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大事不是一味地要得到所有的东西，而是要善于放弃一些自己本来就力所不及的东西。因此，懂得放弃也是一种智慧。
记得一位外国学者这样说：会快乐生活的人，并不一味地争强好胜，在必要的时候，宁肯后退一步，做出必要的自我牺牲。
鲁光，这个名字大部分读者是从《中国姑娘》这篇轰动全国的报告文学中知道的，也正是这篇报告文学的发表，使得鲁光的人生发生了重大转折。
故事发生在1981年春节前后的那段时间。当时的中国正处于一个百废待兴的年代，特别需要鼓舞人心的作品产生。这一年年末将有世界杯足球预选赛和世界杯女排赛，这两项大赛要是取胜，无疑是一件振奋人心的大事，将对体育战线产生重大影响。当时，鲁光是体育记者，因此了解中国女排和足球队的任务就幸运地落在他头上。
鲁光深知这一任务的重大价值，他决心努力把它完成好。然而，就在鲁光即将动身前往女排训练基地时，父亲去世的噩耗传来。对父亲一直怀着深深感情的鲁光陷入了矛盾和痛苦之中。
奔丧回家就意味着要失去采访女排这一特殊机遇，而不回家又要担上“不孝”的骂名，何去何从？经过权衡，鲁光还是以事业为重，只寄回去一笔钱，便强忍着悲痛，踏上了采访之路。
鲁光终于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写出了成名作《中国姑娘》。他的成功经历告诉我们，把握现实给予我们的机遇，一定要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
老子曾说：“无为而无不为。”不仅客观世界的情况是如此，人的行为也是如此。人的“无为”比“有为”更能给人带来益处，让人更快乐。一味地争强好胜，“有为”过盛，最终只能落得个身败名裂的下场。这样，还怎么会有快乐的人生呢？
然而，在人生的旅途中，我们是否能够判断应该在什么时候有为，在什么时候无为呢？无为和有为的选择取决于双方力量的对比。当主体力量明显占优势，居高临下，以一当十，采取行动后，可以取得显著的效果，应该有为。而当主体处在劣势的位置上，稍一动作，就可能被对方“吃掉”，或者陷于更加被动的境地，那么便应该以退为进，坚守“无为”方式。
无为只是一种权宜之计和求生手段，待时机成熟，成功条件已具备，便可由无为转为有为，由守转为攻，这就是中国古人所说的屈伸之术、快乐之道。为此，我们提醒人们，在人生大道的某一个点上，只有有为，方能无所不为。
年少时常州人张史和孟州人何仁可在同一个学堂读书，并且经常在一起研究经书。后来张史先做了官，但他总是比不上何仁可的名誉好，内心里就开始嫉妒何仁可的才能，在和别人谈话时，总是不说何仁可的好话。世上没有不漏风的墙，何仁可听说到这件事，就想出了一个应对的办法。
张史有一个爱好，就是经常召集门生，讲解经书，以促进门生的发展。一到这个时候，何仁可就要自己的门生到他那里去非常虔诚地请教疑难问题，并且一心一意、认认真真地做笔记。一来二去，随着时间的流逝，张史明白了，这是何仁可在有意地推崇自己，为此心中十分惭愧。后来，在同僚们的交往中，再也听不到他贬低何仁可的声音了，而是不断地赞扬何仁可的人品和作为。
何仁可的这种无为化有为的做法，明代时的王阳明也用过，正是这种无为才使他免去了杀身之祸。
明朝正德年间，朱宸濠起兵反抗朝廷。朝廷派王阳明率兵去征讨，由于他出色的指挥，一举擒获朱宸濠，立下了大功。
当时的总督江彬——这位受到正德皇帝宠信之人，十分嫉妒王阳明的功绩，认为他夺走了自己大显身手的机会。于是，广散流言说：“最初王阳明和朱宸濠是同党，后来听说朝廷派兵征讨，才抓住朱宸濠为自己解脱。”想以此嫁祸于王阳明，并除掉他，把这个功劳夺为己有。
在这种情况下，王阳明和好友张永不得不对这一不白之冤讨论对策：“如果退让一步，把擒拿朱宸濠的功劳让给江彬，就可以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假如坚持下去，不做妥协，那江彬等人就要狗急跳墙，做出伤天害理的勾当。”为此，他将朱宸濠交给张永，使之重新报告皇帝：“朱宸濠捉住了，是总督大人的功劳。”就这样，堵住了江彬的嘴，使其不再乱说话。随后，王阳明就以病体缠身为由，回家休养去了。
张永回到朝廷后，大力称颂王阳明的忠诚和让功避祸的贤德事迹。正德皇帝明白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后，就重新给予了王阳明应得的封赏。
王阳明以退让之术，避免了飞来的横祸。这种以退让求生存的方法，同样也蕴含了深刻的哲理。
我们不妨换种想法：生活中充满了种种诱惑，在诱惑面前我们也应当把握住自己不合理的欲望，适当放弃，对不应得到的利益不存非分之想，才是明智的作为。
品悟人生
一个人能够约束自己的得利之心，懂得为自己的所作所为负责，即使在无人知晓的情况下仍能自律，在人生道路上就能把握好自己的命运，不会为得失越轨翻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