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城市化的确切概念和内涵，目前还没有统一的说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标准城市规划术语标准》，城市化“是人类生产和生活方式由乡村型向城市型转化的历史过程，表现为乡村人口向城市人口转化以及城市不断发展和完善的过程”。蔡孝箴认为城市化是一种世界性的社会经济现象，是乡村分散的人口、劳动力和非农业经济活动不断进行空间上的聚集而逐渐转化为城市的经济要素，城市相应的成长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的过程。日本的上田正夫认为，城市化是一种状态，即在某一地域内，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资本的积累，产生了现代化的生产方式，然后在工业化的推动下，吸引人口相对集中。综合对城市化的各种认识，我们认为城市化是一种综合的发展过程，至少应包括如下几方面的内涵：（1）城市化是农村人口不断向城市人口转化和城市人口比重不断提高的过程；（2）城市化是产业结构逐步升级和第一产业劳动力不断向第二、三产业转移的过程；（3）城市化是人的整体素质提高，城市文明不断发展并向广大农村传播与渗透的过程；（4）城市化是农村生活行为方式、物质文化逐渐向集约高效转化的过程。
中国城市化进程的主要特征之一既是城市化水平的省际差异极为显著，不宜实行全国统一的城市化方针。我国地理、人口和城市规划等专业的学者一直重视对中国城市化水平区域差异形成原因的探讨与分析。根据其所采用的研究方法，现有的文献大致可归纳为两类：
第一类是定性分析，主要是借助理论演绎、案例列举、差异指数或不平衡指数等分析方法，推演省际城市化水平或城镇人口与省际资源环境条件、人口分布、经济发展、国家省际政策等影响因素之间的因果联系。其优点是影响因素全面、系统，并且简单明了。但是，由于这类研究常常没有分析各影响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并且不能量化各因子的影响强度，综合解释能力比较弱。
第二类是定量分析，主要是借助因子分析、回归分析等数理统计技术，构建区域城市化水平与各影响因子的数学模型。如许学强利用1978年的资料，通过因子分析，发现工业化因子和人口因子是影响我国城市化水平省际差异的两个主因子。蒋耒文、考斯顿发现在不同历史时期省际城市化水平差异的解释变量很不相同。本书利用第四次和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以及相关社会经济统计资料，在系统地阐述1990~2000年间我国城市化省际差异特征的基础上，采用先定性再定量的研究方法，探析1990年和2000年我国城市化水平省际差异的形成因素，旨在深化对我国城市化发展区域差异的认识，为各地区因地制宜地选择适合自身特点和发展阶段的城市化道路与模式提供科学依据。
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表明，2000年我国城镇人口比重为36.09%，比1990年的26.23%提高近10个百分点，发展速度比过去明显加快。这既是20世纪90年代我国社会经济大发展的成果，也体现了一系列积极推动城市化进程的政策措施的作用。不同地区之间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一直是我国的一个突出问题，这在城市化发展水平的地区差异上得到集中的反映。从社会、经济、地理等多个侧面，对此种地区差异的形成及存在问题作综合分析，无论是对加快城市化进程，还是对促进我国生产力的合理布局和区域协调发展，都是十分必要的。
一、中国城市化现状
中国城市化的发展水平从总的来看是东部沿海最高，中部次之，西部最低。此外，北方超过南方，与人均GDP的高低和第二、三产业的发达程度是基本吻合的。而一些地理因素对此也有影响，如在生产力水平大致相近的情况下，寒冷地区的城市化水平高于温暖地区、干燥区高于湿润区、平原高于山区，这些因素主要通过影响一个地区的产业结构和聚落分布特点，对城市化水平间接地起作用。根据第五次人口普查的城镇人口比重，可将全国各省区划分为以下几类：
（一）城市化水平较高
包括上海、北京、天津、广东、辽宁、黑龙江、吉林和浙江8省区（按城镇人口比重由高向低排列，下同），其城镇人口比重在88%~48%之间。这些省区大部分属于东部地区，原有基础好，人口稠密，生产力水平及近年来的发展速度在全国范围内显著领先，其中上海、北京和天津作为三个老直辖市和全国最大城市，地位尤其突出。黑龙江、吉林长期以来一直是我国主要工业基地之一，且乡村聚落受自然条件影响，分布相对集中，规模也较大，易于向城镇演化，故城市化水平也较高。
（二）城市化水平中等
包括内蒙古、福建、江苏、湖北、海南、山东、山西、青海、新疆、重庆、宁夏、陕西12省区，城镇人口比重在43%~32%之间。其中属于东部地区的福建、江苏等省近10余年经济发展非常迅速，促使城市化水平大幅度提高。位于西部的各省区多属于少数民族地区和干燥区，其人均第二、三产业产值超过内地许多省区，加上乡村聚落也趋于集中分布，均有利于提高城市化水平。属于中部地区的湖北、山西两省工业发展历史悠久，城市化也相对发达。
（三）城市化水平较低
包括湖南、广西、安徽、江西、四川、河北6省区，城镇人口比重在30%~26%之间。这些省区经济长期以农业占优势，迄今工业仍没有突出的全国意义，人均GDP偏低。此外，农村聚落小而分散，均使城市化受到限制。
（四）城市化水平很低
包括甘肃、贵州、云南、河南、西藏5省区，其城镇人口比重均低于24%，西藏仅为18.9%。这些省区生产力水平都处在全国的最下游，其中河南、甘肃、云南人均第二、三产业产值约为全国平均数的1/2，西藏和贵州仅为1/4.河南省是中国第一人口大省，又地处中原，地理位置很重要，但工业不发达，缺少大城市，全省最大城市郑州在全国仅列第18位，这些与第一人口大省的地位是很不相称的。其余4省区都地处西部高原山区，少数民族人口比重大，历史基础差，农村人口自然增长快，工业化和城市化确实存在不少客观上的困难，与其他地区的差距不是短时期内能够弥补的。
从“四普”到“五普”，即整个20世纪90年代，我国城市化水平的地区差异明显扩大了，也就是说过去水平较高的省区发展速度较快，水平较低的省区则发展相对缓慢。10年间东部地区城镇人口比重平均提高14.04个百分点，其中上海、江苏、福建、广东更高达20个百分点左右26.69%，而中部和西部地区分别仅提高了8.66个和9.77个百分点，均低于9.86个百分点的全国平均数，其中甘肃和新疆增幅尚不足2个百分点，贵州、四川和黑龙江亦仅在5个百分点左右。1990年全国城市化水平最高和最低的省区城镇人口比重相差60个百分点，而2000年已增至70个百分点。
20世纪90年代我国城镇人口总数增长了67.06%，大大超过总人口11.7%的增幅，其中东部地区的增长率明显高于中西部，广东、江苏、福建、重庆、海南等均增加了1倍以上，而甘肃、四川、贵州、黑龙江等仅在20%左右。同期内我国有19个省区的乡村人口出现了历史性的绝对减少，它们大多分布于东部，其中上海市的减幅超过50%，对比之下，中西部不少省区乡村人口仍呈增长趋势，新疆的增幅达到23%，宁夏、甘肃、西藏等也达10%左右。这些都说明20世纪90年代我国城市化发展水平的地区差距确实拉大了如表7-6所示。
在工业化发展的一定阶段，通过人口和资本在某些优势区域的集聚，造成一个国家内部不同地区之间的差距有所扩大，应该说是一种正常现象，差不多每个国家都有这样的情况。但在20世纪90年代全国经济高速度发展的大背景下，仍有一些省区在低水平上出现城市化的相对停滞，以致与先进省区的差距越拉越大。
二、对城市化省际差异影响因素分析
国际经验表明，城市化是社会经济现代化的重要空间表现形式，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产业结构的非农化是推动城市化进程的原动力，人口和资本按照市场经济法则不断转移和集聚，体现了实现城市化的基本过程。此外，这一进程与若干历史、地理和社会环境因素也有关系。从我国的情况来看，各省区的自然条件和人文状况相差悬殊，社会经济发展表现出许多不同的特点，加上我国在过去一段长时期内，形成了典型的城乡二元结构，使城市化进程进一步受到种种制度性的制约。但尽管如此，生产力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的不同对于我国城市化的地区差异仍然是最基本的影响因素，这一点从对各社会经济指标的统计分析中可以看得很清楚。相关分析表明：1990年各省区的城镇人口比重与同年人均GDP的相关系数为0.884；2000年各省区的城镇人口比重与1999年人均GDP的相关系数为0.907；与同年第二、三产业产出额的相关系数为0.904；与人均固定资产投资额的相关系数为0.869；1990~2000年间各省区城镇人口比重增长百分点与人均 GDP增长率的相关系数为0.705；与人均第二产业产出额增长率的相关系数为0.618；与人均第三产业产出额增长率的相关系数为0.568.以上分析成果说明了这样几个要点：
（1）各省区城镇人口比重及其增长速度，与投入、产出等主要经济指标之间存在着高度相关或显著相关。2000年与1990年和1982年相比，它们之间的相关度甚至更密切了，这清楚地表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完善，我国城市化进程已更多地受经济性因素而非制度性因素制约，这一点显然具有积极意义。
（2）20世纪90年代各省区人均GDP每增长1000元，城镇人口比重平均大约增加2.6个百分点。全国人均GDP最高的上海市与最低的贵州省之间相差约2.6万元，这是其城市化水平出现悬殊差距的基本原因。2000年与1990年相比，城镇人口比重的计算基数增大了约10个百分点，表明我国城市化的总体水平有了明显的提高。而人均固定资产投资额每增多1000元，城镇人口比重更可上升达6.2个百分点。
（3）20世纪90年代各省区人均GDP的增长率每加快10%，城镇人口比重平均将增大0.8个百分点。期内我国人均GDP增长最快的省区增幅逾2.6倍，最慢的仅略高于0.8倍；城镇人口比重的增长幅度相差十几个百分点，与经济发展速度的快慢显然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4）按照发展经济学的理论，一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应具有大致相当的城镇人口比重，若该比重过高或过低，即表明城市化进程超前或滞后。为了度量，引入NU比的概念，它反映的是非农化水平与城市化水平的关系，其中N指非农劳动力在总劳动力中所占比重，U指城镇人口比重，NU比大于1，表明乡村非农化的存在和城市化的不足，NU比小于1则表明城镇中存在一定数量的农业人口。
从我国的情况看，在一段时间内曾出现过NU比过高的现象，随着近年城市化的加速，NU比已渐趋下降，至2000年大部分省区已降至1.0~1.3的相对适度水平，但也有一些省区该比重仍明显偏高，如河北省为1.96、河南省为1.77、甘肃省为1.71、江西省为1.60，表明其非农劳动力比重大大超过城镇人口比重，大量非农劳动力分散在乡村。这种现象在工业化的初始阶段是有其合理性的，但发展到一定程度，即应该重视提高集中度的问题，以争取更高的集聚效益和经济结构的高度化，也就是说，对于工业化和城市化应大致同步地予以推进，只有这样，才能增强可持续发展的后劲。根据以上分析，可以认为我国部分省区确实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城市化滞后现象，在现阶段适当加快城市化进程，对社会经济发展无疑既是必要的，也是有益的。仅前述河北、河南、甘肃、江西等4省，如NU比提高至全国平均水平（1.39），其城镇人口比重即可分别上升10个、6个、5个和4个百分点，发展潜力确是可观的。
（5）20世纪90年代我国各省区城镇人口绝对数量的增长率与GDP增长率关系也相当密切。其相关系数为0.59，在东部地区达到0.72，相关性表现得比中西部更为明显。此外，由于东部地区乡村人口绝对减少的速率较快，其外来人口大多集中于城镇，因此总人口的增长对城镇人口也有一定的正面影响；反之，两者在中西部则表现为负相关，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生产力不发达状态下人口增长过多过快对城市化确有拖累作用。
（6）自然环境背景的区域差异。我国的自然环境背景具有显著的区域差异，可划分为以丘陵和平原为主的东部季风区、以高山分割的盆地和高原为主的西北干旱区和以高原和高山系为主的青藏高寒区，并由此在总体上奠定我国人口分布、社会经济和城市化发展的宏观空间格局和长期态势。早在1935年人口地理学家胡焕庸即发现，以爱辉（黑河）—腾冲直线为界，该线以东的中国东部土地面积约占全国的36%，却集中了全国人口的96%；该线以西的西部，面积占全国的64%，人口却仅占4%。“胡焕庸线”是由年降雨量400毫米等值线和中国地形第二级台阶综合作用的结果，其效用在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数据中再次得到了验证，并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仍将有效。区域资源禀赋对城市化区域差异也具有重要的影响，矿产和能源富集的区域有利于工业的发展和城镇人口的集聚，有利于城市化发展。另外，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区位条件对区域城市化进程的影响日趋强烈。
三、城市化对省际经济差异的影响
城市化是近代以来社会发展的一个主导过程，城市化水平则成为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之一。在我国，从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城市化进程对省际经济差异的变化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
（一）省际人口迁移与省际经济差异
在计划经济时代，我国人口进行跨省迁移的自由度极小，除国家组织的几次沿海地区省份技术人口和工人向内地重点建设地区建设、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等之外，人口大规模地自发性跨省迁移几乎没有。
改革开放之后，产生了人口进行跨省自发性迁移的条件。首先，我国农村普遍推行了生产责任制，农户成为农村经济的基本经营单元，农民可以自主地安排自己的生产活动。而且，农民生产积极性的提高带来了劳动生产率的相应提高。于是，农村出现了大量的剩余劳动力。这些剩余劳动力拥有充分的自我支配权。其次，国营和集体企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在物质利益诱导下，或是为了摆脱这些单位过死的用人制度的束缚，更好地发挥自己的才能，产生了到异地谋职的冲动。第三，也是很重要的一点，我国沿海开放地区经济高速增长，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特别是这些地区实行的劳动用工招聘制度，冲破了户籍、人事等制度对劳动用工的束缚，为吸引人口大规模迁入创造了容纳场所。
上述这些条件只是为我国人口跨区域的迁移提供了可能性。使这种可能性转化为现实性的重要原因，从本质上看就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东部沿海经济相对发达省市与广大经济欠发达省区之间所存在的区域经济差异及其变化。如前所述，在20世纪80年代，尽管我国各区域之间的经济相对差异在缩小，但是绝对差异一直在扩大。东部沿海相对发达省市与欠发达省区之间人口收入存在显著差异，为了改善自己的经济状况，获得新的高报酬的就业机会，欠发达省区人口就大量流向沿海相对发达省市。区域之间收入差距的继续扩大和先期迁入到沿海相对发达省市的人口在经济上的成功，进一步推动欠发达省区人口以更大规模向沿海相对发达省区迁移，形成了规模浩大的“民工潮”、“打工潮”。总体而言，沿海经济相对发达的省市与欠发达省区之间经济差异越大，其人口迁入的规模也越大。广东、浙江、上海、北京、天津、辽宁等地的开放区域成为人口迁入最多的地区。与此相对应，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且距沿海经济相对发达省市较近的省区，如四川、贵州、云南、广西、湖南、江西、安徽、河南等则成为人口迁出最多的地区。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上述人口省际的迁移持续时间长，规模也越来越大，对经济相对发达省市的城市化进程产生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同时，也给欠发达省区的城市化进程产生了不用程度的直接与间接的影响。
（二）省际社会结构的变化与省际区域经济差异
省际经济差异对省际间社会结构变化的作用既有直接的，也有间接的。首先，东部沿海经济相对发达省市与欠发达省区的经济差异具体反映在人们的收入差别、生活方式和生活水准差别方面。欠发达省区的人们向往、追求过上相对发达省市人们一样的生活，简便而有效的行为方式就是迁入到相对发达省市，去直接参与和享受那里的生活。受经济能力和身体条件的约束，迁移人口中以青年人为主。这些青年人中大部分是来自农村的青壮年劳力，另一部分是拥有较高文化水平的青年学生和技术管理人员，他们大都是有冒险精神与创造力的人。这些人进入到相对发达省市，除直接满足了当地经济发展对劳动力的需求外，还为这些地方的发展竞争注入了活力，通过城市化中的集聚效应而释放出巨大的能量。我国沿海相对发达省市，特别是开放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不断出现的新思路、新办法，技术上的不断创新等，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迁入人口。从深圳、珠海、海南等的发展中就可见一斑。与之相反，对欠发达省区而言，农村青壮劳动力的流失、城市中一些富裕创造与冒险精神的青年人才的流失，使社会发展中的创造力量有所减弱。
其次，省际经济（绝对）差异不断扩大强化了省际间的人口迁移，从而推动各区域社会观念、生活方式发生变化，并趋于融合。对沿海相对发达的省市而言，大量人口的迁入在以下几个方面改变了当地的社会观念：一是迁入人口不仅数量多，而且其中有冒险与创新精神的人也多，大大增强了人们在获得各种发展机会方面的竞争意识，迫使当地人也要通过竞争才能求得发展。二是迁入人口来自四面八方，改变了当地人口结构，减轻了人们之间复杂的社会关系的束缚，展示个性、发挥自己的才能、实现个人价值，以逐渐在沿海相对发达省市成为人们遵从的行为方式。三是迁入人口除了学习迁入地区的生活方式、接受当地的社会观念之外，也把迁出地区的一些生活方式和社会观念带到迁入地区，从而促进了沿海相对发达省市与欠发达省区之间生活方式和社会观念不同程度的融合。对于欠发达省区而言，它们的迁出人口中大部分是属于季节性的迁移，通过与家乡的通讯联系、回乡探亲、休假等种种形式，把沿海相对发达省市流行的生活时尚、先进的社会观念输入到欠发达省区，广为传播，从而对这些地方的社会进步、增强人们的现代意识起了积极的催化与推进作用。由此可见，区域经济（绝对）差异扩大对区域之间人口迁移所产生的推动作用，间接地促进了我国沿海相对发达省市与广大欠发达省区生活方式与社会观念向更现代化的方向转变。
第三，随着省际经济差异的扩大，欠发达省区的人口越来越多的迁移到沿海相对发达省市，相应的产生了一些不利于省际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的问题。迁入人口主要集中于沿海相对发达省市的开放城市和地区，造成这些地方人口拥挤、城市基础设施负担过重，社会治安问题增多，迁入人口教育没有保障等等。对于欠发达区域的一些农村，由于青壮劳力的大量迁出，常年在家的多是老人、妇女和小孩，使得这些地方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都显得力不从心，缺乏活力。对这些问题，除了加强对人口跨区域迁移的管理和指导外，更需要通过欠发达省区的经济发展，逐步减少人口迁出数量，以使这些问题得到缓解。
（三）省际间城市化水平的变化与省际经济差异
以城市市区人口占地区总人口的比重作为衡量城市化水平的指标，测算了1990年和2000年全国各区域的城市化水平，结果如7-7所示。
然后，把表7-7中的数据分别与同年各区域人均国民收入进行比较，所得到的结论是，区域的城市化水平与人均国民收入大体上成正比关系，两者的零相关系数 1990年是 0.94，2000年是0.92，均呈强相关。这就是说，省际的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相应的其城市化水平也越高。省际经济差异的扩大（或缩小）会引起省际间城市化水平差异出现相应的变化。然而，必须指出的是，城市化水平的变化还与省际的总人口增长、区域原有的城市发展状况等有关。例如，我国西北地区的几个省区虽然经济发展水平不高，但是，其城市化水平都比较高。从长远来看，随着人口向城市迁移和定居的种种制度障碍的消除，省际经济差异变化对各省际城市化水平变化的影响将会不断增大。
§§第八章 中国省际经济差异及特征
对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省际经济差异变化的研究，虽然其他学者已做过较多的工作，但是却没有得到一致的结果，有些结论相去甚远。杨开忠（1994）采用1952~1990年各地区人均国民收入年增长速度为研究数据，运用变差系数和加权变差系数为研究方法，对全国各省的经济差异进行了核算，得出的结论是各省经济差异变化以1978年为转折点，呈“U”型变化，1952~1978年差异一度缩小；1978~1990年差异不断扩大。魏后凯（1997）采用各地区人均GDP，人均国民收入和人均收入，采用地区经济增长的β收敛系数法，对1952~1995年的地区增长差异进行了研究，得出的结论是1952~1965年地区差异一度缩小，1965~1978年地区差异扩大，1978~1995年差异缩小。覃成林（2002）运用加权系数法对1978~2000年的区域人均GDP进行核算，得出的结论是1978~2000年地区差异呈缩小趋势，其中1993~1995年有略微扩大现象。林毅夫（2003）采用全国31个省区的人均GDP，运用变异系数和基尼系数法对1978~1999年的样本数据进行核算，结论是1990年后地区差异拉大。因此，本研究将通过对1978~2004年区域数据的实证分析，揭示中国区域经济差异的变化过程与特征，从而为分析区域经济差异变化的原因、评价其经济和社会影响、预测其未来变化趋势等提供科学、客观的依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