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30年来我们取得一切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这就是坚持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科学发展和社会和谐、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道路。在中国这样一个地域广博、地区发展水平差距大的发展中大国。各个地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既有先后的差别，又有具体发展道路的差别，由此产生不同的发展模式，如苏南模式，温州模式、深圳模式等。实践证明，这些各有特色的发展模式，符合各自起始阶段特征，能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能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都是成功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模式。这些发展模式本身是固定不变的，由于发展目标是一致的，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进程中会逐步趋向一致。本文研究苏南模式及其演进，不仅可以观察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实践中的成功探索，而且可以为其他后发展地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学习的榜样。
改革开放之初苏南的发展水平相对于其他地区并不突出。苏南地区从20世纪80年代初率先推进农村工业化、城镇化和市场化，创造了闻名于世的苏南模式。
我国30年来最鲜明的特征是改革开放，最显著的成果是快速发展。这种现象在苏南地区表现得最为典型。如果说30年来中国的持续高速发展创造了举世公认“中国奇迹”的话，那么同期的苏南地区更是以令人惊讶的速度创造了“苏南神话”，为“中国奇迹”做出了突出的贡献。表现为苏南地区的发展水平的几个明显的全国领先：首先是地区生产总值增长水平领先全国。以苏州市为例，其2007年度的GDP是1978年的45倍（全国是15倍），苏州以占全国不足0.1%的国土面积和不足0.5%的人口，创造了占全国2.3%的国内生产总值，2.4%的财政收入和9.8%的进出口总额，人均生产总值水平也领先全国。2007年，苏州人均GDP突破9万元人民币，相当于12000美元是全国平均水平的5倍，跨入世界银行划定的高收入国家和地区行列。第二是富裕水平领先全国，收入差距低于全国。2007年苏州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1260元，农民人均纯收入10300元，分别高出全国水平50%和150%左右。2007年苏州城乡收入差距为2.06∶1，而全国为3.33∶1.第三是生态文明建设取得明显进展。在工业化最早，工业比重最大的苏州，创造了引人瞩目的生态文明业绩。苏州市区和5个县级市全部建成国家环保模范城市、全国生态示范区和国家园林城市。
今日苏南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独树一帜，是苏南人民敢想敢干，勇于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结果。苏南模式不是静止的，而是在创新中不断演进。解放思想是苏南模式在每个阶段不断创新的动力，改革开放是苏南模式在每个阶段取得成功的法宝，科学发展、和谐发展是不断演进的苏南模式的特色，苏南模式的演进创造了巨大的生产力，使苏南地区率先达到全面小康社会水平，富裕了最大多数人民群众。邓小平当年在苏州萌发的小康社会的理想在苏南已经成为现实。这充分显示了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
一、改革开放推动苏南模式演进
改革开放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动力和成功法宝。改革开放不仅突破了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对发展生产力的禁锢，而且建立起有效推动生产力发展的体制和机制。苏南的发展，可以说有三次异军突起。正好反映我国改革开放的三个重大阶段。
第一次异军突起。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苏南地区发展起的乡镇企业被邓小平同志称为异军突起。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内容的农村改革使农业发展水平处于全国前列的苏南地区农业劳动力剩余问题更为突出。苏南人解放思想，发展乡镇企业，率先启动了农村工业化和城镇化的进程。乡镇企业面向市场求发展，建立起了适应市场经济的经营机制，以其灵活的自主决策的机制和市场竞争策略，打破了计划经济的一统天下，显示了市场经济的威力。
与当时其他地区发展经济的模式不同，苏南模式的主要特征是利用集体资本办企业，乡镇政府积极参与办企业，允许先富并追求集体富裕。当时这种模式产生的积极效应是非常明显的，乡镇企业如火如荼，农村小城镇星罗棋布，工业产值三分天下有其二，农民迅速脱贫。当时苏南的成功，是市场化改革的成功，就市场化改革的路径来说，苏南模式的产生具有路径依赖特征。
首先是集体经济在市场化中的作用。与其他农村地区有集体无“经济”的状况不同，这里的集体有“经济”。实行集体经济的模式，乡镇企业上马快，也便于上规模和横向联合。而且，当时的乡镇企业相当部分是村办企业。“村”是村民自治组织。村级经济可以说是集体经济，是公共积累。这部分积累成为发展乡镇企业的原始积累，加快了当地的非农化进程，反映市场化的路径依赖。
其次是乡镇政府的推动作用。苏南地区的大部分乡镇企业是由乡镇政府，或者利用原有的集体积累，或者利用政府的动员力量，或者由政府出面筹资兴办的。乡镇政府是中国最基层的政府，与通常意义上的政府组织相去甚远。乡镇政府得到的或者说可支配的政府资源很少，国家的计划也很少到乡镇。这里的乡镇政府与其说行使政府职能，不如说是利用政府职能全力兴办和发展乡镇企业。因此，乡镇政府更多的是作为乡镇企业的总代表行事。
第二次异军突起的是众多的外商投资企业。20世纪80年代后期发展外向型经济，苏州提出三外（外资、外贸、外经）一起抓。其外向型经济水平一下子跃居全国领先水平。在20世纪90年代初中央决定开发开放浦东，苏南抓住机遇与浦东开发开放接轨，全面引进外资。在这个过程中苏南模式发挥了巨大作用。率先打开国际市场的乡镇企业成为与外商建立合作合资的主力军。地方政府的积极推动突出表现在提供吸引外资的优越的政策、法制和市场环境。更具特色的是建立以多个国家级开发区为领头的各种类型的开发区，以此作为引进外资发展开放型经济的平台和载体。苏州全市有5个国家级开发区和10个省级开发区，其中最为突出的是中国和新加坡两国合作建设苏州新加坡工业园，昆山作为县级市先自费开发后得到国家承认的国家级开发区。苏州工业园区的综合发展指数在国家级开发区名列前茅，并被评为跨国公司眼中综合吸引力最强的中国开发区之一。这样，苏南迅速成为我国外商投资企业和台资企业最为密集的区域。世界500强企业中有近400家落户在苏南，在苏州就有近200家。区区一个昆山，吸引的台资已占全国总额的12%以上，近60亿美元，相当于整个上海台资的总和。2007年，苏州市的实际利用外资占全国的9.9%，位居全国大中城市第2位。
第三次异军突起的是在世纪之交迅速发展起来的民营经济。人们一般认为，苏南特别是苏州外资企业多而强会“挤出”民营企业。其实不然。从民营经济的来源看，除了自主创业的民营企业外，苏南地区的民营经济大部分是原来的集体经济为主的乡镇企业改制过来的。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苏南地区乡镇企业的集体产权特别是政府产权成为改革的目标。与乡镇政府产权主动退出和乡镇企业的改制相伴，民营经济得到了迅猛的发展。苏南地区的企业改制，虽然有相当部分企业完全改制为私人企业，但大部分企业是改制为股份制和股份合作制等混合所有制企业，即使是农民自主创业也采取合作方式。其中占主导的是转为公司制的企业。苏南乡镇企业通过与外商合资，与其他法人企业组建企业集团、建立股份制公司、上市等途径明晰产权。其中最有特色的是以江阴为代表10多家乡镇企业上市，在证券市场形成了概念独特的“江阴板块”。以昆山为代表的乡镇企业则普遍与外商及台资企业合资。以常熟为代表的乡镇企业则是私人控股的企业集团。不仅如此，在外资企业多而强的苏州，民营企业的发展不但没有受到挤压，而且可以从其产业链的扩展，企业之间的合作中扩大发展的空间，民营企业也可就近学习到管理经验和企业家精神。
苏南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三次异军突起，实际上改变了苏南模式的所有制内涵：由集体经济为主的结构变为外资、民资和股份制企业充满活力的结构。在这里具有苏南模式特征的是，占主导的企业是混合所有制。这种企业结构成为苏南市场经济和开放型经济的微观基础。由于改制后的企业采取混合所有制形式，企业的总体规模不是小型化，而是进一步扩大规模。与其他模式比较，别具特色的是苏南的企业规模总体上高于其他地区，其产业的技术等级总体上高于其他地区。
苏南模式的所有制结构的演进推动了整个区域市场化水平的提高。其突出表现在市场本身的建设上。首先是建有形市场，苏南地区无论是乡镇企业的产品还是外资企业的产品都没有进入国家计划渠道，都需要寻找市场。苏南地区各级政府帮助企业找市场的办法就是自己建市场，吴江的珍珠市场、丝绸市场，常熟的服装市场等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建立的。市场建起来后客商云集，带动了乡镇企业规模的迅速扩大。其次是建市场关系。与其他模式的进入全国市场获取收入不同，苏南的企业是要进入全国大市场获取要素来发展本地经济，因此苏南模式形成一开始就包含了建立与全国大市场的联系，特别是同金融机构，同煤电油运等企业建立密切的市场关系。第三是建市场规范。这涉及法制和道德规范建设。苏南地区市场规范的建设涉及两个方面，一是政府公共管理的法制化；二是在较高文化素质基础上的诚信文化的建设。从20世纪90年代起在吸引外资政策全国趋向一致的背景下，外资和台资蜂拥进入苏州，特别是原来在南方的外资转移到苏州，这说明外资看中的是这里的以法制和诚信为代表的高度的市场化水平。
二、科学发展提升苏南经济
科学发展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要求，这个要求在苏南模式的发展中得到了较为充分的体现。苏南模式的起步和演进体现发展是第一要义。苏南人抓住了发展的几次机遇，依靠科学发展迅速提升了苏南经济，充分显示了新时期快速发展的重要特征。
第一次发展机遇是农村工业化和城市化。20世纪80年代初期，面对二元结构，苏南人抓住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农业中存在大量剩余的劳动力问题显性化的机遇，率先发展乡镇企业推进农村工业化，同时就地转移非农劳动力，创造了城市化的城镇化模式。这种农村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发展模式不仅符合二元结构为特征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路线，而且具有中国特色。这在当时就是科学发展。
第二次发展机遇是发展开放型经济。从20世纪80年代到今天，苏南经过了从外向型经济到开放型经济再到国际化经济的演进。其显著的发展效应体现在出口规模的扩大和出口水平的提高上。早在2000年，苏州经济的外贸依存度突破100%大关，目前稳定在280%左右，达到甚至超过了多数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经济起飞阶段外贸依存度普遍提高的幅度。依靠开放型经济，苏南地区有强劲的增长能力：一方面出口需求在苏南形成了对经济增长的巨大拉动力；另一方面外资的大举进入，不仅使这一区域即使在国内银根紧张时都能利用国外储蓄，从而保持强劲的投资求实现经济的持续增长，而且推动了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实现了对外开放与国内发展的统筹。苏南作为我国工业化最早的地区，一开始的工业基础基本上是劳动和资源密集型产业。外商投资企业所进入的、所带来的产业的技术密集度基本上高于苏南原先的乡镇企业，而且外资企业进入后还带动了相应产业链的形成。特别是引进的一批进入世界500强的国际制造业企业，带动了先进制造业的集聚。现在在苏南地区支柱产业实现了脱胎换骨，在这里形成了电子信息、生物工程和新医药、新材料、新能源、环保产业等一批高新技术产业群。
第三次发展机遇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机遇。从总体上说，直至20世纪末苏南模式的增长方式基本上还是传统的、粗放型的。其发展模式突出一个“快”字，偏重粗放型的增长方式。这种发展模式得以奏效得益于当时的环境，如全国的工业化的总体水平低，环境和资源约束较为宽松。随着工业化的全面推进，经济发展整体水平的提高，粗放型增长方式在苏南地区走到了尽头。进入21世纪后我国开始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过程，苏南抓住这个机遇启动了增长方式的转型，由此推动了苏南模式在发展方式方面的演进，由原来的突出“快”的发展转向又好又快的发展。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是提高自主创新能力。苏南地区在这方面有两个明显特色。一是关注对引进的外资的消化吸收再创新，实现其在我国本土的创新。突出引入核心高技术，突出研发中心的引进和建设。二是关注原始创新。苏南地区在与高校和科研机构建立产学研合作关系方面形成自主创新的新特色。与当年的“星期六工程师”不同的是，在苏南出现了“星期六科学家”。近年来在苏南各地均与科学院和研究型大学合作建立各类大学科技园，如在苏州工业园区建立了高教园区，中科院纳米中心，南京大学研究生院，东南大学研究院，西交利物浦大学等等和国内著名高校的研究院、研究平台纷纷进入，这些研究平台吸引海内外科学家到苏州科技创业。原来一个高校相对缺乏的地区逐渐成为高校密集区，具有中国特色的“硅谷”正在这里形成。
二是着力于可持续发展。一般的工业化都会经历高消耗高污染的阶段，这个阶段在苏南也没有幸免。这个问题在苏南出现的比较早，因而苏南比其他地区较早地醒悟，并较早地关注资源和环境的可持续供给。其主要途径包括：一是推动工业向工业园区集中，人口向小城镇集中，服务业向中心城镇集中，由此在很大程度上实现土地等资源的集约使用。二是加大转移和淘汰高消耗和高污染工业的力度。三是依靠信息化和高科技跨越高消耗高污染的阶段。四是推进环境和生态的建设，江苏制定的全面小康指标包含了多个生态环境目标值。苏南地区从政府到企业各个方面都高度重视这些指标的实现，其效果是环境污染指标的增长率明显低于GDP的增长率。苏南地区正在创造一个在工业化水平较高并且是工业为主的地区治理和建设环境的新模式。
三是城乡一体化发展。苏南模式一开始就包含了城市化的内容，但其基本特征是就地发展小城镇。农民向城镇转移是离土不离乡。进入建设全面小康社会阶段后，苏南推进了以城镇城市化、城市现代化和反哺农业为主要内容的城乡一体化。城市现代化不仅包括城市作为现代市场中心的建设和城市现代化设施建设，还包括城市产业的结构性调整，乡镇企业由原先的农村包围城市变为其总部进城，最终脱去乡镇的外衣（在新苏南模式中不再有乡镇企业的类型）。各类企业的生产基地也集中到各类开发区和工业园区。城市由制造业中心转为服务业中心。城镇城市化是在合并小城镇的基础上推进城镇的城市功能和设施建设，包括城镇商业、教育、医疗、购物等基本的服务设施，使农民在城镇就能享受到城市的现代文明。在原有的苏南模式中，工业反哺农业的主要途径是以工补农，这是以乡镇企业就地补农为条件的。现在苏南在更高层次上反哺农业。县乡政府充分利用其从工业中集中起来的财政收入有规划有重点的反哺农业。其途径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增加农村特别是城镇的公共产品和公共设施的供给；二是社会保障以公共财政为主导。在苏南农民增收的同时，城乡居民的自由流动也有效控制了城乡差距进一步扩大的趋势，这一区域成为城乡差距全国最小的地区。
显然，如果说苏南模式的产生是对计划经济体制的突破，那么新苏南模式不仅是对创新的体制进一步完善和发展，更为突出的是对传统增长方式和传统发展观的突破，苏南率先实现了向又好又快的增长模式的转变。依靠这种科学发展苏南地区各县市从2006年起到2007年先后率先达到全面小康社会水平，成为居民富裕和谐，城乡协调发展，人和自然和谐，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水平协调的地区。
三、和谐发展增强苏南地区竞争力
和谐发展也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要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最近几年提出的命题，苏南模式的最早概括不可能有这个概念。但从苏南模式的内涵及其发展来看，和谐发展可以说在苏南模式中是一以贯之的，不过是在这几年和谐发展更为突出。就如苏州，和谐苏州的建设贯彻到了苏州建设的方方面面，也正因为和谐，地区竞争力也大大增强。
首先是先富与后富的和谐。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追求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但在发展社会主义过程中存在先富和后富的差别，在发展的基础上先富帮后富则体现和谐发展的要求。苏南模式的产生和演进充分体现了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这个要求。
苏南模式的起始阶段特征就是存在集体经济，集体经济的作用就是兼顾到集体富裕，因此苏南模式一开始就是和谐发展的模式。苏南模式发展到今天，传统形式的集体性质的企业基本上不复存在，但集体富裕的传统还是保存下来了。这种和谐发展的基础主要在四个方面：一是苏南模式培养出了集体富裕的文化。这种文化在苏南模式的演进的过程中具有自我强化的功能。特别是苏南在全面小康社会建设中还有一个重要的考核指标，这就是收入水平的平均数和大多数指标。不仅关注平均收入达到小康水平，还重视大多数人达到平均数。例如，昆山2006年宣布全市农民人均收入超过8000元时同时宣布达到这个平均数的人数占到65%。这种全面小康的指标，基本上可以得到老百姓的认可。二是在新的苏南模式中集体经济没有完全消失，它们以集体资本的形式以控股或参股的形式存在于外商合资企业、股份制企业中，甚至在相当数量的民营企业中也可能存在一定数量的集体资本。集体资本在混合所有制企业中存在能够保证公有制经济在共同富裕等方面要求的实现。三是苏州建立和发展了新的合作经济形式。这就是富民合作社、社区股份合作社和土地股份合作社。居民投资创业大都采取股权合作和合作创业的方式。进入合作社的农户从中获得财产性收入。这种有组织的投资创业可以说是当年集体经济办乡镇企业的苏南模式的新发展。四是由政府为主导的社会保障体系覆盖到了农村。建立在这种和谐发展基础上的居民收入结构就有不同于其他地区的特征：苏南最富的人群没有其他地区多，低收入人群没有其他地方多，人均收入水平特别是人均农民收入水平明显高于其他地区，城乡收入差距是全国最低的。这种居民收入结构，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苏南地区的社会和谐。
其次是政府和市场的和谐。在一般情况下，政府作用和市场作用是相冲突的，强政府一定是弱市场。而在苏南，从苏南模式产生至今，不仅有政府的强力作用，也有市场的充分作用，在这里强政府和强市场是协同发挥作用。这可以说是苏南地区成功的奥秘。两者协同的关键是，地方政府作用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创新都能在作用层次和着力点上保证市场作用得以充分发挥。在苏南模式的初期，乡镇政府直接参与企业的经济决策。苏南模式在演进过程中，政府逐步退出了企业直接的市场活动。与此相应，政府作用的着力点在提供有利于本地经济发展的公共环境，为各类企业发展提供公共平台。其中包括提供吸引各类投资者（特别是外资和民资）进入并发展的法制环境、投资环境和平台，提供科技产业和创新的环境和平台。政府在这里的作用能强有力的支持市场化的推进。就政府作用的重点来说，苏南模式的初期阶段政府主抓经济发展。随着经济发展水平和市场化水平的提高，经济发展有了自我强化的功能，经济发展可以由市场来调节，成为企业的自觉行为。与此相应，政府就及时地由主抓经济发展转向主抓社会发展。从而形成企业抓经济发展以实现GDP指标，政府抓社会发展以实现全面小康指标的局面。显然，苏南模式中强政府和强市场协同作用，相得益彰。其直接效应是，既能充分发挥市场经济在提高效率方面优势，又能发挥政府在实现公平正义和社会和谐方面的优越性。
第三是内资和外资的协调。以苏州为代表，外商直接投资的迅猛增加可以说是苏南模式演进的重要标志。在一般情况下，外资的大举进入，可能与本土经济产生冲突：一是外资企业依靠其技术和市场的竞争优势，可能对本土企业尤其是民营经济产生挤出效应。二是外资一旦发生迁徙和流出，本土企业又发展不足，地区经济可能产生产业空心化。而在苏州这种冲突基本上没有发生，苏州走了一条内外资互动发展的道路。一方面在推动乡镇企业改制的基础上大力发展民营经济，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享受同等的政策待遇；另一方面充分利用进入苏州外商直接投资企业的产业链。这个过程是相互的：外资企业的产业链向成本较低但技术水平较高的内资企业延伸；内资企业主动进入外资企业的产业链，进入其分工合作体系。其主要方式有两个方面：一是外向配套，本地企业向外资企业提供中间产品；二是本地企业利用外资企业的出口渠道，扩大国外市场。这种外向配套，既可以使外资企业就近获得中间产品供应，降低生产成本；又可以增强外资企业在当地的根植性。对当地企业而言，不仅可以通过配套融入外资企业的国际分工体系，获得稳定的市场，更重要的是可以借此接受外资企业的技术指导和技术、管理经验的外溢，提高了技术水平，发挥后发优势。另外，配套企业在满足外资企业配套要求的同时，还可以间接地为本国本地下游厂商提供多样化的低成本中间品投入，进一步扩大外资企业的技术外溢效应。这样，外资和民资在苏州，不只是竞争关系，更是合作关系。外资和民资的和谐发展，使民资得到迅速发展。2007年苏州成为全国第4个个体私营经济注册资本突破2000亿元、第5个私营企业突破10万家的城市，全市50%以上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是民营企业，30%以上的规模以上工业产值由民营企业实现，30%以上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由个体私营经济完成，30%以上的税收由民营企业创造。
第四是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协调。社会的和谐，不仅要求经济发展水平高，还要求社会发展水平高。苏南成为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较为协调的地区，与政府的作用相关。转向市场经济后，政府的基本职能转向社会发展。市政建设水平、就业水平、物价水平、收入水平、医疗水平、交通通讯状况、社会治安水平、文教水平，等等，成为新体制下政府治理能力的重要指标。所有这些都需要由政府的公共服务和提供公共产品来导向。在苏南地区，不仅地方财政能力较强，而且企业有较强的自我发展和自我积累的能力。在达到这个水平后政府的财政收入基本上没有继续用于经济发展，而是重点投向社会发展。如果说过去政府投资主要是投资于企业项目的话，那么现在政府的投资主要是公共服务项目。政府通过扩大公共财政的覆盖面来推动城乡社会发展。苏南地区社会发展投入有两个特点：第一，政府推进社会发展的主要特点是抓规划，并从政策和政府投资等方面落实规划，根据城市化规划和环境规划进行公共性投资。第二，政府投资不能解决所有社会发展问题。推进社会发展需要政府和企业共同投资。因此，苏南各级政府的社会发展投资基本上是导向性的，政府投资起到了四两拨千斤的作用。苏南地区由于地方政府公共性投资力度比其他模式要大，因此这一地区的公共产品供给也比其他地区丰富，公共产品供给能力也比其他地区强。
总的来说，苏南模式30年来在创新中演进，反映我国的经济转型的三个方面：一是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二是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三是增长方式的转型。在发展模式上坚持集体经济发挥作用，注重共同富裕，地方政府和市场共同作用，等等。其重要经验是坚持不断解放思想，不断改革开放。其在科学发展和社会和谐基础上取得的率先达到全面小康社会要求的成就，体现了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实践。
参考文献
1.费孝通：《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商务印书馆 2001年版。
2.洪银兴、陈宝敏：《苏南模式的新发展》，载《改革》2001年第7期。
3.洪银兴、陈宝敏：《苏南模式与中国经济的市场化》，载《宏观经济研究》2002年第10期。
4.王荣、韩俊、徐建明等：《苏州农村改革30年》，上海远东出版社2007年版。
