，与传统文化的伦理道德观念深深地结合在一起，是中国人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人情交往方式在私人生活领域是合理的，使人与人的关系更加紧密，对社会的和谐和稳定发挥重要的作用。中国人重视“家”也合情合理，这是中国人凝聚力的一个重要源泉。对家的依恋，对亲人的敬重，是中国人温情脉脉的一面，是维系中国社会的一个重要纽带。注重家庭，注重人际关系，这已是中国人行为的基本方式，背后有强大的民族心理的支持。可是，当人际交往的范围超出私人领域，出现在公共生活中时，再以人情关系作为交往的尺度，其弊端便显露无遗。
人情交往方式在公共生活领域是一种不合理的交往方式。在公共生活领域中，人们往往彼此不很熟悉，人与人之间较少错综复杂的人情关系。例如，一个市场，一次集会，都可以形成为公共生活领域。公共生活领域也需要规则和秩序，但不能以人情关系作为规则。公共生活领域需要的是制度，大家共同遵守制度才能形成公共秩序。在一个市场中要有一定的制度，在一次集会中也要有相关的规定，如此才能保证交往的顺利进行，交往才有秩序。
在公共领域滥用人情关系会导致一系列的问题。第一，人际交往会受小团体主义的困扰。人情关系以亲疏远近区分“亲人”和“陌生人”，造成公共领域的分化，一部分是有亲缘关系的，另一部分是没有亲缘关系的，在两个部分之间产生界限和隔阂，造成公共领域的分裂和冲突。在人情关系的主导下很容易形成公共领域内部的小团体主义，破坏公共领域的“公共”性。第二，人情关系会影响公共领域的基本正义。人情关系在权利和义务上通常是不对等的，享受哪些权利、承担哪些义务往往不明确。人情关系出现在公共领域时，权利和义务不易保持平衡，处于不同小团体中的人会享受不同的权利，人与人在权利和义务的对等方面出现不公平现象。更极端的情况是一部分人根据人情关系私分公共利益，造成更明显的不公平。第三，人情关系不利于公共领域形成秩序。公共领域的秩序应该超越人情之上，对于所有人都是一样的，不因人情关系而有差别，所有人都要一视同仁。法律是公共生活中的一项制度，法律不应因人而异，不应因人情而改变，每一个人都应该遵守法律，没有谁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没有谁在法律面前拥有特权。人情交往方式常常违背法律和其他规则，用人情取代法律和规则，对公共秩序的形成构成极大的破坏。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为交往方式的变革确立了基础。市场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公共领域，追求各自利益的人在市场中交换权利和义务，按照市场的规则确定彼此的关系。市场经济要求人们在市场中公平地进行竞争，可是人情交往方式却要在经济活动中加入人情因素，事实上已变成阻碍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因素。市场经济需要一致的规则，但人情关系破坏这样的规则，使市场中的交往变得非常复杂，不仅提高了成本，也破坏了秩序。市场经济需要共同的秩序，但人情关系破坏这样的秩序，公平和效率都不能得到保障。国内许多企业的管理都抹不掉人情关系的痕迹，而在企业之间的经济行为中也不能摆脱人情关系的干扰，这对企业的发展乃至整个市场的发展产生不利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社会现实已经提出了改变交往方式的要求，以更适合市场经济的交往方式处理公共领域的交往，才能够对市场经济的发展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迫切需要的是契约交往方式。契约交往方式不同于人情交往方式，以契约为交往的纽带，而不是以人情为交往的纽带。契约交往方式比起人情交往方式更适合于公共领域。契约关系是由契约者自愿建立的关系，既然是自愿建立的关系，就有利于契约者之间在权利和义务上的平等。人情关系往往有不受人控制的因素，如血缘、地缘、业缘等，它们是自然形成的，人们通常不能选择人情关系，其中的权利和义务容易失去平衡。人情关系必须在“熟人”之间才能形成，而契约关系在“陌生人”之间也可以建立，因此契约关系更适合公共领域。在整个市场中，彼此没有人情依赖的经济主体，按照契约交换彼此的权利和义务，从而形成广泛的秩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契约交往方式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同时也对契约交往方式的发展提出了迫切的要求。
不仅在市场中需要契约交往方式，在社会的每个公共领域都需要契约交往方式。现代社会已是一个超级的公共领域，生活于其中的人们需要以共同的规则行为处事。人情交往方式已经不能适应现代生活的要求，契约交往方式才符合相对独立又彼此联系的交往时代。
当前我们正处在社会交往方式转变的过程中，人情交往方式的狭隘性越来越明显，契约交往方式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交往方式的转变是不可能一朝一夕完成的，比起经济体制改革和价值观念变迁要花费更长的时间，契约交往方式要取代人情交往方式还要经历一个相当艰难的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